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斯特没有过去。当他倾尽所有，将自己的生命化为文学的存在，《追寻逝去的时光》就是他的不死之身，是他的“创世纪”，也是他的永恒现在。对于这位雄心勃勃的哮喘病患者来说，时间并非一条可以溯流而上的长河，他要做的也不是逆行追忆，而是要从“现在”深入记忆与想象之海，去寻找、发现、拯救那些被过去囚禁的事物，不仅要使它们重新发光，还要使它们在生成大教堂般的复杂结构过程中成为全新的存在。
他要以此摆脱生命的必死性，进而获得精神意义上的永生。然而，这种解脱并非一蹴而就。在开始写作《追寻逝去的时光》之前，他经历过漫长的沉溺、迷惘与等待。最后让他得以撬开出口之门的，是《驳圣伯夫》（又名《一天上午的回忆》[1]），它有些部分像小说，有些部分则是评论，归根结底，它是“作品”，是通往《追寻逝去的时光》的必经之路。
对于那些想起那七卷巨著就望而却步的人们来说，这本小书无疑是个理想入口。它意味着普鲁斯特式的时间观念，对文学神圣性的洞察与苛刻。在这里，普鲁斯特就是想把圣伯夫——这个曾让波德莱尔等人低声下气的老家伙剥光，把他的那些傻话，虚伪、错误的评判，以及陈词滥调都挑出来给你看。你知道他是苛刻的，却又不能不被他的敏锐言辞所打动，他所做的不只是为那些被误判的天才们辩护，更主要的，还是要扭转人们习以为常的理解、评判的方式。
原本给人以绅士庄重印象的圣伯夫式评论，在普鲁斯特的聚光灯照射下转眼就变得不堪入目，似乎圣伯夫犯的是不可原谅的道德错误，而不只是一家之言。他是如此之锋利，但他又是内敛而柔软的，甚至隐含着某种过敏脆弱的气息。他那弥漫式的缓慢流动的文字，可以令你不知不觉地沉湎其中，好像里边包含着某种不为人知的让人食之成瘾却又不会致命的毒素。
“对于智力，我越来越觉得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了。我认为作家只有摆脱智力，才能在我们获得的种种印象中将事物真正抓住，也就是说，真正达到事物本身，取得艺术的唯一内容。智力以过去时间的名义提供给我们的东西，也未必就是那种东西。我们生命中每一小时一经逝去，立即寄寓并隐匿在某种物质对象之中，就像有些民间传说所说死者的灵魂那种情形一样。生命的一小时被拘禁于一定物质对象之中，这一对象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就永远寄存其中。我们是通过那个对象来认识生命的那个时刻的，我们把它从中召唤出来，它才能从那里得到解放。”
普鲁斯特在序言中就是这样起笔的。这段文字值得特别注意，因为涉及几个关键的概念。比如“智力”。或许在其个人辞典里指的是那些常识范畴里的知识性思考。还有“印象”。这是感觉与记忆共同的产物，而不是凭空想象。没有平白无故发生的印象，只有在感觉与具体“事物本身”发生某种关系时，才会有印象生成。普鲁斯特的目的，是要使“感觉”的重要性达到“摆脱智力”的程度。因为“智力”所能把握的，只不过是些平常的事物，而不是那些独特的可以使记忆鲜活地寄存其中的事物，“智力”无力“召回过去的印象感受作为艺术的内容”。只有“感觉”才能重新发现那些特殊的事物，并能引燃那些已处于黑暗中的火药般的记忆，爆发为灿烂无比的焰火，从而照亮并炸开那些逝去的时间，使之变成新的“现在”。若不能摆脱“智力”，就算我们拥有全部的记忆，过去也仍旧不过是个幽暗难明的世界。
另外，普鲁斯特说“摆脱智力”，而不是抛弃，显然他并不是要把“智力”逐出艺术。他要做的是把“感觉”置于至高的地位，而将“智力”放回“低下的层次”。他清楚，“出于智力的真理即使不如前面所说感受力的秘密那么值得重视，但也有其值得重视的方面。一位作家只能是一位诗人。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作家，在我们这个并不完善的世界，以及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艺术杰作，也不过是伟大才智遇难沉船漂散在水上的一些残留物，即使是这样，将散见于外的情感之珍宝借助智力的网络紧密连结在一起的仍然是他们。如果人们相信，在这一重要问题上，人们没有认识到他的时间中那些最为美好的时刻，那么，破除怠惰迟钝，感到有必要说出他亲历的时间，这样的时刻必将到来。……我在开始谈到智力所处这种低下层次的性质，对于艺术家来说，也许是最为重大的问题。”
在这里，他强调了“智力”的组织网络作用。而这种作用，对于感觉、印象里的过去时间的生，显然有着不可轻视的作用。然而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是要对“智力”既推又拉，“而智力这种低下层次的地位，依然需要智力给以确立。因为，如果说智力不配享有崇高的王冠的话，那么，也只有智力才能颁布这样的命令。如果智力在效能的等级层次上居于次要地位，那么，也只有智力能够宣告本能处在首要地位。”在指出“智力”的功能性意义的基础上，他要引出两条线索，一条是对圣伯夫批评方法的批判，另一条是对这种感觉触发式的追寻过去时间的文学创造。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他压抑着某种兴奋——他意识到了那种属于自己的写作方式。以前的他只能算是一个有天赋的“仿作者”，那些写作尝试从没能让他感受到如此强烈的冲动。无疑，这种冲动对于他而言意味着发现。他知道，必须在克制中以不张扬的描述使这种新方式慢慢呈现出大致模样。他花了七章不到的篇幅体会了一番“追寻逝去的时光”的手法。就像一个指挥家，他马上就要组建起自己的乐团了，他已触及几个关键乐器，他的手指在克制中随意地抡动出几个似乎还不很规范的旋律，而它们其实已透露未来交响曲里的一些重要因素和构成方式。
他毫无顾忌地展现了自己的敏感、细腻和脆弱，并在那些小规模的“追寻过去的时光”中展现其独特的角度与方式，由此引发的更大规模的想象与重生，仿佛洪流般的强烈浪涛声已在近处回荡了。他发现的，是以重新发现的过去的碎片重建崭新的现在世界的方式。而任何新的创作，都必然暗藏新的批判方式，任何创新都是对成规旧律的有力批判。在这里，普鲁斯特来了个声东击西。用一个小作品，预言了一部巨著，用一种混搭的作品样式，预言了一种新小说的出现。当然，也正因为是批判的，所以这预言反而显得更为隐晦。普鲁斯特母亲有意说给他的那句话是有非常智慧的，当时他正急着想向她透露关于圣伯夫的文章的内容。母亲是这样回答他的：“就当我不知道，去写吧。”
当普鲁斯特用《圣伯夫的方法》为名开始批判的时候，应该也清楚，换个角度看，从这些批判文章中同样可以推出一篇《普鲁斯特的方法》。当然，在批判圣伯夫的过程中，他的那些方法是隐藏在下面的，就像地下河，暗自流动。现在来看圣伯夫进行文学评论的角度与方式，其实更近似于一个社会学家、一个传记作家，因为他是如此关注作家日常生活中的细节与逸事、种族血统、家庭环境、早期教育还有社交等因素，以至于把作品本身放在相对次要的位置上，最为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作品独立性的忽视，更是对“作者自我”与其“日常自我”的差异性的忽视。而在当时，圣伯夫先生却以此成为文学界的权威。
普鲁斯特写道：“一本书是另一个‘自我’的产物，而不是我们表现在日常习惯、社会、我们种种恶癖中的那个‘自我’的产物……这另一个自我，如果我们试图了解他，只有在我们内心深处设法使他再现，才可能真正同他接近。我们心灵的这种努力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驱散的。”这种说法很耐人寻味。在日常生活状态下，人们是极易忽略那“另一个自我”的存在的。人们常常搞不清楚哪个“自我”是“日常自我”，哪个“自我”是“作者自我”，人们更习惯于用“日常视角”去试图抵近一个作者的创作秘密，而正是这种角度与方式的错误，导致了人们总是从日常层面出发，对作者发生种种误解、苛责，或莫名的纵容。
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普鲁斯特着意强调了文学与科学的不同，以及作家的真正处境，“在艺术领域（至少按科学的本义而言），并不存在什么创始者、前驱之类。因为一切皆在个人之中，任何个人都是以个人为基点去进行艺术或文学求索的；前人的作品并不像在科学领域那样构成为既定的真理由后继者加以利用。在今天，一位天才作家必须一切从头开始，全面创建。他并不一定比荷马更为先进。”
这种观点无异于给那些持发展进步观念的文艺批评家们泼了冷水。如果说这还有些大而化之，那么针对圣伯夫那种谈话式文风，普鲁斯特对文学工作的定义则更为具体深入：“文学工作是在孤独状态下，让对他人说的同时也是对我们自己说的话语都沉默下来，这类话语尽管为我们所独有，但其中并没有我们自己，我们就是用这种话语判断事物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需要面对自己，全力倾听、努力表达我们心灵的真实的声音，而不是谈话！”
为了更深入地批驳圣伯夫，普鲁斯特精心选择了自己喜爱的三位作家：奈瓦尔、波德莱尔和巴尔扎克作为例证。当一个人获得了某种权威地位，又是个自以为是的人，就很容易会不时说些看似轻松而又不失尖刻的蠢话。圣伯夫在评价奈瓦尔时就是这样的：“热拉尔·德·奈瓦尔，像是往来于巴黎、慕尼黑之间的旅行推销员……”尽管普鲁斯特也认为奈瓦尔的小说中“智力还是过多了”，但他还是通过对奈瓦尔在气氛、色调、梦幻般的回忆等方式的分析，发现了这位天才作家与自己创作的某种亲缘性。由此而写下的富有启发性的文字比比皆是。
“这些地名不是对现实时间的回忆形成的，而是出自这种新鲜感带来的欢欣，而其基质却是焦虑不安，这种欢欣就是那种所谓‘奇妙的疯魔’……”
“我想任何感觉敏锐的人都能从梦幻留给我们的某种锋利尖点获得启示，‘因为没有比“无限”更尖锐锋利的了’。”
“气氛并不在字词之中，也不是字词可以表达的，气氛存在于字里行间，像尚蒂伊的晨雾一样。”
“就是这许多值得人们祝福的上午，某种失眠开掘出来的上午时间，在一次旅行令人神志纷乱震荡中产生的这种时间，这是我们真正有血有肉的沉醉，罕见的机遇，它们像奇迹一般始终把那种种令人激动的色彩保留下来，梦的魔力就把这种种色彩纳入我们的记忆，就像收存在神奇的洞穴中，在那特有的气氛下再放出神奇缤纷的色彩。”
“如果我们试图通过分析我们的印象，以寻求印象的主观性，那样，我们就使形象和画面消散泯灭了。由于失望，我们借助那种叫作无从解释的梦，借助火车时刻表、旅行家的记述、商人的姓氏以及一个村镇的街道名称、巴赞先生的笔记（其中每一种树木都有名称），来给我们的幻想增加养料……”
如果说在奈瓦尔那里，圣伯夫的评论还只是流露出某种轻率自负的习气，那到在波德莱尔这里，他的陈词滥调及其自以为是的本性则一览无余，什么“可爱的小伙子”“波德莱尔游乐场”“受到重视让人看见”，等等。以至于写不到三页，普鲁斯特就忍不住这样写道：“对于圣伯夫，不知多少次人们忍不住要骂出口：老混蛋，恶棍！”如此激烈的言辞出现在文学评论里，不免让人惊讶。由此亦可见文风细腻的普鲁斯特也有金刚怒目的时候。
令他无法忍受的，是圣伯夫式批评里的那些庸俗的东西。更让他难过的是，波德莱尔在面对圣伯夫这种庸俗时，竟表现出怯懦和局促的状态，因为他只是想得到圣伯夫大叔的一篇评论，而大叔从未真正满足过他。痛快揭批完圣伯夫之后，普鲁斯特掉头转入对波德莱尔作品的深入评述。他要用深入精辟的解析，展示什么是真正的评论。
他冷静地转述了波德莱尔在日常生活中的悲惨状态：“他一直到死都是在愤怒之中：当他躺在床上，瘫痪不起，在痛苦中煎熬，他曾经怀着激情热爱过的女黑人又来找他要钱，这时他因失语症说话已经含混不清，只能急躁狂乱地说出几个字句，像是在骂人，他是在咒神侮教，诅咒曾经给他治病后来又离去的修道院院长。”然后笔锋一转，通过波德莱尔晚年的样貌特征，概括出这样一种令人惊叹的观点：“实质上世界上只有一个诗人，从开天辟地之始，他的生命断断续续与人类的生命一样久长，只是在这个世纪，经历了痛苦而残酷的时间进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波德莱尔的一生，经历了宁静而勤奋的时间过程，我们说这就是雨果的一生，经历了飘荡而又无邪的时间历程，这就是热拉尔·德·奈瓦尔的一生，或许这也是弗朗西斯·雅姆的一生，误入歧途并陷入偏离真理的雄心勃勃的目标，我们说这就是夏多布里昂和巴尔扎克的一生，既走上迷途却又高扬于真理之上，我们说这就是托尔斯泰的后半生，拉辛、帕斯卡尔、罗斯金，也许还有梅特林克，他们的后半生也相类似。”最后，他的陈述近乎布道辞般庄重：“人的生命唱出的歌，有时是相互抵触的，在一部如此伟大的作品中，这又是很自然的，这一切都包容在‘神秘的深沉的统一’之中，生命之歌又相互连通相互融合，这样，各个部分彼此可以相互认知，在我们心中，只要接受了它们，它们就能相互体认，‘相互应和’。”
对巴尔扎克的重新认识，对普鲁斯特是个重要事件。至此，他终于透过巴尔扎克作品那粗糙表层和庸俗笔调，看到并理解了其力量的博大、包罗万象、充满激情与活力的特质，以及作品的多层次结构，并确认，这其实是“没有风格”的风格。而在此事件发生之前，他在文字上是异常挑剔的，是有洁癖的。此前他无法想象，正是令他轻视甚至厌恶的巴尔扎克，在不远的将来会给他以最有力的启发。如果没有对巴尔扎克这类力量型作家的再认识，而仍旧秉承其一贯细腻精致的文风，普鲁斯特几乎不可能写出《追寻逝去的时光》这样卷帙浩繁的小说。估计写不到一半他就放弃了，因为单是靠细腻精致，几乎不可能造就那么博大的作品。
实际上，把福楼拜跟普鲁斯特联系在一起是容易的。而把巴尔扎克与普鲁斯特联系在一起就特别困难，因为他们太不一样了。不过这恰恰说明，写作上的重大影响，往往就发生在表面上看风格大不相同的作家之间。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巴尔扎克的写作风格对于理解普鲁斯特的觉醒是异常重要的。普鲁斯特就此写道：“风格是转化改造工作的鲜明表征，是作家的思想对真实性所发挥的作用，对巴尔扎克来说，就风格本义而言，他是没有风格的。”
普鲁斯特精辟地对比了福楼拜与巴尔扎克在风格上的本质不同：“福楼拜的风格，真实整体的各个局部整合为同一实体，各个侧面广阔展开，具有单一的光泽，其中绝不带有任何不纯的东西。各个侧面因此都有折光性能。任何事物都可以呈现，是映现，是决不会歪曲完整均质的实体的。任何不同的东西都在其中被转化并加以吸收。在巴尔扎克则不同，风格所未完形的各种成份同时并存，还没有被融合转化吸收，风格并不能暗示、反映什么，风格只是解释。风格借助最有力的形象进行解释，但不是将形象连同余下的一切融合起来，是形象使人理解他所要说的内涵……事实上，形象之美，其中是有思想的，不论思想是多么微不足道……”
他甚至喜欢巴尔扎克有些时候的粗野思维：“巴尔扎克说：‘荷马……与缪斯姘居共处。’”知道圣伯夫为此言辞而恼怒，他很开心地嘲讽道：“那种玩玩文学艺术的观念是什么也创造不出来的。”这话看似针对圣伯夫这类人的，其实也是说给他自己的。因为通过巴尔扎克，他清楚地知道，唯有博大的力量、鲜活的形象与持久的激情，才能保证他去完成那座关于时间与记忆的小说大教堂的建造。他还特别指出了激情的价值：“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我们还会不断感受到那种激情，几乎可以说，那种激情需要给以满足，只有杰出的文学才能缓解我们精神上的这种激情。”不得不承认，疾病缠身的最后十几年中，支撑他写下去的，除了对文学本身的信仰，就是令人震惊的持续的激情。
这本小书，其实包含着《追寻逝去的时光》的基因图谱。它几乎透露了关于那部漫长巨著的多数信息，只不过它们是细微的，有意隐藏的，过多空白的。对照着去读这两个作品，会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从中我们或许可以发现一些秘密，关于作品的生成，关于作者的基本思路。所以最后，我们可以拿《驳圣伯夫》里的《睡眠》与《追寻逝去的时光》的开篇段落对照一下，看看普鲁斯特是如何完成从一个准备阶段跃升到终极阶段的，体会一下那种微妙而细腻的转换是如何发生的。
在《睡眠》中，作者这样写道：
不知为什么，对于这一天清晨度过的时间的记忆，我总想把它固定下来，当时我是在病中，彻夜难眠，到第二天早晨才上床睡下，睡眠是在白天。不过当时那个时间与我相距不远，我希望看到那个时间再返转来，但是到了今天，那个时间倒像是另一个人曾经在其中生活过似的，就在这样一个时间过程中，我在晚上十点钟睡下，睡去以后，几次短暂醒来，一直睡到第二天清晨。我经常是一关灯就很快入睡，仿佛来不及对自己说我睡了就睡去了。同样，半小时过后，一想到应该是我睡去的时间，反而把我唤醒了：我真想把我以为还拿在手上的报纸丢开，说“时间到了，关灯，睡觉”，可是我又感到奇怪，黑暗布满在我四周，也许我的眼睛，同样我的知觉思绪一时还难以适应，对我的知觉思绪来说，这种黑暗仿佛就是某种无缘无故出现无从理解的东西，就真像是黑暗那种东西似的。
我又重新打开灯，看看是几点钟：午夜还不到。我听到远处火车驶去，汽笛长鸣，汽笛声勾划出空漠田野的空间广度，途中旅人在这月光洒遍的黑夜里正匆匆向着下一个车站奔驰，正在往自己的记忆中铭刻与刚刚分手的友人相聚时的欢愉，返程回家的喜悦。
《追寻逝去的时光》的开头段落是这样的：
很长一段时间，我睡得挺早。有时，刚吹灭蜡烛，眼皮就合上了，甚至没来得及转一下念头：“我要睡着了。”但过了半小时，我突然想起这是该睡觉的时候呀，于是就醒了。我想把自以为还拿在手里的书放下，把烛火吹掉。方才睡着的那会儿，脑子里仍然不停地想着刚读过的故事，不过想的东西都有点特别。我觉得书里讲的就是我自己：教堂啊，四重奏啊，弗朗索瓦一世和查理五世之争啊，都是在讲我的事情。刚醒来的几秒钟，脑子里还是这么在想；这个想法和我的正常神志并不抵触，但像层雾翳似的遮在眼睛上，让我无从觉察烛火灭了。而后它变得费解起来，就像前世里的种种思绪、念头，经过灵魂转世变得无法理解了。书里的内容跟我脱离了关系，我可以关注其中的内容，也可以不去管它们。视力一恢复，我惊讶地发现周围是一片黑暗，这使我的眼睛感到温柔而惬意，而心灵也许更感到如此。因为对心灵而言，这片黑暗仿佛是一件没有来由、无从了解的东西，一件确确实实看不透的东西。我心想，现在不知是几点钟了；我听见从不算很遥远的远方传来火车鸣笛声，犹如森林中一只鸟儿的鸣啭，凸显了距离感。眼前展现出一片空旷的乡间景象，其中的旅客正匆匆赶往临近的火车站；独在异乡作客，迥非寻常的行止，记忆犹新的晤谈，夜的静谧中浮现脑际的灯下告别，归程前方等待着的温馨和亲情，这一切都使他心绪难以平静，这条小路因此也将深深地镌刻在记忆之中。[2]
注释
[1] 本文所使用《一天上午的回忆》中的文字均出自[法]普鲁斯特：《一天上午的回忆》，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2] [法]马塞尔·普鲁斯特：《追寻逝去的时光》第1卷《去斯万家那边》，5～6页，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