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摩胡同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居住小区，“文化大革命”前是香火缭绕的尼姑庵。温总理父母都是老师，当时他们的条件并不算最差，但他们的居住条件却反映了当时中国大部分城镇居民真实的居住水平。
中国人的艰苦朴素使中国从一个一穷二白的落后国家成为一个工业体系健全的国家，为中国改革开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改革开放后，中国住房市场放开，这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人们不仅需要吃饱穿暖，还需要住好，这是经济建设最根本的目标。
人们通过自己的劳动收入，购买住房，改善生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现社会的公平。在原有实物分房的体系下，只有效益好的单位才能为职工提供住房，这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人们生产建设的积极性。
从经济结构上来看，房地产行业涉及的生产环节众多，可以增加社会生产规模，带动就业，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人作出了巨大的牺牲。
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市场竞争，激发了中国人无限的创造力，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造就了中国经济腾飞。
但改革也出现了较多的问题，社会收入分配拉大，两极分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住房是社会财富的重要表现形式，人们在居住方面的差异表现得尤为明显，这时采取必要的措施，对高房价进行控制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控制房价将是一个系统工程，仅靠某一方的努力并不可能完成，而需要社会形成一股合力。除了政府的决心，市场的手段也是必需的。
在2012年，中国房地产的发展也将迎来一次重要的转折，为中国房地产的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契机。
2012，房价大降的N个理由
2012，政府终于腾出手
上海解放之初，百端待举，困难重重。当时可谓经济萎缩、商品短缺、物价飞涨、市场失控。1949年7月、8月大米价格已涨至65万元一石，而到了11月初上海粮价被哄抬至30万元一石。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恢复史》，求实出版社，第28页。
国外势力在一旁看笑话，“共产党搞军事能打100分，搞经济只能打零分。”一些反动分子甚至狂妄地叫嚣：“解放军可以打进上海，人民币则进不了上海！”
为了捍卫新生的人民政权，陈毅市长和资本家进行了一场经济战线最艰苦的战争。
陈毅市长最终运用了两件武器把投机资本家摆平：一是枪杆子，捣毁了上海证券交易大楼，取缔地下钱庄；二是运用市场的手段，从全国各地调运粮食、棉纱等，使投机资本家倾家荡产。
在这场斗争中，陈毅市长获胜显然不是仅靠枪杆子，市场的手段才是最具决定性的。1949年年底，中央已掌握商品粮食50亿斤及占全国40％的棉纱、50％的布匹、6％的食盐、70％的煤炭供应量，这为控制上海市场、稳定上海物价奠定了物资基础。
陈毅市长打响的上海市场攻坚战，对于解决高房价也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在和高房价的斗争中，政府光喊口号还是不起什么作用，开发商不可能因为政府的一纸命令而幡然悔悟。开发商能赚超额利润怎么还会对消费者心慈手软，钱多了并不会成为累赘。
最近几年中国的房地产调控基本上是越调越涨。各项政策措施刚出台时，资本家可能还有所忌惮，但说多了后，这招的效用就大打折扣。
就像大人教训孩子一样，每每孩子不听话，都厉声斥责。刚开始的时候，孩子可能听了吓一大跳，马上不再胡闹。如果孩子适应了大人的斥责，再怎么犯错误都不会挨打，他也慢慢习惯了，慢慢不吃大人那一套。
如果政府手中有足够的筹码，也就是政府手中掌握了大量的可支配房源，调控效果就完全不一样。
当房价过高时，政府开闸放水，一方面宣布高强度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降低市场的预期，给市场释放冷却剂，一方面还可将手中的经济适用房或廉租房转化为商品房，这可比政府苦口婆心对开发商劝告强多了。
如果市场疲软，房价这时已经运行到低位，政府可通过收购商品房作为保障性住房的储备，缓建保障性住房，而不让市场持续下滑。这时将增强市场的信心，加快市场的复苏。
香港政府在房地产市场的调控上有先天的优势，就因为香港政府有规模庞大的保障性住房。
香港主权移交后，董建华特首在1997年10月宣读首份施政报告，提出十项工作计划，其中“安居”一项对市场影响非常大。董建华订出三大目标：每年兴建的公营和私营房屋单位不少于八万五千个；十年内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轮候租住公屋的平均时间缩短至三年。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八万五”房屋政策。
在1997年以前，香港政府每年仅有2万套保障性住房推向市场，“八万五”计划将使香港每年兴建的政府公屋和私人楼寓的比例1∶4倒过来，变成4∶1。
董建华的“安居”政纲也是在香港房价大幅攀升的情况下推出的。20世纪90年代香港楼市、股市屡创新高。1994年1月至1997年10月，香港楼价上涨了68%，香港经济一片繁荣。
但这背后是大部分香港普通工薪阶层不堪重负。在1997年的高峰期，香港人平均把月薪的74%用作供楼。香港虽有庞大的公屋，但这些公屋设施陈旧，空间狭小，布局极不合理，像典型的难民营。香港居民需要体面而有尊严地生活在一个适合的环境之中。
这些举措对扭转香港楼市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只可惜香港不幸碰上“东南亚金融危机”，香港房价大幅缩水。至2003年8月24日香港楼市跌至谷底。在过去的五年时间里，香港楼价下跌超过七成，董建华的政策受到质疑。
但香港的公屋建设却对改善香港中低收入阶层居住条件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2000年香港共有85710套公屋建成，2001年共计有10万个住宅单位建成，2002年则仍有67000个。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要保证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必须是两条腿走路，一是市场化，另外一条则是保障性住房。除了平抑市场，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中国房价在2005年开始大幅上升时，中国人才感觉到保障性住房的重要性。中央政府绞尽脑汁，金融、财税等招数都使了出来，但发现这些都只能治标，并不能治本。由于1998年后中国住房市场全面市场化，政府手中可用的资源却少得可怜。
虽然政府有很多国有控股的房地产开发企业，但这些企业都是上市公司，很难成为稳定房价的生力军。他们可是要对全体股东负责的，可能找出很多的借口来推脱本应承担的责任。
国有企业这张牌是废了，政府只有重起炉灶。
中国保障性住房体系的建设却是起了一个大早，赶了一个晚集。
1998年以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像一个婴儿，除了深圳等少数沿海城市，都是实行实物分配。大多数城市户口都生活在体制内，这也相当于有一套成熟的社会保障体系。
1998年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将教育、医疗、住房全面放手，推向了市场，这虽然活跃了市场，提升了中国经济的活力，但金钱成为市场的唯一法则，完全抛弃了以往住宅体制温情脉脉的面纱。你有钱自然可以住大房子，住高档别墅，而中低收入阶层只能选择“蜗居”。
1998年~2007年是中国房地产发展的“黄金十年”，政府完全放手，房地产成为中国富豪最大的孵化器。政府在房地产中的角色被忽略了，政府缺位了。
要命的是，经济适用房的初衷是为了照顾中低收入人群，最后只能成为少部分人牟取私利的工具，社会住房矛盾特别突出。
中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自2008年开始补课，一场轰轰烈烈的保障性住房建设在中国大地上拉开了帷幕。
2008年年底，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实施的时候，9000亿元保障性住房建设成为4万亿元投资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让人们眼前一亮。
当时的计划则是，2009年~2011年新增加200万套廉租房、400万套经济适用房，并完成100多万户林业、农垦和矿区的棚户区改造工程，总投资将达到9000亿元，平均每年3000亿元。
2009年政府除通过在土地、资金、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等方面采取措施，解决了260万户廉租房建设（包括租赁补贴）及80万户棚户区改造问题，另外还根据国外解决住房问题的经验，酝酿出台解决“夹心层”住房困难问题的政策措施。
这似乎预示着，国家依然在追求住房保障的“全覆盖”。保障性住房，包括廉租房建设、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限价房建设、公共租赁住房建设和各类棚户区改造之后的安置房建设。社会中低阶层将普遍受益。
到了2010年年初，面对严峻的房地产形势，政府又实施了更加庞大的保障性住房建设计划。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部长姜伟新在哈尔滨出席“2010年中国市长论坛”时表示，2010年将完成580万套保障性住房的建设。
这次政府下了很大的决心，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代表保障性住房联系协调小组已经和各个省市签订了协议，而大部分省市也已经与各地市县签订了任务书。到时政府就可以靠着这些军令状来追究责任。
搞保障性住房，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并不是不想，大多数是力不从心，想使劲使不出来。建保障性住房一是要土地，这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并不是太难的事，城市规划什么的，城市规模部门并不需要花多大的心思就能搞定。
关键是钱，很多中小城市自己的事都忙不过来，用钱的地方多了去了，再揽一摊子保障房的事就有些自讨苦吃了。建保障性住房所需的钱绝不是个小数目，动辄数亿元。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有哪个书记、市长会为了所谓的民生而把自己架在火上烤。
中央政府不可能体会不到地方政府的难处。
2008年公布的9000亿元计划，主要是对中西部地区保障性住房的补助。考虑到中西部地区财政紧张，中央政府将对中部地区每平方米补助300元，对西部地区每平方米补助400元。东部地区个个基本上都是土财主，中央政府就不发补贴了。
2010年年中，在地方政府计划出现拖延的时候，中央政府又如法炮制。为了完成580万套保障性住房建设任务，中央已经下拨600多亿元资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