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老在医生办公室里哭个不休。我得赶快找个地方先把无法收住的眼泪排泄一下，不然我就没法回病房去见妈。我拿起母亲的核磁共振片子，说了声：“谢谢大夫。”就走出了医生办公室。
我料到妈会在医生办公室外等我，她若看见我眼睛里的泪水，那就什么都明白了。所以出了医生办公室的门，我头也不回地顺着走廊向综合二病房外走去。我用眼角的余光向后瞥了瞥，果然见妈站在她的病房门口等我。
我没走几步就被妈叫住了。我也曾闪念，是不是应该拔脚就跑。可是那和让她看见我的泪水有什么不同？我只好站住。
妈到底看见了我的眼泪。
回到病房，妈就盘问起医生和我的谈话。
入院后，妈对自己的病情、治疗，一直不闻不问，好像不是她生病一样。是对我的无限信赖吗，把她的性命全权交付给我？或许她明白，探讨这个问题令我痛苦难当？抑或她知道自己的寿数已尽，问又何用？
我无法瞒住任何时候都比我明白的妈，只有照实对她说：“不手术也没什么关系，顶多就是失明，我再请一个阿姨专门服侍您。我也可以充当您的眼睛。虽然大夫说在脑手术里这是最简单的手术，只相当于普通外科手术里的切除盲肠，但您的年纪毕竟大了，何必冒这个险呢？”
妈说：“别、别、别，我一定要手术。我可不愿意那样活着。你不签字，我自己签去。”
我说：“您签字不管事。”
妈说：“好孩子，你就听妈这一次话吧。”
妈这样说，我就没辙了。
我一辈子都没听过妈的话，而后的事实证明，都是我错了。
前不久我还就一生的婚嫁哭着对妈说：“妈，我从没有听过您的话，现在证明，都是我错了。”
妈辛酸地劝慰我：“事情都过去了，还提它干吗！”
这次该不该听？
既然每一次分歧的结果，都证明不听她的话是我的错，这次就应该听她的话。
可要是这一次偏偏就听错了怎么办？
也许我还是应该坚持不听她的话？
万一又是我错了怎么办？
这真像押宝，不论押在哪一点都险象四伏。
妈说：“我自己找大夫去。”到了这种时候，还是妈来充当我们这个家的主心骨。
我拉着妈的手向医生办公室走去。
刚走到医生办公室门口，正巧甲大夫出来，我们便站在走廊里谈话。
妈的手在我的手里剧烈地抖动着，在这抖动的颠簸中我慌乱地迷失了心智。我迷乱地牵着她的手，像牵着一根系在我和妈或是妈和这个世界之间的，不论怎样小心翼翼也难保不会随时飘扬而去的游丝。
身材矮小的妈仰着头对甲大夫说：“我不愿意那样活着，我坚决要求手术。”她的声音不大，但头脑清楚、咬字清晰。她从容不迫地安排了自己的结果。就在那一瞬间，我心慌意乱地看了妈一眼。
看上去，妈仍然是一位知深知浅、自尊自爱的老妇人。我什么时候才能像她那样面对人间的万千风景？
妈穿着唐棣在美国给她买的开身黑毛衣，这件毛衣妈去世后唐棣又要了回去，时常穿着御寒。我想她也和我一样，需要寻找一种仍然和姥姥相亲相近的感觉。贴身是一套我们从美国回来后新买的睡衣。要不是因为住在医院，我从家里给她拿什么她只好穿什么的话，这些衣服她还舍不得穿呢。她老是存着、攒着，准备再到美国去看唐棣的时候穿。不过自从她住进医院以后，就再也没有表示过任何意愿。有了一种万事皆空的超脱。
走廊里的灯光如此昏沉，一种离我虽已渺远却永远不会忘怀的、关于灯光的记忆在我心里涌动起来。
我们的苦情为什么老和这种灯光连在一起？现在，它又来了，像过去一样地挤压着我们。在它的挤压下，妈显得更加矮小、苍老，也更显得孤独无援。想必我也亦然。
甲大夫说：“我们会考虑本人的意愿。”
妈听了以后，伸出右手和甲大夫握了握，说：“谢谢了。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
妈为什么对甲大夫说“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亲人了”？是把自身的安危托付给了甲大夫？或是替方寸大乱的我表达对大夫的信任？还是说从此以后，她的命运就紧紧地和甲大夫连在了一起？
甲大夫也动情地说：“你也是我的亲人了。”
跟妈一起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常以为妈是胆小怕事的人。从记事起，就老是听见她说：“小声点儿，小声点儿，别让人家听见。”到了生死关头，却见到了妈那不为人知，甚至也不为我知的大勇。
妈去世后，小阿姨对我说，手术前她问过妈：“姥姥，做手术您怕不怕？”
妈无所谓地说：“不怕，一点儿也不怕，是死是活由命了。”
这真是个太不懂人情世故的提问。她怎么能这样问妈！
我从来不敢、不忍问妈一句怕不怕，也不敢就此抚慰妈一句话。我怕那会给妈增加更多的压力。懵懂中我还觉得，这样避而不谈似乎就可以躲过这场大祸，可我还是没能躲过。
其实妈对疾病还是相当恐惧的。记得有一年她得了食道炎，她总以为得的是食道癌。在等待进一步检查确诊的时候，每天晚上等大家睡下后，就悄悄地坐起来拿块馒头一口口地嚼咽，以试验她的食道是否已经堵塞。她永远都不知道，我是如何用棉被捂着自己的呜咽，看她坐在黑暗中一口一口吞咽馒头的。
妈对疾病的恐惧倒不是因为贪生怕死，更不是留恋人间的荣华富贵。我们的生活何曾荣华富贵？一九四九年以后算是有饭吃了，但也只是吃了三十年社会主义的咸菜，直到我有了稿费收入，生活方才有所改善。如此，她已经心满意足。特别在搬到西坝河以后，暖气烧得很热，不像在二里沟，一到冬天，房间里冷得连毛衣、毛裤、棉袄、棉裤、大衣、围巾、口罩都得穿齐戴好，那还冻得妈浑身直抖。她不止一次拉着胡容参观西坝河的房子，说：“你看多好啊，比起过去的生活，真是天上地下了。”
妈只是不放心把我一个人丢下。她老说：“我不能死，我死了你怎么办呢？”
妈深知我在各方面对她的依傍，没有了她，我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可依靠的呢？在我漫长而又短促的一生里，不论谁给我的支撑，都不能像她那样的穷其所有，都不能像她那样无时无刻不在我的左右。
妈是为了我才分外爱惜生命，恐惧疾病的呀。
当时我仅仅以为妈是怕我为难，以她老迈的有病之身，自己承担了自己手术的责任。
其实妈坚决要求手术还有无法衡量的大爱在里面——一旦她觉得再不能呵护我，不但不能呵护，反过来还可能成为我的累赘的时候，就宁肯冒着下不了手术台的危险，也不愿那样活着连累我。
回到病房以后，我趴在妈的膝上，再也忍不住地大哭起来。她一动不动地坐着，好像没有听见一样，似乎又进入了精神麻木的状态。我还暗暗地想，幸亏她的精神已渐麻木，否则这生离死别的痛苦给她的刺激就太大了。
可是手术后的一天妈突然对我说：“那天晚上，你哭得我心里好难受啊。”
原来妈心里什么都明白，她不过是强忍着自己的悲伤，免得再增加我的悲伤就是了。
我这一生也算碰到过不少难事，但都没有像让妈接受手术还是不接受手术让我这么作难，这么下不了决心。
为此我将心比心地问过甲大夫和王集生大夫：“如果是你们自己的母亲，这种情况下你们是同意还是不同意手术？”
他们的回答都是“不同意”。这更增加了我的犹豫。
天坛医院的老专家陈炳煌教授正好也住在综合二病房，准备做换胯关节的手术。见我急得团团乱转，既无临阵的经验，又无人可以商量，更没人可以帮着拿个主意，很是同情。他看了妈的片子、了解了妈的病情后主动对我说：“实话对你说，医生既然肯做手术，就有相当大的把握，否则他是不会同意手术的。哪个大夫愿意病人死在自己的手术台上？当然他要把丑话说到前头，万一将来出了问题，免得病人家属纠缠不休。我的意见你还是签字吧，再不手术你会后悔的。这是你母亲最后一个机会了，现在她的身体条件还好，大夫对她的病情也比较熟悉，罗世祺主任是国内这方面首屈一指的专家。要不是看你这样孝顺母亲、爱母亲，以至让我感动的话，我作为这个医院的大夫，是不该给你出这个主意的。”
我实在并不孝顺，我只是非常爱妈而已。
爱和孝顺是两回事。孝顺除了牺牲、奉献，还有很多技术环节上的问题。
那几天我不断去找陈教授咨询。
“罗主任说，我母亲的脑子已经软得像豆腐了，手术时难免要把脑子托起来，这一托可能就会把脑子托出两个窟窿。”
陈教授说：“一般说脑软化，并不是脑子软了，而恰恰是脑子硬化的意思。怎么能托出两个窟窿呢？再说额页托起的时候，是用垫了很多棉条的板子往起托，而不是用两个手指去托。”
“听说额页托起后会损伤大脑，手术后可能会变成什么意识都没有的植物人？”
陈教授回答说：“两个额页同时托起也许有这种可能，你母亲的手术只需托起一侧额页，而且又是右侧的额页，更不会有那样的危险。”
“要是不手术呢？”
“不手术，最后瘤子会破裂、出血，除了失明还会造成卒中，从而影响生命中枢。那时再到医院急诊为时已晚，碰上一个对她病情不甚了解的值班大夫就更不好办了。她现在的这些病状，实际上就是垂体瘤压迫植物神经造成的后果。”
而罗主任说就是手术成功，也只能解决失明的问题，对解决妈现有的病状毫无意义。她合同医院的外科主任更是说，手术只会加重脑萎缩的症状。
我想他们的意思是，对一个年过八旬的老人来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必冒这个风险？医生们又何必为一个已经没有多少时日的老人大动干戈？如果手术失败，甚至还得搭上自己的声誉。
难得陈教授如此直言。
这期间，什么时候听到、想到手术中可能遇到的意外，我随时都去找陈教授咨询。在陈教授的启发、开导、帮助下，直到我这个脑子再想不出什么疑问，才对甲大夫说，我考虑手术。
事实上，对于命运，人如何能考虑周全？人，更不要说我，要是能考虑周全，妈就不会没命了。
决定手术以后，我又开始陪床。我不敢想、又不得不想，也许这就是我和妈最后相聚的时日了。妈入院后每晚差不多要上五六次厕所，而我一旦醒了就难以入睡，各种各样的烦忧立刻又会在我的脑子里频率极快地跳进跳出，所以体力消耗很大，有些晚上不得不让小阿姨来顶替我。
九月十七号，星期二。
吃过晚饭，将近七点钟的样子，妈突然对我说：“咱们俩坐一会儿。”
和妈相依为命五十多年，不论情况多么险恶，妈从没有对我这样说过：“咱们俩坐一会儿。”
我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沙发拉到妈坐着的太师椅前，靠着她的膝头坐下，握着她的手，先声夺人地说些使她开心的话题。
“唐棣说她明年结婚，请咱们去参加她的婚礼。我要给您做一套缎子礼服，上身是中式短袄，下身是到脚腕的长裙……”
为了满足妈四世同堂的愿望，本不急着结婚的唐棣决定在一九九二年为姥姥结婚。
虽然我们常常与妈的意见相左，但真到决定大事的时候，基本上还是以她高兴或不高兴为原则。如果她不高兴的事我们勉强做了，总觉得是个缺陷，即使我们得到快乐和幸福，也觉得不完满。
这是妈期待已久的消息，要照过去，妈一定会问长问短，高兴地笑起来。可是这次妈却没有露出丝毫的兴趣。
我又接着热热闹闹地说下去。说着说着，她突然冒出一句：“跟前没人了，你要吃得好一点。”
妈不说“谁”跟前没有“谁”了，她也不说“谁死了”，她说“跟前没人了”。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明白了这样的时刻，不论我怎样做，都不可能让她不去想那即将到来的背水一战。她想的肯定是她可能下不了手术台，丢下我一个人怎么办？
我体会到了心如刀绞的滋味。我甚至也听见妈的心被慢慢撕裂时的钝响。
很不高雅。在我们的一生中，“吃”几乎是最重的心思和负担。
过去妈老是为我们怎么才能吃饱而忧心，这几乎就是我们家的苦斗史。
所以妈要叮咛的，首先还是这件事。
我和妈也总是为了“吃”而吵架。
我规定妈必须吃的东西，她老是舍不得吃，老想省给我、留给我。就算不是省给我、留给我，也还是省着、留着，直到留坏了、留烂了，她还是留着。
也许是穷惯了。我到现在也不习惯自己和妈、和女儿享受一个水平的待遇。唐棣没有出国以前，这个问题还不突出，反正唐棣是我们共同的重点保护对象。唐棣走后，她就变成了天字第一号，先生是第二号。
回想我这辈子跟妈吵的架，基本上是两大类。一是不听她的话，尽跟她不满意的男人恋爱、结婚；再就是我老想让她吃好，她老舍不得吃。
其实妈并不想包办、干涉我的婚姻，只是她对我要嫁的男人要求太高。凡是我为之受累、受苦、受罪，让我生气、要我无穷无尽地服侍的男人，哪怕他是天字第一号的男人，妈也不认为他是好男人。
可是，不让女人为之受累、受苦、受罪、生气、服侍的男人，上哪儿找去？
妈去世后胡容告诉我，妈曾十分不满地对胡容说过：“我都不让她生气，可是别人倒老让她生气……”她说的这个别人就是我的先生。纵观世上的夫妻，哪儿有不致气的呢？
过去妈是很爱“参政”的。并把她的“参政”叫做“提醒”。从我的写作、结交的人等，到往来的应酬，更不要说是恋爱结婚……有些意见我从未认真听过，有些意见干脆不听，为此我们常常发生摩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