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有过一张以巴黎午夜出版社的门口为背景的照片，里面松散地站着一些人物，这些人的表情姿态随意而平静，因为照片是黑白的，他们看上去似乎属于比他们身处的那个时代还要早一些的年代……现在，他们的名字在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当代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萨缪尔·贝克特、克洛德·西蒙、娜塔利·萨洛特、罗贝尔·潘热、玛格丽特·杜拉斯、米歇尔·布托……当然，还有阿兰·罗伯-格里耶。
在过去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文学杂志与大众媒体乐此不疲地将这些名字置于同一个概念——“法国新小说”——里来反复谈论。同时还把这个强力反对传统文学的新文学“流派”的旗手称号戴在了罗伯-格里耶的头上。如今，关于“新小说”的争议早已烟消云散，甚至已销声匿迹多时了。那些名噪一时的文学反叛者们也都已作古。尽管他们的多数作品始终属于少数读者而非大众，尽管包括很多评论家们在内的很多人至今也没能走出那种本质上的误解状态，但是文学史家们仍旧堂而皇之地将这些作者和作品一道收编到正史中。在他们的描述中，似乎这些当年的作恶者们最后都成了好孩子——他们拿了各种各样的重要文学奖项，甚至包括世俗社会最看重的诺贝尔文学奖。尤其意外的是，保守的法兰西学院还在2003年接纳这群作恶者的理论核心——八十多岁的罗伯-格里耶为院士，制造了一个古怪有趣的“大团圆”。
2008年2月18日，法新社转发了法兰西学院发布的讣告，阿兰·罗伯-格里耶因心脏病发作在医院里去世，终年85岁。这回，他们真的应该松口气了。要知道这个人的那种离经叛道式写作直到不久前还在持续。他的活力真让那些脑袋上戴着文化光环的老古董们嫉妒而且揪心。现在，这颗“法国新小说”的心脏终于停止了那极具破坏力的跳动，安息了。而早已太平多时的法国文学，由此将变得更加太平。传奇般的“法国新小说”，也因此可以彻底尘埃落定了。
当媒体借此机会再次把尘埃中的“新小说”翻出来，我们马上就可以断定，他们的论调仍旧不会超出那些文学史家们的判断范畴。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早就属于过去时的盖棺定论过的现象再也不可能借尸还魂了，他们要做的只是重复已有的判断。而“新小说”这个字眼，会在短时间内以密集的方式再一次将人们的耳朵磨出茧子。然而，早在二十年前，罗伯-格里耶就在第二本风格奇特的自传作品《昂热丽克或迷醉》里拆解了这个人为的概念，他这样写道：
当然，新小说从来没有成为过一个流派，更谈不上有一种共同的文学理论。它作为一个作家集团的存在本身，从一开始起就被人提出异议……假如他们聚集在一起，那恰恰是由使每个人彼此相区别的个人发明精神所促使的，由他们共同的独立意愿所促使的：正是他们之间的基本区别，从一开始起，允许他们聚集到一起。确实，新小说（有其作品作证）远远没有服从于一种宗教式的法规，屈从于某种详细规定了种种清规戒律的写作法典，它始终在不断地寻求探索，每一个作家都必须在其中继续他的个人历险，一直进行到底，而丝毫不去考虑在符不符合共同规则，不去考虑在他为自己选定的特殊方向上变不变的问题。[1]
实际上，尽管像西蒙、杜拉斯这样的人物对于“新小说”都持明显的保留态度，但他们又都不得不承认，如果没有罗伯-格里耶所做出的充满策略性和智慧的论战，“新小说”是不大可能赢得后来的地位和影响力的，他们的作品也不大可能那么快就获得成功。罗伯-格里耶在20世纪60年代初所发表的那一系列富有战斗精神的极具杀伤力的文章（后结集为《为了一种新小说》）使“新小说”成为当时法国文坛的焦点现象，那些紧抱着传统文学价值观与欣赏习惯的老古董们不得不仓促应战，因为他们深切地感受到罗伯-格里耶等人的小说——尤其是罗伯-格里耶那些锋利的论战短文里所包含的文学观念，是要锯断他们屁股下面的树枝。而他们的激烈反击适得其反，不仅没把“新小说”打入地狱，反而促成了那些反叛者更为迅速地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胜利。
当1985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克洛德·西蒙时，很多人认为罗伯-格里耶、甚至是萨洛特更有资格获此荣誉。但在发现并促成了西蒙小说在午夜出版社出版的罗伯-格里耶的眼中，这是“新小说”的又一次胜利。事实上，这也是罗伯-格里耶敏锐而独到的文学眼光的胜利。在发现并推出“新小说”作家方面，罗伯-格里耶从来都充满了无畏的热情和富有责任心的坦诚。他清醒地知道，这些不守常规的作家对于总是习惯性地走向封闭、懒惰和腐朽的文学界而言意味着什么，对于发端于福楼拜，壮大于普鲁斯特、乔伊斯、卡夫卡等先辈的“新小说”脉络意味着什么。
在他看来，“使得这些孤独者凑近……的，是他们火热的激情，是他们对不断更新的、开放的和自由的形式之必要性的信仰，毫不让步、毫不后退的信仰，也就是说，是他们对从十九世纪初期留传下来的所谓‘现实主义’叙事规范的拒绝，而就在不久之前，经院式的批评希望把这种叙事规范当作一个永恒的法规。”
站在今天这个日益世俗化、娱乐化的年代，去看“新小说”活跃并产生重要影响的那个时代，的确会有种不可思议的传奇感觉。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罗伯-格里耶等人的创作所产生的强烈影响至今仍是后无来者。晚年的罗伯-格里耶，曾不无调侃地对采访他的记者描述了那些从没读过他的小说的人带着崇敬的神情向他表达敬意的奇怪场景。还有比这更耐人寻味而又具有讽刺意味的吗？
注释
[1] 本文所使用《科兰特的最后日子》中的文字均出自[法]阿兰·罗伯-格里耶：《科兰特的最后日子》，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