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上到人间
李鸣生
作为一名军人，没有上过战场，如同一个船员，没有下过大海。即便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我想也不会轮到我了。要说遗憾，恐怕这得算一件。但汶川大地震偏偏爆发了于是我很想去，就像个战士渴望扑向战场。故乡遭难，不去看看，良心上过不去一事情，就这么简单。
去灾区一看，初衷变了。汶川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尽管不及唐山大地震的一半，但“震波”却至少是唐山大地震的100倍！中国的事情，一夜间动静闹得这么大，除了汶川大地震，还有什么，震惊世界不说，单说中国，5000年的历史上有哪朝哪代的龙旗为百姓下降垂落？有哪朝哪代的帝王为百姓低头鞠躬但公元2008年5月19日，共和国的国旗为百姓下降垂落，共和国的领导者集体站在中南海，为百姓低头鞠躬，默哀3分钟！我说过，短短3分钟，足以胜过3000年！仅这3分钟，便令世界刮目相看，让我血液沸腾，为什么？这是对死亡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对百姓的尊重——中国的百姓什么时候受到过如此高贵的礼遇啊！而尊重死亡，便是尊重高贵的生命；尊重高贵的生命，便是尊重高贵的国民善待生命，善待国民，正是一个国家高贵的国格所在此外，一场大地震，居然震出那么多的爱那么多的善，那么多的美那么多的真，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与传统美德如同汶川大地震本身，同样震撼了世界震撼了我的心灵。我不仅看到了人性的复杂，也看到了人心的单纯，不仅看到了大难与大悲，也看到大爱与大美？不仅看到了绝望与死亡，也看到了希望与新生！作为一个写作者，在故乡的废墟上、尸体的气息中、死亡的阴影里，亲历了人类历史上如此惊天动地的一场大劫难，不用文字留下点什么，说得过去吗？于是震惊变成了责任，悲痛变成了良心。我决定写点什么。
但汶川大地震事件之大，人物之多，内容之多，写什么呢？我过去的作品主要写航天和高科技，面对的常常是浩瀚宇宙，茫茫太空，千年历史，未来时空，我笔下的人物几乎都是大专家、大科学家，作品也总是在中外世界布局，天地之间驰骋。现在，要从天上到人间，从宇宙到废墟；加之某种客观原因，写作时间满打满算只能有四个月！这对我是个大难题。思来想去，我决定将本书聚焦在人心上，聚焦在大地震对人心的震撼与重创上——不管是受灾人还是救灾人。仅此，够了。
接着的问题是，这样的“大题材”怎么写？我想做一次小小的努力，于是便有了如下几点很不成熟的想法：
第一，我想逃避概念写作。谁都知道好作品是从生命的血液和生活的土地里长出来的，而不是由概念生成的。但历史每天都在生产概念，人类每天都在复制概念，我们早已进入一个复制概念的时代。某个概念一旦产出，立即便被复制，开始是几个人，接着是一批人，随后便是整个社会。当一个个的概念被广泛复制再广泛传播后，自我便渐渐消失了。因此自“五四”后近一个世纪里，中国大多数作家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进行着概念化的写作。报告文学同样如此。尤其所谓的“大题材”，更容易如此。我在七八十年代写的东西全是概念化的产物，九十年代初或多或少也有。甚至时至今日，概念这个东西依然很难从我们脑海剔除。比如一写汶川大地震，脑子里很可能便装上了“抗震救灾”这个概念。因此如何逃避“大题材”概念化的写作，我想在本书中做点探索。
第二，我想有点属于个人的思想。优秀的作家首先是个思想家。思想的基点是对历史客观的审视与真诚的反省，思想的意义既属于个人也属于人类。我不是优秀的作家，但写汶川大地震我想尽量坚守自己独立的人格、独立的立场、独立的思想。在这个信息、传媒高度发达的社会里，留给报告文学的空间不多了。如果说记者留下的是新闻，作家留下的就是思想——哪怕这个思想尚不成熟。而报告文学能继续存活的唯一理由，也是思想。因此面对这场大劫难，我想用自己的脑袋想点问题。
第三，我想尽量说点真话。真实是报告文学的前提。但报告文学走到今天，或者说今天的报告文学，如果还仅停留在“内容真实”这个最基本的层面上，恐怕已经不够了，也很难满足读者的需求了。在我看来，真相比真实更为重要；与其强调作品的真实，不如强调作品的真相；而不管真实还是真相，均取决于作家是否虚假，是否讲真话。因此，在我看来，作家的真实比作品的真实还要重要！如果连作家自身都虚假或半虚假了，在这个早已谎言为患的世界里，还需要报告文学吗？当然我知道，弄虚作假容易，实事求是很难。但我还是想让自己真实一点，尽量说点实话、真话。
第四，我想让报告文学的叙事有点变化。近十年来，小说的叙事发生了较大的革命，报告文学的叙事却缺乏变化。尤其些写所谓“大题材”的报告文学，几十年来基本都是传统意识，“主流”叙事；作者总是有模有样、捏腔拿调、卷着舌头说话——有的说的还是大话、空话甚至假话有的作品就像早市二道贩子手上的大白菜，既没个性，又缺质感，还少了鲜活。因此写作本书时，我想用现场视角、全知视角叙事的同时，也借助当事人的视角参与叙事，尽可能把传统的“主流”叙事转化为作家个性化的叙事，让作品呈现一种客观的、立体的、多层次的、交替递进的叙事风格。
第五，我想在文本上做点尝试。报告文学不仅需要思想的革命，也需要文本的革命。随着影像时代的到来，传统文字在影像面前常常显得苍白无力，底气不足。比如用文字描述朵花怎样美丽、一个女子如何漂亮，码出一筐汉字也不如放上一张照片真实可信。于是我想到了图文结合，让照片客观纪实，参与叙事，成为文字不可替代的一部分。于是便先有了照片，后有了文字，而不是先有文字后有照片，文字照片两张皮。可惜我不是摄影家，对摄影技术一窍不通，斗胆冠以“摄影报告文学”，既不自量，也属无奈，还望诸君赐教。
总之，此次“抗震救灾”以人为本，这本小书便以心为本。大地震令人心碎，心碎之后如何重构心灵的家园？大地震让人心痛，心痛之后痛出什么样的国民？痛出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而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力量、本真与大爱，为什么在大难之时才轰然闪现？假如没有汶川大地震，今后灾难也不再降临，一个民族的精神与力量、本真与大爱，难道就永远深藏心底吗？倘若大难与大爱真是这样一种因果逻辑关系，我们又该到哪里才能寻找到这笔民族的财富呢？诸如此类的问题，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至于我的这部小书，不过像地震后的一块碎片，倘若能为遇难的同胞带去一份安慰，为活着的人们引出些许反省，为日后研究汶川大地震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留下个“标本”，幸矣，足矣！
此外，我不得不提及的是，本书得到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鼎力支持。贵社出于对灾区人民的一片爱心，在我采访期间便开始与我联系，后贵社副总编辑、《小说界》主编魏心宏与本书责任编辑修晓林又亲临北京，与我共商本书创作之事；同时贵社社长郏宗培也亲自打来电话，表示大力支持；在书稿写作期间，责任编辑修晓林更是短信不断，鼓励有加。尤其令我感动的是，他们在没有见到我写出一个字之前，便对本书的创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对我本人寄予极大的信任。如果没有他们的信任与支持，我要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完成本书的创作，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另外，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陈建功、高洪波，《中国作家》副主编、著名编辑家萧立军，著名评论家李炳银，三联书店副总编，著名编辑家李昕，著名学者、编辑家岳建一等诸君好友，对本书的创作也给予了很大的鼓励与支持，在此一并致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