〔编者按〕 这篇文章讨论了资本主义、父权制与性别分工的问题。作者首先评介了人类学对于性别分工之所以形成的三种解释，然后转向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工业革命时期，探讨了妇女在劳动分工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的历史及其原因。研究的主要结论是：目前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处境同性别分工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体制长期互相作用的结果。资本家利用缺少劳动技能因而报酬低廉的妇女劳动力来压低男工的工资；如果妇女要获得自由，就应当既反对父权制，又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与此同时，还应该找到改变社会机构及陈旧习俗的途径。
作者海迪·哈特曼（Heidi Hartmann），耶鲁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下属的妇女就业与社会问题委员会主任及技术与妇女就业研究会主任。此前曾担任过行为与社会科学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职业分层与分析委员会研究助理。她的研究活动集中于妇女及少数民族群体就业问题、国内劳动力市场性别歧视问题、政治经济学和女权主义理论。
按性别分工看来是人类历史上的普遍现象。在我们的社会里，按性别分工是等级制的，男人在上层，妇女在底层。然而，人类学和历史学研究表明，这种分工并不总是等级制的。性别分工的发展和重要性是我在这里探讨的题目。我坚持认为，妇女目前的社会地位的根源在于按性别进行劳动分工。我相信，如果妇女获得与男人同等的社会地位，如果男女的潜能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不仅男女分工的等级性质应当消除，而且男女分工本身也应当消除。
因此，探讨的基本问题似乎是：第一，较为平等的性别分工是怎样变得较不平等的；第二，等级分工是如何扩展到现代雇佣劳动的。许多人口学家的研究表明，最初的性别分工过程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增长、社会的专业化和复杂化、私有财产或国家的确立一起出现的。这一过程同人类社自从原始状态产生，变成“文明”社会是一致的。这种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出现较晚，而父权制、男女之间的等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男人居支配地位，妇女处在从属地位）早就出现了。
我想证明，在资本主义出现以前，父权制就已建立。在这种制度下，男人支配家庭中妇女和儿童的劳动，这样做的结果，男入学会了进行等级组织和控制的技巧。随着国家机关和基于更广泛的交换和更大生产单位之上的经济体制的出现而造成的公私分离的出现，维持对妇女劳动力的控制成了男人的专利。换句话说，直接的个人控制系统转变为间接的通过社会机构进行的非个人控制系统。这种适合于男人的机制是：（1）传统的男女劳动分工；（2）等级组织和控制技巧。西欧和美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时期，按性别分工扩展到雇佣劳动制度的第二过程中，这种机制是决定性的。
15——18世纪资本主义的出现威胁到基于制度权力之上的父权制的控制，正如它摧毁了许多旧机构，建立了新机构（如“自由”劳动力市场）一样。它也威胁要把所有妇女和儿童变为劳动力，因而要消灭家庭和男人对妇女的控制权（即男人对家庭劳动力的控制）的基础。如果说消灭劳动者地位的一切差别，使所有劳动者在市场上一律平等是纯资本主义的理论倾向，那么妇女为什么要在劳动力市场中甘居男人之下？可能的答案是很多的，这种答案可以根据新古典主义观点和激进主义观点作出。前一种观点认为这一进程不完整或者说受市场缺陷的阻碍；后一种观点认为生产要求划分等级、尽管市场名义上要求“平等”。在我看来，所有这些解释都忽视了男人（普通人，作为职员和工人的人）使妇女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所起的作用。激进观点特别强调作为资本家的男人在生产过程中划分等级、维护其权力的作用。资本家是通过划分劳动力市场（顺便说一句，是按种族、性别和民族界线划分）和挑拨离间工人做到这一点的。我坚持认为，男工人在劳动过程中维护性别划分方面起过并且还在起决定性作用。
我认为，按性别分工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机制，它维护男人对妇女的优势，因为它坚持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妇女实行较低的工资。低工资使妇女依赖男人，因为它鼓励妇女结婚。已婚妇女要为丈夫料理家务。于是，男人从较高工资和家庭分工中得到好处。这种家庭分工反过来又为削弱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地位起作用。这么一来，等级制家庭分工被劳动力市场永久化，反之也一样。这一过程是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两种连锁制度长期影响的结果。父权制远没有被资本主义征服，它仍然是强有力的；它具备了现代资本主义所采用的形式，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改变了父权制一样。父权制与资本主义相互适应给妇女造成恶性循环。
我的论点既同新古典主义，也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传统观点形成对照。前者把分工归因于外来的意识形态因素，如性别歧视态度；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则倾向于把分工归因于资本家，忽视男工人所起的作用和数世纪来父权制社会关系的影响。我希望做公正处理。
我在这里提出并将在下面进一步阐述的问题也许无法得到证明。我希望，这种讨论会确立一种大致可能性，而不是无可辩驳性。第一部分简要回顾人类学著作对男女之间的支配一依赖关系的产生提出的论证和说明。第二部分回顾英国和美国资本主义产生和工业革命时期按性别分工的历史文献。这一部分集中说明男女之间的支配一依赖关系扩展到雇佣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以及男人在维护性别分工、因而维护其优势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
关于性别分工的人类学观点
有些人类学家在说明男人的支配地位时证明，这种地位从人类社会一出现就存在。雪莉·奥特纳（Sherry Ortner）认为，实际上“女人对于男人好比自然对于文化”。根据奥特纳的观点，文化贬低自然，女性与自然相联系，所有文化都认为女人更接近自然，因而被贬低。她的观点同米歇尔·罗萨尔多（Michelle Rosaldo）和克劳德·列维一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的观点相同。罗萨尔多强调公私分离；而列维一斯特劳斯则设想妇女在社会产生过程中就处于从属地位。
根据列维一斯特劳斯的观点，文化是从男人交换女人以便在家庭之间联姻，从而组成社会开始的。事实上，他看到了家庭（即妇女在更接近自然的家庭范畴）与社会之间的基本张力，这种力量要求家庭破除自治，相互进行交换。交换妇女是增强家庭独立、创造社会的机制。依此类推，列维一斯特劳斯认为，男女分工是加强“男女相互依赖状况”的机制，这也确保异性婚姻。“当宣布一种性别的人应干某种工作时，这就是说，不准另一种性别的人做这种工作。”因此性别分工是人类的普遍现象，尽管按性别标准分配工作任务变化很大。而且，在组成社会结合体时是男人交换女人，女人被交换，所以男人从这种社会结合体中获利比女人多，男女劳动分工是一种等级分工。
尽管由“普遍主义者”组成的第一个人类学思想学派基本上是建立在列维一斯特劳斯观点和交换妇女之上的，追随罗萨尔多和奥特纳的南希·乔多萝（Nancy Chodorow）还是强调妇女局限于家庭内。乔多萝把这种范围限定为养育作用。她根据妇女养育的普遍情况提出了父权制的普遍性。女性生育通过形成性——特定个性结构繁殖自身。
论述性别分工来由的另外两个学派亦值得重视。两者至少从理论上（如果不是从实践上的话）否定了按性别分工的普遍性，一个是“女权主义者——修正主义者”（Feminist-revisionist）学派，该学派坚持认为，我们不能肯定劳动分工就是大男子主义，两者可能是不相连的，但我们永远不会得出结论，因为评述者的偏见使对比变得无法进行。这一学派是文化上的极端相对论者，不过它还是通过强调女性在她们那部分分工中的成就为我们认识妇女的工作和地位起了作用。
第二个学派也否认性别分工的普遍性，但它不像相对主义者那样谋求对社会作比较，以便把与妇女或多或少自治相一致的变量分开。“变异者”学派还可根据性质细分，其成员强调：妇女对生存的贡献以及她们对其贡献的控制、部落组织对国家社会、生产方式的需要、财富与私有财产的出现、私人和公共领域的分界限。对这些方面作全面评价是不可能的，但是，我将引用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些变量同形成性别分工的关系。
在阿昆（Kung）——西南非洲（纳米比亚）一个以打猎和采集为生的部落中，妇女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和影响力。帕特里夏·德雷珀（Patricia Draper）认为，这是由于：（1）妇女提供给部落的食品占60％—80％，她们对自己提供的食品保持控制权；（2）男性狩猎者和女性采集者同时离开营地，有同等地域和机动性（妇女在采集区内无须男人保护）；（3）性别作用灵活，成年人都愿意干对立性别的工作（例外是：妇女不得打猎，男人不得给小孩擦鼻涕、弄屎尿）；（4）不存在肉体形式的侵犯；（5）生活群体规模不大（15—65人），成员资格机动；用建在营火周围、排居圆圈的小屋构成密集的定居布局。
后来，1960年当德雷珀作野外考察时，发现“！Kung”的一些人开始从事放牧，妇女则像已经定居的其他群体（如班图）一样从事农业。从事农业和制作食品比采集果实要花费妇女更多的时间，尽管她们有时还出去采集，但是新的农业劳作使妇女更接近家庭。相反，男人放牧流动性强，有更多机会接触“！Kung”以外的事物：班图人、政治、雇佣劳动、先进的知识（如饲养家畜），这些新的性别职能得到更严格的维护。男女青年以不同方式参与社会活动。男人开始觉得自己的工作优于妇女的工作，并且认为财产也是他们的（而不是同妇女共同拥有的）。“个人的权威等级和价值差异开始出现。”所建立的较为长久的私人房屋不再排成圆圈。妇女尤其感觉到，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不再能够监督、约束已婚男女的行为。无疑，这些变化的出现部分是由于男人居支配地位的西方文化对“！Kung”的影响。德雷珀认为，总的结果是：妇女的地位下降、影响削弱，她们的工作被贬低，家庭单位的意义增大，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群体的作用缩小。对公共和私人的领域的描绘把男人放在公共领域，而把妇女置于私人领域，公共领域变得更有价值。
关于妇女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埃斯特·博塞拉普（Ester Boserup）详细记述了第三世界的部落群体同西方殖民当局接触给妇女带来的特殊问题。通常的结果是造成和加强男性的支配地位。如在妇女进行耕作的地区，当局却教男人掌握先进农业技术；而在妇女经商的地区却培养男人经商。欧洲人鼓励男人主宰、养活他们的家庭，取代妇女的传统职能。罗伊·莱维特（Rwoy Leavitt）认为，在殖民化以前，“在非洲和东南亚等地区（那里正在改变农业和妇女在农业中的支配地位），妇女工作很辛苦，她们只从丈夫那里得到有限的支持，但她们在村社中也享有某些经济自主权和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占据着重要位置……在传统的非洲婚姻中，期待妇女养活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孩子，用她们种植的粮食供全家（包括她们的丈夫）食用”。博塞拉普支持关于西方影响开始被感觉到之前妇女的经济作用显著的观点。
欧洲人把当地管理权委托给男性领导人，忽视妇女对部落社会的传统参与。妇女已经出色地组建了还未分等级的政府机构（殖民主义者不了解并且无视这一点），尼日利亚伊格博（Igbo）地区的情况说明了这一点。朱迪思·范·艾伦（Judith Van Allen）报道说，伊格博的妇女主持米基里（Miki），即同非官方领导人进行的民主讨论，“明确表达妇女与男人利益相对的利益”。妇女需要这种会议，因为她们住在男方的村落，彼此有某些亲属关系，因为她们有自己单独的经济活动、自己的农作物、自己的商贸，这些都需要她们保护，防止受男人损害。当某个男人违反妇女市场规则或者让他的牛进入女人的庄稼地时，妇女们常常作为一个群体进行报复，“谴责这个男人”，深夜到他家里吵闹，“也许还捣毁他的小屋或者给抹上污泥，揍他一顿”。有时妇女也进行集体罢工和抵制。由于英国行政官员的出现和他们对妇女实行的不适当政策，伊格博的妇女改变了她们的策略，并用这种策略来对付英国人。例如，为了反对向女农民征税的企图，数千名妇女卷入了波及6000平方英里范围、涉及200万居民的行政中心的骚乱。这场所谓“妇女战”是通过米基里的市场网络协调的。范·艾伦接着详细说明了米基里面对英国殖民和教会政策遭受的失败。
在研究国家形成的不同过程时，维安娜·马勒（Viana Muller）考察了盎格鲁撒克逊和威尔士部落社会的衰落和英国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个发生于8——15世纪的过程。马勒写道：
从部落到国家的转变也许是历史上妇女地位下降最明显的分界限……这并不是否认在我们称为“部落”的前国家社会里妇女地位没有很大变化。即使在某些前国家的社会里，妇女也可能处于我们认为卑微的地位（相对于男人而言）……我们相信，这种地位变化的原因可以找到，如同在国家社会和在使社会经济地位在那里产生的物质条件下可以找到一样。
马勒强调，在威尔士和盎格鲁撒克逊部落，“个人生存权得到如此牢固的确立，以致这些权利不是托付给核心家庭的家长，而是交给‘格韦利’（Gwely）这一最大的社会群体（4代亲属群体）。成年男女都从格韦利得到一份牲口。这些牲口为他们个人提供生活保障，防止某个个人变得依赖他人。这么一来，尽管在部落制度下土地继承权是父系，房子是男方部落的，已婚妇女还是有自己的生存手段。妇女在政治上既是丈夫家庭的参与者，也是她们自己出生的家庭的参与者。妇女和男人一样，要为自己的孩子所犯罪行永远承担责任，而她和她出生的家庭（不是她配偶）也要为她所犯的罪行承担责任”。
然而，部落习俗因国家的出现而遭到破坏。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强制设置的政治机构观察到公共（与社会相对）男性权力的发展。国家自从对转让部落资源的基础——土地和劳动力感兴趣以来，发现这样做便于利用传统的性别分工和部落社会的资源并把这些资源置于内部（丈夫对妻子和孩子）和外部（封建领主对农民和农奴）的等级关系之中。国王不顾部落拥有的权限，建立了地区行政单位，绕过部落首领委任了自己的行政官员，把责任放到了作为个体家庭“家长”的男人身上。部落群体丧失了对其成员承担的集体责任，妇女和孩子失去了在群体中享有的权利，妇女划归丈夫管辖之下。妇女的工作成为丈夫私有的，而不是家庭群体公共的。正如马勒所指出的，在部落社会中可能存在着为等级制的、男性居支配地位的国家创造前提的明显趋势，因为正在形成的国家要由女性居支配地位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种趋势中，男子拥有土地所有权并更多地负有参与军队远征（也许特别是远距离出征）的义务。
第三个人类学派即变异者学派的几种研究摘要指出了若干有助于说明妇女地位下降的变化。他们认为，性别分离是随着社会分层（这种分层看来好像是取决于社会剩余的增加并且鼓励这种增加，支持较高等级集团）的总进程一起发生的。作为结果，妇女社会地位的下降发生在：1．改变生产方式、贬低她们那部分劳动分工致使她们失去对生存权的控制的时候；2．她们的工作成为私家活动，由家庭集中而不是家族集中调配的时候；3．某些人通过国家机器提升自己家的亲属，利用核心家庭反对家族集团，维护他们对另一些人的控制权的时候。这样，男女之间的分工变得更具有等级性了。男人在家里直接维持对妇女的控制，但这种控制还得到国家、宗教等社会机构的认可。
这个人类学派的研究结果表明，父权制并不是始终存在的，而是随社会条件的变革而出现的。而且，男人参与了这种变革。因为这有利于同女人有关的男人，男人渴望父权制再现。尽管人类学家对于父权制的起源还有许多争论，确认这种解释正确与否还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但我相信，所作的论证支持这种解释。无论如何，大多数人类学家同意父权制早在资本主义之前就出现了，尽管他们对它的起源还有不同看法。
在英国，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国家的形成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部落社会的终结和封建社会的开始。贯穿封建社会的家庭生活私有化和家庭内男性权力增大的趋势看来是加强了，正如来自教会和国家的支持也加强了一样。资本主义在15—18世纪出现的时候，父权制的农民核心家庭成了社会的基本生产单位。
资本主义的出现与工业革命
资本主义在英国和美国出现的重要进程是原始积累和预先积累，这是为确立资本主义所必需的。原始积累是一个为扩大生产规模创造前提的双重进程：第一，聚集自由劳工；第二，积累大量资本。前者是通过圈地、使农业居民离开他们的生存基地——土地从而被迫干活挣工资来实现的；后者则是通过小农场的扩大，由银行设施筹集的工场资本的增加，商人资本的巨额增加，从奴隶交易获利和殖民扩张来实现的。
雇佣劳动力的形成、生产规模的扩大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出现的，它们对妇女的影响在某些程度上比对男人更严重。为了了解这种影响，让我们来看看这种转变出现前妇女的工作和随之发生的变化。在16—17世纪，农业、毛纺业（继续作为农业的辅助工业）和城市的各种手艺和行业是英国居民的主要生活来源。在农村地区，男人在他们自有或租赁的小农场土地上劳动。妇女照料宅旁小片土地、小菜园、果园、牲口和牛奶房，也纺纱织布。她们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拿到小市场去卖，供给农村、市镇，这样，妇女给家庭提供很大一部分现金收入，也是她们的实物补贴。除了佃户和农户外，还有一个小小的、由在大农场工作的男女组成的雇佣阶级。佃农和他们的妻子也偶尔去挣工资，男人比女人更经常一些。由于小农和村民在17—18世纪被大农场主赶出家园，他们的妻子便丧失了主要生活来源，而男人则可以作为雇佣劳动者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工作。这么一来，妇女被剥夺了小块宅旁园地，受失业之苦相对要大一些，作为一个整体的家庭的很大一部分生活来源也被剥夺了。
18世纪，对棉纺织业的需求增大了。英国商人发现，他们可以利用已经熟悉纺织技术的英国农业居民的劳动力。商人提供纺织原料，组成家庭工业体制，该体制使许多被赶出家园的农民家庭有工可做。然而，这种生产供给不足，供应和回收手续复杂，也许更重要的是由于工人对生产过程的控制（他们可以拖延时间、断断续续地工作、偷窃原材料），妨碍了纺织品增加到足以满足商人的需要。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先是纺纱（18世纪后期）、然后是织布（19世纪初）改在工厂组织进行。起初，纺织厂建在农村地区，以便避开城市行会限制利用儿童和妇女劳动力，也是为了利用水力。纺纱业实现工业化以后，家庭女纺纱工受到失业之苦较大，而对男手工纺织工的需要增加了。织布实现机械化之后，对男手工纺织工的需要也减少了。这么一来，随资本主义的出现而建立的家庭工业后来被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步所取代和消灭。在这一过程中，农村地区的妇女、儿童和男人都受到了上述变革过程的伤害，但也使他们以不同方式受到考验。由于农业资本主义化，被迫经常失业的妇女更适合于在家庭生产体制下和早期工厂做工。男人反对进工厂，因为他们不愿失去独立性；妇女和儿童更易于管理、更顺从。如果的确是这样，看来妇女和男人的这种“性格特点”是在工业资本主义组织出现以前就已经养成了，是从以前小规模的家庭农业时期占优势的权力结构中产生出来的。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在家庭内是男人当家，妇女虽然提供大部分家庭生活资料，却只处于从属地位。
我们永远也不可能了解工业前的家庭内的权力结构，因为我们所了解的事情多数是从长期流传的文学作品中获得的，否则就是出于阶级偏见，少数是人所共知的关于人民自身的观点。关于家庭生活、相对工资和生活水平的证据表明，妇女在家里居从属地位的结论同上面提到的、记述父权制社会关系与早期社会分层一道出现的人类学著作是一致的。而且，早期工厂史也表明，资本家利用这种权力结构的有利条件发现妇女和儿童更加脆弱，这既是因为家庭关系，也是因为妇女看到后来农业中所发生的使她们失业的变化，在经济上更加失望。
城市向资本主义过渡与农村地区有些不同，但这有助于证实刚刚开始时提出的争论界线：男人和女人在家庭权力结构中地位不同，资本主义在这种权力结构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城镇在向资本主义过渡之前，家庭工业体制盛行：工匠家庭成员一起在家里工作，生产供交换的产品。成人组成行会，这种行会具有社会和宗教职能，又具有工业职能。在作为家庭工业发展的手工业中，妇女和男人一样履行不同的工作任务：通常，男人干被认为是更具技能的工作，妇女则加工处理原材料或加工最终产品。男人往往是生产单位的头，享有工匠师傅的地位。尽管妇女也属其丈夫所在的行会，但她们只能像附属品那样工作。很少让女孩学习手艺，因此她们很少成为技术工人或行家。已婚妇女参与生产过程，也许还能获得重要技能，但她们通常是监督生产过程。倘若她是寡妇，行会往往授予她雇佣学徒和熟练工人的权利。年轻男子可以在行会内结婚（与同一行业工匠的女儿）。实际上，年轻妇女和孩子在行会禁止从家庭外部雇佣额外工人的条件下，作为额外的不定期的劳动者有独一无二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无疑，在结婚时她们已经学会了所需要的技能。然而，在行会中，女孩看来没有像男孩那样得到精心培训，作为成人，没有获得同男人一样的地位。
尽管在多数行业中，男人是核心工人，妇女是助手，按性别来鉴别另一些行业，家庭工业不占优势。木器行业和女帽业就是这样的行业。男木工和女帽制作女工都雇用学徒和助手，并且获得工匠师傅的地位。据艾丽斯·克拉克（Alice Clark）认为，尽管某些女性行业如女帽业是高技能的，并且组成行会，但许多女性行业显然难以组成强大行会，因为多数妇女的技能不容易被垄断。所有妇女都把懂纺织、缝纫、食品加工技术，在某种程度上也把经商技术作为她们家庭职责的一部分。
在17—18世纪，家庭工业体制和行会面对更大批量产品的需求开始倒闭。资本家开始组织大规模的生产，生产因机构规模扩大脱离家庭。不准妇女进入她们曾经协助男人工作过的行业。这种职业从此不再在家里进行，已婚妇女明显倾向于继续干家务。尚有许多妇女出于需要作为雇佣工人在资本家开办的行业中寻找工作。当妇女参与雇佣劳动时，看来她们处于相对于男人来说不利的地位。第一，像在农业中一样，那里有妇女低工资的传统（在以前有限的雇佣劳动领域）；第二，妇女所受的培训看来不如男子，获得的工作也不那么称心如意；第三，看来她们也不如男人组织得那么好。
我认为男人将他们自己组织起来的能力在限制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因此我想：1．提出某些支持男人组织得更好的断言的证据；2．为他们在这方面的优势提出某些似乎可以成立的理由。我并不坚持认为，男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或任何组织领域和形式中都有更强的组织才能，但似乎可能的是，他们这一时期在英国，特别是在经济生产领域是这样。作为他们的优势的证据，第一，我们有行会，男人的职业行会比女人的组织得好；在联合行业中，男人占据优先地位，而妇女很少被允许登上等级职业阶梯。第二，我们有男性职业在16—17世纪上升、女性职业消失的证据。医疗职业一开始就属于男性，通过等级组织、新的“科学”技能垄断和国家援助而进一步确立。产科学实际上被男人独占。酿造业提供了另一个例子。男性酿造业组织了一个联谊会，请求国王给予垄断权（换取他们酿造的每一个夸脱的税），并且成功地迫使许多小型酿造厂买他们的产品。第三，在整个工业资本主义形成的时期，看来男人作为雇佣工人能更好地把他们自己组织起来。下面我们将会看到，由于工厂的生产已确立，男人利用他们的劳工组织限制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
至于男人为什么在这一转变时期拥有较大的组织才能，我想我们应该把核心家庭内父权制社会关系的发展看成一个得到国家和宗教支持的过程（在上面描述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时已提及）。因为男人的优势地位得到国家的支持，男人在政治领域是家庭之长，在家庭内是生产单位的头，男人要发展超越家庭的更富有组织性的机构似乎是很可能的。妇女在家里居次要地位，没有国家的支持，要像男人那样做不大可能。因此，男人的组织知识是从他们在家里和在分工中的地位中产生出来的。显然，对转变时期前和转变期间的组织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是为建立男人用以控制公共领域的机制所必需的。
因此，工业资本主义组织转移了家庭劳动力，使妇女的从属性加强，因为它增强了男人在居支配地位的领域的相对重要性。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男人的支配地位已经确立，并且明显地影响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方向和形式。正如艾丽斯·克拉克所认为的，由于劳动与家庭分离，男人更少依靠妇女进行工业生产，而妇女却在经济上更依赖男人。曾经养活自己和孩子的英国已婚妇女也像前面提到的非洲妇女一样，成了自己丈夫的家庭佣人。男人增强了他们对技术、生产和销售的控制，因为他们把妇女排挤出了工业、教育和政治组织。
当妇女进入雇佣劳动力市场时，她们在明显受到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双重限制的地位中也这样做了。雇佣劳动制度改变了男人对妇女劳动力的控制，但并没有使她们消失，在劳动力市场中，男人的支配地位得到性别分工的维护。妇女的劳动被认为缺少技术、报酬很低，所行使的权力和监督也少。男人采取行动，加强劳动力市场的分工；他们利用职业工会强化家庭分工，要求妇女干家务、照看孩子、做有关的零星杂事。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加剧了她们在家庭内的从属性，在家里的从属性反过来又加剧了她们在劳动力市场的从属地位。
工业化进程和工厂体制的确立，特别是在纺织工业中的确立说明男人职业工会所起的作用。起初，纺织厂雇佣儿童，但由于工厂扩大，开始利用成年妇女和整个家庭的劳动力。当已婚妇女工作的人数增加时，她们随工作进入工厂，这显然引起她们的丈夫和上层阶级对家庭生活和对照看孩子的担心。斯迈尔瑟（Smelser）认为，在早期工厂中，家庭工业体制和男人的控制能经常得到维持。例如，成年男纺织工常常雇佣他们自己的和亲属家的孩子做帮手，全家被同一个工厂雇用于同样长时间的工作。然而，技术的变化使这变得日益困难，限制儿童工作时间而不限制成人工作时间的工厂法加剧了“家庭工厂体制”的困难。
工厂劳工在19世纪20—30年代的要求是企图维护家庭工厂体制，但到19世纪40年代，男性工厂的工人要求9—13岁的儿童的工作日以8小时为限，并且禁止雇用更年幼的儿童。斯迈尔瑟认为，这造成了培训和管教自己孩子的困难；为了弥补这一点，男工人和中上层阶级建议，让妇女也离开工厂。
在妇女被提到受尊敬的地位的维多利亚时代，上层阶级看来受到道德义愤和对英国民族未来（和对工人阶级再生产）的担忧的触动；沙夫茨伯里（Shaftesbury）勋爵说：“在男性中，这种特殊的道德影响令人十分的痛心；但在女性中，这种影响坏极了，这不只是对她们自己，而且对她们的家庭、对整个社会也是如此。我还可以补充一点，对这个国家本身也一样。如果你腐蚀男人，这很不好，但如果你腐蚀女人，那你就毒化了源泉本身的生命之水。”恩格斯看来也因同样的原因而感到义愤，他说，我们恰恰是在这里看到了工厂报告中提到的特征的再现——妇女的工作超过限定时间、作为女管家的无能、对家庭和儿童的忽视淡漠、厌恶家庭生活、道德沦丧，而且把男人排挤出工作，机器的不断改进，儿童早期脱离家庭管教等。这里，恩格斯提到了男工人反对这种情况的原因。他显然对他所在的那一方面心情矛盾，因为当他看来同男人和上层阶级持同样的看法时，他也把职业工会看成是成熟的男人的精英组织，这些男人为他们自己，而不是为缺少技能的妇女或儿童争得好处。
男工人把雇佣妇女看成是对他们工作的威胁并不奇怪，因为妇女作为一支独立的经济力量同他们展开了竞争。给妇女低报酬加剧了这种威胁。但是，他们的反应为什么是排挤妇女，而不是把妇女组织起来呢？这个问题不能由资本主义，而要由男女之间的父权制关系来说明：男人想使人相信，妇女能继续在家里做适当的工作。
恩格斯谈到了大概是发生在19世纪30年代的一件事。格拉斯哥男纺织工人成立了一个秘密工会。“委员会悬赏捉拿所有的工贼（Strikebreaker，罢工中继续上班的破坏罢工者——译注）……并且蓄意组织在工厂放火。凡有妇女取代男纺织工的工厂就有女工贼，工厂就会被焚。有位叫麦克弗森的女士（一位女工的母亲）被杀害，凶手被遣往美国，费用由工会负担。”对培训不够的、领取低工资的年轻女性的敌视是共同的，但是，若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已婚妇女的雇佣劳动被认为更不可原谅。
1846年，10小时工作制的鼓吹者明确宣布，希望有那么一天将这些威胁统统消除。“对我们用不着说，所有改善女子工厂工人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条件的企图都将失败，除非她们的工时显著减少。我们的确说到做到，已婚妇女在家里干家务比盯着机器永不停息地转动要好得多。因此，我们希望丈夫能够养活自己的妻子和家庭，不必打发十几岁的孩子到棉纺厂去做苦工的日子为期不远了。”最后，男工工会成员认识到，妇女不能都离去，不过他们的态度仍有矛盾。当地一家报纸写信给1889年成立的妇女联合会，鼓励女工建立联合组织：“请派一名组织者到这个城市来，因为我们断定，如果这里的妇女不能组织起来，她们必定被消灭。”
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悲惨处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英国的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中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接受了男工工会的逻辑：若妇女可以待在家里，男人的工资就会增加。例如艾维·平奇贝克（Ivy Pinchbeck）声称：“工业革命标志着真正的进步，因为它使人产生设想：男人的工资将根据家庭情况支付；并且为下列更为时新的观念作好思想准备：已婚妇女照料孩子，操持家务就是作充分的经济贡献。”另一些人坚持认为，这种体制只会使妇女低下的经济地位永久化。查阅这个时期的文献，韦布、拉思伯恩、福西特和埃奇沃思（Webb，Rathbone，Fawcett Edgeworth）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系列文章尤其重要，因为它从此为关于妇女在劳动力市场处境的几乎所有解释定了一个一直沿用的框框。此外，这些文献倾向于支持我的论点：劳动分工对妇女是不利的，男工工会倾向于强化这种分工。
一些集中论述劳动分工和非竞争集团的作者，也讨论了男工联主义者的行为。西德尼·韦布（Sidney Webb）提议把下面的解释作为妇女低工资的正当理由：即使她们从事同一工种或职业，也很少干同一等级的工作。他以制作雪茄为例：男人制作优质雪茄，妇女制作低级的、无须高超技能的雪茄。他也承认男工会在阻止妇女获得技能方面起了作用，并且认为，即使干同一等级的工作，妇女拿低工资也是可能的。
米莉森特·福西特（Millicent Fawcett）坚持认为，同工同酬对妇女是一种欺骗，因为不让她们获得同样的技能，在同样的职业中，她们的工作实际上是不一样的。我觉得，职业工会政策的实质就是排挤妇女，不管她们的效率是不是较低，而且促使她们维持较低效率。埃莉诺·拉思伯恩（Eleaner Rathbone）1917年指出，男工工会领导人支持把同工同酬作为“排挤以男女平等斗士出现的妇女的有效方法”，她认为，“许多追随者对于妇女挣得男人报酬的主张显然感到十分吃惊。”
拉思伯恩也认真考虑了妇女不同的家庭责任。她坚持认为，男人为维持家庭生活常常比妇女出力多，这是事实，男人需要足够的钱才能做到这一点。
我一直在关注的争论焦点经常使所有心目中有自己的性别爱好的妇女或愤怒或沮丧，因为这似乎显现出一种绝境。如果男人和女人的工资确实是以根本不同的条件为依据的，如果这些条件不能改变，那么这似乎表明妇女是永久的工贼，每当她们与男人发生竞争时，注定要抱怨自己妨害了男人的前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看来男人像在实践中那样对待妇女也许就是对的。在实践中，他们把妇女当做职业麻风病患者对待。这些患者从男人同意让给她们的行业中分离出来，被允许缝衣干家务，完成大型行业中那些缺乏技术性、十分单调而男人根本不愿干的辅助工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增强了妇女的希望，她们不能回到她们乐意去的地方，——尽管男工工会同意妇女的工作只是暂时的，特别是因为除了工资以外，丈夫在战场的已婚妇女根据家庭情况得到了政府的津贴。拉思伯恩写道：“将来这个问题能否解决是令人怀疑的，……它造成阶级对抗和性别对抗的可能性……这似乎特别使妇女面临抉择：是接受资本家的剥削还是接受工联主义者的欺诈和压迫，这是一种沉重的抉择。”她建议战后继续提供津贴，因为这将保证家庭不至依赖男人的工资，妇女待在家里也将获得工作报酬，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能够同男人平等竞争，因为她们“所要求的”工资将不再有差别。到1918年，福西特也认为，同工同酬是一种可能实现的目标。劳动力市场的进步要求实行同样的报酬，以便不至于抢挣男人的工资。她认为，主要的障碍是男工会和社会习俗。这两者导致妇女职业的拥挤。
1922年，埃奇沃思（F。 Y。 Edgeworth）制作了福西特职业划分和拥挤模型：按性别划分职业造成妇女部门的拥挤，因而允许男人工资较高，妇女工资较低。埃奇沃思同意男工工会是造成拥挤的主要原因。他坚持认为，由于男人的家庭责任具有有利条件，必然导致妇女没有男人那样的家庭责任，甚至可得到男人的资助，因此她们的参与有助于降低工资。他似乎认为，在劳动力市场平等竞争导致低工资，因为妇女为维持最高效率所需食品比男人少20％。在最后一点上，埃奇沃思只不过是认真看待了上面谈到的许多东西——妇女生活标准比男人低，愿意为较少的报酬工作。埃奇沃思得出结论：应当取消对妇女工作的限制，因为自由自在的竞争也许会由于上述原因而使男人工资下降，男人和家庭将会因妇女日益增多的参与造成的损失而得到补偿。
英国文献为低工资所作的主要解释是按性别划分职业，它为低工资和职业划分的存在提供了相互依存的解释：（1）男工会的排挤政策；（2）男人对家庭的财务责任；（3）因为有津贴或生活标准低，妇女愿意为较低工资工作（她们没有能力获得更多）；（4）妇女缺少培训和技能。英国的历史文献强烈认为，按性别划分职业源于父权制，已有很长的历史故难以消除。男人组建工会的能力——也许妨碍更多地了解等级组织技术——看来对他们维持职业划分和家庭分工至关重要。
美国的经验可以提供考察职业性别构成和工会作用的机会，特别是在建立保护性法规方面。美国文献，尤其是伊迪丝·阿博特（Edith Abbott）和伊丽莎白·贝克（Elizabeth Baker）的著作强调职业的性别变化，与英国文献比较，美国文献更多地依赖技术作为说明现象的原因。
美国的条件与英国不同。第一，殖民地农业家庭内的分工也许更为严格，男人在田间劳动，妇女在家加工产品。第二，早期纺织厂从新英格兰的农场雇用年轻的单身妇女；为避免建立家庭劳动体制做了自觉的、也许没有必要的努力。然而，这种情况随着制造业最终超过作为经济主导部门的农业以及移民的到来发生了变化。第三，劳动力的短缺加上殖民地和边境地区的需要，也许为美国妇女从事家庭以外的非传统职业创造了更多的机会；殖民地妇女可从事各种各样的职业。第四，劳动力的缺乏在整个19——20世纪妇女偏爱的各种岗位上继续起作用。第五，一批批新移民的不断到来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技术水平不同、组织发展程度不一样、带有难以控制的对抗性质的劳动力。
职业性别构成的主要变化发生在靴鞋制造业、纺织业、教育、雪茄烟制造业、办公室工作等领域。所有这些领域（纺织业除外）的变化更多地针对妇女。新职业既对男人也对妇女开放，但男人看来在多数职业是居支配地位，尽管也有例外，如电话接线、打字等成了妇女的职业。
在女性职业增加的情况下，妇女部分地受到服务和产品需求急剧增长的刺激。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初期，由于1812年的内战、奴隶数量增加、总人口增长和边境地区开发，家庭对靴的需求量增大。在内战前、内战中和内战后，由于大众的文化程度提高，对教师的需求也迅速增加。19世纪末，对廉价机制雪茄烟的需求猛增。1890—1930年，办公室职员的数量日益增多。当时商业活动日趋频繁，变得更为集中，需要更多的管理、分配、运输、销售和通信。
在某些情况下，工业对妇女的需求与技术革新同步，这种革新增加了产量，有时还降低了对工人技能的要求。到1800年，靴鞋制造商开设了一种允许妇女在家里缝制鞋帮的工种；1850年，缝纫机被用于靴鞋的制作。1870年木模（而不是手工捆扎）的使用简化了雪茄烟的制作；1880年又引进了机器。在办公室工作中，打字机的使用当然大大提高了办公效率。引入纺织厂的电动纺织机习惯上由男性操作。在印刷业中，男工工会排挤妇女获得成功，他们坚持装备新的行型活字排版机。
划分劳动过程、简化工作任务、引进机器的中心目的是增加生产、降低生产成本、加强对劳动过程的管理控制。劳动过程细分后，通常允许在一个或几个工作环节使用技能较低的劳动力。降低劳动力价格和更好地监督劳动是科学管理和早期为改进劳动所作努力的动力。机器是这一过程的助力，而非动力。机器、非熟练工和女工常常被同等看待。
除了日益增长的需求和技术变化外，缺乏合乎要求的劳动力供应对劳动力的转换起了作用。例如在纺织工业中，1840年年轻的新英格兰农业妇女受到给中等妇女的新职业机会（如教学）的吸引时，她们在工厂的位置被移民占据了。在靴鞋制造业中，不断增长的需求没能由训练有素的制鞋工来满足；在办公室工作中，也缺少受过高等教育、符合要求的男性。而且尤其是办公室工作职业结构发生的变化，减少了它对男人的吸引力——因为这种职业扩展没有出路，而对妇女来说，这种机会同她们在别处的机会比较却是有利的。
雪茄烟的制作充分说明了男工联主义者反对他们行业中劳动力构成即将发生的性别变化以及这种反对所采取的形式——保护性法规。在19世纪前，雪茄烟制作属家庭工业，当时康涅狄格及其他地区的农场妇女制作十分简陋的雪茄烟，拿到农村集市出售。早期工厂雇用妇女，但她们很快就被有技能的男移民取代，这些移民制作的产品可同欧洲高级雪茄竞争。到1860年，妇女在制烟业雇佣工中只占9％。向男人的转化后来又变成转向妇女，但不是没有遭到男人的反对。1869年引进木模，也雇用了波希米亚移民妇女（她们曾是奥匈帝国制烟工厂的技术工人）。由制烟公司选定的波希米亚妇女改善了劳动分工，在这种分工中，年轻女子（以及后来她们的丈夫）能使用模型。从1873年开始，国际制烟工人工会大肆叫嚷反对家庭制作。家庭制作终于受到限制（如1894年在纽约）。19世纪80年代后期，机器引入工厂，妇女被当做破坏罢工者，工会转而实行保护性法规。
国际制烟工人工会对妇女的态度是矛盾的。工会在1864年排挤妇女，1867年却又接纳妇女。1875年禁止其他地区分会排挤妇女，但显然从未对有违禁行为的分会进行制裁。1878年，巴尔的摩分会写信给工会主席阿道夫·斯特拉瑟（Adolph Strasser）说：“我们从一开始就反对让女工成为任何生产力，无论是捆扎工、卷轴工还是别的什么工。”唯恐这些模棱两可的言词被解释成全国与地方的冲突，斯特拉瑟为他自己辩护：“我们不能让女性离开这个行业，但我们可以通过工厂限制她们每天的劳动定额。18岁以下的女子每天工作不得超过8小时，禁止过分劳累。”
妇女是缺少技能的工人，斯特拉瑟把这说成对妇女本身的敌视是错误的。更确切地说，这是有技能者的担心。男工工会拒绝向妇女传授技能，而他们却又把技能传授给男孩。在印刷业中这是十分清楚的。
从殖民时代开始妇女就在印刷厂从事排字工人的工作。这是一个技术性行业，但并不需要繁重劳动。阿博特把男人在这个行业中的妒忌归咎于下列事实：这是一个“适合于”妇女的行业。无论如何，男工似乎从一开始就对雇佣妇女怀有敌意。1854年全国印刷工会决定不“以行动鼓励雇佣女排字工人”。贝克认为，该工会阻挠妇女学习手艺，因此妇女只学习了她们能在不属于工会的工厂或作为破坏罢工者学习的东西。1869年，在全国劳工联合会（全国印刷工会是其成员）年会上，对苏珊·B．安东尼（Susan B。 Anthony）的席位发生了争执，因为据说她曾使用作为罢工破坏者的女排字工。她承认使用过女排字工，因为她们没有别的方法学会手艺。1870年印刷工会的确给纽约市妇女分会发了执照。该会主席奥古斯特·刘易斯（August Lewis，她也是全国印刷工会的通信秘书）认为，妇女分会不可能维持很久，因为尽管妇女会员支持男会员，男会员却不支持女会员：“女排字工人总的看法是，被称为‘工贼’的工头、印刷工人和雇主对待妇女比对男会员要公正一些。”工会妇女分会终于在1879年彻底垮掉了。
显然，从男工人的角度来说，一般的缺少支持是成功的，因为阿博特在1910年宣称“其他行业工会的官员常常把印刷工人的政策作为行业工会的控制在检查或阻止雇用女工方面的一个范例来提及”。印刷工会坚持把同工同酬作为保护男人工资级别、不鼓励妇女的一种方法，技能较低的妇女不能要求和期待获得同样的工资。
工会用许多办法排挤妇女，其中保护性法规并非次要。在该工会得到了关于妇女（特别是已婚妇女）工作的流行观点（现在它被视为一种应当从观念上消除的社会邪恶）的帮助，也得到“社会女权主义者”及其他认为女工因没有组织进来而受到沉重剥削的人的强烈关注的帮助。社会女权主义者不打算把妇女排挤出她们称心如意的职业，但是她们的战略反而为这种排挤铺平了道路，因为为了给妇女工作争得保护（她们认为这种保护是极端必要的），她们坚持认为，妇女比男人脆弱，她们更需要保护。她们这种战略在1908年是成功的，当时俄勒冈马勒（Muller）地区最高法院为妇女制定了最高工时法，其中谈道：“男女两种性别身体结构不同，持续工作——特别是长时间站着工作的能力、其健康体魄对民族未来幸福的影响力，以及能使一个人维护全权的自信心均有所不同，坚持为生存而斗争的能力也不同。这种差别为制订不同的法规提供了依据，并且确认妇女一定要为她们所承担的某些重担得到补偿。”
1916年在俄勒冈班亭（Bunting）地区，路易丝·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实际上利用因长工时造成的恶果的同一资料成功地为男人的最长工时法（如同妇女的一样）进行了辩护。然而，班亭的男人最长工时法多数没有像马勒地区妇女的最长工时那样得到遵守。一般说来，工会不支持男人的保护性法规。保护性法规，而不是组织机构成了只针对妇女的优先战略。
法律的效力受到其狭窄范围和不充分执行的限制；不过在印刷等少数行业中，夜班和长工时是不可避免的，那里妇女完全被排挤。因为法律可以保护“辛苦”行业的妇女，因此已经开始在“男人职业”立足的妇女返回去了，有些又顺利打回来了。但是，斗争沿同样的战线一直持续到今天。正如安·C。 希尔（Ann C。 Hill）所坚持认为的那样，这些法律的结果在心理上和社会上是破坏性的。它们强化了妇女作为工人“异己”的地位。
在关于英美雇佣劳动力发展的整个讨论中，我强调了男工人在限制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所起的作用，但我并不认为，雇方的作用不重要。近来有关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著作提供了一个观察雇主作用的窗口。根据这种模式，引起划分的一种机制是资本家自觉的、然而是不必要的阴谋活动；他们加剧工人中现有的分裂，以便使之进一步分裂，从而削弱工人阶级的团结，缩小他们讨价还价的力量。综合的内部职业结构的形成本身就是这种企图的一部分。实际上，不同职业水平的全部差距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社会两个主要阶级的性质变得模糊不清。这种模式认为，第一，性别划分是先进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所固有的划分的一个方面；第二，资本家有意加剧性别的差异。因此，如果说前面的分析强调按性别划分职业的连续性（资本主义各个阶段的现在与过去）和男工人的自觉行动，那么重要的是指出，资本家的行动在引起男工人的反响方面可能是决定性的。
在历史上，男工人在限制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方面起过作用。男工工会执行了早期行会的政策，坚持了其看法，并且继续为男工人谋利。资本家承袭了按性别进行职业分工的做法，但是他们经常为自己的利益利用这种分工。如果他们能用更廉价的妇女取代有经验的男子，那就更好了；如果他们能以威胁要这样做来压低劳动力的价格，那也不错；如果他们失败，他们也能利用这种地位的差别给男人以补偿，收买他们对资本主义及父权制利益的忠心，那也很好。
但是，即使资本家的行动对说明目前性别划分的男性倾向很重要，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也过分强调资本家的作用，忽视了男工人自己使这种划分永久化的作用。那些有比较合适的工作的男工人尽量要保住他们这份工作、物质报酬和主观利益。男工人通过工会参与建立和维护等级制和父权制职业结构。也许，资本家和男工人在建立和维护按性别划分职业方面的相对意义在不同时期是不同的。例如，在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资本家看来完全有可能改变职业的性别构成：当纺织业迁进配备动力纺织机的工厂时，妇女从事纺织，尽管多数手工纺织机工人是女人；而电动纺纱机却配备男工人，尽管妇女使用过早期纺纱机。由于工业化取得进展，条件比较稳定，男工会得到加强，常常可以维护和扩大男人的活动场所。然而，当对劳动力（如教学和办公室工作）的需求量剧增，社会和经济的巨大需求势不可挡时，男资本家能制伏男工人。因此，在经济变化时期，资本家的行动更有助于建立或改变按性别划分的劳动力——而男工人则会打一场防御战。在另外的时期、男工人可能在维护按性别划分职业方面更重要；他们可以阻止廉价女劳力的侵犯或者将其排除在外，从而增大他们自己性别的利益。
结论
目前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处境和当前按性别划分职业的做法是父权制与资本主义长时期相互影响的结果。我强调男工人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因为我相信，这种强调是对的。如果妇女的从属地位改变了，如果男人开始躲避阶级压迫和剥削，那么男人一定被迫放弃他们在分工中（在劳动力市场、在家里）的有利地位。资本家的确利用作为缺少技能、低报酬劳工的妇女来削减男工人的工资。这只是损人反害己的一种情况——男人被在他们中间划分等级、彻底背弃他们自己的父权制社会所接纳，却又支持这种社会。资本主义加深了对父权制的影响，父权制资本主义具有分层社会的普遍优点。如果没有统治阶级，男人就应当是自由的，他们就必须认识到自己被父权制资本主义接纳并且放弃他们的父权制利益。如果妇女想获得自由，她们就应该既反对父权制势力，又反对资本主义社会组织。
性别分工和男性的支配地位这样长久地存在至今，是很难根除的。而如果男性支配地位还存在，要想消灭性别分工也是不可能的。这两者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为了结束男性的支配地位，就必须消灭性别分工本身。为了解放妇女，要求各级社会和文化出现基本的变化。我在这里坚持认为，保持按性别划分职业是妇女处境艰难的重要根源，我相信广大社会机构在解释维持性别划分职业方面的作用。但是，这种分工的后果非常深远，已经深入到潜意识一级，这种潜意识影响的行为模式构成社会机构的微观基础结构（或补充物），反过来又被这种社会机构增强。
我相信，我们需要像调查研究我所探讨的宏观现象一样调查研究这些微观现象。例如，男人不能从属于同一社会阶级的妇女看来是根深蒂固的行为准则。这一准则在饭店、在行政官员中、在产业工人内部表现都很明显。在饭店，女服务员难以向男性酒吧招待发号施令，除非男招待能够改变允许他自治的局面；在行政官员中，女行政官被认为是最成功的，如果她们与同级别的其他人只有很少的接触、只管理很少的一帮人的话；在产业工人中，工厂女检查员不能顺利纠正男性生产工人的工作。害怕自己被认为与异性一样是根深蒂固的心理状态。作为一个总的原则，男人和妇女永远不得干某种既不属于男性也不属于女性的事情。例如，男行政官常常同男秘书握手，以期保持自己的男子气概。
在下面更深的层次上，我们应该研究潜意识——研究这些行为准则是如何内在化以及它们是如何从个性结构中产生的。在形成个性这一层次上，已经有关于性别的产生，即社会强制的、基于生理性别差异之上的人的分化的研究。对现实的唯物主义解释当然认为，性别的产生是从男女两性现有的分工中形成的，并在这一辩证过程中加强了这种分工本身。我认为作为性别分工的深远后果，在消灭社会强制的性差别、因而消灭性别分工本身之前，我们是不可能不按性别分配工作任务的。
在抨击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时，我们必须找到改变社会机制和我们最根深蒂固的习俗的途径，这将是一场长期的艰巨的斗争。
（毛昌滨 译）
艾里斯·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