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渡江战役的兵力部署，27军奉命在9兵团编成内，属渡江战役三大集团之中集团，位于安徽境内荻港至鲁港一线之长江以北实施渡江准备。为更深入地了解敌情，研究拟定作战方案，1949年2月21日，聂凤智军长率军部前指先行出发，3月1日抵无为县江边一带，开展渡江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大部队于3月3日由宿县出发，十天后陆续到达无为县，全军渡江准备工作随即迅速展开。
27军当面的长江，正面宽达30公里，江道弯曲，江水由南向北奔涌而去，突遇江心的若干沙洲，转头折向东北，水流湍急，风大浪高。江面最窄的地方有一到两公里，最宽的是江心洲一带，足足有5公里，急速的江水突遇江心洲的阻挡，在江面上形成一个个漩涡，成为渡江的天然障碍。最大的沙洲方圆七八华里，当地人称作黑沙洲。它处在27军下辖的79师的正面。从望远镜中可以隐约看见黑沙洲北部有一座约三层楼高的炮楼式碉堡——这就是扼守着这一带江防咽喉的制高点，与江南敌军炮火形成交叉火力，成为解放军渡江时的重大威胁。地形、水情和敌情均于解放军不利。
1949年3月15日，79师侦察队副队长齐进虎带领两名战士宋协义和王林芳扮成敌军，乘雨夜驾船潜入黑沙洲。刚一上岸，迎接他们的就是几道手电筒光。“这回可是肉包子打狗，叫你们有来无回，看你共军侦探能插翅飞回江北”，敌军指着齐进虎这样说道。趁着混乱，宋协义向敌人扔了一个手榴弹，齐进虎带着宋协义和王林芳迎着敌人火力网冲进了黑沙洲。黑沙洲上好心的居民王大爷收留了这三位解放军。而敌人也在岛上四处搜索。
为了不连累岛上居民，齐进虎三人白天躲在蚕豆地和稻草堆里，晚上就摸索黑沙洲的地形。这期间惊险不断，有一天他们刚好藏在一个稻草垛里，敌人过来搜查，问百姓话，大家都说不知道，没看见。而有个敌兵忽然将枪戳向了草垛，擦着宋协义的头皮，宋协义一动也不敢动，直到敌人离开。
躲了10多天后，敌人还没有搜到他们三人的踪影，但是他们知道三人一直都在岛上。为了防止他们逃跑，敌军送走了岛上所有的船和木盆。好心的王大爷跟他们说：“他们能搜，我们能藏。”原来王大爷已偷偷将一个采菱木盆沉到了水塘里，以备他们急用。又过了大半个月，敌人依然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要将洲上的群众赶到江南岸。此时的齐进虎等人已经摸清了洲上敌军的布防详情。当晚，王大爷带领齐进虎三人在塘里找到了木盆，他们一个坐在盆中央掌握平衡，另外两人在两边划水，成功回到了部队。
由于他们提供的详细的侦察资料，在后来的渡江战役中，79师的阵地万炮齐发，炮弹像长了眼睛似的飞向敌人的炮群、地堡，一个小时后黑沙洲成了一片废墟，使得敌军势力瞬间减弱，79师成功渡江，无一人牺牲。齐进虎也因此被华东军区授予“华东一级人民英雄”称号。那只渡江的采菱木盆作为文物被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征集、展出。齐进虎后来不幸于1950年11月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
随着渡江作战任务的迫近，聂凤智感觉这样零打碎敲的偷渡侦察有一定的局限性，便大胆设想：能不能派遣一支侦察分队过江，与江南的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及时而又周详地掌握解放军当面之敌的变化情况，通过无线电台不断向军部报告。当然，大军渡江前夕，由27军单独派一支小部队潜入江南，无论是这支部队还是27军的领导，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但是聂凤智认为值得冒险一搏，多年以后，他在回忆录《战场——将军的摇篮》中说：
“敌正规主力部队，被我大军牢牢吸引在江防一线，纵深力量配备薄弱；敌各部防守正面宽大，兵力不敷分配，到处有缝隙可钻；江南地方反动武装，面临我大军渡江日益迫近，各自考虑后路，忧心忡忡，骚扰活动有所收敛；皖南山区曾是哺育新四军的主要根据地，有较强的地下党组织和良好的群众基础；我侦察健儿多次出入敌阵，机敏善变，孤胆顽强，积累了丰富的敌后侦察经验。从我们多次组织偷渡侦察看，成功的把握是有的。”
据此，27军党委经过反复研究，将实施方案上报9兵团。兵团首长认为此事事关重大，在全军也没有先例，为慎重起见，需向上级请示。经过一级一级上报，最后得到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赞誉和批准。27军即以军侦察营1、2连和79、81两师抽调的3个侦察班，组成先遣渡江大队，由原在皖南地区工作过的81师242团参谋长亚冰（章尘）和军司令部侦察科长慕思荣分任大队长和副大队长。
当晚20时，章尘和车仁顺率大队机关及二连共180多人，从无为县石板洲，乘着20多条船，分成四个箭头齐渡。战士们全神贯注地环视江面，小心翼翼地划着船桨，离敌岸只有300米了，敌人的碉堡、铁丝网的轮廓隐约可见。这时，对岸突然响起了密集的枪炮声。这时大家都极度紧张，当时章尘站在船头，毅然发出命令：“全速前进，强行登陆！”战士们拿起铁锹充当木桨，拼命划船。
王德清带领的船只划在最前面，遭遇到敌人猛烈的阻击。他后来回忆说：“我们有个战士任陆臣同志，他打得挺猛，拿着机关枪与敌人交火，最后他牺牲了。他牺牲后王传宝又过来，拿起机关枪就射击，我起来拿着竹竿去捅，去撑船。战斗非常激烈。”
经过20分钟的激战，20时50分，战士们终于在十里长江堤强行登陆。而老班长张云鹏却落入水中，被江水无情地卷走，他没能踏上江南的土地，就永远地告别了战友。上岸以后清点人数，除了牺牲的战士外，另外还有19名战士失踪，生死不明，侦察分队中唯一懂得测绘的于建民也失散了。大队长章尘心头不由一沉，他预感到这个任务的完成将面临超乎想象的困难。他一咬牙，命令队员急行军60里，在拂晓前赶到狮子山，进入了山顶的清凉寺。这里将是他们侦察的重点地带。
慕思荣和刘浩生率一连及各师侦察分队组成的一个排共140余人，以铜陵县的北埂王至金家渡段为预定登陆点，从无为县的江心洲西侧洲头，分乘十几条木船，从20时开始渡江。经过小规模的战斗，他们于22时25分登陆，几经周折后到达了迪龙冲胡家村。
就在这一天深夜，国民党军统安徽站少将站长唐玉昆也凭借其老牌特工的敏锐嗅觉来到了芜湖。唐玉昆动作很快，他除了布置各县保安团展开地毯式的搜索，还调动了芜湖的特务网搜集情报，这个特务网甚至深入到了各个乡村。章尘带着队员们寻找制高点，准备绘制江防图，但他嗅到了空气中这种紧张的气息——敌人的防守明显严密起来了。
情况紧急而危险，所以章尘不得不采取一些非常的手段。凡是上山挖笋的农民，准进不准出，来一个扣一个。清凉寺里有间大房子，就把他们一起安置到那里。
中午时分，山下响起了一阵枪声。原来，唐玉昆派出的繁昌县保安团正在搜山。战士们立刻做好了战斗准备。
这时，负责在北边山口处警戒的一位班长，带着一个农民模样的人来找章尘，他是来送信的。
章尘打开一看，是张名片，正面印着“繁昌县保安团少校营长×××”，反面写着一行字：“贵部是何部？往何处去？请奉告。”当时侦察大队临时党委的几个人经过紧急磋商，判断出他是地方部队，不是国民党的主力军，他现在还摸不清章尘他们是解放军还是国民党的部队，他摸不清就好办，于是就商量出一个“拖”的办法。
于是，章尘便叫写得一手漂亮行书的测绘员写了回信：“我们是88军149师师部搜索队，前往某山区执行特别任务，不便奉告。”然后，又在“搜索队队长”的下方，盖上二连副指导员徐万里的图章。他那颗图章特别大，刻的是篆书，弯弯曲曲，也看不清楚，倒很像个“官印”。
章尘一面命令负责侦察的人员抓紧行动，一面派出徐万里与来人周旋。徐万里对搜山的敌人大声说：“我们是88军的搜索连，你们怎么打枪了？你打伤我们一个兵，我们要扒你们团长的皮。”
保安团虽然将信将疑，但又怕得罪了“正规军”而担待不起，于是不停地在山下打枪。经验丰富的章尘分析，敌人很有可能是想拖住他们，等待援军到来，如果真正的88军来了，势将寡不敌众，看来必须尽快撤离。撤往哪里呢？章尘决定，侦察分队冒雨紧急赶往塌里牧村，希望与熟悉地形的地下党取得联系，另外派小分队深入敌军的前沿阵地，近距离侦察敌情，绘制地图。队员里跑得最快的高锦堂主动请缨，要求承担这一任务。
长江沿岸地区芦苇丛生。高锦堂率领的小分队日夜兼行，悄悄地潜入了敌人的前沿阵地。虽然离敌人很近了，但由于没能找到制高点，无法观测到敌人的炮阵方位。
侦察员们发现，在敌人阵地对面有一个陡峭的山崖，在那里或许能获得更加开阔的视野。侦察兵们搭起了十几个人的人梯，攀上了崖顶。果然，敌人的炮兵阵地尽收眼底。但可惜的是，还是被巡逻的哨兵发现了，随后大队的敌军蜂拥而来。
小分队赶快撤离，由于人员少，机动灵活，很快摆脱了敌人。但绘制江防图的计划再一次夭折了。而另一头，侦察分队在塌里牧村与地下党接上了头。地下党建议，到张家山去，那里地形有利，便于绘制地图。在张家山，侦察分队仍然使用了在狮子山的老办法，把进山的人员暂时扣押看管起来。
然而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还是发生了。
这个时候村里跑了一个人，他是国民党的村谍报员。当时国民党的地方谍报员在每个村都有，这样对侦察分队不利。此人迅速把解放军的活动情况向上级作了汇报。这样侦察大队就触及了唐玉昆的谍报网！事不宜迟，章尘下令马上撤离。但是已经来不及了，出山的大路被敌人封死，侦察分队被四面八方的敌人包围了！
章尘迅速把这一危急情况发电报告诉军部。电报刚发出去，一发炮弹落在了电台附近，电台被炸毁，译电员也牺牲了。怎么办？
章尘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派人穿插到村子里，让老百姓家家户户开锅烧水。袅袅炊烟在半山腰上升腾缭绕。敌人被迷惑住了，他们以为侦察分队还滞留在村里。于是敌人开始向村庄方向移动，而侦察分队则早已在向导的引导下，抄小路悄无声息地撤离了。
连续几天的侦察毫无进展，而发动总攻的日期就在眼前，身在长江南岸的章尘焦急地徘徊着。这个时候，登陆时失散的于建民突然商人打扮出现在他的面前。于建民是队里唯一的测绘员，在侦察分队渡江的那天晚上，于建民所在的班一上岸就被敌人打散了。幸好他没穿军装，干脆化装成老百姓，趁着夜色逃避了敌人的追捕，躲到了附近的一个小村子里。
随后，躲在村子里的于建民又被国民党军抓了壮丁，他被抓去修工事的地方竟然是敌人最核心的炮兵阵地，给他分派的活是给炮位打桩子！绘图能手于建民此时不可能拿出纸和笔，只能把敌人的炮兵方位以及掩体工事都牢牢地记在脑子里。黄昏的时候，趁看守的哨兵戒备松懈，于建民溜进了旁边的芦苇荡里。几经周折，化装成商人的于建民终于找到了大部队。尽管于建民绘制的图纸并不全面，但是再把前几次侦察的结果加以汇总，一幅基本完整的江防图就绘制出来了。然而军统特务唐玉昆已经在各个路口设卡严密盘查，侦察员们根本回不去了。而江防图必须万无一失地送到江北，否则将前功尽弃。由谁把江防图送往江北呢？
这个重大的任务交给了一位年仅23岁的女人，她就是地下交通员吴赛兰。因为地下党组织考虑，派妇女去风险相对要小一些。吴赛兰的特长是善于乔装打扮，化了装以后甚至连熟人都无法分辨。4月16日，地下党组织给吴赛兰布置任务的时候，她的身子正来例假。吴赛兰把江防图慎重地藏在身上，然后摇着一只小木船向江北划去。
行到江心的时候，吴赛兰被敌人的巡逻艇发现了，一炮打过来，将小木船打翻在江中。她就紧抱着一块木板不放，随着风浪一路颠簸，就这样渡到了江北。到江边时，当地的老百姓把她捞了起来。当时，她已经失去知觉，什么都不知道了，话也说不出来，腿也站不起来，手也抬不起来了。但是，藏在她身上的江防图却仍旧保存完好。
吴赛兰被老乡用担架送到27军军部，把这张珍贵的江防图交到了27军首长手中。
4月20日夜，当我军发起渡江战役之时，章尘又率领侦察兵们根据上级指示，切断敌军电话线，在敌江防区放火为号，为我军炮兵指示目标，扰乱敌指挥，错乱敌部署，并直接攻占敌江防据点，接应大军胜利渡江，又协同渡江的80师238团歼敌一部。后来，他们的这段侦察经历被改编成电影《渡江侦察记》，成为一个时代的红色经典。
南京市珠江路西口，吉兆营24号。这座小院是中共南京地下党员沈世猷的家，也是中共南京地下党的一个重要的联络点。该院东面百米之遥就是戒备森严的国民党“国防部”，小院对面住着保甲长。因为地理位置特殊，所以经常有军宪警在夜间突袭检查户口，或者进行重点搜查。在敌人鼻子底下设地下交通联络点是极其危险的，但又相对安全，关键是要时时刻刻提高警惕、打好掩护和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
这个地下联络点是在1948年秋建立起来的，当时主要由华东野战军情报策反干部吴明义（化名邬一声）和来自上海的华东局地下党员王月英（化名李敏）一手领导，主要工作人员除了地下党员沈世猷、其妻丁明俊，还有他们的内侄丁良典。沈世猷的社会身份是国民党“国防部”第一厅的中校参谋，有关“国防部”的一些情报主要是靠他在工作中收集侦取而来的；丁明俊负责与地下党进行联络；而丁良典当时是国民党CC系控制下的建国法商学院的大学生，他主要负责联络点的安全保卫工作。情报到手后，迅速转交吴明义和王月英，由他们设法转送到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司令部。
由于工作需要，特工干部吴明义和王月英调走了，中共地下党南京市委也专门成立情报工作组，卢伯明任组长，由陈修良直接领导、单线联系。
这座小院是面朝南的三开间三进老式平房，同西边的邻居是同山共墙，东侧是一条偏僻的小巷，第三进的后面二尺多就是一堵与北边邻居相隔的围墙。二进居的中间，原来是主房。中进的西间不临街巷，前后窗下都有一个不大的花坛，这间房的位置相对偏僻安静，原来是沈世猷、丁明俊夫妇的结婚用房，它有一个方便之处，前后有两个角门，后角门直通后院，可以直接从侧巷后门进出。卢伯明就住在这间房。沈世猷和妻子、幼女搬到后院后进居住。后进是正房两间，上面还有个阁楼。他们住到西边那间，可以和中进西间互相照应，而且那个里间还分内外两小间，他们住在内间，外小间作为联络点的同志们秘密议事之处。丁良典在小阁楼和东间各有一张床，既可以在楼上观察左邻右舍的动静，也可以在楼下随时照看后院和后大门。
这样安排后，地下联络点实际上就使用了中进西间、后进和整个后院。中进东间则出租给一位原籍安徽的中学女教师居住。而前进呢，正好是沈世猷在外地的同族亲戚一家人，因避战乱而来到南京。
在那种残酷的环境中进行情报工作，南京市委制定了严格的纪律。每个人都要隐姓埋名，一般用化名，比如地下市委书记陈修良对外就称“张太太”；平时工作中的联系、情报传递都是单线的；不该知道的情况绝对禁止知道，禁止随便打听，连当事人的妻子儿女也不例外；无论多么亲近之人、感情多深之人，见了面不能不择场合地流露感情，更不能正常迎来送往，通常用点头和会意的目光表示，大家就心照不宣，达成某种默契。
为了确保绝对安全，以防万一，丁良典对进出小院、迎来送往等这类很细微的问题，也都提出了具体要求，要所有人切实遵守。他要求地下党派来的人一律从后院后门进出；要求沈世猷、丁明俊夫妇迎送地下党来往人员只到后门为止，不出后门一步；他要他姑姑丁明俊平时上街买菜，进进出出，都要怀抱婴儿，给外人以标准的家庭妇女的印象。
丁良典还对沈世猷说：“姑夫，你可以身着戎装，大模大样地从临街正大门进出，你的那些同僚，“国防部”或者部队的军官，就一律由你迎来送往；我也可以佩戴建国法商学院的校徽从大门正常进出。”
除了这样常规的安排，还必须有一套面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如果敌情到了前后大门，地下党的同志可以从卧室的角门，通过沈氏夫妇的卧室，登上三进上面的阁楼，站到侧巷的角门听听动静；如果敌情继续发展，到后院或者三进楼下，地下党的同志就可以轻轻打开阁楼的角门，一步跨到围墙上，背阁楼后墙而立，再听听动静；如果敌情发展到屋内，或者要上阁楼搜人，他就可以从后围墙跳到后邻矮房，可连续跃过几间矮房，乘机逃离虎口。
总之，通过他们精心的布置和安排，这个甚是平常的“国民党军官公馆”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地下之家”。沈世猷从国民党“国防部”获得的大量情报也源源不断地通过这里送往了中共上海局和解放军野战军司令部。
1949年1月5日，淮海战役即将结束，汤恩伯在常州筹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先驻防在南京孝陵卫。沈世猷原计划是去湖北执行策反国民党倪祖耀军的任务，而且“国防部”的人事部门也下发了将他调往湖北的命令。但在这时，沈世猷又接到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命令，要他改变计划，打入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侦取跟江防有关的情报，这样对于中共和解放军的贡献将会更大。
接到这个命令后，沈世猷即向人事处长张光宇表示要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工作，但张光宇明确表示不同意他去。沈世猷有一个特别强的能力，就是他的公关交际能力，多年来，他总是能与老同学、老上司、老同事保持比较和谐亲密的关系。于是他就想方设法，通过种种迂回的关系，利用各种关系以及国民党机关中的派系斗争，最后得到“国防部参谋长”周自强的支持。这其中，关键的一点是沈世猷曾与周自强同在国民党31集团军供职，交情颇为深厚。这样，就由周自强亲自下令，调任沈世猷到江防总部第三处任中校参谋，主管作战。
由于沈世猷长期在汤恩伯的嫡系部队中工作，又是军校毕业生，军阶较高，所以结交了一大批同学、老乡，这客观上为他做好情报工作打下了基础。同时，由于意识到人际关系对于地下工作的帮助很大，沈世猷平时对于人际关系处处用心，经常请这些熟人吃饭，与这些人打成一片，相处甚欢。这样一来，为他侦取情报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沈世猷名义上是江防总部第三处的参谋，实际上他成了“不管部”的参谋，经常跟随长官到处活动，参加各种军事会议，侦取了大量极其重要的情报。
当他得知江防总部的高级将领作战指挥密室里挂有一张大幅江防军事用图时，沈世猷又开始积极行动起来了。这个作战室是由一个专职参谋来管理的，他负责标记全部江防阵地的兵力配备的位置和数量，如果阵地的兵力部署有了最新的变动，他需要逐日逐时更换标记。
沈世猷有意识地接近这位参谋，主动地联络感情，在经济上慷慨解囊，在生活中处处表现出讲义气、善解人意的言行。不久，沈世猷便取得了这位主管参谋的信任，当上了他的助手。沈世猷可根据实际的工作需要自由进出这个作战室，随时了解江防阵地兵力部署的情况。然后在他下班回家后，再通过设在他家中的地下交通站把情报送出去。
1949年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卢伯明又匆匆地来到了吉兆营24号。在第三进的小房间里刚一坐定，卢伯明就对沈世猷说：“沈参谋，组织上交给你一个紧急任务。”
沈世猷回答说：“我尽自己最大的力量不辱使命。”
卢伯明严肃地说：“现在我军已准备渡江作战。望你迅速侦取到安庆到芜湖间国民党江防兵力配备情况，越快越好，越详细越好，重点是荻港一带的部署。我知道，这个任务既艰巨又光荣。你能完成吗？”
沈世猷沉默了一会儿说：“我尽力而为。我想只要有机会我一定能完成任务。”
这个任务对于沈世猷而言，确实是困难重重。因为要了解某一具体地段的兵力部署，已经属于具体战术范畴了，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又称江防司令部）是最高军事指挥机构，这里很难搞到这类情报。如果要到绥靖区或者部队机关去实地猎取，其困难也是可想而知的。
同时，由于大战临近，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也对内部人员加强了监控，安插很多军统的耳目，如果稍有不慎，就有暴露的危险。
沈世猷在司令部上班之时，整天转来转去，时不时地到同僚那里串门、打探消息。功夫不负有心人，这时有一位姓古的参谋，他主管安庆到芜湖的防务，要外出视察江防。沈世猷就利用他平日里打下的人情基础，利用老同学、老同事的良好关系，跟主管的上司毛遂自荐暂时代理古参谋的业务。
在他代理古参谋的工作期间，沈世猷敏锐地寻找和分析各种资料来源，任何可能的蛛丝马迹也不放过。突然有一天，国民党军的第七绥靖区新报上来一张军事图，而这张军事地图正是荻港地段的兵力部署详图。这张图细致而复杂，不是看一眼两眼就能详细记清楚的。如果要重绘一张，需要花费好几个小时，在办公室绘制，肯定是不行的。而且，当时他也没有照相机。怎么办？机会稍纵即逝。沈世猷当机立断，把这张江防图带回家复制一份。而那位古参谋今天晚上也不会来办公室的，只要明天上班时再放回原处就可以了。
在傍晚下班时，沈世猷把这张江防图装进平时上下班随身夹带的公文包中，心里颇为紧张，但又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大摇大摆地通过岗哨，走出了戒备森严的江防总部。这天晚间，等天完全黑下来已是夜深人静之时，由丁良典负责望风放哨，沈世猷、丁明俊夫妇俩迅速把江防图铺在桌子上，把这一江防军事图上的所有兵力配备详情，一一誊写了下来，连荻港一带江心洲上一个排一个班的兵力配备，都没有落下。沈世猷夫妇彻夜未眠，直到东方发白才誊写完毕。天亮后，沈世猷带着那张江防图的原件回到了江防总部，放在原来的档案夹中，继续他的参谋工作。
丁明俊把誊写的江防图交给中共地下市委情报负责人卢伯明。卢伯明通过地下交通线，立即送到了解放军二野司令员刘伯承的手中。在漫长的千里战线上，解放军选择在荻港作为一个最早渡江作战的突破口，并在4月20日首先强渡成功。这张复制的江防图可谓立了大功。
1949年的4月19日，卢伯明又来吉兆营24号与沈世猷接头，交给他一个新的任务：当时情形十万火急，需要迅速侦取国民党军在长江南岸全部炮兵的火力情况，而且当时渡江作战在即，必须要在一天内获取此重要情报。
4月20日，沈世猷照常到位于东郊的江防司令部上班，在上班期间，又获取了相关的重要情报。但就在此重要时刻，江防总部突然宣布，规定机关内部人员一律不准外出，晚上也不准回家居住，一律住在机关内保持紧急战备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沈世猷虽有情报，但怎么才能送出来呢？如果他偷偷溜回家，极容易暴露身份；如果让卢伯明来江防总部拿，那风险更大。
面对这种情况，卢伯明心生一计，对丁明俊说：“只有麻烦嫂子和小红到中山陵去郊游一趟了！”丁明俊会意地点了点头，说：“是啊，我好长时间没去中山陵玩了，正好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其实，小红不过是他们尚在襁褓中的女儿。于是丁明俊便怀抱婴儿，从吉兆营来到丈夫工作的地点孝陵卫，将情报悄悄地放在婴儿的襁褓之中，神不知鬼不觉地带了出来。当天晚上，卢伯明就来到沈世猷家中，把那份紧急的重要情报带走，即刻送往解放军野战军司令部。
沈世猷侦取的国民党军淞沪地区的工事构筑防御配备及作战计划要点、江南主阵地兵力配备、江北桥头堡阵地兵力配备、国民党军总预备队兵力控制地点、荻港兵力配备详图等，通过地下联络网都送到了二野司令员刘伯承手中。有些军史专家认为，沈世猷在渡江战役所发挥的作用相当于整整一个兵团。
国共和谈破裂后，张治中于4月22日向南京和中共方面表示，定在24日回南京“复命”。他天真地认为，代表团是为和谈而来的，和谈既已破裂，理应回去复命，特别是作为首席代表的他。
周恩来知道这一消息后，当天就到六国饭店去看张治中，情词恳挚地对张治中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或者广州，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你们的。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4月25日，周恩来面带喜色地来到张治中的住处，对他说：“文白兄，我们一起去接一个人吧！”
“什么人？我认识吗？”张治中好久都没有反应过来，问道。
“是你最熟悉的，到时你就知道了。”周恩来故作神秘地回答。
周恩来和张治中坐汽车直奔西郊机场。等了片刻，一架飞机徐徐降落在停机坪上。飞机上下来的，是几个中年妇女和孩子。张治中一看，又惊又喜，原来他们是张治中的夫人洪希厚、张治中弟媳郑淑华等家属九人。张治中揉揉发红的眼睛，深情地对周恩来说：“恩来先生，你真会留客啊！”
原来，这架飞机是白崇禧派到北平来接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不但代表一个未接回去，反而把张治中的夫人和家属共九人一起送来北平。这是周恩来事先通知上海地下党组织秘密地将他们送上飞机的。承办这一秘密使命的，正是沈世猷和中共华东局的王月英。他们在张治中老部下、当时任上海机场基地指挥官的中共地下党员邓士章和夫人的帮助下，躲开国民党特务的跟踪，终于把两位夫人和其子女全部送上了专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