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妈的“参政”和一般人的好事大不相同，她是怕我处事不慎、招灾惹祸、吃亏上当。说到底，妈的“参政”是对我的守护。她老是不放心，总觉得我头上悬着一把利剑，那把剑随时都会掉下来扎在我的头上。她得时时守护着我，按妈的说法，也就是“提醒”着我。
“提醒”一次两次还行，时时“提醒”，我就烦了。一烦，就会和她戗戗起来。一戗戗，就免不了生气。我老是对她说：“妈，我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
虽然我们常常争吵，可我知道妈是为了我好。知道她是为了我好，也不一定就能采纳她的意见，甚至没有采纳过她的意见。
我们从美国回来以后，我发现妈有些不同。怎么不同，我也没去深想，听了胡容的话才猛然想起，她不大“参政”了。
过去可不是这样，妈的“提醒”有时真让人火冒三丈。
为什么妈不再“提醒”我了？
虽然妈没有解释过，但我现在猜想，很可能是因为我把她接到美国，让她和日夜想念、想得大病一场的唐棣团聚了几个月，是对她恩重如山了。更何况以后我还要带她再去美国，她欠我的岂不更多？而她又不可能放弃看望唐棣的机会，所以时刻都在想着如何报答我的这份情义。
妈怎么不明白，她能把我拉扯大，岂止“含辛茹苦”一类的字眼所能容括？我就是把自己的命搭给她，她也是受之无愧的。我用得着她的报答吗？！
但是爱女莫如母。虽然我无法对妈说清，但她深知我心中的苦楚。她深知再不能增加我的精神负担，不然我就要崩溃了。而对我最现实、最好的报答就是别让我生气，别给我再增加精神负担。一点也不能了。不但不要给我增加精神负担，还要想办法让我高兴一点。这从她写给唐棣的信上可以看出。妈去世后，唐棣把它们的影印件寄给了我。
由于视力日衰，最后几年妈给唐棣的信很少，但每封信里都表达了对我精神状况的忧虑。
妈在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
……在电话中谈到我去看你，这是我最希望听到的话题。你离开我已经两年之久，怎能不想呢？真想马上见到你。这是我最后的寄托，以后又如何呢？想是感情的促使，但是现实生活中有很多难办的问题。如果我去到你那里倒不十分难，买张机票就走了。我也不用人送。可是一想你妈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北京，她的思想上有那么多痛苦的负担和压力，把她丢下（尽管是几个月）我也不忍心。她每天都在苦恼中生活，所以我下不了决心……
希望你劝一劝你妈，她有时想不开。事情已经如此了，就得想开。我真怕她神经了……
一九八九年三月二十三号的信中写道：
……等你以后有了工作，有了经济基础，有了房子住，我身体没什么病，看你妈妈情绪好些，我一定去看你一次。以上这些我都挂念！
尤其你妈，我走后她一个人在北京……再一想我已经是快八十岁的风烛残年了，我还能活几年？感到很矛盾……
你妈五月二十号左右去美国，你们俩好好呆一个月吧，你劝劝你妈，别那么过于好生气，那样，只有摧残自己……你妈现在精神好像有毛病，一件事没完没了地说，脾气特大，我真担心……
一九九〇年八月六号的信中写道：
你妈回到北京以后，由于心情不怎么愉快，所以更年期的病又复发，整天出大汗、急躁。人家说这种病怕受刺激，我们都应该想办法使她得到些安慰。你有时间能给她多写些信，找她愿意听的事情说。姥姥嘴笨不会说什么，她有时急了说些话不对，这是病态，我们应该原谅她。这不是她的肺腑之谈。有人说更年期的病有时持续一年、半年之久……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二十二号的信中写道：
生活的担子够她戗的，我不能帮她的忙，反而累着她。我过意不去。我什么忙也不能帮她，她真可怜，精神老不愉快。我随便说说，你别往心里去，也不用说我给你写信的事……
一九九一年五月七号的信中写道：
她很忙也很辛苦，所以她有时发脾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她心很善良的，自己舍不得吃，给我和老孙吃。有时我很难过，花她的钱太多了……
正像妈在信中说的，为了让我高兴一点，她甚至放弃了对我的守护，免得她的“提醒”与我的意见相左，从而使我心情不快或伤了我们之间的感情。虽然我们吵过就算，但她也不那么干了。
妈不“提醒”，不等于她想像中的那把悬在我头上的利剑就不存在，它时时都在她的眼前晃动着。可是，既然她已经决定不再让我生气，她就只好咬紧牙关不吱一声。
对我和唐棣的爱，简直把妈的心撕成了两半。
妈并不知道，我虽然不听她的意见，不满意她的“参政”，可是我却需要她的“参政”时时在我的身旁。
我振作精神，继续努力扯三扯四，想要岔开这个话题。可是妈又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你也成人了，书包也挺有出息，我也没有什么牵挂了。”
妈果真没有什么牵挂了吗？其实何曾放心得下。说她没有什么牵挂，实则是要我别牵挂她：她去得无恨无悔，花开花落自有时一样的无可遗憾、也无可挽留。
我心痛得不知如何把局面维持下去。
妈并不理会我的神态大异，硬起心肠往下说。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时机，好像再不说就没有了说的勇气：“时间长了就好了，我不也孤独了一辈子吗？”
这不是在交代后事么？
然而妈要交代的岂止这些？
也许妈明明知道，就像往常一样，这些话说也白说。这一件我不会落实，那一件我也不会照办。可是她又不能什么都不嘱咐，撒手就走。
妈肯定想到，从此可能就是撒手一去，今生今世再也不能相见，她有千条万条放不下心的叮嘱，无比琐碎又无比重要。她就是再活一世，就是把天底下的话说尽，也说不尽她那份操不完，也丢舍不下的心。事到如今，也只有拣那最重要的说了。
后来，我想过来又想过去，怎么想都觉得，妈这三句话，可能把她想说的全都包容进去了。
妈说这些话的时候，有一种把人生完全了然的平静和从容，我却感到分外痛楚。我那费尽心机压在心里的悲情，一下就冲破了本来就十分脆弱的堤防，汹涌泛滥、无可拦挡地没过了我的头顶。我再怎么努力也维持不住为表示前途光明、信心有加、心情宽松而设置的笑容，趴在她的膝上大哭起来。
一向爱掉泪的妈，这时却一滴泪也没有，静默着任我大放悲声。倒是她反过来安慰我：“没事，没事！”
其实妈是很刚强的人。或者不如说，她本不刚强，可是不刚强又怎么办？只好刚强起来。她的刚强和我的刚强一样，不过是因为无路可走。
这样的谈话，自然让人伤痛至极，可妈这要走的人，反倒能捂住那痛而至裂的心。这要使多大的劲儿？我都没有这个力气了，妈有。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光了的妈还有。
祝大夫曾说：“老太太把全身的劲儿都使光了。”我想他也许错了，到了这种节骨眼上，妈还能拼却全力地护着我，而且如此的绵韧、深阔。
但是，妈，您错了。时间长了也好不了啦，您其实已经把我带走了。
也曾闪念，要不要叫唐棣回来。
这两年，妈常做安排后事之举，好像她预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她在给唐棣的信中写道：
……通过电话以后，我的思绪万千，我真高兴！我有你这样一个好孙女。感激你对姥姥的关心、体贴。为了让姥姥高兴，不惜辛苦劳动挣的钱给我打电话，每次电话费要花很多钱。我真感激你！长大了，有了学习好的成绩，也没忘记年迈的姥姥，还约我和你妈同去美国，你带我们去玩玩。难得你有闲的机会。谢谢你——我的好孙孙。明年在你毕业时，你妈一定去（现在正联系机票呢）参加毕业大礼。你妈全权代表，代我祝贺！
我去你那里，只是为了看你，不是为了玩。我已是年迈的人，这样的机会很少，也只有一次。所以得周密考虑。这是我今生最后的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所以我特别珍惜它，留着这个机会，不用。使我精神永远有寄托，有个盼望。所以先留着它。
如果明年匆匆去了，时间又不长，仅是一个月，花那么多路费，也太浪费了，所以我决定明年先不去，等你考上研究院，或者工作和结婚，那时我再去，住个一年半载的回北京。我不能在你那里久住，你刚工作，必须奋斗，使自己能站住脚。我哪能累着你呢。你妈妈工作有了成绩，我只好累着她，她是我的女儿，在北京度我的有生之年。可能的话，你两三个月给我打次电话，我就满足了。我估计二年之内去看你吧。但得取（得——张洁）你的同意，我自己就可以去，你妈认识一个空中小姐。我还不糊涂，最近身体比前些日好多了，你放心吧，活两三年没问题……
妈去世前，我从不知道她给唐棣写过这封信。
尽管妈非常想念唐棣，但她知道条件尚未成熟，也从未表示过去看唐棣的愿望。
我们后来安排妈到美国去，完全不是这封信的影响，而是时机使然。一个偶然的，也是特定情况下的机会，使我能在美国停留一年，这是妈探望唐棣最好的时机。
唐棣毕竟还是个孩子，没有多少顶门立户的经验。我不也是这几年才知道照顾妈的吗？而且还常常顾此失彼，完全谈不上体贴入微。如果把妈交给唐棣一个人，是有一定困难的，只有在我的陪同下，妈才有可能去看望她。
现在，当我读这些信的时候，我感到非常惊讶：
妈果然是在写这封信之后的两年去看望了唐棣；
妈果然在美国住了五个月，正像她所说的“住个一年半载……”我本来打算让她在美国多住些日子，从一九八九年八月开始就请先生帮忙申请护照、办理出国手续，这些手续一办就是半年，到一九九〇年二月，妈才如愿以偿。这个速度堪称世界之最。要不然妈还可以在美国多呆半年，那就真能像她说的“住个一年半载”；
妈果然只看望了唐棣一次，果然成了她“今生最后的一次机会，再没有第二次了”。她没有等到一九九二年我再带她去看唐棣就走了。一九九三年六月我去美国探望唐棣的时候，只能带着她的一部分骨灰了。当我取道法兰克福飞越大西洋，纽约已遥遥在望的时候，我默默地对她说：“妈，您就要再见到唐棣了。”可是她已然不能再用她的欢声笑语来回应我的激动；
妈果然在这封信之后又活了两年多，应了她“再活两三年没问题”的话；
…………
妈也曾两次嘱咐我：“我要是有个山高水低的，别叫唐棣回来。”不过那时候她还没有显出病态。
我记得特别清楚的一次是我们从美国回来不久，秋天的一个上午，阳光很好的样子。我站在妈的房间里，她穿着一件开身的宝蓝色的小毛衣站在电视机前，一边摆弄着柜子上的什么，一边对我说着这句话。妈常穿那件毛衣，因为合身，不像别的毛衣穿上去总是显得臃肿。
就在这封信里，妈还写道：“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所以妈在住进医院之后，从未主动提过唐棣。
我想，妈不提，是怕提起来更加心痛；
妈不提，是为了唐棣的前程；
妈不提，是为了安定我的心。因为她一提就等于“提醒”我，这一回她可能就活不成，否则为什么叫唐棣回来，那不是要和唐棣诀别又是什么？这一来可不就捅破了她和我都在极力掩饰的恓惶；
妈不提，是怕我为难，她默默忍受着。这，也许，可不就是，真的，死别。
可是妈不提不等于我不想。我真的为了难！
这个时候妈一定非常想见唐棣一面。
我想把唐棣给妈叫回来，可又怕吓着她。那不等于告诉她，形势险恶、凶多吉少，否则为什么惊动唐棣？这会不会给妈造成压力？而任何思想负担都可能削弱她闯过这一关的力量和勇气。现在后悔地想，还不如让她有点思想负担和压力，那她可能就不愿意手术。不手术的话她今天也许还活着，我还能天天看见她。
我要是不把唐棣叫回来，万一大事不好，我一定会为此而追悔无穷。尽管这是妈永远不会说出口的愿望。
唉，实在想不出一个两全之计。
…………
当我后来看到一九八八年十二月二十号妈写给唐棣的这封信的时候，方知妈在活着的时候就想到了我们如今的悔恨，并早早为我们如今的悔恨开脱了我们的责任——
假如有一天我突然病了，或者死去，你千万别回来，你回来也拉不住我。冒着坐飞机的危险何必呢。只要你听姥姥的话，别回来，姥姥在九泉之下也安心了！
我尽量甩开这些忧虑，寄希望于我的直觉。不知道为什么，我相信妈的手术一定成功。
手术确实成功了，可妈还是带着没和唐棣见上最后一面的遗憾去了。
我对妈实在太残忍了。
我何曾孝顺过妈？！
唐棣倒是常来电话询问妈的情况。
唐棣才是妈的一剂灵丹妙药。就像妈在一九九〇年十月一日给唐棣的信里说的那样：“……听了你的电话后，像吃了灵丹妙药，心里多么愉快、多大的安慰呀……书包，我是多么爱你，有了你姥姥才活得有劲，否则还有什么意思……”
我这时变得非常唯精神力论。几乎每天都对妈说唐棣有电话来，殷勤地、真真假假地报道着有关唐棣的消息。为的是让她知道我们对她的眷恋，她也就会更加眷恋这个世界，这样不是就能增加她和死亡斗争的勇气？
每每我向她转述唐棣的电话时，妈脸上的皱纹就舒展开来，那不仅是深感安慰的表现，还包含着别人无法攀比的满足——她不再像从前一个人拉扯着我苦斗那样哭天不应、叫地不灵。在她生病的晚年，两个那么有出息的女儿在为她牵肠挂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