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战争史上，有过几次渡江的战例。东汉末年曹操在赤壁之战中，因北方士兵不服水土，流行疾病，又不习水战，被孙权、刘备的联军击败。北魏初年，太武帝拓跋焘率大军南下，在陆战中连续击败南朝军队，进至瓜步（今江苏六合县南），眼望波涛汹涌的长江，这位擅长骑马的少数民族君主丧失了勇气，叹道：“嗟乎，天之所以隔南北也！”调头回中原去了。南宋初年，金军在完颜亮指挥下大举攻南宋，南宋文臣虞允文指挥精干的水师舰队，在采石大败金军，保全了南宋的半壁江山。而几次大规模的统一战争，如西晋灭吴、隋灭陈、北宋灭南唐渡江作战的成功，都是在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条件下，北方军队在充分准备后，从长江中下游多点突破，并以水师顺江而下协同作战取胜的。
原本有意联合中共反蒋的李宗仁白崇禧之所以将“划江而治”作为底线，就是因为他们觉得，解放军既无空军，也无舰艇，渡江主要依靠木帆船，和曹操的时代差不多。以木帆船冲破国民党军舰、飞机、大炮构成的长江防线，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何况，枯水季节，江中有许多沙洲露出水面，为渡江提供了一定方便，而到了每年4月春雨桃汛之后，降水的增多导致江水水位上涨，道路泥泞，对作战就很不利了。在交通方面江南与江北条件也不一样。江南公路、铁路发达，便于部队运动。江北的公路、铁路条件要差得多。由于这些地理条件，使长江真正如同一条“天堑”，似乎足以确保国民党的半壁河山。
1948年12月中旬，淮海战役正在激烈进行中，毛泽东已经在构思进军江南的战略计划了。12日他致电淮海战役总前委，在电报中谈了他的初步设想，淮海战役结束后，中野、华东野战军休整两个月，然后完成渡江准备工作，约在1949年5月或6月举行渡江作战。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协力经营东南，夺取并控制南京、上海、杭州、福州等大城市。根据毛泽东的指示，17日总前委在萧县开会后，刘伯承、陈毅立即北上向中央军委汇报。12月底刘、陈到达西柏坡后，参加了1949年1月6日到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毛泽东在1949年的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中就已经明确宣告：“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向长江以南进军。”这次会议上，中央领导同志和各野战军负责人在一起研究1949年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会议研究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整编和正规化、整顿纪律、解放区建设和经济工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组成共和国的中央政府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会议决定：北平解放后，即召开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
淮海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全军开始休整。当中央政治局1月会议的指示电传到华东野战军后，华东野战军前委于1月19日至26日在徐州东北的贾汪举行扩大会议。20日，粟裕代表华东野战军前委作了题为《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东野战军1949年六大任务》的总结报告。在报告中，粟裕充分肯定了华东野战军在淮海战役中取得的辉煌战绩和指战员们不辞艰苦英勇作战的优良作风。强调指出这次会议的唯一目的，“是为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过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粟裕在报告中特别强调了政策和纪律问题。他长期在江南作战，对江南的情况非常熟悉。他告诉大家：到江南首先要尊重群众风俗习惯，爱护人民利益，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严肃群众纪律。他说：“今后过江去执行政策很要紧。京沪杭是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对国际上影响很大，如果执行政策不好，我们在政治上就会孤立。”
贾汪会议认真研究贯彻中央军委关于部队整编的指示。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建设的一件大事。关于部队整编和统一组织编制的问题，中央在1948年9月政治局会议上就已经考虑了。会议《通知》指出：“由于我党解放军在过去长时期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在农村的环境之下，我们曾经允许各地方党的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一种情况，曾经使得各地方的党组织和军队发挥了他们的自动性和积极性，度过了长期的严重的困难局面，但在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损害了革命事业。目前的形势，要求我党用最大的努力克服这些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使战争由游击战争的形式过渡到正规战争的形式。”
经过认真研究，中央军委1948年11月1日发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在贾汪会议上粟裕传达中央关于编制的规定说：“中央要求首先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编制，统一番号。野战军各纵队一律改为军，军下为师，三三制，一直到团，团以上全国统一番号。”“中央军委决定，三万人左右一个军（炮兵团除外），但目前全国统一困难，暂时可以按一个野战军为单位统一编制。我们每个军编九个步兵团，另一个炮兵团，共35000人左右。除编制、番号统一外，内务、装备、纪律等都要统一，一切按制度、条例行事。以后到差要报到，调动工作要办交代，对部队人员、马匹、武器都要弄清楚，多了要交，缺的要发，按一定手续来处理，一切要求高度的集中，提高正规化程度。”
1949年1月22日，陈毅回到华东野战军参加贾汪会议。26日他在会议上传达了中央政治局1月会议精神，并就形势、任务部署、政策等问题作了总报告。在陈毅、粟裕主持下，华东野战军部队进行整编，对高级干部进行人事调整。在报请军委批准后。华东野战军于2月9日发布整编命令，改称第三野战军，简称三野。到1949年3月底，三野整编工作基本完成。
渡江要有船。国民党军撤退时，已将长江北岸的船只全部拖到江南或就地毁坏，解放军筹集船只需要从内河、湖泊周边的老百姓手中征集。这不仅是战争的需要，还是一项政策性很强的群众工作。船是渔民、水手的命根子，征集的地区多数是新解放区，要老百姓连船带人支援渡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27军3月份到达安徽无为县后，即开始调查，征集船只。地方同志说能找到上千只船，水手也能保证配齐。实际情况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许多船民都把船藏了起来，27军在附近三个县才征集到400多只船，与需求差距很大。于是27军决定“以县为单位，组织调查组，沿河巡检漏报船只。有的从小河岔找出来，有的从水底捞出来，有的从部队演习船中查出来”。这样，27军集中了515只能用于渡江的船只，基本保证了一梯队两个师的需要。在地方政府的帮助和各部队努力下，到4月渡江前三野共筹集各类木船20977只，其中用于渡江作战的有8302只，同时动员了19000多名船工随船参战。
随船的船工、水手多数加入了封建帮会，以地域分为“淮帮”“芦江帮”“无为帮”等。帮头有很大的权力，帮与帮之间也经常打架。船上的风俗习惯完全是封建迷信的一套，如在船上不准说“翻、沉、滚”三个字，解放军送的锦旗上写着“一帆风顺”，他们嫌“帆”“翻”同音不吉利，都不肯要。解放军宣传“翻身”他们不愿意听，要说“解放”才行。还不能在船上大小便，筷子不能平放在碗上。船老大和水手都重义气，好出风头，喜欢人家奉承夸奖，愿意见“大官”，愿意听“大官”讲话。对这些习俗，不是几天就能教育过来的。解放军干部在政治教育上采取灵活的政策，以团结为主，通过控诉国民党对船民的压迫摧残，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宣传解放军的伟大胜利，开展立功活动，在船民中培养积极分子。解决船民的家庭困难，进行救济，使其安心服务。对船只情况进行登记，损坏赔偿，保证船主利益不受损失。通过多种艰苦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把工作做到实处，调动了广大船民的积极性。他们纷纷写了决心书，按上手印，保证在任何情况下送解放军过江，不畏缩不逃跑。不但不破坏船只，而且尽量保护与自己修补。
渡江的木船是从江北各地千辛万苦征集来的，为了保护好它们，实现战役的隐蔽性和突然性，不可能过早把船只摆在江岸边。如果把几千条船摆在江边，必定会遭到国民党军飞机和军舰的轰炸。在战役开始前，解放军的船只都隐蔽在长江北岸的河湖港汊里。内河的出口则被敌军严密监视，因此解放军的船只在战役开始时不能从内河进入长江。怎样解决这个难题呢？邓小平后来在新政协会议上作报告时说：“我们渡江需要船，原有的船被国民党全部拉到江南去了，我们的船停靠在长江以北的内湖和内河里（每船可载八至十二人，大者五十人，最大者一百人），但是内河的出口当时被敌人封锁了，因此船不能从内河入江。对这样的困难，有些所谓军事家认为不可克服，然而我们克服了。渡江的时候，敌人不知道我们的船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其实，我们的船不是从水路出去的，而是从旱路出去的。我们的办法叫做掘渠。我们是把船拖出去的。有时为疏通一条渠道使船出去，要掘几十里（最长的有六十里）的小河沟。为了掘渠翻坝，曾使用了两千一百万个人工。这样巨大的工程是在一个半月的准备时间中完成的，是我们几十万士兵、指挥员包括师长、团长亲自参加这个劳作，以及几十万民工的劳作才完成的。”
3月的江北，冷雨绵绵，即使碰上个好天，那阳光也是懒洋洋的。要渡江就要和水打交道，学游泳，学上船、下船、登陆，战士们成天在水里扑腾，江边的老乡们可开了眼，裹着大棉袄的老乡站在岸边，看着解放军战士们一个个光着脊梁，只穿一条短裤，跳进冰冷的河水中学习游泳、踩水、水上射击等动作，水中的战士还没叫冷，岸上的老乡们鸡皮疙瘩都起了。
看到解放军战士从河里把船翻到坝上，又从坝上翻到河里；上船、下船，又上船、下船；开始在河里练，后来乘雨天雾天把船抬到江里练；从单船动作，到成建制协同、队形训练……看得老乡们如堕云里雾里：“这大军是怎么了？”老乡们还没明白过来，解放军战士已经从不谙水性的“旱鸭子”，练成了“水上蛟龙”。
大军云集，又活动频繁，江北几乎家家养狗，部队一动，满村狗吠，部队走到哪里，狗就叫到哪里，尤其是夜间，狗吠之声传出去很远，这无疑对部队的保密形成巨大威胁。军队正打算向地方政府提出，却发现狗迹全无。原来地方政府也发现狗吠问题，便向各村群众打招呼，为了大军安全过江，老乡们有的将狗关在地窖里，有的将狗送到北边亲友家，更多的村民干脆捉狗、宰狗、吃狗，无为一带江岸，一时狗肉飘香。
在渡江时，解放军面临的是国民党军的立体防御。国民党军拥有空军、海军和相当数量的火炮。敌军企图在我军渡江时依托既设阵地，在海军、空军配合下，在江面上大量杀伤解放军，阻止其登上南岸。解放军的渡江作战必然要面临“强渡”的状况。那么，拿什么工具去“强渡”呢？救生衣、救生袋、橡皮船，这些工具显然是没有的，即便找到，也无法满足大部队的实际需求。所需器材既要求简单，还要适用。林彪在3月18日给军委写了个报告：“关于渡江的技术问题，去年7月我在松花江边休养时略为注意研究。我曾用三块长方形的小木板钉成一个三角形，人在三角木板中可在江中自由浮走，而不致倾斜沉没，然当时系徒手。但估计如以全副武装亦必照样浮，至多再将木板略加宽长一点即可。……在不能使用船只（目标大易击沉）或无船只的条件下，在敌前渡江，估计使用此法甚有效。”军委将电报转给二野、三野，于是各部队都准备了三角板。而且，战士们很快结合实践，在三角板的基础上又发明了多种适合强渡的工具。当时的解放军报道员芳稷为此撰写了《天才的创造》一文，后来被收录到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政治部于1950年编辑出版的《渡江一日》中，文中写道：
面对江防，第一个抬到水里的，是木制的三脚架；但最初的三脚架只能“救生”，不能携带武器和弹药，更不便于水上战斗。而部队的任务却是去进攻，要准备战斗前进。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几千副头脑围绕这个问题思考，班、排、连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一天，两天，三天之后，十种以上的工具推到河里了。第四天，全团举行了示范演习，各种各样的工具在河水的急流里飞驶。机关枪在“三角芦苇”上张开黝黑的口，汤姆式架在改造过的三脚架的尖端，自动枪的水上试射划破了江边的沉寂。战士们按着水上队形，用各种各样的姿势鼓舞前进。
各种工具有着不同的出生历史。有一种叫做“担架船”，这是三连连长陆苏明同志的创造。他从木板的浮力上受到启发，对普通的担架进行改造，经过大胆推断试验终于制作成功。它具备快、稳和射击方便的特点。还有一种叫“独人船”，是用几块木板简单构成的梭形工具。据三排长潘良山说：为了发现更好的强渡工具，全排的人脑子都想焦了！一天，当他们在冰冷的河水里试验某种工具的时候，房东老大爷被同志们高涨的热情深深感动，悄悄拉着潘良山的衣裳，轻声地问：“你们练这东西可是要渡江？”
“不是，我们是试着玩的。”潘良山说。
老人拍拍胸膛对潘良山说：“同志，你不要瞒我，你看我不也是穷人吗？你们早过江去一天，我们早一天过上好日子！我在江边住了几代了，让我告诉你更好的办法。”接着，这位忠实的老人就画出了独人小船的图样，小船走得快，行得稳，他曾用这东西几百几千遍地渡江去砍洲上的芦苇。
第二天，机枪手就蹲在第一只独人船上练习水上射击了。
主攻营的营长人民英雄孙玉水同志，对于“三角芦苇”的创造经过至今还津津乐道：“从看地形的那一天起，这个事就在我脑子里转。”孙玉水同志说：“当大家看到那条四十米宽、九尺来深的夹江的时候，觉得强渡的任务相当艰难。”因为首先一个问题是没有船，在江洲登陆的时候，船抬不到洲上来，更运不到夹江里去。在回来的路上，他想到了在洲上随处可见的成堆成垛的芦苇，这些江上的天然出产牵动着一个指挥员的智慧：他想起在水网地区作战时用过的芦头桥，就更增强了信心！芦苇是可以担当起这个任务的。
可是应当怎样用呢？一个人抱着一个过去吗？不行，芦苇在水里会不驯服地翻身打滚，把骑在它身上的战士摔到水里。他带着全营掀起研究的热潮，第一次失败之后又来了第二次，第三次。最后他命令试验的战士们，把两捆芦苇捆成一排，以增加它的稳力，“战士们是非常机动的！”孙玉水同志得意地说，“他们把两个芦苇的尖端靠拢，把后头微微地分开，这就增加了稳力、浮力，也增加了前进的速度。”当“三角芦苇”的模型在河里运行如飞的时候，他深深地体验到战士天才的伟大。他站在岸边，听取着大家对这个模型的评论，什么“头轻头重”“稳不稳”“前进速度加快”……他默默地记在心里，脑子飞快地转动，他综合了群众的智慧，把“三角芦苇”从一字形改进到人字形，又改到个字形，一直发展成强渡的利器。
……
什么困难能阻挠解放军前进的意志呢？在暮春的寒流里，指挥员、战斗员们脱得一丝不挂，赤身跳进水中，驾驶着集体创造出来的工具，起先是工具太少人太多，就有许多人争着下水，偷着下水，虽然岸上的值星干部几次关照：“上岸吧，再在水里面连骨头也会冻酥呀！”但是很少有谁照着他的嘱咐办事，有人在水里问：“要上岸开会吗？”……每当一件新的器材下水，试验的时候常常要经过一番争夺。
……
亲爱的同胞们，在胜利的日子里也不要忘记吧！人民解放军如何用伟大的智慧和无比的顽强，替每一个胜利创造了前提！
一切敌人所制造的困难，只是更加丰富着人民军队的智慧。人民军队的准备工作做到哪里，哪里的胜利就基本上确定了。让那些冒死顽强的敌人，在英雄们面前战栗吧！
解放军官兵们还研究了渡江作战中几个重大问题的解决办法。首先是如何对付敌人军舰。除以炮兵封锁外，敌舰夜航必须依靠江心的航标灯塔。我军在渡江前先破坏一部分灯塔，或以黑布遮蔽灯光。这样敌舰就不敢行驶，有利于我军渡江。第二是编制部分木排，用汽船拖引，输送火炮渡江，协助渡江部队登岸后坚持阵地。第三是渡江时用红绿色手电筒、报话机、敲钟等多种方式解决联络问题，加强南北岸部队的联系。渡江后采取锥形战术，集中兵力突破，巩固阵地，然后向两翼和纵深发展。
1月25日，蒋介石刚刚下野4天，就在奉化溪口召见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部署长江防线。他指示将长江防线分为两大战区：江西湖口以西至武汉归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总兵力40个师，约25万人；湖口以东至上海归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总兵力75个师，约45万人。京沪杭战区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上海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与台湾相呼应。按照通常的看法，共军想以木船突破长江防线，确实难度很大。但此一时非彼一时，国民党军在江北的连续失败，上下士气低落，人无斗志。汤恩伯一面对下级说：“毛泽东的声明把我们都列为战犯，我们除了坚决死战之外，没有别的出路。”一面又对心腹说：“从湖口到上海790公里，光靠18个军防守是不够的。”他的副司令万建藩也抱怨：“如果不打徐蚌会战，今天我们守长江的兵力要雄厚得多。可见战略上决策的错误，影响太大了。”
国民党军的江防部署由蒋介石牢牢控制，不仅瞒着“代总统”李宗仁，就连坐镇华中的白崇禧也只知道蒋介石对华中江防的指示，关于华东江防，汤恩伯对白崇禧也保密。就在李宗仁指示南京卫戍总部制订防守南京的计划，并令“国防部”拨款构筑防御工事之时，在南京孝陵卫的汤恩伯总部指挥所，经常控制着一二百辆卡车，准备随时离开，并没有死守南京的打算。
３月初，在一次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作战会议上，“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指出：国民党军队的江防主力应当自南京向上下游延伸，因为这一段长江江面较窄，北岸支流甚多，共军所征集预备渡江的民船，多藏于这些河湾之内。至于江阴以下长江江面极宽，江北又无支河，解放军不易偷渡。其总体思想为李宗仁、何应钦、顾祝同所首肯。
就在蔡文治走到江防作战地图前，还要继续讲解时，京（南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断然打断他的话：“这一方案根本行不通，它违背了总裁的意图。我认为，应把主力集中于江阴以下，以上海为据点。至于南京上下游，只留少数部队应付应付就可以了。”此言一出，四座哗然。
作为蒋介石的心腹重臣，汤恩伯手握上自江西湖口，下至上海的４５万大军。蒋介石给他制定的京沪地区的作战方针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以台湾支援淞沪，然后待机反攻。
蔡文治实在忍无可忍，对汤恩伯说：“就战略、战术来看，我想不论中外军事家都不会认为放弃长江而守上海是正确的。现在李代总统、顾参谋总长都同意我们作战厅的方案，为什么你独持异议？”
汤恩伯当即骄横地嚷道：“我不管哪个同意不同意，我只按总裁的意见办！”
蔡文治顶了汤恩伯一句：“总裁已下野，你还拿大帽子压人，谁负守土之责？”
汤恩伯至此已情绪失控，拍案怒骂：“你蔡文治是什么东西，我枪毙你再说，我枪毙你再说！”同时起身拂袖而去。
蔡文治一时间百感交集，泣不成声。当汤恩伯冲出门去，他也甩掉军帽，解除武装带，申言不能再干。从此自动离职，几年后由港赴美定居。
李宗仁后来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蒋介石、汤恩伯的极大不满：“蒋先生最不可恕的干预，便是他破坏了政府的江防计划，蒋先生原非将才，东北及徐蚌二役可说是他亲自指挥垮了的。当时我和白崇禧力争，徐蚌之战应本着‘守江必先守淮’的传统原则作战，而蒋不听，硬要在徐州四战之地与共军作战，卒至一败涂地。此次守江，虽属下策，但是我们空有强大的空军和数十艘军舰为共军所无，若善加利用，共军亦未必可以飞渡长江。无奈蒋先生无意守江，却要守上海一座死城。执行他这错误战略的，便是他最宠信而实际最脓包的汤恩伯。”
3月24日，解放军还没渡江，驻守在长江防线的国民党军第九十七师师长王晏清毅然率部起义，投向了人民的怀抱。这个师原是国民党政府“首都警卫师”，全师13000人，全部美式装备，其中的第289团，还曾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警卫团，直接负责蒋介石本人的警卫工作。国民党兵员枯竭，为了加强南京防务，蒋介石才把这支“御林军”交出来警备南京，归南京卫戍司令张耀明指挥。国民党“首都警卫师”的起义，尽管该部后来在准备北渡长江前往解放区时遭到国民党空军拦击而大部溃散，只剩王晏清100余人抵达解放区，但该师是蒋介石及其高级官员的内卫部队，王晏清是蒋经国亲自向父亲推选的少将师长，又一向被视为蒋家的“嫡系”。因此“御林军”的倒戈之举，实在令蒋介石始料不及。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渡江战役的兵力部署是：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湖口以东的汤恩伯集团45个师的兵力，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帝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今北京）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3月31日，由邓小平亲自修改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上报中央军委。4月3日军委批准了这个《纲要》。《纲要》决定将渡江部队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于4月15日在江苏省靖江至安徽省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尔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江苏、安徽省南部及浙江全省。
三个集团的具体兵力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指挥第20、第26、第34、第35军，第10兵团指挥第23、第28、第29、第31军和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指挥。其中第34、第35军位于江北全椒、仪征、扬州等地并攻占瓜洲、浦口、浦镇，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地区国民党军；主力6个军由三江营（扬中以北）至张黄港（靖江以东）段实施渡江，成功后向宁沪铁路（南京—上海）挺进，控制该路一段，阻击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东逃和上海方向的国民党军西援，并向长兴、吴兴方向发展，会同中突击集团切断宁杭公路，封闭南京、镇江地区守军南逃的通路，完成战役合围，尔后协力歼灭被围之敌。
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指挥第21、第22、第24军，第9兵团指挥第25、第27、第30、第33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芜湖以北）至枞阳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沿江守军，并监视芜湖守军；主力迅速东进，会同东突击集团完成对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尔后各个歼灭被围之敌。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为求得中、东两集团行动上的协调，迅速合围南京、镇江地区守军，中突击集团过江后统归粟裕、张震指挥。
以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指挥第10、第11、第12军，第4兵团指挥第13、第14、第15军，第5兵团指挥第16、第17、第18军及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和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由枞阳至望江段实施渡江，成功后以1个兵团挺进浙赣铁路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控制该路一段，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主力沿江东进，接替第9兵团歼灭芜湖守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作战。（后来，为了便于部队就粮和避免过分拥挤，4月17日总前委又决定西突击集团过江后，第3、第5兵团直出浙赣铁路沿线，第4兵团执行东进任务。）邓小平、陈毅位于合肥以南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
4月初，准备渡江的解放军各部队已是万事俱备，只待按原定计划在4月15日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了。
然而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4月10日毛泽东致电总前委：“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的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变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形究竟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总前委、二野、三野负责人接到电报，都着了急。10日这天分别电告中央军委，表示推迟渡江极为不利。邓小平、陈毅汇集各方反应，10日下午电告军委：“（长江）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将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总前委建议：“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
尽管如此，毛泽东仍然认为，军事必须服从政治上的需要。4月11日他指示总前委：“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15日渡江推迟至22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毛泽东解释推迟渡江的理由是现在南京政府派往北平的和谈代表正准备和签订和平协定，他直言不讳地说：“此种协定，实际上是投降性质。”“公布后，对于主战派及江南敌军，估计必起大的瓦解作用。”我军在协定公布后渡江，“对于南京政府及江南军民表示仁至义尽。对方如有反悔，曲在彼方，我则理直气壮”。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我方立脚点，必须放在对方反悔上面，必须假定对方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那时我方的损失只是推迟了七天渡江时间，此外并无损失。”因此，毛泽东告诉总前委：“总之，4月下旬必须渡江，你们必须精确地准备一切。”
附录：
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战斗序列
总前委 委员 刘伯承 陈 毅 邓小平 粟 裕 谭震林
常委 刘伯承 陈 毅 邓小平
书记 邓小平
第二野战军 司令员刘伯承
政治委员 邓小平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张际春
参谋长 李 达
第3兵团 司令员 陈锡联 政治委员 谢富治
副司令员 王近山 杜义德
政治部主任 阎红彦
第10军 军长 杜义德（兼） 政治委员 王维纲
第11军 军长 曾绍山 政治委员 鲍先志
第12军 军长 王近山（兼） 政治委员 王近山（兼）
第4兵团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陈 赓
副司令员兼参谋长 郭天民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刘志坚
第13军 军长 周希汉 政治委员 刘有光
第14军 军长 李成芳 政治委员 雷荣天
第15军 军长 秦基伟 政治委员 谷景生
第5兵团 司令员 杨 勇 政治委员 苏振华
副政治委员 张霖之 政治部主任 甘渭汉
第16军 军长 尹先炳 政治委员 王辉球
第17军 军长 王秉璋 政治委员 赵健民
第18军 军长 张国华 政治委员 谭冠三
特种兵纵队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李达（兼）
第三野战军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陈 毅
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 粟 裕
第一副政委 谭震林
参谋长 张 震
政治部主任 唐亮 政治部副主任 钟期光
第7兵团 司令员 王建安 政治委员 谭启龙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吉洛（姬鹏飞）
参谋长 李迎希
第21军 军长 滕海清 政治委员 康志强
第22军 军长 孙继先 政治委员 丁秋生
第24军 军长 王必成 政治委员 廖海光
第8兵团 司令员 陈士榘 政治委员 袁仲贤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江渭清
参谋长 何以祥
第20军 军长 刘 飞 政治委员 陈时夫
第26军 军长 张仁初 政治委员 王一平
第34军 军长 何基沣 政治委员 赵启民
第35军 军长 吴化文 政治委员 何克希
第9兵团 司令员 宋时轮 政治委员 郭化若
参谋长 覃 健 政治部主任 谢有法
第25军 军长 成 钧 政治委员 黄火星
第27军 军长 聂凤智 政治委员 刘浩天
第30军 军长 谢振华 政治委员 李干辉
第33军 军长 张克侠 政治委员 韩念龙
第10兵团 司令员 叶 飞 政治委员 韦国清
参谋长 陈庆先 政治部主任 刘培善
第23军 军长 陶 勇 政治委员 卢 胜
第28军 军长 朱绍清 政治委员 陈美藻
第29军 军长 胡炳云 政治委员 张 藩
第31军 军长 周志坚 政治委员 陈华堂
特种兵纵队 司令员 陈锐霆 政治委员 张 凯
第四野战军
第12兵团 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萧劲光
第一副司令员 陈伯钧
第二副司令员 韩先楚
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唐天际
参谋长 解 方
第40军 军长罗舜初 政治委员 卓 雄
第43军 军长李作鹏 政治委员 张池明
渡江战役国民党军战斗序列
京沪杭警备司令部
第8兵团
第55军 第68军 第96军
第7绥靖区
第20军 第66军 第88军
第6兵团
第99军
首都卫戍总司令部
第28军 第45军 江宁要塞
淞沪防卫司令部 淞沪警备司令部
第37军 第52军 第75军 吴淞要塞
第1绥靖区
第4军 第21军 第51军 第54军 第123军 江阴要塞
第17兵团
第87军 第106军
第9编练司令部
第73军 第74军 第85军
第12军 第18军 第67军
海军第2舰队 空军驻南京、上海的部队
浙江警备司令部
华中军政长官公署
第1兵团
第29军 第71军 第79军
第3兵团
第7军 第48军
第19兵团
第127军 第128军
第6绥靖区
第56军
第8绥靖区
第46军
第16绥靖区
第97军 第103军
第58军 第126军
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 第14兵团
第2军 第15军 第124军
海军江防部队
空军驻武汉部队
武汉警备司令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