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妈老是尿道感染，我觉得十分奇怪。按理说，家里根本不存在诱发尿道感染的条件。后来发现，她小解后根本不用卫生纸，而是用一块小毛巾。我问她：“您干吗不用卫生纸，这多脏呀。细菌会在上面繁殖的，难怪您常常尿道感染。”
妈说：“不脏，过几天我就把毛巾煮一煮，消消毒还能用。用纸多浪费呀。”
那时候一卷卫生纸才两毛五分钱，我是说最便宜的那种粗卫生纸。我们家从没用过类似金鱼牌那种细卫生纸。就是这两毛五分钱的粗卫生纸，妈也舍不得用。她老是说：“你那钱赚得多不容易。”
我把小毛巾给扔了：“每天煮一次都不行，您还几天煮一次！以后再不能这么干了。您这么节省难道我就能发财吗？”
从那以后，妈没再尿道感染。可是我又发现，她就是用卫生纸，也是很小的一块。怎么跟她说，她也改不了。
早饭以后，妈就盼着午饭。因为我在准备午饭的时候，就把妈叫到紧连着厨房的小厅里，为的是趁我做午饭不能写文章的时候，和妈多呆一会儿、多说几句话。可是到了七月底，她就是想和我多呆一会儿、多说几句话，也没有那个心力了。只是一味地昏睡。我知道，但凡有一点心力，她都不会舍弃哪怕是几分钟和我相聚的机会。
妈又怕影响我的写作，总是克制着想要守着我呆一会儿的愿望。就连给陪伴她度过许多寂寞时日的猫煮猫食，也要歉歉地、理亏似的打个招呼：“我给猫煮点食儿，不影响你吗？”或是：“我给猫剁点食儿，就几分钟。”
但是任谁，浪费起我的时间、精力、心血，都慷慨得很。这就是妈和任谁的根本不同。
妈对我那台已然算不上先进的电脑，始终怀着一丝敬畏。有那么两次，就在七月或是八月，她扶着我工作间的门框，远远地站在我和电脑的后面，说：“我都不敢往前靠，生怕弄坏了它。”
我把妈拉到电脑跟前，让她看我如何在电脑上操作，以及一通操作后电脑上出现的文字，“干吗不敢往前靠，又不是纸糊的。您瞧，多方便、多清楚啊。”
妈要不能往前靠，谁还能往前靠！只有她，才是最有权利拥有我和我的一切的人。但我始终没有跟她说过这些，总觉得这是无需言表的。加上我一向羞于表示温情，几乎没有对她说过什么温馨的话。现在，一想到那些话可能带给她的满足和快乐，我就追悔无穷。
我不知妈是否真的看到了电脑上的字，但我却听见她说：“真好啊！”
我说过，妈这时的视力几乎等于零了。所以，与其说她是在赞叹电脑的种种妙处，不如说她是在为竟然能使用电脑写作的女儿而自豪，是在表达对我的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地通过各种努力、用各种方式给她争了一口气的感慨。
她总算看到了我怎样在电脑上工作，要是那两次她没有偶然地站在我的身后、没有偶然地看到我在电脑上如何工作的话，我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拉她来看看电脑，就会给她极大的安慰的。
妈出现了重听的现象，还常常听错。
每个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天，是唐棣必定和我们通话的时间。
唐棣七月二十八号来电话的时候，妈几乎听不出什么了，只是象征性地抱着听筒，全靠事后我给她转述。虽然听不出什么，那她也高兴，毕竟那是她最爱的人的声音。
接着就是小便失禁，多饮多尿。妈自己也奇怪：“我怎么这么渴啊！”到现在我好像都能看见她不时从沙发上爬起来，到窗台上去拿杯子喝水的情景。那是一只早期生产的磁化杯，很重。杯身漆着枣红色的冰花漆。
我说：“是不是天气太热了？”就买很多西瓜给她吃，但是并不解决问题。
我的耳边现在还常常响起妈那诉诸于我的声音，声音里饱含着我一定能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的信赖。可我辜负了她的信赖，我不但没有把她从病痛里解救出来，她还就此去了。
感觉越来越麻木，感情越来越淡漠……想起一九九〇年七月，我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妈并没有显出过度的悲伤。不像过去，好像再也见不到唐棣似的哭得十分凄惨。我和唐棣当时以为，这是因为她很快会再去美国的缘故。这也许是一个原因，但更可能的是因为妈的垂体瘤，已经发展到相当严重的地步了。
后来就连我和先生在妈病房里争执不休的时候，妈也只是扶着墙默默地躲出病房，站在病房的走廊里等候争执的结束。
妈说话开始颠三倒四……
可我还是没有想到妈病了。
记忆中妈很少生病，或许生了病也不告诉我，而是自己到医院看看了事，她常常是独自面对一切。
比如说一九六六年妈第二次割小肠疝气。
第一次手术是哪一年做的，我记不清楚了，反正是在河南。那时候妈还在郑州第八铁路小学教书，五十岁多一点的样子。难道我没在郑州吗？反正我没能陪她到医院去做那个手术。
那一次手术等于白做，很快就复发了。也难怪，差不多三十年前，一个外省医院，敢割盲肠也就不错了，何况这个手术比割盲肠还复杂一点。
一九六六年妈第二次割小肠疝气的时候，是五十五岁的年龄。按说我们都在北京了，我本应该到医院去照顾她，可是我没有。那时，我正在将功补过地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争当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正是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时候，自然就把妈扔在了一旁。以我当时的“错误”，竟然还当上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可以想见我卖命到了什么程度。
也许还因为那时的护士比现在负责，医院也不兴陪住。
我带着三岁的唐棣，有数的几次到医院去看望妈。不但没有给妈送过什么可口的饭菜、水果、甜点，反倒在医院里吃她给我们定的病号饭。我们趴在病房的椅子上，呼哧呼哧吃得很香。我一直记得那顿病号饭，鸡蛋、木耳、黄花、肉片，雪白的富强粉打卤面。那时候，这样的饭，我们觉得好吃得不得了。
而一九八七年我又到欧洲去了，一去就是五个月。回国当天，我就发现妈的脸色黄如表纸，隔壁邻居是位大夫，她悄悄告诉我她的怀疑，根据母亲的脸色，她分析可能得了胰腺癌。
马上带妈去看医生。
那时我们的住处和西苑大旅社只有一墙之隔，可是怎么也叫不到出租汽车。不是说刚刚下了晚班，就是刚刚上班工作还没有派定。想不到偌大的北京，就是找不到一辆可以把妈拉到医院去的汽车。我又不会蹬三轮，就是会蹬，又上哪儿去找一辆三轮板车？人一到急眼的时候，就急出了机灵。我拦住一辆出租车，开口就对他说：“我付给你外汇。”这才叫到了车。为了感谢这位终于把母亲拉到医院的司机，我付给了他一张超过几倍车费的外汇券。
北大医院著名的B超专家陈敏华大夫亲自给妈做了B超，排除了胰腺癌的可能。但她肯定地告诉我，妈患了黄疸性肝炎。
我赶紧把妈送进她的合同医院。这一年她七十六岁，我五十岁。到了五十岁我才懂得如何多爱一点自己的妈。这次我打定主意陪她一起住进医院，以便好好照顾她，却又因为她生的是传染病，医院不让陪床。我只好看着母亲一个人住进传染病房。但我每天都去看她，送些有营养的汤水、菜肴。在我有了稿费收入以后，这已经算不了什么，倒是每天到医院为她换洗内裤才是我对她的挚爱。别的衣服都可让阿姨代劳，但妈的内裤得由我亲自动手，因为粪便、体液是传染黄疸性肝炎的一个重要途径，当然不能推给阿姨。我想都没想过给母亲换洗内裤可能会使我传染上黄疸性肝炎，我只想要母亲感到身上清清爽爽、舒舒服服。她不让我这么做，可她管不了我。做完这些，我们就静静地谈一会儿话。我从她那再无所求的脸上看到，何为心满意足。而这点满足，也只在她生病的时候才能得到。我甚至想，妈为此可能还希望自己生病。
就在一九九一年最后这场病中，妈心满意足地说：“你看，我每次生病你都恰好赶了回来。”好像我总在她需要我的时候出现在她的身边。她就没想一想，如果我常常守着她，而不是为了这样那样的理由（偏偏不是为了她）跑来跑去常常离开她；或是不自找那许多烦恼，心闲气定地围绕着她，就会及早发现她身体的不适，不等她的病发展到这种地步，就及时治疗了。
我作为她唯一可以依靠的亲人，实在被她依靠得太少了。
现在，妈的照片就在我的电脑旁边放着，我侧过头去，凝视着她。
妈对我仰着头，信赖、期待，有赖我呵护地望着我，也就是这样地把她的后半辈子交给了我。我在接受了妈的后半辈子以后，又是怎样对待为我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光了的妈呢？
妈碰上我这么一个不尽责任、不懂得照顾她的女儿，实在是她所有不幸之外的又一个不幸。
一天吃午饭的时候，我往妈脸上不经意地看了一眼，突然发现她的脸走了形。
妈那慈祥的、不长不方、挑不出任何遗憾的脸，突然让我感到窄长、歪斜，而又并非是真正的度量变化；两眼发直、发死；脸上的肌肉僵硬地绷着，放出一种不正常的光亮。
我心里一惊。
一九七六年，在报纸上看到老人家接见马耳他首脑的照片，我就有过这样的直觉，结果没过四个月老人家就离开了人世。
我这才想，妈的昏睡、声音嘶哑、重听、干渴、多饮多尿、大便干结、小便失禁、没有食欲、感情淡漠、反应迟钝、语无伦次、视力几乎为零、迅速得让人吃惊的衰老……可能都是病态。
到底是什么病？
其他的病不会有，凡是B超能检查的地方都检查过了，要是有病，就可能是脑子里的病。
一九八六年的时候，因为妈的嘴角常有口水渗出，我就猜想过她的脑血管可能有问题。带她到宣武医院做过一系列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也没有查出来。不但没有查出问题，给她做什么光栅检查的大夫还说她反应极快，由此说明她的身体极好。但我心中的疑虑还是没能化解。不然为什么会渗口水？
一九九〇年我们从美国回来后，通过市政协王毅同志的帮助，找到协和医院的中医顾问、北京市政协副主席、著名中医祝谌予大夫给妈看病。我以为对轻度的、西医也许查不出的脑血管方面的疾病，中医还是相当有经验的。此外我还想通过中医中药，把妈的身体调养得壮实一些。
等到自己渐渐地将很多事情看得淡漠，懂得了只有妈的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真实、最可宝贵的以后，便对未来的生活有了更平实的想法，那就是让妈快快活活地多活几年。她能活着，就是我的幸福。
首先想到的是一九九二年再带妈到美国和唐棣团聚。同时我还决定，今后不论再去哪个国家，只要超过三个月，一定带上妈。既然一九八七年去奥地利访问带了先生，以后为什么不能带妈？更不要说是参加国内的各种笔会。这就要求妈有一个较为硬朗的身体才行。
祝大夫一搭脉，就说了一句让我心疼的话：“老太太把全身的劲都使光啦！”此外，关于母亲的病情，他再没有说出什么。
祝大夫的这句话，既道出了妈的病根，也道出了妈的一生。是不是他那时就看出妈已是灯油耗尽，不论谁、不论什么办法，都回天无力了。我也永远忘不了那间屋子里的灯光，突然间就昏暗得让人心无抓挠。
我没敢搭腔，更不敢让大夫再说个仔细，我怕妈会想起她一生中许许多多、桩桩件件都得豁出全身的劲儿去对付的事情。可是妈却淡淡的，像是没有听见的样子。对于把她全身的劲儿都耗光了的往事，她已撂手，不再追念。
药，从一九九〇年冬吃到一九九一年春，口水还是照样地渗。二月二十六号我又带妈到北大医院做了脑部的CT检查，虽然还是没查出为什么流口水，但却查出她有脑垂体瘤，这才明白她的视力衰退不仅仅是白内障的原因。不过医生说，一个八十岁的老人，就不必做切除手术了。充其量，垂体瘤发展到最后影响的不过是人体的身高、视力以及内分泌。更何况这种瘤子发展得很慢，也许老人等不到情况最坏的那一天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把这个病说得太简单了。内分泌对人体的影响重大。
他建议再给妈做一个加强的CT检查，不过这种检查要注射一种针剂，以使图像更加清晰。
我当然没有把垂体瘤以及需要进一步检查的事告诉妈。我只对她说，由于护士的疏忽，上次做CT检查时忘记给她注射一种使图像更为清晰的针剂，所以前次的检查等于白做，我们还得重新再做一次。
我这样欺骗妈的时候，却忘记了这样一件事：
二月二十六号我带妈做CT检查那天，见前面的人检查之前都先打一针，我就问护士使用的是不是一次性针头。护士说不是一次性针头，使用一次性针头要多花钱。我说多花钱就多花钱。护士说，多花钱也没有。我正为这多花钱也没有的一次性针头发愁，怕多次性针头消毒不严再给妈传染上什么病的时候，护士又说妈的检查不必打针。我问为什么不必打针，护士说，那种针剂对老人和儿童有危险。
显然妈听见了，也记住了，倒是我忘记了。
尽管后来检查室的大夫给我开了专为老人和儿童使用的比较安全的针剂处方，妈也不肯再做进一步的检查。加上医生对垂体瘤的影响的化险为夷、化有为无的分析，这件事就放了下来，也可以说是耽误下来。
直到我发现妈的脸走了形，才想到那位医生的话不一定可靠。这次不管妈愿意还是不愿意，我一定要把她的病查清楚。
我通过先生的关系，找到一位脑神经内科专家。他一看妈的CT片子，就说妈的垂体瘤已经很大了，必须赶快就诊。同时他又指出妈的大脑也萎缩得相当厉害。
我问他脑萎缩可能引起的后果，他说：“无神志、痴呆、六亲不认，和植物人差不多等等……”
“还有救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