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体瘤还可以手术，脑萎缩是毫无办法的事了。”
那一瞬间，像我每每遇到天塌地陷的非常情况一样，耳边响起一种嗖嗖的音响，像时光在流逝、像江河的流转。我一直没有认真想过，为什么会是这样？现在我懂了，那是上帝给予我的一种能力。我听见的，其实是一个暗示：人世是一个既不可拒绝，也不可挽留的过程。
大势已去，眼前只剩一盘残局。
我无助、无望，而又无奈。这一拳出手又快又狠，一下就把我打趴下了。可是我只趴了一会儿就站起来了。我折腾了一辈子，从不认命。
我请求这位专家进一步的指点，他介绍我到天坛医院去找全国脑外科专家赵雅度先生。赵大夫看了CT片子后，让我赶快带着妈去做核磁共振，以便更准确地了解病情。那时我才知道，除了加强的CT检查，还有这种不会对老年人造成伤害的检查。我除了责怪自己没有全力以赴，为查清妈的病情想方设法之外，也后悔我过于相信北大医院那位医生的话，没有把垂体瘤对妈身体的危害考虑得那么严重。
我深感自己生活经验的不足，更感到身边没有一个不说是全力以赴，哪怕是略尽人意的帮手。
在这大难临头的时刻，我只有单枪匹马、心慌意乱地硬着头皮上了。
赵大夫指点迷津说，做核磁共振有两个去处，三〇一医院和博爱康复中心。
先去了永定门外的博爱康复中心，联系的结果是一个月以后才能排到我们头上，据说这已经是很快的速度了。我如何可以等到那个时候？
铁路总医院的周东大夫很是帮忙，三天之内就帮我们找了一个机会。八月二十三号，星期五，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做了核磁共振的检查。
那天早晨，我和妈在楼下等先生的汽车。妈穿了一件蓝色砂洗的丝绸上衣，一条深灰色的柞绸裤。天气很热，我们站在楼阴底下。
因为少有坐轿车的机会，妈一直没有学会如何上小轿车。加之一九八七年得过黄疸性肝炎以后，腿脚已然显出老年人的僵直，扶她上车是不大容易的事。车门那里空间有限，我只能站在她的身后，尽力将她连推带托地挪进汽车。
在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妈曾想去厕所方便。可是医院的厕所没有坐桶，只有蹲坑，妈怎么也蹲不下去。我扶着她，甚至架着她，她的腿还是抖得不行。最后她紧张地说：“算了，不解了。”
我很发愁，这样凑合怎么行。好在妈并没有不适的样子。
一般来说，妈出门之前总是先上厕所，倒不是生理需要，而是有备无患的意思。这次要上厕所可能是为了准备做那长时间的检查。
本以为上午就可以顺利做完检查，可是中途停电，不能做了。医生让我们下午再来。
幸亏有先生的司机帮忙，否则那样偏远而又交通不便的地方，光出租汽车费就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回到家里已近中午，我赶紧做了一顿简单的午饭草草吃下。吃完午饭，时间也就到了。还是妈先到厨房来叫我，那时我刚刚收拾完厨房。想来妈根本就没有休息。她怎能静下心来休息！见我每日里活动得如此紧迫，她大概也猜到事情不妙。
到了医院还是等。检查进行得很慢，每个病人的检查，差不多都需要一个多小时。天气又热，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简直没有什么树荫可以在下面停车。我不过意让先生的司机久等，就请他先回家休息，等妈做完检查再打电话给他。
下午五点钟左右才轮到我们，我搀着妈进了检查室。检查床并不很高，但我知道妈是上不去的。我用尽全力托着她，她还是迈不上检查床。幸好下面等做检查的一位男士和他妻子帮忙，一起把妈抬上了检查床。连我一共三个人，还觉得相当吃力。妈自己也纳闷儿：“我怎么这么沉呢？”
我假装没有听见她的话，躲避着她的话茬儿，也躲避着这句话的晦气，不然我又如何回答她？这是一种闭着眼睛不看就算不存在的自欺，同时也是欺骗妈。我们都知道，按照民间的说法，病人身体发沉是不吉利的表征。
我留在检查室里照看妈，她好像睡着了。有时她的手一颤一颤地想动，我赶紧提醒她：“妈，别动。”她听见了我的叮咛，果然就不动。这又说明她没有睡着。
做完检查差不多六点半了，总算中途没有停电让我们再来一次。
之后我给先生的司机打了电话。回家的路上，他绕过公主坟的灯光喷泉，我振作精神，好像什么让人心焦的事情也没有，一再鼓动妈去欣赏她没有见过的景观，可是妈没有显出什么兴致。到了这种时候，我还能指望妈对这个纷繁的，也许和她已经无关的世界有什么兴致吗？
可能就是从这一天起，我和妈都英勇地打起精神，准备扮演一个明知凶多吉少，却要显出对前途充满乐观精神的角色。
回到家里，已是暮色苍茫，八点多钟了。下车以后，妈没有让我搀扶，她说：“你去开门吧，我自己上楼。”我噔噔地跑上楼去，开了门后又下来接她。那时，她刚上了二楼的大阳台，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着，看上去和一般的老年人没有什么两样。但她的脚步里藏着勉强和虚浮，我觉得哪怕来一阵小风，她一歪就会躺下。也许因为天色已晚，她的脸色看上去灰暗暗的。
八月二十五号，八月里最后的一个星期天，又到了唐棣和我们通话的日子。过去每到这个日子，妈总是早早地就守在电话机旁，但是这一次，她却身不由己地睡着了。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在另一个电话机里听见她同昏睡的挣扎。
虽然妈什么也听不见了，但能听见唐棣的声音。这对她也是莫大的安慰，特别是在她就要住进医院的前夕。
还没听唐棣说上两句话，妈就要上厕所。我趁这个空当儿，赶快把妈的病情对唐棣说了说。那时还没到要动手术的最后时刻，惨痛的打击还只是一团不明的氤氲之气，没有形成具体的形状，更没有进入心的深处。我虽然十分焦虑，却知道不能吓着唐棣，免得她因为远在他乡、鞭长莫及而干着急。再者，就是我对她说得一清二楚，对事情又有什么帮助？她还太嫩，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虽然我们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可我毕竟是母亲，我不也心疼她吗？！
这一次通话，妈真是什么也听不见了。她急得高声说道：“书包，你大声叫一声姥姥。”
唐棣大叫了一声：“姥姥！”
妈朗朗地应了一声：“哎！”
想不到，这就是妈和她最爱的人，最后一次、最后一句对话了。
我相信冥冥之中，绝对有人为妈和唐棣安排了这个最后的机会。不论他是人、是鬼、是神，都会为妈对我们的爱所感动。
八月二十六号，星期一。我到铁道兵总指挥部医院去拿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然后再到天坛医院去找赵雅度大夫。他看了核磁共振的检查结果，意见是尽快手术。
我不知道最后是否按他的意见办事，但我知道应该先住进医院。
我不曾考虑过在妈的合同医院手术，尽管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说他们能做这种手术，而且有四百多例手术经验，我还是不放心由他来做。
他对妈脑萎缩的前景推断更吓得我满头虚汗，两腿发软。他说，就他所见到过的几个病例，发展到后期病人不但六亲不认，甚至吃自己的粪便，有一个还专门捡食垃圾等等。而垂体瘤的切除手术，据他说还会加剧脑萎缩的进程。
多亏宋汎同志帮忙，通过北京市委出面疏通天坛医院的关系，不然像这样人满为患的专科医院，还不知要等到哪一天才能住进去。
八月三十号，星期五。一大早，谌容陪我到了天坛医院，在医院党委书记带领下到了综合二病房，也就是高干病房。和病房的主任大夫朱毅然讨论了妈的病情，定好九月二号入院。
之后，又和谌容回到北京作协，暂借一万元人民币作为入院押金。唐棣的钱即使马上汇来也不能提取，美金汇款一定要在银行里压三个月才能兑现。
北京作协这样一个穷单位，上哪儿去拨一万元现款？幸好基建处当时有一部分为安装新宿舍楼电话准备的现款，经徐天立同志特批暂借给我。
妈去世后，我听对门邻居俞大姐说，星期天，也就是九月一号这一天，妈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说：“我想见见你，跟你告告别。明天就要住院了，这一去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想不到后来果真一语成谶。
俞大姐放下电话赶紧过来看妈。妈倒没有什么悲戚之情，俞大姐劝慰妈：“您别这么说，很快就会好的。”
妈自己也说：“我这是小手术。”
俞大姐又问起我们要搬去的新房子，妈说：“挺好的。”
俞大姐问：“您去看过了吗？”
妈说：“没有，等我手术完了就直接搬进去了。”
那时我刚刚换到新房子，我老是想，等我把新房子装修完毕，再带妈去看房子。这样会与旧房子有个强烈的对比，可以给她一个惊喜。后来我一直后悔没有带妈看过新房子，虽然她的骨灰就放在我新房子的卧室里，我仍然会想，要是她的灵魂想回家看看，不认识路怎么办？
奇怪的是，自妈去世后很难入睡的我，突然在一九九二年三月十一号，妈八十一岁生日那天早晨七点多钟的时候打了个小盹儿，梦见我牵着妈的手，进了新家的大门，然后就给她脱下住在二里沟的时候她常穿的那件蓝色皮猴，挂到二门外的衣架上去。刚要拉着她走进二门，我就醒了。我想，妈到底还是回到新家来了。不过我又想，她没进二门我就醒了，到底来了还是没来呢？
妈像了却最后的心事，周到地对俞大姐表示感谢：“张洁太累，太苦了。我尽量不麻烦她，有什么事净找你们帮忙了。”
这话千真万确。
不到山穷水尽的时候，妈从不愿意求人什么、欠人什么。可是为了疼我，她也只好硬着头皮干她不愿意干的事了。
这些年我常常不在国内，即使在国内，也经常是忙着照顾我的先生，常常苦于没有分身之术。特别在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对先生的照料更是鞠躬尽瘁。总觉得我和妈在美国尽享天伦之乐，先生却孤守北京，似乎很对不起他，便想加倍偿还这份心债。更何况我还欠着先生的大情，妈能如愿以偿地去美国和唐棣团聚，全仗先生办理一切手续。如果没有先生的帮助，妈很难如愿以偿。
如此，每当我不在身边，又发生了小阿姨也解决不了的问题的时候，妈总是求靠邻居。幸亏我老是碰见好邻居。
妈无法回报人家的情义，往往在我出国或去外地时开列清单一张，要求我按清单携带礼品，以答谢大家的帮助。
我也同样欠着一屁股的人情债。自我再婚以后，妈自知之明地不再操持家务，我就成了一家之主。何为一家之主？就是样样都得操心，样样都得操练。开门要是真的只有油、盐、柴、米之类的七件事，也太便宜我了。
到底哪些事？不说也罢。先生又是动过心脏手术的人，怎能让他劳顿？而那桩桩件件，总有我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照样得求人，日子才能如常地过下去，所以我也有一个单子。这就使我在回程的时候像个驮礼品的驴子。我就向妈抱怨，甚至嫌妈事多，摆出一副被她添了麻烦的嘴脸。也不想想，那些原该是我干的事，我却没干，妈只好求人。求了别人，回过头来还得求我。妈好难！
俞大姐说：“没事，有什么事您尽管说。”
妈又说：“张洁这个人刀子嘴、豆腐心，净得罪人。以后你们多劝劝她，让她说话注意点。”
妈好像知道自己要走了，再也无法呵护我了，不知把我这个永远也长不大，老是让人坑、让她操心的老孩子托付给谁才好。
九月二号，星期一。小阿姨和我送妈去住院。
临行前妈问我穿什么衣服，我拿出她银灰色的毛涤裤子，灰色丝织背心（虽然谁也看不见谁里面穿了什么，我还是喜欢配色），灰蓝色细条纹格子的米色衬衣，蓝色软羊皮的浅口皮鞋。我深知妈不论什么时候都讲究体面。连我自己也挑了一件略具意大利风格的连衣裙和一双白色的、适合跑路的低跟皮鞋。暗暗地希望这件讲究的连衣裙，在注重包装的现而今，给我一些办事的方便。但我这份可怜的用心，根本没有派上用场，照样得豁出脸面磕头作揖，使出九牛二虎之力，连衣裙上也就浸着我的许多汗水。这件连衣裙到现在也没有洗过，我就这样收着它，好像收着与妈相关的最后一点可以摸得着的东西。
那件衬衣妈一次也没有穿过。
从美国回来以后，着实给妈做了一些衣服。因为我们发现，不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老年人很不容易买到称心的衣服。妈到美国之前在电话里问我，应该带些什么衣服。考虑到我不在她身边，而是托朋友把她带来美国，她自己能安全抵达就不错了，不敢让她再有别的负担，便豪迈地说：“什么也不要带，衣服到了美国再买。您就背个包，里面装上您的护照、机票就行了。”
妈也多次对我说：“进关的时候那个美国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挺奇怪地问我，你就带这一个小皮包，没带任何衣物？我说，是呀，我外孙女怕我旅途不便，不让我带。到那儿以后，我外孙女给我买新的。”她的意思并不在于在什么地方买衣服，而在于所有的旅客中，没有一个人能像她那样享有外孙女的这份体贴。这可不就是对她一生的最好报偿？
没想到在美国去了几次商店，也没有选到对她合适的衣着，妈只好跟着我们一起穿球鞋、运动服。为此，我始终觉得自己说话不兑现，好像欺骗了她。不仅如此，由于我的不兑现，她在进关时说的那些话，似乎就变成了吹嘘（尽管她此生大概再也不会见到那个海关人员）。因此上，她为之炫耀不已的亲情似乎也只是她的一厢情愿。这岂不是更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