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简单地说，就是把文学理论自身作为研究对象。这样的研究与文学的关联似乎没那么直接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就不是文学理论研究了。恰恰相反，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其实是要追寻“好的文学理论”。所谓“好的文学理论”，至少有这样几个意思。
其一，好的文学理论一定是有效的。这也就要求人们在言说文学的时候，在生产和运用文学理论知识之际，一定要力求有效，从而避免学科危机。有效的文学理论往往是能够解释清楚文学现象、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的知识。例如，能够解释清楚《沉沦》是一部好作品的文学理论就是有效的。当然，有些文学理论也可能不直接去解释与文学有关的现象、问题与活动，但它可能提供批判性地反思一种文学现象、问题与活动之所以如此这般的社会文化缘由、文化心理意图等，这样的文学理论知识也是有效的。例如，某种大众文学呈现出感官化、娱乐化特点，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这种大众文化的生产机制，对其做知识社会学的解读。这样的解读无疑是有效的，可以算是文学理论研究。不过，这样的文学理论研究所运用和再生产的知识可能不是文学理论知识。然而，我们却不可否认这种知识的有效性。一旦有效，它就可被归为好的文学理论研究。如此说来，我们就不可简单地否认文学理论研究史上所生产和使用过的一些看似非文学的理论知识，因为它们有可能具有较强的文学阐释能力。例如，文化记忆理论的知识就能有效地被运用于文学研究。因此，有学者将其创构为一种“文艺与记忆”的研究范式。[1]这是值得肯定的。事实上，走进学术史我们就会发现，这种间接而有效的文学理论知识在古今中外的文学理论史上为数不少。越是到20世纪，我们就越会发现这一点。我们不妨听取一段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二版序言中的坦陈：“事实上并没有什么下述意义上的‘文学理论’，亦即某种仅仅源于文学并仅仅适用于文学的独立理论。本书中所勾勒的任何一种理论，从现象学和符号学到结构主义和精神分析，都并非仅仅与‘文学’作品有关。相反，它们皆出现于人文研究的其他领域，并且都具有远远超出文学本身的意义。”如果考虑到当代文学理论向理论、后理论的转型[2]，我们会越发认同于此。
其二，好的文学理论一定是自觉的。这就要求文学理论研究者能够有所反思，在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方法的使用和研究目标的设定等方面做到心中有数。例如，文学理论研究者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从事有关文学的研究究竟是出于何种缘由，又是在怎样的社会条件和文化语境中展开的，自己从事的这种文学理论研究在学术史的进程中具有怎样的意义等。顺便说一下，自觉的文学理论研究也与有效性相关联。自觉的文学理论研究往往会放弃那种包打天下的有效性，不再认为一种文学理论知识能够放之四海皆准，而是承认文学理论知识的有效性是有条件、有限度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所追求的有效的文学理论知识往往是当下的具体的有效，也就是能够对当前某地新出现的文学现象、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有较强的阐释力。
其三，好的文学理论一定是反思性的。其意是说，好的文学理论研究永远在路上，它要不停地追问，无止境地把自己关于文学的“思”“路”修行下去。它要永不满足地对文学现象、文学问题和文学活动进行批判性思考。因此，它保证了文学理论研究的生生不息。与此一致，关于文学的理论知识似乎永远没有最对的，而只有最触碰到了文学本体的，最能够与文学形成互证互释的关系的，最把握到了文学处身其间的时代精神的。而当一种文学理论观念失去了阐释某一文学的能力，并阻碍了文学的发展时，新出现的文学理论往往具有较强的反思性，这种反思性使得它有可能就是新出现的好的文学理论。这也是因为反思性会使这种文学理论积极获取有效阐释文学的能力。当然，反思性也难免会使文学理论出现新旧更替，但这种新旧更替不一定是线性的先进与落后的更替。它更可能是自觉到了某一种文学理论自身的有效限度，并因此将某一文学理论置于使其有效的时空之中。
不可否认，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就是对这种好的文学理论研究所具有的有效、自觉和反思性几个特质的积极追寻。而仅凭其对好的文学理论研究有追寻这一点，我们就不可否认其与文学的关联。它无疑还是一种文学理论，如果非要命名的话，则可以命名为“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这种文学理论关注学科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好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知识学属性是怎样的，研究文学理论有什么意义，文学理论的出路在哪，等等。同时，作为学科的文学理论也对该学科生产的文学知识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证。
历经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之后，人们对文学知识的理解至少有三点基本共识。其一，文学知识是知识。作为知识，它找到了文学规律，能够说出一种文学之为文学的所以然。这种知识是文学研究者自觉有效的研究诉求的产物。在一定的历史时期里，在特定的时空中，关于文学的言说是有深浅乃至对错之分的，至少有说服力的强弱之别。正常情况下，那种属于知识的文学理论会在特定学术场域的角逐中争得胜利，获得承认。其二，文学知识是具有公共性的知识。文学知识的公共性表现在它往往是批判性的知识，是有人文关怀的知识，是培养公共领域所需要的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知识。或也因此，真正的文学家往往是公共知识分子。文学知识也许不能直接生产社会财富，也不能提供专业的治国方略，但文学知识的公共使用可以揭示社会真相、守护伦理底线和慰藉情感需求。拥有这种知识的人往往可以凭其文学化的书写而获得生命的不朽。其三，文学知识是可以反思的知识。这就意味着，文学知识不是绝对真理，它的存在不能完全脱离社会历史条件。同时，文学知识不是完全与认知兴趣、价值立场乃至生活方式无关的知识。
由于文学知识可以反思也需要反思，因此就有一种专门反思文学知识的学问。这门学问就是文学理论。简而言之，文学理论就是反思一种文学知识之为知识的学问。这种文学理论似乎已经与文学隔了两层。但虽隔了两层，它却须臾不可无，因为作为反思文学知识的知识，文学理论使得文学知识自觉有效。目前的学界，已然有不少学者认同这种文学理论。他们或用建构论文学理论[3]，或用反思文艺学[4]，或用文学知识学[5]，或用文学理论学[6]，或用元文艺学[7]来为这种文学理论命名。[8]例如，陶东风就持有建构主义文论观。依其之见，某一种关于文学的理论当然是知识，否则就是彻底的反本质主义的知识立场了。他承认文学知识的存在，只是他认为文学知识是在特定社会历史语境下被建构的知识，而这种知识是有条件的，是能够反思的。他曾经明确地确认自己不是彻底的反本质主义者，并且说自己是“一个建构主义者，强调文艺学知识（其实也包括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的建构性”[9]。换言之，他要否认的恐怕是，某一种文学知识被视为天然如此，不可反思，而且只能被教条地被运用于文学批评实践或者被运用于管控人们对于文学的理解。显然，这是不符合好文学知识观念的，不是好的文学研究所为。为此之故，我们在从事文学理论学科研究时，就要反思这样的文学知识观，要伸张文学知识的建构观。如果认同这种做法，那么他所认同并实践的就是建构论的文学理论了。
不妨说，在正常情况下，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一定是伴随着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全过程，只是这种反思有时候自觉一些，有时候非自觉一些；有时候是个人行为，有时候则可能形成一种理论潮流等。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就有一些学者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危机问题展开了反思，并且写了系列论文。但那时候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并没有得到学术史的“视野融合”，也就没有获得学术共同体的集体关注，这应该是事实。但为什么此时段的反思在学界的反响会是这样的呢？按理说，那时候的反思也是有原因的。因为随着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社会历史转型，文学也发生了激荡与变革。在这一语境下，反思文学理论的危机与出路是很正常的，果其然，就应该引发学界的共鸣啊？要解释个中缘由，恐怕可以有多种致思路径。这里仅说其一。我们认为，大概那时候的反思尚没有达到范式意义的高度。具体而言，那时候的文学理论界尚没有出现与文学理论故有范式发生冲突的文化研究范式。这大概就是陶东风的《大学文艺学学科反思》一文能够引发文艺学学科反思热潮的学理原因。
如今，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已然过去近二十年。回顾起来，它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其一，文学理论的知识学依据得到了追问。历经反思，学界对文学理论知识的中介性、寄生性特点有了较为明确的认知[10]，对于文学理论的知识立场有本质主义、建构主义与反本质主义几种类型也了然于胸[11]，并且意识到这样的立场会影响文学知识的生产。同时，在大众文化语境下，学界对文学理论的身份认同要从立法者走向阐释者[12]，文学理论的学术资源要从哲学、心理学转换为社会理论、政治哲学等也颇有认同。[13]凡此有关文学理论的知识学依据的追问，既有利于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自觉，也有利于在新语境下重建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合法性，因此是值得肯定的成绩。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知识生产就只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相反，在文学理论知识生产过程中，如果有学人还是要“我行我素”地从事自己感兴趣的知识生产，也未尝不可。毕竟，文学理论的知识不是完全排他的，也不会造成多少社会危害，因此是包容的。[14]其二，为文学理论转型发展提供了思路。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一个目的就是推动文学理论的变革发展。如果说，1990年以来的当代文学理论发生了转型，那么这种转型的推动与文学理论学科反思不无关联。如上所述，它其实是直接由文化研究引发和推动的。但是，文学理论转型的思路并非只是文化研究。目前，历经反思之后，学界至少提供了阐释论文学理论[15]、建构论文学理论[16]、关系论文学理论[17]、文化诗学[18]、批评论文学理论[19]等几种重要的思路。这些思路都是值得承继发扬的。
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发生与发展已近二十年了，检视当前的文学理论学科建设与发展，它是否接续并受惠于当初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呢？我们有必要在考察完持续多年的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历程本身，特别是对其所涉及的文学理论研究对象、思维方式、价值认同、知识构型、转型发展和未来走向等问题进行梳理之后，再在结语部分回应和讨论这一问题。
注释
[1] 参见陶东风：《“文艺与记忆”研究范式及其批评实践——以三个关键词为核心的考察》，载《文艺研究》，2011（6）。
[2] 拉曼·塞尔登等人曾指出：“在‘当代文学理论’的语境中，最近出现了一个更为瞩目的转变，那就是向‘文化理论’的发展，‘文化理论’成为整个领域中学术研究的一个笼罩一切的术语。本版《导读》中后面的一些章节——特别是关于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同性恋与酷儿理论等——都大大超越了‘文学的’范畴，看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些理论在全球范围内促进了对一切话语形式的重新阐释和调整，成了激进的文化政治的一部分，而‘文学的’（研究和理论）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多少有点意思的再现形式而已。”参见[英]拉曼·塞尔登、彼得·威德森、彼得·布鲁克：《当代文学理论导读》，10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中国学人也曾就此撰文指出文学理论的理论、后理论转型问题。参见周宪：《文学理论、理论与后理论》，载《文学评论》，2008（5）。
[3] 参见陶东风：《文学理论的公共性——重建政治批评》，145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
[4] 参见李春青、赵勇：《反思文艺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
[5] 参见余虹：《文学知识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 参见董学文等：《文学理论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 参见郑元者：《走向元文艺学——评〈文艺学方法论纲〉》，载《文学评论》，1996（4）。
[8] 这几种文学理论观共享了知识论、反思性等特点，但它们之间也是有区别的。例如，余虹所持的文学知识学对文学知识的理解与陶东风所持的建构论文学理论对文学知识的理解就有差异。参见陶东风：《文学理论知识建构中的经验事实和价值规范》，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5）；余虹：《在事实和价值之间——文学本质论问题论纲》，载《天津社会科学》，2006（5）。
[9] 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载《文学评论》，2007（5）。
[10] 参见李春青：《文学理论的中介性与合法性》，载《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4（4）；冯黎明：《明天谁来招安文学理论？》，载《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5）；余虹：《文学理论的学理性与寄生性》，载《文学评论》，2007（4）；李西建：《文化转向与文艺学知识形态的构建》，载《文学评论》，2007（5）；孙文宪：《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的知识状况》，载《学习与探索》，2007（3）；张荣翼、许明、蒋述卓等：《关于文艺学知识依据的对话》，载《长江学术》，2008（1）。
[11] 参见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载《文学评论》，2007（5）。
[12] 参见李春青：《在审美与意识形态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研究反思》，250～25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13] 参见陶东风：《文化与美学的视野交融——陶东风学术自选集》，263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王光明、南帆、孙绍振等：《关于学科开放与文艺理论建设的对话》，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3）；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载《当代作家评论》，2003（4）。
[14] 例如，美学界就经常有学人罔顾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学大讨论、八九十年代实践美学与后实践美学之争的成绩，当然也忽视21世纪以来的美学研究动态，依旧坚持自己的美学观念，从而显得朴素而不入流，这也未尝不可。毕竟它不会造成社会危害，其学术信念甚至可嘉。
[15] 参见李春青：《走向阐释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学科性反思之一》，载《学术研究》，2001（7）。
[16] 参见陶东风：《反思社会学视野中的文艺学知识建构》，载《文学评论》，2007（5）。
[17] 参见南帆：《关系与结构》，17～18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18] 参见童庆炳：《文化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19] 参见王一川：《文艺理论的批评化》，载《文艺争鸣》，1993（4）；陈晓明：《“文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笔谈——元理论的终结与批评的开始》，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