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是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所做出的重大决策，也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动力。同时，改革和发展需要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对外开放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国策。
一、改革——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1978年，当亿万中国人从粉碎“四人帮”的喜悦中冷静下来，开始审视中国的现实状况的时候，他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整个国民经济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文化大革命”使生产力遭受了极大的破坏，在科学和教育发展水平上，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要落后几十年。1955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全世界的4.7％，而1978年却已经下降到了2.5％。1960年，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与日本相当，而1978年只相当于日本的1／4。商品非常匮乏，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如何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迅速摆脱贫困落后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一个严峻的挑战。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邓小平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在思想上导致僵化，妨碍人民和基层积极性的发挥。”（第3卷第237页）由邓小平策划和领导的改革成为中国第二次伟大的革命。
1978年，邓小平在中国工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致词中说：“现在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步伐，并且为此而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组织措施。中央指出：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各个经济战线不仅需要进行技术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进行制度上、组织上的重大改革。进行这些改革，是全国人民的长远利益所在，否则，我们不能摆脱目前生产技术和生产管理的落后状态。”（第2卷第135—136页）
在此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革是全面而深刻的。人们在改革中找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也在改革中摸索出了一整套衡量利弊得失的新的准则。
1.改革是一场革命
对于改革的性质，邓小平曾经在不同的场合多次做过论述，他说“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第3卷第113页）“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改革，就是要选择好的政策。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第3卷第135页）这样一场革命性的变革触及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等具体制度，不是局部的、表面的，而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为什么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呢？
第一，改革是也是解放生产力。
“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相对于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民主革命而言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的决定力量。在整个阶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革命就是通过改变生产关系来解放生产力。我国的民主革命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使生产力获得解放，是革命。邓小平说：“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第3卷第370页）在现阶段，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但是，建国以后，我们从苏联照搬来的一整套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事实上已经造成了对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束缚。改革正是要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旧机制的彻底变革使中国经济得以迅速腾飞，使整个社会能够迅速进步。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所以，改革一场革命。
第二，改革是社会关系的全面变革。
邓小平说：“引进先进技术设备后，一定要按照国际先进的管理方法、先进的经营方法、先进的定额来管理，也就是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第2卷第129—130页）“改革是全面的改革。”（第3卷第237页）改革是对政策的重新选择，是对体制的重新构建，也是对社会生活和人们观念的重新调整。
改革首先指向的是经济领域。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路线。随着经济改革的逐步深化，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的变革也随之展开。旧体制中一切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都面临着调整甚至是根本的变革。
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创造性地解决了人民公社制度对农民生产积极性的压制和对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阻碍，不仅使亿万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而且使他们当中很多人得以离开土地，走向城市。农村改革的成功经验使城市改革成为可能。城市改革实际上是整个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随之而展开的企业制度、计划、财政、金融、价格、管理、流通、分配等领域的全方位的改革使中国城市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改革首先是在沿海城市和一些经济特区进行试点的。在这样一些试验田上生长出来的一些先进经验和管理模式逐渐推广到全国，使整个中国在短短的20多年内，创造了过去100年所不能创造的奇迹。
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中国人的利益关系在不断地进行着调整，利益格局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中国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也在随之悄然地发生着变化，人们的民主意识、平等意识、竞争意识、效率意识、创新意识等到了全面的提升。可见，改革所引起的社会关系的变革是全方位的，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变化是全面的、深层次的。
第三，改革是社会发展的全面动力。
中共十五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围绕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要把改革作为推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各项工作的动力。”
马克思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贯穿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并且是人类社会的发展动力。那么，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这一矛盾是否仍然存在？在这个问题上，斯大林曾经做出过否定的回答，他认为，在社会主义阶段，这一矛盾已经根本消除，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是完全适应的。如果真的这样，那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在哪里呢？理论上就出现了空白。1957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回答。他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具有不同于旧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和情况，它不是对抗性的，既有相适应的一面，又有相矛盾的一面；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毛泽东虽然在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这一问题上做出了科学的判断，但是他并没有正确地揭示出我国的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务，导致了长期“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作法。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思想，并且又有所前进和创新。他指出，改革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改革的对象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内部的僵化的旧体制，这也就是说，改革是促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全面进步的动力。
2.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
恩格斯曾经说过：“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和任何其它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是一种崭新的社会制度，它的基本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是相适应的。但是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果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改革总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有利于在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下发展生产力。《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指出：“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1）改革的对象
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改革，背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最终不仅导致整个改革的失败，而且造成社会的动荡和经济的倒退。邓小平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对改革的对象作了十分明确的论述。他指出：在我国的经济体制中，在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以及科技、教育等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弊端。从经济体制看，存在着政企职责不分，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作用；从党和国家一些具体制度方面来说，存在着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等等。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这就告诉我们，改革不是动摇、背离社会主义制度，而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与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那些环节。通过改革，使社会主义的各项具体制度日益完善，使社会主义本身更加完善。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和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也是必然的。
（2）改革的目的
在1992年视察南方的讲话中，邓小平强调指出，改革不只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且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和解放生产力在内涵上是有一定区别的。发展生产力是指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通过对生产力诸要素进行合理配置和结合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在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曾经说过：“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邓小平深刻地总结了历史教训，清楚地认识到在我们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还存在着诸多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他纠正了毛泽东的上述提法，重提解放生产力，对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的某些部分进行调整，从而为生产力的发展扫除障碍。而这也正是改革的根本目的之所在。在这样一个总体目标之下，我们可以看到农村改革的革命性，看到经济体制、科技体制、文化体制改革的彻底性。进而在政治改革方面，邓小平明确了三个目标：“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第3卷第178页）明确的改革目标为我们的实践指明了方向。
（3）改革的性质
改革是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但是这场革命的性质不同于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革命，它的本质是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下，扫除那些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因素。因此，它是社会主义自我发展和完善。邓小平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第3卷第138页）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他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共同富裕。这是由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性质决定的，也是和剥削制度完全不同的。在具体政策上，邓小平虽然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他为改革所确立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而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是让“先富”带动“后富”以达到“共富”，绝不搞两极分化。
在政治体制改革中，他也提出了两条基本原则：一是坚持社会主义，二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使社会主义不“变性”、不“改向”的根本保证。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之所以失败，问题就在于他们没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没有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20多年的改革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使生产力得到了很大的解放和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都有了很大的增强。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4）改革的方式和进程
邓小平认为，改革应该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所谓有领导，就是“不能搞‘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不能搞违背中央政策的‘对策’。”（第3卷第277页）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第3卷第199页）邓小平特别强调，要保持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改革不能像过去那样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否则就会造成国家的动乱，改革也搞不成。
从实际出发，我国的改革重点首先放在经济体制改革上，而经济体制的改革又首先是从农村开始的。但是，改革从宏观上说是全局性的，改革需要各个方面互相协调。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贯彻，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文化管理体制改革等同样如此，无论哪一个方面、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有可能妨碍其他方面的改革，对改革的全局也会造成影响。
我们的改革步伐，同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是一致的。第一步，20世纪在80年代翻一番，90年代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第二步，到20世纪末再翻一番，进入小康社会，再经过20年的发展，形成一套更加完整、定型的制度；第三步，21世纪用30年到50年再翻两番，使中国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到21世纪中叶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程，同时完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改革。
3.改革得失成败的标准：“三个有利于”
1992年，针对有人总是用抽象的社会主义标准来评判我们的改革，总是用“姓资”、“姓社”的问题对改革提出质疑，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3卷第372页）这就是著名的“三个有利于”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