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同样嫉妒之心，人亦应有之。
对我们家打了新窑的嫉妒，有一个发酵、酝酿、做出决定、付诸行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很长甚至可能始于公社干部来我们家访贫问苦、建议我们申请三分地庄基的时候。但是事件的当事人（或者叫受害人）压根就不知道。参与推动这个事件的人可能很多，在事件的各个过程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引起事件的发酵和推动各个阶段发展的主要因素不外乎是嫉妒之心。
这个并不算大的事件发生在我初中毕业之前。初冬的一天下午放学后，我回家远远看见我家的老窑、这个具有近百年历史的老窑，曾经给我们五六代人带来温暖幸福、是我们多少人在此出生、长大，同时也曾经让我懂事、感到屈辱的老窑——正在被全队社员挖掘，装进架子车作为“冬上金”的肥料运向麦田里！
“怎么回事？父亲把旧窑交给生产队施肥了，但没有发现谁计算架子车数呀，那工分怎么算呢？”在红苕窑上，年久的窑洞经过几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烟熏火燎，自然就成为优质的农家肥。由于肥料数量很大，自己的自留地用不了，就作为肥料交给生产队，生产队按肥料给本人相应的“工分”。我想着想着就来到挖掘老窑的现场。没有父亲，连自家的一个人也没有呀。
“咋回事呢？”我又急匆匆回到新家，母亲一人在。
“咱的老窑为啥生产队挖走当粪了？”我问母亲。
“你大说队长说咱是‘打新撂旧’，咱住进新窑，就要把老窑撂给生产队。”母亲说。
“给咱的三分地是作为老窑的补充，咋能算打新？”我问母亲。
“我也纳闷哩，你问你大吧。他一辈子忍让、忍让成熊啦。”母亲在灶房忙碌着，生气地说。
“我去找队长。”我边说，边朝出走。两三步就把七八个台阶的斜坡跃过。刚到路上碰见父亲回来了。
“你吃了饭，把馍一背，快去学校！不要管老窑的事情！”父亲伸开两个胳膊，挡在斜坡口。我一低头，从父亲左胳膊下钻了过去。父亲一转身拉住我的上衣。
“好娃哩，听大的话，不要去找队长。”
“好，我不管。”我挣脱父亲的拉扯，就朝队长家走去。
我们的队长是苟志松。家在我们队最北边的三家庄之一。他们不同姓的弟兄俩是同母异父，在1949年前跟着母亲和继父来到我们窑上的。继父先把养子分家另居，而对自己的亲生儿子疼爱有加，在他启蒙读书前，父亲特别高兴，专门把私塾先生请到家里，酒肉招待一番，然后让先生给娃起个官名。先生思路大开，提笔写了“志松”二字，然后扬长而去。后来苟志松上学以后发现这个名字并不雅。因为同学们经常喊他“勾子松”，想重起名字，无奈大家都叫开了，改也改不了。
他家是半明半暗的两个窑洞，由一个斜坡通到窑门口的路上。
“志松叔在吗？”我问，无人应。
“志松叔在吗？”我提高了声音。
“哎，是厚品。”一个细声慢气的女低音传来，是苟志松的老婆、我们原来的老邻居叫甜的中年妇女从灶房走出来。
“甜姐，你好，我找志松叔问个话。”我们窑上讲究“先叫后不改”。他们两个不一辈的人结婚、成为两口子，我们仍然继续原来的称呼不变。戴着一个漂亮围裙的甜姐把我引到西窑。门关着，甜姐把门推开：“你还睡？每天晚上跟夜猫子一样，厚品寻你哩。”顺手把门帘拉起来，放进门帘钩。进门把窗门也打开，窑里能看清了。志松已经坐起来，满脸的不高兴：“找我啥事？”
“生产队为什么挖我家的老窑？”我问。
“叫你大来，你大是一家之长！你个碎娃家，问个啥？”志松已经从炕上下来，在脸盆里洗着手。个子比志松高的甜姐收拾完炕上的被子出去了。
“志松叔，你是党员吗？”我问。
“是党员啊。”他用毛巾擦着脸，不解地看着我。
“毛主席共产党早把封建家长制打倒了，你咋今个还实行家长制啊？”我问。
“‘千人百口，主事一人。'”志松把毛巾搭在脸盆架上说。
“我家的庄基问题，我为什么不能来找你？你作为一队之长，我不找你，找谁？”我问。
“打新撂旧，上级有文件规定。”他在靠窑墙的椅子上坐下来，跷起二郎腿，瞪起三角眼。
“哪一级文件，让我看看。”我步步紧逼。
背有点驼显得更矮，但十分精神的三十来岁的志松从椅子上跳下来，从腰间拿出一串钥匙。在旁边的抽斗桌前，把锁子打开，把锁子和铁挡板“啪”的一声摔到桌面上。拉开一个抽屉，在里乱翻一通，然后又使劲推回去，发出“嗵”的响声。又拉开一个，又推回去。如此这般把几个抽屉折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文件”。
“是生产队开会作的决定，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没有找到文件，他又在狡辩。
“志松叔，你是队长，也是邻居。你应该知道我们那‘三分地’是公社因为我们老窑危险，让在后边挖下地窑才批的。如果两邻没有意见在后边建窑，你还能‘打新撂旧’吗？况且我们弟兄三个将来至少得两家院子。现在生产队收了一院，这是什么道理？你是不是看我大好说话，好欺负？”我一口气说完了。
“我没欺负你大，是南窑上人嘈嘈哩。”志松对南窑的人一直有成见，明显是推脱自己的责任。
“你刚还说‘千人百口，主事一人’。你是一队之长，不管别人怎么说，你得公道处事。人常说‘庄基土地不让人’。我给你明说，这庄基涉及我们几代人的事情。你要是处理不好，我跟你没完！就是这话，看你咋处理？我还要去上学。”说完转身走了出来。
出了门，我想起“是南窑上人嘈嘈哩”的话，就马上去南窑找贫农组长去，他家住在南窑。
满天乌云盖在桥山上，天空混沌一片，分不清是早晨，还是傍晚。西北风吹得柏树上黑绿枝叶呼呼响。埝头地边已经干黄的毛毛草随风摇曳着身子。
我踩在从志松他们三家人的埝头斜插向西南的小路上，越过我们北窑的埝头，进入通往打麦场的斜路，再走一段直路，就到贫农组长高大贵家窑背上了。
高大贵，人高马大，外号“声半”（说话声音大：他喊一声顶别人的一声半）。从小跟他大从黄龙山逃荒到窑上落脚，然后和南窑的王姓女子结婚，已经有四十岁了。
“大贵哥——大贵哥——”我一边下斜坡，一边喊。
“哎——是厚品，来，进窑里。”他从窑里出来。
“大贵哥，人家把贫农的窑都挖了，你这贫农组长是咋当的？”我生气地问。
“收你家老窑的事，具体过程是啥，我不清白。是苟队长定的，哥实话实说。”他把双手一摊。
“你知道公社给我们那‘三分地’是因为我家老窑危险，让在后边挖下地窑补充的。如果不是我的两个邻家有意见，我家早就在老窑后边建下地窑了。你们还能‘打新撂旧’吗？能把老窑收回去吗？况且谁不知道我们是弟兄三个，将来还不得三家。现在才两院，你就收了一院。这是什么道理？是不是看我们家穷，人老实，好欺负？大贵哥，你说这是什么道理？”我比在志松家更硬气了。
“好兄弟哩，具体情况，我实在不知道啊。”贫农组长无奈地说。
“‘庄基土地不让人。’庄基是我们几代人的大事情。你不能糊里糊涂、不明不白地把我家的老窑就收了。这事我跟你没完！处理不好我再找你，就是这话。”说完转身从窑里走了出来。
三天后，我又回来背馍。老远看着自家门前水井旁的桐树下站着一个人，好像是父亲。自从新窑建成以后，在父亲安排下，我们陆续在窑门口扎起了厕所，打了一眼水井。因为门前面就是我们家的自留地，不需给别人申请或者打招呼。我利用闲时间在水井旁栽了四棵桐树，已经发了斜枝，可以乘凉了。进入我们村的窑前路，我已看清就是父亲，一个清瘦的高个子、永不拾闲、相貌超出自己实际年龄的老汉，不断地朝东西两条从南而来的路上眺望着。他好像也看清是我了，就从井台南边的菜地的活儿中脱了身，朝着我走来。“大为什么没有上工呢？他可是从不迟到的。”我疑虑着。
“牛，我娃回来了。快回家，洗洗吃饭。你妈早备好了。”我有点不习惯地跟在后边。
父亲把我的布包拿下来，正反弹一弹，递给迎出来的母亲。又端出脸盆，放入毛巾：“饿了吧？”
我赶快接了脸盆，洗起来。父亲又递给二姐用的香皂：“洗干净。”
“我已洗完了。”我从父亲手中接了香皂，又放入盒中。
父亲又从母亲手中接了饭碗，递给我：“快吃。”
我接过饭碗，一碗满满的捞面，我狼吞虎咽般吃起来了。这在当时的农村是最好的饭食之一，只有在招待贵客时才能吃上。
父亲静静地坐在小方桌旁，面前晾着一碗面汤，看着我吃饭。
“再吃个馍。”看我吃完了面，把面汤递到我手里。
“吃饱了。”我打嗝了，开始喝面汤。
“慢慢吃，我问你，那一天你是咋寻志松的？不急，细细给我说说。”父亲急急地问。
我抬起头，看着父亲少有的喜悦、关注之情。一边喝面汤，一边把三天前去找队长的过程简单说了一遍。
“我娃能想到用‘当初如果两邻没意见，咱在老窑建地下窑，他们现在收啥旧窑’问他就不容易啊。”父亲明确指出我做对的地方。又问：“那你后来咋想起去找大贵啦？”
我说：“原来没想去。听志松说了句‘是南窑上的人嘈嘈哩’的话，我才想起去南窑的。”
“那是他志松胡说哩。是咱家门宗有人想占咱的地方哩，在人前人后到处胡煽哄哩。”父亲很明确地说。我想起我路过老窑发现队上并没有把我们家的老窑挖完，在东边残留了三分之一的老窑埝头。
“人家提出要保护他家窑的安全，挡了生产队的挖窑行动。还说：‘谁再挖，把我家窑也弄倒了，我们一家人就住到谁家去！’一听这话，谁还敢挖？”父亲进一步给我说着。
他说的“人家”是厚顺，我的堂兄。是个逞强、能说能打、会算计的人。更主要是他有弟兄四个，这在当时盛行“拳头就是知县官”的农村，是逞强使歪的重要条件。本来他家已经在窑前盖了房屋，早不住窑了。但人家以自家窑的安全说事，把一个生产队从队长到社员全制止了，谁也不敢惹上“全家都跟着去你家住”的麻烦。挖掘我家老窑的热烈气氛一下子戛然而止。已经属于生产队的老窑，就留下紧邻他家的三分之一地方。这地方生产队不会再用了，其他人更不敢靠近。他使用、占用就理所当然了。从这个结果暴露了我家遇到不公平“事件”的原动力之一。父亲分析得有道理。
“人家厉害，就叫人家厉害去。咱惹不过，躲得过。咱离人家远远的，安心过咱的穷日子。志松第二天就到咱家来了……”父亲从痛苦中解脱出来，满脸的自豪幸福。
“他说，你不要叫娃再找了，我负责给你把庄基弄好。在你家西边给你再划三分地。将来也是两院。好好给三娃子说说，不要再寻队上的事了。队上用老窑还要给知青盖房呢，这是公社安排的大事情，不能耽误。”父亲高兴地说。
老庄基是历史上自然形成的，面积很大，而新庄基只能划三分地。用我家老窑（至少有五分地）才换得三分的新庄基本来就吃亏了，况且把从光绪朝打的老窑土白白给了生产队，生产队没有补偿一分工，父亲看不到这些，还感恩戴德地感谢队长，高兴他小儿子的能干。难怪父亲一辈子知书达理、通晓古今，理论上头头是道，实践上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看到父亲少有的兴高采烈，我也不说透这一点。顺着父亲的话题问：“你咋知道我找大贵了？”
“当天晚上他也来咱家了。还没进门，就喊：‘六叔，六叔，咱叔侄俩一辈子没有高声说过话吧？’我不知道你找过他嘛，还‘丈二高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哩。‘我兄弟，你家厚品说我欺负你了。你说个公道，侄子欺负过你没有？’我说：‘谁不说大贵贤侄是好人，当领导公道。'‘看看，你儿子非要说我不帮你说话。侄子是什么样的人？你六叔最清楚嘛。你家老窑的事情，事前我一概不知。你还不知道，咱队上啥事不是老苟说了算。老苟啥时候把我这贫农组长当回事来？我不生兄弟的气，队上收你家的老窑，让我说她生产队就没有道理。兄弟说些气话我不生气。为啥？咱赖好是个干部，社员有意见不给干部反映，给谁反映？从年龄来说，我比兄弟大嘛。兄弟有意见不找哥找谁？我不生气。侄子只给你建议，我兄弟回来，你要给我兄弟娃好好说说，解释解释，不要再怪怨我了。’给我说了一河滩的好话。”父亲述说着，难掩喜色。
最后父亲郑重其事地说：“事情已经解决，你不要再找队干部了。你是学生，要安心学习，不要再操这心了。你马上升高中了，听说又不考试改为推荐了。咱家有没有吃国家饭的人，现在就指望你一人了。”
我想志松虽然答应再划庄基，大小就不说了；啥时划，手续咋办，还有好多事哩。谁知道诡计多端的志松还有什么花招？唉，父亲说得对，我应该把心思花在学习上，因为我们马上面临升高中的关键时刻了。就说：“好，我不操这心了，只管上学了。”
苟志松，五短身材，背有点驼，加上心眼短，大家给他起的外号是“豌豆虫”[11]。高小毕业，当年和同村的梁家老大是同学，但是自己各方面都不如梁老大。毕业后回到生产队，梁老大当会计，苟志松当了记工员。他不服气，一直寻找扳倒梁会计的机会。终于“文革”开始了，苟志松专门去梁家原来山里的老家，找到当年和梁家有仇的邻居，写了检举信，说土改时梁家隐瞒了土地和家产，然后据此我们小队申请，大队同意，报公社批准，把梁家由中农升格为富农。从此梁老大的会计就变成苟志松了，从此梁苟两家就结仇了。苟志松一般不和人明火执仗、公开叫板，可能是因为他身体没有这方面的本钱。所以他一般是在背后给人下阴招，十分恶毒，让人防不胜防。所以社员都比较害怕他，给他起“豌豆虫”的外号，让人提防他。
上次我与苟志松吵了以后，他愣在椅子上很长时间：“不得不承认厚品娃说得有道理。就是的，如果当年他两邻家没有意见，人家就在老窑建了新窑，咱能收人家的‘旧窑’吗？唉，当时我也没有细想。一门心思要给未来的西安知青盖房子，贪图公社所说的‘知青建房补助款’。而没有仔细考虑该不该收人家的老窑。”
原来前一段公社开会，要求各队为接收安置知青而提前做准备，其中首先是住房问题，公社主任说了，凡是专门给知青盖房的生产队会得到一笔不菲的“知青建房补助款”。苟志松急需这笔钱，正为知青房的地址伤脑筋的时候，听到有社员提意见说，李延盛家打了新窑应该按照“打新撂旧”政策，把旧窑收归生产队。苟志松一听，李延盛家的老窑刚好在村中间，两边又有两邻的院墙，刚好给知青盖房。所以在后来召开的队委会上主要研究了如何盖知青房的问题，而该不该没收李延盛的老窑，就没有让大家充分讨论。反正李延盛是全队出了名的“老好人”，做什么决定他也不会有意见的。谁知“半路上杀出了个程咬金”，他大没说啥，他大哥厚命二哥厚运也没说啥。而还在学校上学的三娃子厚品，竟然敢来和我理论，真是没想到啊！
后悔自责心情没有持续多长时间，苟志松心里马上泛起另一个想法：“哎，咱作为五队队长，竟然让一个十几岁的小碎娃打败了！这不是笑话吗？初中还没毕业，就张狂成这，如果高中毕业那还了得！对，他不是马上要升高中吗？我为什么不在这个节骨眼给他娃背后戳一刀子？让他上个屁学，还想上高中，门都没有！要让你娃认识一下我苟志松的厉害。”
想到这里，苟志松的后悔自责情绪已烟消云散。马上一个恶毒的计划在心里形成了。不由自主地从椅子上跳下来，在已经灰暗的窑里踱着步子转圈。手在头上不停地挠着：“不行，不能声张。表面上我还得把他大应付住，不能让他们看出破绽，知道是我捣的鬼。我口头就先答应给他再划三分地。等把他上高中的事情搅黄了，回到生产队，看我咋收拾你这崽娃子。将来他碎熊回头再找我要庄基，我就说庄基不是生产队批的。我答应了屁用都不顶，让他干着急没办法。你一个崽娃子咋敢来质问我？胆子太大了吧，你大都没有这胆！你咋敢来？哎——”苟志松对自己的聪明很自信，特别是自己使用“短把镢”[12]的手段聪明绝顶，信手拿来，使用起来轻车熟路，谁也不是对手。
想到得意处，忍不住恶狠狠发出声音：“我要让你这崽娃子知道，和我争吵的代价有多大！”端饭进来的婆娘被吓了一跳：“神经啦？一个人和鬼说话哩？”苟志松笑笑，没说话，吃起晚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