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先是从上架双手抓住锈钢管，身体向外一转悬空在外，双腿夹住钢管，双脚再试探性的向下。一根竖直的钢管，父亲像蛇一样缠着它，直到父亲的脚尖触碰到了下架，他的双手才缓缓地松开。
父亲娴熟的动作，笨拙中带点灵巧的身形。我站在下面一动不动，双眼紧紧的盯着父亲。不知为什么我脑袋里冒出了一句话：万一手没有抓稳，怎么办？不用想，肯定是一场我一万个不愿意的画面。我不由自主的打个颤，这样的画面我有点不太敢想象。
父亲安全下到地面。母亲就像个发号施令的指挥官说了个“走”字。
在走出工地大门的路上，我边走边问母亲：“妈，我们到哪儿去吃？”
母亲走在我的前面，而路上全是稀泥。母亲用脚尖点地的方式，避免水浸入已经磨坏的黄胶鞋里。嘴上还说：“还是昨天晚上哪儿。中午十块钱一个人，可以随便吃。“
“哦。”
我也学着母亲，把脚踮了起来。“这是哪儿来的水呀？也真是的。”我开始抱怨。
而这时父亲的声音从我后面传来：“上面在打房盖，流的水下来。”
“都还得打哦？”我有点怀疑。
“才打十九层，肯定还要打嘛。不然老板要亏死哟。”父亲说。
“呵呵，亏死算了。”我微笑着说。
没走两步，我们走出了稀泥的地方，父亲说去洗个手，我和母亲也去了。
我们出了大门。我正好看到两个年轻人顶着烈日搭帐篷，还是昨晚的地方停着不同的三轮摩托车。远远的就能看见车上面有几个摆得整整齐齐的银白色的铁盆。
“十块钱一个人。吃啥自己动手。”其中一个年轻人，看见我们走过来。
我向他笑了笑，点了点头，示意回应他。他一一的揭开了铁盆盖子，有红烧的豆腐，凉拌的粉条，还有很厚很大块的肥肉，还有炖的带皮肉坨汤，还有的我已经记不清楚了。看着一块块的肉，我顿时食欲下降了很多。
“这里有米汤吗？老板。”有点口渴，我看向老板。
“有有有。”老板连忙从车下面拖了个大锅出来，还顺手揭开了锅盖，一边还说：“自己舀一下。”
我单手夹住安全帽，拿了一次性纸碗，盛了碗米汤。就像个小农工样站在锅边，手一弯，嘴一张，咕噜咕噜。喝完了还不忘打个嗝。
我拿着喝汤的碗盛了饭。这时父亲母亲，已经坐在小帐篷下，大口大口的吃起来了。
一张桌子，三个人，一碗豆腐，和粉条，还有父亲盛的肉。我吃了豆腐和粉条，还尝了块肉。说实在的，什么样的价格吃什么样的饭，而这个味道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
“今天中午老板搞得有点撇（弄得差）哟。”我小声低头的对着母亲说。
“还是没有哦，往天（前几天）还是这些菜”母亲回我。
“那昨天我怎么吃得···“我心直口快。
我话还没说完父亲就抢着说：“昨天你妈肯定是到馆子头去打的哇。”
“没有，昨天在食堂头打的。馆子头我去了下，没开门。”母亲说。
“馆子在哪？有好远嘛？”我问向母亲。
“没得好远，走那边还要过两条街。”母亲转身向后用手上的筷子一指。
“呵呵，你到这儿去吃馆子，可能有点远哟。”年轻老板笑笑说着看向我们。
“就在那边都嘛。”母亲也解释。
“我晓得啊，我就是那边过来的，我摩托车都要开十多分钟。”老板快言急语，生怕自己说的是假话。
我在一旁默默地听着，抬头向母亲指的方向看去，又低头看着洁白纸碗，吃饭的速度，由一口一口变成了一粒一粒。
母亲没有说再说话，父亲也不吱声。这一刻，我感觉时间空间都变得凝固了。说实话我现在想起来，心里也不是滋味。
“好好吃饭。”母亲见我吃饭的样子，提醒我。
一语打破了空间的宁静，我回过神来，看向母亲。一张像美国白人肤色的脸上透发着红晕，一戳金黄色的乱发遮住了眼角的苍老。微风拂过，发梢向后扬起，脸上尽显憔悴。我看着这一幕，我又底下了头。
在吃饭的时间，工地里也有人接二连三的来着儿。有的人身上有灰浆，手里提着大号的装着茶水的塑料瓶，脚下穿的是黑色的长筒靴，不用说肯定是到混泥土的工人，因为只有他们才会穿着筒靴在最顶楼顶着烈日到混泥土。而有的人满身灰尘，连头发都被染成了土白色，脸上戴口罩的痕迹被灰尘和汗水的结晶凸显得淋漓尽致，也不用说他们肯定是清理垃圾的匠人。还有的人远远望去穿着蓝色工作服，不过身体中间却是被铁锈色切过，走近了才发现他们的衣服上到处都是铁锈染的颜色，只不过腰身间最明显罢了，偶尔个别的人脸上还有一道铁锈色的擦痕，也不用多说他们是钢筋工。还有的人我也看不出他们的职业，只见他们从工地出来，穿得要好一点点，身上没有那么的不整洁。
来吃饭的人，基本上都是工地出来的人。饭点儿人多，老板准备的凳子远远不够，而工人们也没那么多的讲究。站着，蹲着，还有的直接就地而坐。我和父亲母亲提前来吃饭，所以我们没有那么的不幸。
吃完，我们慢悠悠的走进工地。
父亲说：“今天下午只有一点点了，我们慢慢做，还要等葛老板签单。”
“嗯。葛老板他说他好久来嘛？”母亲问向父亲。
“我哪晓得，等做完了。给他打电话嘛。”
“好嘛，要的嘛。还要回去收拾东西，我们好久过阳光城那边去哇。”
“今天可能不得行了嘛，把单签了，可能过去有点晚了。”
“那东西明天早上收拾。晓不得老汪他们到第几层了。”
“管得他们几层去了，十二层肯定是给我留到的，哪个敢做。”
听着父亲母亲的对话，我不禁问起：“老汪是哪个嘛？”
“我们一起做砖的。”母亲对我说。
“不认识。”
“幺娃子，杜阿姨你总认识嘛？”父亲听到我说不认识，他又给我说了个似曾相识的人名。
父亲看着我一脸疑问的样，又提示说：“就是在绵阳圣水寺工地哪个杜阿姨。”
我更疑惑了，努力搜寻我的记忆，实在是想不起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