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成化年间，山东滕县有一沈姓人家，户主名叫沈仁，祖上虽然没有当过官，却也是以勤劳致富，置下许多房产、地产，到沈仁继承门户时，已经是家有良田千亩、房屋百间，成为地主、房产主，靠租金就可以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常言道：有子万事足。沈仁生有一子，取名沈时彦，已经18岁了。这个年纪在当时，早就该娶妻生子了。因为沈家是个土财主，上门说亲的不少，而沈家总希望能门当户对，当然是挑三拣四，最终选定邻县王财主家的女儿定了亲。孩子就要成家了，沈仁心中高兴，便将家事逐渐交给儿子沈时彦，要他前往各处去收房租、地租，熟悉自家产业所在。沈时彦也很认真，整天四处奔跑，乐此不疲。看到儿子如此尽心，沈仁不由得心中暗喜，以为是家业有继了，却不想乐极生悲。
成化十八年（1482）的某天，沈时彦天不亮就出门收租去了，眼见天快黑了，沈仁在门首眺望，哪里见儿子的身影？一直等到深夜，也没有见儿子回来。沈仁自我安慰，心想儿子因为讨债，直至天晚，想必住在佃户之家，等明早再回来。虽然如此，但心里还是不安，直到拂晓才和衣而睡。刚刚入睡不久，就听到有人敲门，沈仁从梦中惊醒，打开门来看，乃是本地里长。
沈仁虽然为土财主，但从来不拖欠国税，大清早里长敲门，能有什么事呢？只见里长说：“在半山亭发现沈时彦的尸体，不知道是何人所为，请你速去察看。”沈仁乍然听闻，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再询问时，得知儿子已经死了，顿时痛哭失声，昏死过去。里长等人掐人中、弯手臂，好不容易将其救醒，然后带着他来到案发现场。
沈仁等人来到半山亭，但见沈时彦倒在血泊之中，头颅有明显的斧劈痕迹。沈仁伏在尸体上痛哭，而里长等人不断劝说。这时候有人发现地上有血脚印，急忙要里长与沈仁观看。里长见血脚印的方向是朝着山下的村落，便与众人一起顺着脚印寻找，一直来到木匠徐荣的家，发现他家的门槛尚有血迹。死者乃是斧劈所致，徐荣身为木匠，斧子乃是必用工具，其家门槛又有血迹，显然是他杀了沈时彦，所以里长不由分说地让人把徐荣捆了起来，与沈仁一起来到县衙呈告。
这时候的滕县知县是进士出身的刘缨，接到呈告以后，当即发出传票，缉捕徐荣到堂听审，而里长与邻佑早就将徐荣捆缚在县衙之外。徐荣被衙役带到大堂，看着大堂之上严肃的知县，两旁威武的衙役，后面愤怒的乡亲，徐荣又紧张又不解，呆呆地愣在那里。刘知县审视徐荣，只见他30岁左右，生得五大三粗，一身短打扮。问明年纪、住址，做何营生，得知他是个木匠，便要其交代杀人经过。徐荣当然不会承认自己杀人，更说自己并不知道曾经发生过杀人之事。看着徐荣一脸无辜的样子，刘知县也没有动刑，而是要左邻右舍们指证，结果众口一词，都说是徐荣杀人。原因是死者被斧子劈死，而在他家又发现了血迹。在这种情况下，刘知县很难裁断真伪，便决定亲自前往现场勘验。
刘知县带领衙役、仵作，来到龙山，只见死者沈时彦是死在半山的亭子内，浑身是血。经过仵作检验报告：死者头颅有利斧劈过的痕迹，深入颅骨，显然是一斧毙命。死者流血甚多，有一大摊流到亭外，上面有脚踏的痕迹，而带血的脚印有数十个，方向朝山下村庄。顺着血迹寻找，来到徐荣的家，其家门槛上也有血痕，查出徐荣当时所穿之鞋，比对脚印，确信这些脚印乃是徐荣所留。再检验徐荣的工具箱，发现箱内斧锯没有血迹，更无血腥之气，因此可以确定箱内的斧锯等工具都不是凶器。徐荣家里被搜了个底朝天，没有发现其他可疑物品，只有二两银子。
刘知县要徐荣交代鞋上的血迹从何而来？徐荣讲自己那天要到外村为别人打造家具，因此天不亮便出了门，走到龙山的半山亭，却发现一具死尸，仔细一看，浑身是血，所以连呼晦气。心想：“今天早晨出门，遇到这样不好的彩头，真是晦气。昨日也没有看黄历，看来今日不宜出门，更忌讳伐木、造作，不如回家，等明日再去不迟。”因此转身回家，由于天黑，也没敢往前去看死者是谁，却没有想到自己的脚已经踩到死者所流之血，所以一路上都有血迹。
徐荣发现死尸而没有报案，在当时已经是违法了。按照《大明律·刑律·贼盗·发冢》条规定：“若地界内有死人，里长、地邻不申报官司检验”，就要被杖八十。徐荣发现死尸，应该立即报告到里长之处，才能够免去责任，要不然就该被杖八十，但他没有告知里长，也难怪人们会怀疑是他谋财害命了。
天亮以后，有人发现尸体，知道是沈时彦，便立即通知其父沈仁和里长一起前来验看。沈仁见到儿子惨死，顿时哭昏倒地，而里长发现地上有血脚印，便率领众人沿着脚印来到山下村庄，发现徐荣家的门槛上有血迹。进门以后，发现徐荣鞋上尚有血迹，就将其捆了起来。因为徐荣是木匠，死者又是被斧子所劈，所以众人都相信杀人者定是徐荣，就让沈仁赶紧书写控状，然后与他一起把徐荣押赴县衙，要官府审讯勘验。
因为凶器不是徐荣工具箱内的斧子，也就不能断定是否就是徐荣所杀。沈仁及邻里都是事后才赶赴现场，并没有亲眼目睹杀人，而是循着血脚印找到徐荣，也不能确信徐荣是不是路过时才脚踏血迹的。从案情来看，如果徐荣用斧子杀人，就应该注意到脚上的血迹，不应该明目张胆地一路走回家中，在门槛上留有血迹，而带血之鞋也没有更换，显然不符合情理。不过，也没有证据可以确认不是徐荣所杀，他是个木匠，斧子也不可能就这一把，如果其将杀人之斧深藏，则很难寻找。再说了，徐荣在县衙说其不知道曾经有人被杀，如今在检验证据确凿的情况下，又说自己知道有人被杀死，而且还走近观看，想必还有什么问题没有交代。那么徐荣家的二两银子则成为重点，因为控状内讲沈时彦前往外庄去收地租，身上带有银两，这二两银子是否是赃银？如果能够确认是赃银，徐荣则难脱干系。于是刘知县派人传沈时彦收租的欠户，得知欠户交银17两，经过辨认，不是欠户所交之银，赃银的线索也就中断了。
鉴于证据不足，刘知县也不好进行裁断。毕竟徐荣是被告，在其家还发现血迹，也不能够认定其就是无罪，所以把他带回县衙关押起来，等候进一步的调查核实，寻找新的证据。
如何展开调查呢？又从何处入手呢？此案的证人是事后才到现场，没有目睹杀人，只是依据血迹推测是徐荣杀人，因此也不能够提供更多的线索。各种证据都对徐荣有利，应该是无辜的，虽然脱离不了嫌疑，但也无法找到别的证据。刘知县反复思量，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法，而此案的嫌疑人仅有徐荣，所以还要从徐荣身上打开缺口。刘知县每天提审徐荣，再将其押回监狱，让手下查明都是何人给徐荣送饭食？有无人打探此案的情况？期望案件能够有新的突破。
有人会问，犯人关在监狱要吃牢饭，为什么这里是家属送饭呢？按照《大明律·刑律·断狱·狱囚衣粮》的条例规定：只有那些没有家属及死罪重囚，官府才能够每天给仓米一升，冬给絮衣一件，其余的囚犯都要自筹衣粮。徐荣还没有定罪，当然不在官给衣粮之列，所以每日的饭食，要由其家属送到监狱。这个制度一直延续到清王朝灭亡，直到民国才予以废除。
最初几天，都是徐荣的妻子前来送饭，狱卒们也没有发现其妻子与徐荣有什么串供之事。后来曾经有一个幼童前来送饭，并且打听徐荣是否已经被定罪。狱卒把这个情况向刘知县汇报。刘知县认为这个幼童与徐荣非亲非故，不应该由他来送饭，况且还打听案情，觉得其中必有缘故，便令亲信火速将那个幼童带到后衙问话。
幼童被带来，也就是六七岁的年纪。刘知县以糖果招待幼童，然后询问是谁要他送饭和打探案情。俗话说：“童言无欺。”幼童哪里知道隐瞒？便直接讲：“我今天中午在东街玩耍，看到有两个叔叔在酒店吃酒，他们向我招手，让我到他们身边来，我就过去了。其中有一个叔叔给了我一钱银子，要我买果子吃。另外一个叔叔给我一包饭食，让我给一个名叫徐荣的犯人送去，然后让我问狱卒一句话，就是徐荣今天是否招认了？再让我把回话带回去，并嘱咐我这事谁也不能告诉。至于徐荣是谁，我也不认识。”
刘知县说：“好孩子，本官相信你所讲都是实话，你能够带领公差去找那两个叔叔吗？这里有二两银子给你，能够买好多好多的果子。”
幼童很爽快地答应了，刘知县便派4名公差跟随幼童前往。那两个人还在酒店等候幼童带回消息，却没有想到幼童把公差带来，如何能够躲避呢？只好束手就擒，被公差押往县衙。
刘知县苦苦寻找的案犯终于有了眉目，所以当即开堂审讯，得知这两个人名叫姚升、姚礼，乃是亲兄弟，然后突然发问：“你二人抢劫杀人，为什么还要连累他人替你们偿命？速速从实招来，免得本官大刑伺候！”
只见姚升说：“小人兄弟二人乃是挑夫，一直靠给别人挑担为生，家道清贫，也还可以度日，不可能干那抢劫杀人之事。如今大老爷无缘无故地把我兄弟二人捉来审问，真是半天下雨——不知来头，简直是冤枉死了。”
见到兄弟二人不肯招认，刘知县便把幼童叫来，让其把之前所讲之话重复一遍，然后再问兄弟二人为什么要打探案情。姚氏兄弟还是推三阻四，刘知县只好用了大刑，姚礼熬不住刑，便承认杀人是实，并且交代作案经过。
姚升、姚礼兄弟以挑担为生，每天累得要死，挣不了几个钱。两人干的是力气活，身上总带着汗臭味儿，在人前经过时，时常会有人捂着口鼻躲开，还有一些人会说些难听的话。不但屡遭人白眼，而且还会遭人打骂。一天，兄弟俩挑担行路，不小心碰了一个行人，对方依仗人多势众，开口便骂：“臭苦力！瞎了眼了！还不快滚！小心挨打。”哥哥姚升因为气不过，上前与对方理论，结果被对方群起殴打，在家歇了好几天。当挑夫累不说，还让人看不起，挣不到钱，连个媳妇都娶不上。
兄弟俩挨打之后，自怨自艾，觉得就是因为没有钱，才会受人欺辱，所以商议如何发财。他们认为做买卖可以挣到钱。可是，要做买卖，必须要有本钱，而这本钱从何而来呢？兄弟二人想到龙山村的富户沈仁，曾经是他们发小的朋友，便来到龙山村向沈仁借钱。他们找到沈仁，把自己要做的生意情况讲明，说先将这里的干果运到苏州，销路一定很好，然后再从苏州采买丝绸运回来卖，所以一定能够赚到大钱。只是缺少本钱，希望能够借一些本钱，并且声明将来要是赚到钱，就连本带利一并归还。
沈仁是个土财主，靠收地租房租为生，多年来收入稳定，不用担风险，对于贩运之事并不关心，而且听说长途贩卖的风险很大，平日听人闲谈，不是某处某客商被人打劫了，就是某处某客商被人杀死了，要不就是客商贩运物品销售不出去而倾家荡产，所以从来不敢想从事此行业，怕弄不好来一个人财两空。既然看不上贩运买卖，也就不愿意借钱，更怕这兄弟俩携带本钱远走高飞，到时候就是血本无回，所以便借故推托不借。说什么自己看上去家大业大，但房屋土地都出租，不到年关，也很难收回租金，自己如今没有什么剩余的钱可以出借，所以恕难从命。
姚氏兄弟碰了一鼻子灰，只好告辞回家，而心生愤恨，所以总想实施报复。姚升打探到沈仁的儿子沈时彦常常到外面的村庄去讨债，兄弟俩就想路上打劫，因为路上人多，不好下手，也就作罢了。也可能是天赐他们良机，沈时彦前去讨债，那些欠户总要好酒好菜招待，结果沈时彦喝得醉醺醺地回家，走到龙山的半山亭，便醉卧在亭子里的石凳上昏睡不醒。
约莫黄昏时分，姚氏兄弟挑担路过半山亭，看到沈时彦醉卧在那里，想到沈仁不顾旧交，不肯借钱给他们，其怨恨直透头顶。姚礼心想：“如今我们把他儿子杀了，让他绝后，看他留下那么多的钱财给谁！”于是，姚礼从腰间抽出板斧，上前就劈，直中头颅，沈时彦就这样毫无知觉地命丧黄泉了。兄弟二人搜身，发现沈时彦身上有刚收回来的租银17两，就席卷而去。
开始的时候，兄弟俩还提心吊胆，唯恐事情败露，所以不敢露财，打算以这些银子做买卖。后来听说徐荣被沈仁告到县衙，邻里们都作证是徐荣杀人，兄弟俩暗自庆幸。因为没有确认徐荣是否承认罪行，更不知道县太爷是如何判决的，所以兄弟俩总是有些放心不下，便来到县衙附近打听。接连几天，总见县太爷提审徐荣，却打听不出什么消息。兄弟俩想找狱卒打探，又怕暴露身份，所以想到找这个幼童替他们入狱打探，却不想这个幼童把公差引来了。
案情大白，刘知县火速派人前往姚氏兄弟住所，彻底搜查凶器及赃银。果然找到了行凶的板斧，经仵作检验，板斧宽窄与死者伤痕吻合，而板斧也有血腥之气，确认是凶器无疑。搜到赃银16两，传集欠户前来识认银两记号，确认是他们所交的租银，也就算是证据确凿了。
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谋杀人》条规定：谋杀人因而得财者，同强盗，不分首从，皆斩。因此刘知县将姚氏兄弟拟为斩刑，申报各级上司核准，然后予以执行。按照《大明律·刑律·贼盗·强盗》条例规定：强盗得财，只能够追回正赃给主，如今17两赃银仅剩余16两，再变卖姚氏兄弟的财产予以补足，应该将17两银子给还沈仁。问题是沈仁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诬告了徐荣，使其身陷大狱，饱受酷刑，按照《大明律·刑律·诉讼·诬告》条规定：诬告人死罪未决者，应该是杖一百、流三千里。沈仁的罪责很重，不过他不明真相，而儿子确实是被人杀死，算是事出有因，所以予以薄惩，从赃银之中分出10两给徐荣，然后将徐荣释放回家。这正是：
存亡就里机关巧，倚伏从中仔细论。
这个案件如果找不到新的线索，徐荣可能永远也脱不了干系。按照当时的司法制度，案件不告破，嫌疑人就要被一直关押下去，徐荣有可能会因此命丧监狱。姚家兄弟从被人歧视的苦娃子，转瞬之间成为凶恶的杀人犯，不仅让人痛恨，也让人痛心。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如果想发财致富，就应该正大光明去努力，而不是挖空心思去害人，害人者迟早要受到惩罚的。希望人们能够记住，采取非法手段获得利益，只会使自己的命运变得更加悲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