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再加上海外掠夺的增加，资本主义对内便披上了温情脉脉的面纱，工人的工资获得了大幅的提升，建立了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社会中低层也可以汽车别墅，西欧高福利国家一时间成为社会发展的典范。
西欧高福利的国家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吗，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就完全摆脱了经济危机的侵害了吗？说这样的话其实为时过早。由于社会分配差距依然存在，社会富裕阶层与社会底层的鸿沟天然存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并没有消除，而是以更隐蔽的形式发生着。
经济危机的本质都是生产的东西过多了，消费不足，资本家自身的消费能力是有限的，他们便利用巨额的利润进行投资。这时整个社会生产仍能维持平衡，社会一片歌舞升平。但不断扩大的产能最终却很难找到倾泻口，危机也最终爆发。
这便是马克思时代经济危机的典型特征，要找根源还是社会分配的问题。由于没有必要的社会收入分配调节机制，整个社会任由资本肆意掠夺，经济危机便成为瘟疫，成为资本主义难以躲避的灾难。
那时的经济危机所间隔的周期比较短，每隔几年便来一次。
但到了后来，随着欧洲工会力量的壮大，工人在社会财富分配中的地位有所改变，凯恩斯主义的盛行使西方政府加强了对社会生产的调节，旧式的资本主义生产过剩危机并不像以前那样频繁地爆发。
但由于社会财富分配的根本法则并没有改变，资本家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西方资本主义的危机仍不可避免，但它却改头换面，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
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要求所有的收入都去购买生产出来的产品，在社会收入分配不公的情况下，低收入阶层只有通过银行贷款及政府通过国债等形式去调节。
让工人去贷款，现代西方经济学美其名曰“消费拉动”，社会低收入阶层可以通过分期偿还的方式提前实现自己有房有车的梦想。在西方经济学看来，只有这样促进经济的发展才是健康的，但这并不能推动经济的发展，因为工人的收入是有限的，只是完成经济的循环。
政府通过国债的形式将社会的剩余购买力收到自己手里，把社会最终产品消费掉，这样变成一座座桥梁、道路等，这下促进了经济发展吧。
但借钱消费有一个最大的弊端，那就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借钱你暂时可以不还本，但得付息。普通民众的借钱消费是有限度的，国债利息可能吞噬国家的税收。
信用的扩张使一部分社会过剩的产能得到消化，延缓了经济危机的发生。但这只是延缓，并不能根除。由于经济全球化，世界变成一个统一的市场，经济危机的破坏力反而更加惊人。
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麻烦并不比以前少，也不比以前不严重，或者更严重。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及2007年爆发并蔓延数年的美国次贷危机让人深深感到经济危机的巨大破坏力，使身在全球化漩涡中的每一个国家都难以幸免。
原始社会的部落及氏族为应对严酷的生存环境，抵御外族的侵略，更好地繁衍生息，只有选择平均分配，这时公平和正义也像一粒种子一样，在人类心灵的深处生根发芽。
在现代社会，为了避免经济危机，人类也必须再次作出选择，同样是社会分配的公平，这是人类自身发展的必然选择。否则次贷危机等将吞噬人类的劳动成果，使人类隔个数年就会来一次大的危机。
根治经济危机，只有解决社会财富的分配不均，这并不是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无理要求，更谈不上仇富，而是出于保护人类文明成果的需要。
想要解决社会财富分配问题看起来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却相当困难。只要实行市场经济，资本在社会财富的分配中就占有支配地位，社会财富的分配很难受到道德的束缚，企业更高的利润将可以有更强大的抗风险能力，可以给自己的员工更高的薪酬和福利，我们很难要求企业少赚钱。
增加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应更大力度推行社会财富的二次分配，如政府加大税收，这就自然要求政府税收在GDP中保持一定的比例，而不是鼓吹“大市场，小政府”。政府必须掌握足够的社会资源，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这包括教育、医疗、住房、失业、养老等，在经济疲软的时候可能通过投资等手段保持经济的活力。
但这样也容易形成庞大的官僚机构，这时我们仍要回到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这样才能治标又治本。
社会财富的初次分配是在工人、高利贷者、房屋及土地等资产的所有者、政府、资本家五者之间进行分配。工人因为自己的劳动获得工资，高利贷者收到利息，包租公或包租婆收到租金，政府获得税收，资本家获得利润。
政府的那份，我们已经说了，这时就要求社会剩余的财富在工人、高利贷者、房屋及土地等资产的所有者、资本家四者之间的分配更合理，而这最核心的则是提高劳动者劳动报酬的收入。
而提高劳动者报酬的有效手段便是严格地实行最低工资。
劳动法最低工资成为很大的争议，被某些人称为是对非市场化的过度保护，被认为是降低了市场的效率。
其实在市场经济最为发达的美国、欧洲等都有最低工资制度，这成为保护劳动者最有效的办法。当某些人用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制度与中国进行对比时，却忽略了这一点。
控制社会财富分配不均，还有一个重要的手段便是控制房地产，使房地产不至于成为富人们炒作的工具。
房价怎么高起来的呢？前面已经说过了，就因为炒家，他们的钱实在没有去处了，又不甘心存在银行里吃微薄的利息。他们做梦都想钱生钱，把自己的银行存款变成下金蛋的鸡。
为了使次贷危机不再重演，也不再让老百姓望房兴叹，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才是釜底抽薪，彻底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社会和经济难题。
不从根本上解决社会财富分配的失衡，再多措施也只可能是隔靴搔痒，或者是火上浇油。而解决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也将从根本上杜绝社会上的炒作之风，把房地产彻底拿出来，使它真正服务于人们的生活。
民生着力点
2010年7月22日，几台建筑用的钩机轰隆隆地驶进了广州二沙岛的宏城花园，此行的目的是对广州“最牛别墅”进行强制性拆除。
宏城花园别墅是在2003年之后陆续交房的，但是从2007年开始部分业主就已经开始大兴土木，并遭到邻居的连续投诉。城管部门多次下达询问或责令整改通知书，同时采用勒令停工、扣留工具等执法手段，但效果并不明显。
宏城花园别墅从开始违建到最后被强制拆除，经历了三年时间。最后在万庆良市长的多番过问之下，经过媒体的多次报道，城管部门只好亲自上阵。
之所以被封为“最牛别墅”的称号，除了公然抵制政府部门拆除外，还在于它的加建面积及价格。26号别墅原本是600平方米左右的单体别墅，但经过加建后，其面积达到1600平方米。二沙岛沿江别墅均价在10万元/平方米左右，就算不考虑奢华的装修，该栋别墅的市值也将达到16亿元。
二沙岛是广州市中心珠江河段上的天然江心绿洲，岛上空间私密，环境优美，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成为富豪的必争之地。然而富豪们也喜欢玩加建的游戏，房间越多越好，花园越大越棒。但违建却给四邻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影响，方便了自己，却妨害了别人。
耗资巨大的顶级别墅最后却面临一拆了之的命运，很多人都可能感觉可惜，这岂不是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
估计这也是业主死磨硬缠的原因：“我就不相信政府能下得了手，不就是想罚款吗，俺有的是钱。”在政府的公告面前，仍抱着侥幸心理，希望靠拖字诀蒙混过关。
但社会要的是公正，如果什么事都可以用钱摆平的话，那这个世界也可能完全失去秩序。广州市长万庆良在推进拆除二沙岛宏城花园违建豪宅时曾讲到：如果有钱人对法律都没有敬畏之心，管不住富人，我们的城市和社会怎么能管理好?
从二沙岛豪华别墅违建中，我们可以看出，维护正义公平，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发展经济的目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广大老百姓都过得更幸福，住得更舒适吗？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一部分人得益，而应让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享受到社会发展带来的好处。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正义和公平，绝不能让高房价成为社会和谐的破坏者。
市场经济必须有优胜劣汰，如企业的倒闭、工人的下岗、投资的失败。这就要求我们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用国家的力量让这部分弱势群体活得有尊严，为他们创造再次进入市场竞争的条件。
市场派认为市场能解决一切，其实这都是鬼话，想要摁下房价高昂的头颅，只有采取非常的手段。他们信奉的是丛林法则，资本家可以通过慈善促进社会的公平，这也只能是痴人说梦，与虎谋皮。
降房价，利益集团的阻挠将是异常强大的，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控制房价的决心。
在效率和公平二者中我们必须做到兼顾，而不是完全倒向一方，高房价是过分强调效率的结果，社会资源过分地集中在少数人手中。
经过偷梁换柱，西方经济学目前研究的内容，转向了资源及稀缺。正因为资源有限，我们更应该考虑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这应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完全的市场竞争最后只能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危机，这是被历史证明了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年，中国没有房地产市场，一心一意搞建设，中国实质是压抑了人们的住房需求，将社会产出更多用于积累而不是消费。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统建楼林立，一家几口“蜗居”在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内，这留给一代人非常深刻的记忆。
2009年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做客新华网与网友交流，他就提到自己当年的“蜗居”感受。温总理小学的时候住在天津市南开区达摩胡同9号，兄妹三人，他为长子，与父母一家五口居住在不足21平方米的两间平房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