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综合国力在遏制战争中的作用，这是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暴力根源于经济观点的坚持和发展。如果说在科学技术还不发展的年代，国与国之间的冲突是否引起战争以及决定战争的胜负，还主要取决于两军的军事实力的对比，因而经济比较落后的国家或民族，可以不顾减缓经济发展速度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而只发展军事实力也能称雄一时的话，那么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则难以达到这样的战略目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许多事例说明，一个国家在世界战略格局天平中的分量，越来越取决于这个国家的经济力量。战后世界的战略格局由“两极”到“多极”的转变，其中经济因素是决定的因素。谁拥有强大的经济力，谁就能极大地影响同其他国家的关系，谁就能在国际事务中有更多的发言权，甚至有可能用强大的经济实力所表现出来的强大威慑力，来达到过去凭借强大军事威慑力也不能达到的目的。过去“谦恭”的日本人，在掌握了保持军事力量优势所必需的半导体及其制造技术的优势之后，已多次能对美国人说“不”，“坚决说不”。这充分说明以“经济力量”、“经济武器”为主要成分的经济威慑力，已经成为影响当代战争与和平的重要因素。在当代不同社会制度和不同发达程度的国家之间，战争可以避免，但是竞争不可以避免。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各国的经济竞争将愈演愈烈。优胜劣汰的竞争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其结局将决定每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位置。正是基于当代国际社会国家间综合国力竞争加剧这个现实，邓小平1980年1月在阐述我们党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时，明确地指出：“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的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就会大。”（第2卷第240页）
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依托，经济力量对国防力量始终有着决定性的作用和影响。邓小平强调：“国防的现代化，只有建立在国家整个工业以及农业发展的基础上才有可能。”（第2卷第78页）“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建立了比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第3卷第128页）从现代国防建设的发展趋势来讲，国家经济实力本身就是国防强大与否的根本标志。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就不会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加强国防必须首先发展经济，是一个规律。违背这个规律，国防建设不可能持续发展。所以，对实现军队和国防现代化来说，确有一个真想还是假想的问题。是真想，就要顾全大局，真心诚意支持国家集中力量发展经济。
2.军队和国防建设要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
基于对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和保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战略判断、战略思维，邓小平做出了军队建设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决策。
第一，军队建设要从指导思想上摆正位置。邓小平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第3卷第99页）人民军队要始终坚持国家和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时时、事事、处处以国家大局为重。不仅在军队建设总的规划和方针上要贯彻服从大局的思想，而且在军队建设的具体目标和任务上也要贯彻服从大局的思想；不仅要有服从大局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而且要有服从大局的坚定性和彻底性。现在，国家不可能拿出更多的钱来用于国防事业，军队的建设和发展难免受到制约。因此，邓小平要求军队“要忍耐几年”（第3卷第128页），给大局让路，保证国家首先集中力量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第二，军队要为国家建设大局服务。邓小平指出：“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无论空军也好，海军也好，国防科工委也好，都应该考虑腾出力量来支援国民经济的发展。如空军，可腾出一些机场，一是搞军民合用，一是搞民用，支援国家发展民航事业。海军的港口，有的可以合用，有的可以腾出来搞民用，以增大国家港口的吞吐能力。国防工业设备好，技术力量雄厚，要充分利用起来，加入到整个国家建设中去，大力发展民用生产。这样做，有百利而无一害。”（第3卷第99页）在邓小平看来，军队积极参加和支援国家建设，意义不仅在于把国家经济搞上去，而且还在于加大军民兼容程度，增强平战转换能力，提高现代国防的整体建设水平。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改革开放十多年间，军队既为大局让路，又为大局服务，尽一切可能把潜在的生产力挖掘出来，贡献出去，已经并正在取得多方面的社会效益。比如：积极组织力量参加和支援国家重点工程建设，开发和培养军地两用人才；协助地方政府组织和开展扶贫活动；转让军用港口、机场、通信线路、铁路专线、固定空运航线，国防工业、国防科技和国防设施，相继走上平战结合、军民兼容的发展道路，大批军工企业、产品和技术也陆续转到民用轨道上来。
第三，结合军队的教育训练，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早在1977年12月的中央军委全体会议上，在做出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这个历史性的决定整整一年之前，邓小平就已经在展望和运筹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全局了。他指出：“军队每年有上百万的战士复员，怎样使他们到地方工作更好地发挥作用，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们军队要搞得生动活泼些。只着眼于军队建设本身的需要是不够的，还要着眼干部、战士转业复员到地方的需要。”（第2卷第80页）他说，现在一个团的干部到工厂，不要说大工厂，就说中小工厂吧，当个厂的领导行不行？看来可能有些人不行。按资历说，能指挥一个团，如果好好学点知识，学点本领。锻炼一下，当个中小工厂的领导，大厂车间的领导，应该说是可以的。“要创造这样的学习条件。”（第2卷第80页）1984年11月，邓小平在军委座谈会上要求军队要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的时候，又明确指出了这个问题。他肯定“现在军队这方面工作做得不错，有成绩，这个很好。”同时，他再次指出，“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也是个顾全大局的问题。”把军队培养的专业技术人才中的一些人“转到地方各行各业去，对地方也是个支援。”（第3卷第100页）
3.军队和国防建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军队和国防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涉及国家大局问题。邓小平明确指出：“大家很关心军队的建设，关心军队装备的现代化，这个问题也涉及大局。四个现代化，其中就有一个国防现代化。如果不搞国防现代化，那岂不是只有三个现代化了？”（第3卷第128页）没有国防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就是不完整的，无论是从当前世界综合国力的激烈竞争来讲，还是从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客观规律来讲，国防建设都应该纳入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总体规划和历史进程之中。经验证明，像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离开军队和国防的现代化，就不足以成为对国际事务有重要影响的大国之一，就不足以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就不足以振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
经济与国防，历来都是国家独立和自立不可或缺的两个基本条件，应该在国家总体战略布局中协调一致起来。一支强大的军队，一个巩固的国防，始终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坚强后盾，是国家政权巩固、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民安宁的可靠保障。国防建设作为国家整体利益的一个内在需要，可以而且必须同经济建设协调一致地发展起来。现代化建设所谋求的国家利益，最基本的方面，就是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问题。国家安全离不开国家发展，但国家发展也不能代替国家安全。经济实力只是国防强大的一个必要前提，经济建设搞上去了，并不意味着国防就会自然巩固，社会就会自然安定。国家发展历来要以国家安全为条件。所以，就国家整体利益来讲，解决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问题，在步骤上固然有先有后，但在总体布局中不能可有可无。中国不能走“穷国强兵”的道路，也不能走“富国穷兵”的道路，更不能走“国穷兵弱”的道路。否则，一旦天下有事，那就可能要付出损及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严重代价！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第3卷第279页）因此，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必须合理确定国防投入比例，相应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不断增强军队在高技术条件下的防卫和应急作战能力。
坚持和贯彻服从国家建设大局的根本方针，军队建设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责任更重、更大，工作更艰巨了。在军费供需矛盾一时难以缓解的情况下，要真正实现国防建设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尤其需要全军官兵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到自强不息，开拓前进。邓小平多次指出，要精打细算，要讲效益，军队要考虑的，不是增加军事预算在国家财政开支中的比重的问题，而是在这已定比例的范围内，怎么用好这个钱，用得更好，用得更合理，真正用在加强战斗力上。他根据长期的治军经验，提出了一系列的方针、原则和措施办法。要贯彻精兵原则，减少军队的员额，减少用于维持人头生活的费用，那么即使军费开支不增加，也可以多“挤”出一些经费用于改善武器装备。他明确指出：“减少军队人员，把省下来的钱用于更新装备，这是我们的方针。”（第2卷第285页）他认为，缩小我军的规模，把各级领导机构搞精干，不仅不会影响我军的战斗力，相反这是增强我军素质的重要步骤。总之，军队不能消极等待，不能无所作为。如果没有军队自身的积极努力，再好的物质条件也不可能转化为战斗力。必须发扬艰苦奋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把服从国家建设大局同谋求军队自身发展统一起来。
三、坚持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方针
军事战略方针，作为党和国家总的军事政策，历来都是武装力量建设和运用的基本依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仍然是积极防御。他说：“我们未来的反侵略战争，究竟采取什么方针？我赞成就是‘积极防御’四个字。”
1.积极防御仍然是我们的战略方针
积极防御是毛泽东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创立的战略思想。它要求在战争指导上把进攻与防御有机地结合起来，以积极的攻势行动达成防御的目的，同时强调在条件成熟时，适时把战略防御导向战略反攻与战略进攻。正是这一符合战争规律和人民战争本质特征的战略思想，指导我军夺取了历次革命战争的胜利。但在新的历史时期，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首先，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已经执掌全国政权，提出和制定军事战略所要解决的已经不是夺取政权问题，而是要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其次，军事战略判断不再限于国内阶级力量对比，要把基本着眼点放在国际格局和当代军事斗争的发展趋势上。结合这些新的情况，总结建国以来实行积极防御的历史经验，邓小平从国家性质、国家利益和国家发展状况出发考虑军事战略问题，赋予“积极防御”战略思想以新的军事实践意义。
战略方针要符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中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考虑军事战略问题，不能离开社会主义国家性质和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邓小平指出，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主张世界和平的不一定是社会主义者，但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是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能称霸。”（第2卷第112页）“我们不像霸权主义那样到处伸手。”“我们不会去侵略人家。”因此，我们的战略始终是防御性的，20年后也是战略防御，就是将来现代化了也还是战略防御。中国需要和平，真心希望避免战争，但中国也非常珍惜来之不易的独立自主权利，决不允许别人损害中国的利益，别人也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自己利益的苦果。对战争问题，中国一向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
战略方针要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军情。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考虑军事战略问题，要同国家的发展利益和实际发展状况联系起来。邓小平指出，中国的主要目标是要让自己尽快发展起来。现在国家还穷，还很落后，尤其需要一个和平环境，集中力量解决自己的发展问题。因此，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中国都不可能威胁和侵略别的国家。但是，即便在总的力量对比仍然处于相对劣势的情况下，中国也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要树立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中国有几个特点，一个不信邪，一个我们有持久战的传统。”“一旦有事，还是我们的老话，立足于自己。立足自己就要有信心。”在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然存在的情况下，维护国家利益，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最终要靠自己拥有能够遏制战争和抵御侵略的强大军事力量。
当然，我们的战略不只是一个防御，更不是消极的防御。“积极防御中也有进攻，是积极防御。防御本身就不只是一个防御，防御中有进攻。”贯彻这一战略方针，一是要把战略态势上的防御性质同军事指导上的积极行动统一起来，积极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攻势防御，其中包括反攻和进攻。战略问题不能太死，积极防御就是后发制人，好处是活。防御与进攻相统一，是这个方针用于军事指导上的一个基本要求。二是要把和平时期遏制战争和战争时期赢得战争统一起来。战略武器，威慑力量，本身就有压力作用，你有我也要有。有一点，哪怕是小的，就是一种制约力量，谁要毁灭我们，谁就要受到一点报复。但是，将来不一定会打核战争，常规战争是有可能的。对付这种战争，我们要有制胜力量，要有自己的“杀手锏”。
2.人民战争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