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而言，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终结说”并没有直接引发文学理论界对本学科的自觉反思，但我们依然可以认为它是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先声。理由至少有两点。其一，从研究对象入手对文学理论学科合法性问题进行思考，这种非常有冲击力的做法在文学理论界产生了震惊效应，从此以后，有关文学理论合法性危机的焦虑与讨论恐怕都与此有关。其二，持文学理论研究对象之终结说者，隐微表达了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的诉求，这无疑也是此后文艺学学科反思的内在动机。[1]就此而言，我们不可否认文学理论研究对象之“终结说”的确是从文学理论研究对象的角度对文学理论学科自身展开反思。
第一节 文学“终结说”的提出
文学“终结说”源自是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2000年7月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参加“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时提交的论文。[2]该论文几个月后以《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为题刊发在了《文学评论》上。
这篇颇有影响力的论文[3]以讨论德里达《明信片》中的一段文字作为开头，而这段文字借虚构的主人公之口传达了两点信息。一是文学将在电信技术时代走向终结，即德里达的著名论断：“在特定的电信技术王国中（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影响倒在其次），整个的所谓文学的时代（即使不是全部）将不复存在。哲学、精神分析学都在劫难逃，甚至连情书也不能幸免。”[4]二是研究文学的理念和方式变了。人们研究文学不再是因为喜欢文学，而是要借文学来言说其他社会问题。
在讨论德里达这段引文时，米勒虽然也表现出了复杂的心绪，但他基本上还是相信并认同德里达的观念的，认为德里达是正确的。[5]由此，米勒还是沿着德里达的思考，表达了与文学及文学研究相关的“德里达式”见解。
第一，电信非常重要，它将统治这个世界，其力量甚至超越了政治统治。米勒写道：“照相机、电报、打印机、电话、留声机、电影放映机、无线电收音机、卡式录音机、电视机，还有现在的激光唱盘、VCD和DVD、移动电话、电脑、通信卫星和国际互联网——我们都知道这些装置是什么，而且深刻地领会到了它们的力量和影响怎样在过去的150年间变得越来越大。”[6]米勒对电信重要性的描述，人们几乎凭借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感知到。但人们感知不到的恐怕是，电信在发挥其重要性的同时，也带来了不为人所知的后果。
依米勒之见，后果有三：“民族独立国家自治权力的衰落或者说减弱、新的电子社区（electronic communities）或者说网上社区（communities in cyberspace）的出现和发展、可能出现的将会导致感知经验变异的全新的人类感受（正是这些变异将会造就全新的网络人类，他们远离甚至拒绝文学、精神分析、哲学的情书）。”[7]其中一个后果会导致文学终结。米勒没有对文学终结与这三个后果之间的直接关联进行具体阐释。他只是说，电信时代导致感知经验变异，产生全新的人类感受，这将使得文学被远离、被拒绝。而后，他又宏观地指出文学之所以会在电信时代走向终结，就是因为文学是印刷业时代的产物，“印刷技术使文学、情书、哲学、精神分析，以及民族独立国家的概念成为可能。新的电信时代正在产生新的形式来取代这一切”[8]。为什么印刷业时代有文学，而电信时代文学会走向终结？印刷业时代鼓励并强化主客体分离，即使自我有内外之分，而电信时代彰显的是公开性和开放性，从而使得自我表达无处藏身，私人交流的空间日趋逼仄，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因此必定终结。[9]
第二，面对新的电信统治时代，文学研究如何可能？米勒认为，文学研究从来就不合时宜，但文学研究肯定会存在，只是不是那种为了达到文学自身目的而进行的研究。他写道：“文学研究又会怎么样呢？它还会继续存在吗？文学研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再也不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为了文学自身的目的，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那样做不合时宜。我非常怀疑文学研究是否还会逢时，或者还会不会有繁荣的时期。”[10]
从上述对米勒论文的引介中，我们可看出其对于文学理论的反思。简而言之，米勒认为，在电信时代，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出现了“问题”，因此研究文学的文学理论/文学研究也将出现“问题”。为此之故，有必要对文学研究自身展开反思。或也因此，米勒要取一个一眼望去就略能感知其反思意味的论文标题——“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
第二节 争鸣：文学“终结说”与文学理论的未来
米勒的文学终结论犹如惊涛之拍岸，激起了文学理论界参与讨论文学理论学科合法性的极大声浪。按理，作为美国学者的米勒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与中国恐怕没有直接关联，但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反响呢？直接来讲，恐怕是因为米勒对文学理论的反思过于“残忍”，因此不能不引发对文学有热情的人们去否认文学的“终结说”。同时，米勒对文学理论合法性的质疑，又不能不引发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学科建设的中国文论研究者的质疑甚至不解。因为在中国，2000年前后的文学理论似乎进入了黄金期。一如王宁所言，2000年甚至是“文学理论年”[11]，因此米勒之论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到中国学人的认同，发生争鸣也就在所难免。
但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背景中的中国，又逐渐进入了米勒所言之“电信时代”，人们也越发能够感受到作为文学理论研究对象之文学在悄悄地发生变化。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存在于市场语境之下，其处境的确不可与20世纪80年代同日而语。简而言之，文学越来越市场化、媒介化和图像化了。然而，面对变化了的社会、文化与文学，文学理论却不能很好地与其形成互证互释的良性关系，甚至出现了阐释力式微之势。这不能不引起学界重视。事实上，文学理论界早就有人对文学理论学科进行反思，也出现了从文学理论走向文化研究之势。换言之，米勒之“文学研究还会存在吗？”在中国也是一个“问题”，因此，米勒的“终结说”一出，应者云集成为必然，赞同者有之，反对者有之，持中立者也不乏其人。
2001年开始，便有童庆炳、钱中文、李衍柱、彭亚非、杜书瀛、赖大仁、姚文放、金惠敏、盛宁、王宁、王一川、余虹、王逢振、吴泽泉等学者加入讨论中来。[12]此后，亦有以此作为硕士学位论文选题者，相关专著也有出现。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米勒的“终结说”还引发了诸多有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论主题的学术会议。[13]在这些讨论会上，中外学人继续对文学理论展开反思，并就此发表了诸多相关论文。
综观这些讨论，大体也是围绕文学理论研究的两个问题来展开的。
一、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终结了吗
童庆炳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中认为，文学不会终结。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首先，文学的变化取决于情感生活的变化，而不是取决于媒体的变化。虽然文学会随着媒体的变化而改变形式，但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情感表现形式，不会因媒体的变化而消亡。即使到了今天的电子媒介时代，依旧还有口头媒介的文学存在，这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因此，只要人类的情感不会消失，只要人类需要文学来表现自己的情感，那么文学就不会终结。[14]
其次，文学可以与电视、电影等电子图像文化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好的文学作品会为影视提供资源，成功的影视改编也会让文学作品热销，因此，文学不会因媒介变化而消亡。
最后，读者阅读文学与观看图像文化存在差别。观看图像文化会带来诸如想象力和理解力匮乏的问题，而阅读文学则会增长知识和理解力，带给读者审美愉悦。因此，文学不会在读图时代终结。换言之，虽然“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花越来越多的时间看电视或看电影”[15]，但也不必因此惊慌文学会走向终结，因为阅读文学的功能不会完全被观看图像所取代。
在《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一文中，童庆炳先生重申文学不会终结。他提出了三点文学不会终结的新理由。
理由之一是，我们要区分文学边沿化与文学终结的不同。文学终结即文学会消亡，而文学边沿化，是说文学不是社会的中心，它没有那么重要的社会地位。文学边沿化是文学正常化的表现，是常态。相反，文学中心化强调文学处于社会的中心，能发挥极大的作用。这是“异态”，是对文学的伤害，容易造成悲剧。这也是被历史所证明了的。回到现实，我们会发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正是处于正常的边沿化时期，这是常态。在正常的年代里，文学本就不应该有那么重要的作用。我们不要把这种正常的边沿化视为文学终结的症候！文学不会因为边沿化而走向终结。[16]换言之，只要我们区分了文学边沿化与文学终结，我们就不会如米勒那样，一发现文学的作用越来越小就悲观失望，惊呼文学在终结，会终结。
理由之二是，文学有其独特的审美场域。与影视艺术等相比，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它有属于自己的“心象”，在文字语言之外有其意义、气氛、情调、声律、色泽等，读者所面对的不是电影、电视中演员的直接形象，而是“内视形象”，要用“心眼”来欣赏，其丰富性和再生性是其他审美文化所无法比拟和超越的。这一点确保了文学不会因电子媒体的兴起而终结，米勒所言之“一度由小说提供的文化功能——如19世纪的英国——现在已经转由电影、流行音乐和电脑游戏提供”[17]也就不可能完全真实，不可能彻底实现，因为文学的独特性导致了文学的功能具有不可替代性。同时，文学语言所构成的丰富的整体体验往往使得它具有一定的不可翻译性，以至于“一部让我们着迷的文学作品，要是把它改编为电影或电视剧，也可能让人感到索然无味”[18]。因此，文学的这种独特审美场域保证了文学不会因被影视图像文化所取代而走向终结。
理由之三是，永远会有阅读文学的人。除了文学的独特性能保证文学总有人阅读之外，语文教育也能保证文学人口，社会上的文学爱好者也是文学阅读人口。回到现实经验来看，文学人口也是一直存在的，因为每年都有很多部阅读量达到百万的畅销文学作品。即使在主张文学终结论的德里达的故乡，也有很多文学人口。这就从经验层面上否证了文学“终结说”。
李衍柱也否证过文学“终结说”。他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立论。
首先，米勒的文学“终结说”是特定社会语境下的观点，是面对美国社会实践的理论总结。具体来说，它“基于美国文学界的现状”，“与美国社会盛行的技术理性有关”，因此对我们来说是无效的。
其次，电子信息媒介对文艺的生产、传播与接受等各个方面都有积极功能。电子信息媒介不是文学的敌人，更不会导致文学的终结。比如，网络媒体的出现，引发了传播方式的革命，为人类极大地拓展了集成性空间，将文字、图像与视频结合在一起，让文艺变得更绚丽多彩，同时又为文艺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
最后，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语言是确证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人不同于动物的特性就是人能够运用语言思维，会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情感体验和思想认识。仅此一点，只要人不沦落为动物，还与动物有区别，只要人还存在，那么人就一定需要文学，文学就不会终结。何况作为语言的文学，它有其他类型的艺术所不具有的独特之处。[19]
彭亚非也撰文参与讨论，认为在视像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文学不会终结。依其之见，“后现代图像文化的消费性狂潮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文学的空间和取代了文本言说的文化逻辑，但是文学永存的理由和它不可抗拒的未来，事实上依然牢牢掌握在它自己的手中——因为决定文学命运的终究是它固有的、特定的人文本性和人文价值”[20]。具体而言，彭亚非之所以认为文学不会终结，主要是因为文学是内视性的。内视性保证了文学具有更大的审美想象空间，同时也保证了文学具有更深刻的精神意蕴。它虽然不及其他图像文化那样容易使人获得感官愉悦，但以历史深度和人文深度见长。为此，彭亚非写道：“文学是唯一不具有生理实在性的内视性艺术和内视性审美活动，因此与其他任何审美方式都毫无共同之处。这是文学永远无法被其他审美方式所取代的根本原因之一。”[21]同时，由于文学创造了一个内视化的世界，进入这个世界，“存在的诗意才能得到普遍的呈现与揭示”[22]，而人类永远需要这一存在的诗意。这也就保证了文学不会终结。彭亚非接着指出：“文学的内视性想象和对存在诗意的内在体验使人类超越了物质性空间生存的制约而进入了时间性的存在之中。”[23]换言之，由于文学是内视性的，因此它更有精神意味，这使得文学让人的生存更具超越性，从而更能满足人的精神需要。在彭亚非看来，文学的内视性和时间性决定了文学并不存在终结的问题。彭亚非的观点有较大影响。例如，杜书瀛在《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新时期文艺学前沿扫描》等著作中多次直接引用彭亚非的内视性观点来论证文学不会终结。[24]
关于文学终结问题的讨论，也有与米勒较为一致的观点，其中尤以金惠敏、吴泽泉、余虹为代表。
金惠敏在《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一文中，提出了几点与文学“终结说”有关的见解。
第一，要优化关于文学“终结说”的理解前提。这就要求我们一方面，要有“世界文论”视角和观念，把文学“终结说”的讨论看成中外学者共同进行学术研讨的一次实践，如此才不至于因为族性问题而有意误读米勒，以至于不承认文学“终结说”。另一方面，要知道米勒对文学怀抱执着，他本人其实并非有意要让文学终结。他之所以提出文学“终结说”，乃是对电信时代文学命运的忧虑。
第二，电信时代导致了物理意义上的“距离趋零”，文学与情书一样没有传达的必要了，文学终结因此近在眼前。这是无可奈何之事。
第三，有一种文学即距离的说法，一如伊瑟尔所认为的那样，我们需要文学是因为它能够在认知话语无能为力之处以操演的方式沟通存在与非存在、可知与不可知、确定性与不确定性之间的距离。这种距离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在德里达看来，这种意义上的文学是要终结的。换言之，德里达所认为的文学终结是特指的。米勒说电信时代打破了印刷媒介时代内心与外部世界的二分法，即形而上学意义上的距离消失了，因此这种印刷媒介时代能够沟通距离的文学必定在电信时代终结。就此而言，米勒所谓的“文学终结”也是特指的。
第四，虽然米勒说电信时代有文学终结了，但他认为文学研究还会继续，他本人就试图用阅读的伦理创新文学研究，认为一切符号都是阅读的对象。换言之，他对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是持开放宽容态度的。[25]金惠敏对文学“终结说”的细读，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德里达和米勒的文学“终结说”。显然，金惠敏很认同米勒的文学“终结说”，同时他也提醒我们要理解文学“终结说”的复杂意涵，不要仅仅停留在文学会终结还是不会终结，或者支持米勒还是反对米勒上。
当然，也有学人直接为米勒辩护。例如，吴泽泉就为米勒辩护，认为媒介的改变对文学意义重大，确实会导致文学终结的发生，这是要理性面对的事情。[26]
关于文学终结问题的讨论，值得一提的还有余虹的观点。他在《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一文中，对文学终结进行了后现代性的分析，认为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学终结其实是文学边缘化的诗意化表达，其意无非是说，文学越来越不重要了。这典型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文学在艺术家族中的主导地位已被影视所取代。其被取代的原因有三。一是物质媒介之故。科技飞速发展，影视艺术凭借综合媒介而优于单一语言媒介的文学。二是观念文化之故。尼采之前的文学被认为有神性或伦理道德、精神性等深刻的内涵，而尼采之后的美学乃生理学，审美经验即纯粹的感官快乐，而长于感官快乐的影视因此取代了文学的统治地位。三是社会之故。中产阶级和消费大众兴起之后，由于他们“偏爱当下直接的感官快乐而厌倦间接缥缈的精神韵味”[27]，因此影视更受青睐，文学则居于边缘。
第二，文学在整个文化系统中的中心地位已被科学所代替。科学在后现代语境下取得了中心地位，于是科学的大家族按科学性程度的高低分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在人文科学中，史学因其实证性、哲学因其逻辑性而居于文学之上。
然而，余虹指出事情没这么简单，因为在文学终结的同时，文学性正在蔓延。文学性在后现代思想学术、消费市场、媒体信息、公共表演等领域中确立了统治地位。为此之故，后现代条件下的文学研究应该将文学性视为研究对象。
我们认为，文学终结问题的讨论，无论是认为文学不会终结，还是认为文学会终结，只有少数学人将这一问题纳入文学理论研究对象上来考虑，并且鲜有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合法性问题进行反思者。因此，余虹的思考显得弥足珍贵。他意识到了文学终结乃是一个牵涉到文学研究对象、文学研究未来的重要问题，并且极力从学理上为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学研究寻找出路。其实，米勒提出文学“终结说”，也是在思考文学研究能否以及如何继续的问题，是在对文学理论学科进行某种反思。余虹的这篇文章可以说一定意义上是接着米勒说的，而且从学理上推进了一步，只是他没有回到中国语境对文学理论学科进行更为具体的反思。[28]
总之，将文学终结论置于学科反思的框架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这种反思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是就文学理论学科基本问题的反思，主要思考文学的功能、性质、境遇、未来等问题；二是就文学理论学科本身的反思，主要讨论文学理论学科在电信时代如何可能的问题。
二、文学理论研究如何可能
米勒在《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一文中表达了文学研究如何可能的看法。他认为，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但文学研究要转型。那种以文学自身为目的的文学研究，撇开理论的或者政治方面的思考而单纯去研究文学的情况将不合时宜，文学研究要让位给文化研究。原因之一乃是，电信时代的文学终结了，人们转向了图像文化，“男人、女人和孩子个人的、排他的‘一书在手，浑然忘忧’的读书行为，让位于‘环视’和‘环绕音响’这些现代化视听设备”[29]。对此，米勒曾经自问道：“为什么会在1980年前后发生声势浩大的从基于语言的理论向文化研究的转变呢？这种转变无疑有其客观的必然性。这里有很多的因素。其中的一个关键就是新通信交流技术的日益增长的影响。”[30]米勒后来还提出了阅读伦理学的问题。他特别强调“阅读”，认为：“不应该把讨论理论的中心放在这种或那种理论概念自身的有效性上，而应放在某一特定理论有助于阅读的种种方式上。这里所指的阅读是扩展意义上的。也就是说，不仅要阅读文学作品，而且要阅读历史文献、艺术品、手工艺品乃至一切文化符号。”[31]文学研究不要限制研究对象，要面对电信时代的新情况，开放研究领域，将一切符号纳入研究。
对于米勒引发的文学理论如何可能的问题，中国学者也积极参与了讨论。
综观之，讨论的核心问题主要有两个。
第一，文学研究会不会终结。这主要是针对米勒的文学研究是否还会继续的问题所做的回应。大多数学人认为，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因为文学理论研究的对象——文学——不会终结。童庆炳指出：“既然文学人口不会消失，那么，文学研究就是必需的，文学和文学研究也就不会在电影、电视和网络等媒体面前终结。”[32]就实际经验看，文学研究也没有终结。李衍柱认为，米勒关于文学研究时代已成为过去的感叹，主要是基于对美国文学界现状的观察，而在中国还不至于做出这样的结论。[33]因为诚如米勒所描述的那样，在美国，由于政府支持幅度下滑，经费压缩，科研项目锐减，文学研究队伍提前退休。但在中国，专门研究文学理论的学术队伍已经相当庞大，而且都是在有体制保障的公办高校和科研机构内稳定存在。
第二，文学研究走向文化研究。针对米勒有关文学研究走向的问题，中国学者当时很少直接回应，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一文因此显得特别重要。钱中文在该文中指出：“对于米勒等学者所作的表述，如果我理解得不错的话，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那就是认为，一，文学理论不可能再去探讨文学自身的问题，这样做已不合时宜；二，不可能再形成一个文学研究的繁荣期、一个文学研究的时代；当然，文学研究还会存在；三，文学研究在美国已转向文化研究，文化研究的某些方法，可以为文学研究提供一些视角，丰富文学研究。但不管怎么说，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研究，已退居到次要地位。美国学者的上述意见，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这就是在全球化语境的文化氛围中，文学理论能否继续存在并获得发展。”[34]对于文学理论的发展走向，钱中文先生认为，文学理论会按着自身的规律发展，而不会被文化研究所吞噬。其原因至少有两点。
第一点，文学理论建设要有自我主体性，不能因为西方走向了文化研究，我们就必定要走向文化研究。虽然全球语境下中西文论要交往，但不能因此亦步亦趋。实际上，中西文论往往不能同步，20世纪80年代以前，西方主导的是内部研究，而我们是外部研究；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主导外部研究，而我们以内部研究为指归；当前中西方文学理论也许又要错位了，因为我们的文学理论建设要面向现代性的诉求，面向新理性精神，而西方却兴起以后现代性为主导的文化研究。现代性的文学理论是自主性的文学理论、回归文学的文学理论，是讲究学理的文学理论，而西方学者所推崇的文化研究却表现出广泛的社会性、政治性特征，因此与我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和文学理论诉求不合。
第二点，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是两种异质的研究范式，文学理论以研究文学为目的，文化研究却不以研究文学为目的。但实际上，文学是有其独特性的，是艺术思维的产物，不能引起审美感受的文字是不会成为文学艺术的，因此文学理论有独立存在的理由。当然，文学理论要借鉴文化研究以丰富完善自己，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理论要被文化研究所取代。钱中文为此写道：“以文化研究的那种综合性研究来取代文学理论、批评研究，是很困难的；抹去文化研究与文学理论研究的界限，效果未必会是积极的。”[35]
钱中文对文学理论学科走向的思考，回应了米勒，算得上对文学理论学科的反思。这种反思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它彰显了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冲突。钱中文先生更多的是将这种冲突放置在中西之争的框架中来讨论，而不是将文化研究的发生与变化了的中国文学状况关联起来，因此有意无意地把文化研究视为西方话语。很显然，这种认知装置下的文学理论尚没有完全摆脱意识形态的知识型，以至于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文学理论要远离新时期以前的意识形态，实际上还是在为新的意识形态建构服务，而没有移置于阐释变化了的文学/文化现实。这或许也是钱中文先生认同现代性的文学理论，并担心文化研究会破坏文学自主性的原因。
第三节 文学理论学科知识生产的一个反思
虽然我们认为因米勒而生的文学“终结说”是文学理论学科反思的先声，但实际上针对米勒“终结说”的文章，并没有非常自觉地对文学理论展开学科反思，更多的是出于辩论的需要。这样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本身就值得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文学理论论文是经由会议催生的，而非因个人焦虑时代的文学问题而生。这就导致了做文学理论研究不需要阅读文学作品，而只需要参加会议，回应某一时兴话题，的确有纯粹比文献阅读量多少和写作技巧高下的嫌疑。更要命的是，一些学术刊物倾向于围绕会议生产的话题发表论文，往往不理睬那些回到文学现场和思索真问题的扎实研究。这样的文论知识生产机制难道不应该反思吗？
虽然我们不否认会议话题的出现自有其时代感，但问题是这样的时代感并不一定是切入我们社会肌理的时代感，并不一定是我们的文学问题。或也因此，为辩论而生产的文论话语往往吊诡。比如，假定我们认为文学不会终结，认为这个问题不是一个真问题，那我们又何必花费精力去研究它呢？如果这个问题是真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自己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却要等到一个外国学者来提问，然后再去附和，再去研究呢？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为此之故，文学理论学科如何可能？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要反思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学科建设问题纳入国家层面运作，各地都在为不同层级的学科点和研究基地上下奔波。为了这些点和基地的获批和检查评估，大家甚至都不能停下来对自身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效用等问题做一静观，而只能不停地去制造话题，生产国家所需要的科研成果。[36]文学理论学科的科研成果也毫不例外地是在这样的语境和机制下生产出来的，是通过文学理论学科建设的那架“学术生产机器”生产出来的。那架机器使得我们甚至没有自己的具体问题，而只有什么文章好发表就生产什么文章，什么课题好申报就申报什么课题，甚至什么会议最时尚就召开什么会议。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因此可以说，如果文学理论知识生产的机制没有根本的改变，无论文学理论学科再怎样建设，恐怕都很难生产出有历史感和现实性，有学理性和阐释力的文论知识。[37]
若要具体回答文学理论如何可能，我们认为要做到以下两点。
第一，要展开研究，而且要研究具体的问题。巴赫金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提出了复调理论。本雅明研究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提出了灵韵说。我们研究了什么具体问题吗？我们更多的是在追寻别人的研究，搞懂别人的研究，而没有落到实地去做自己的具体研究。为什么会这样？原因之一恐怕是那样的研究不容易出科研成果，即不符合当前学术生产机器的运行机制。原因之二在于，我们的文学理论知识生产仍是意识形态化的，还不是以生产“知识”为要务，而是以服务于意识形态建构为追求。因此，这样的文学理论总是在为文学立法，而非为文学阅读者阐释文学。米勒在面对电信时代文学研究走向的时候，提出了“阅读”的问题。他曾经说：“文学系的课程，应该是对阅读与写作的基本训练，应该阅读文学的鸿篇巨制。当然，经典的概念应当更加宽泛，而且，在训练阅读的同时，也应该训练阅读各种符号：油画、电影、电视、报纸、历史资料、物质文化的资料，等等。今日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一位有知识的选民，应该是一个会阅读的人，应该具有阅读所有符号的能力。这并非易事。”[38]显然，米勒没有完全否认意识形态对文学研究的影响，他坚定地认为，文学研究要为一切符号的阅读和写作训练服务。换言之，米勒恐怕是认为文学研究要能够生产有助于阅读与写作的操作性知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第二，要开放，要自觉地向外界学习，和学术史对话。但开放、学习和对话不是模仿别人，更不是重复别人，而是要反思已有的研究成果，具体分析这些研究成果是在什么语境下出于什么原因生产出来的，再回到我们的现实中，去思考我们可以怎样生产。或许，只有这样我们才算是在做研究。
这里不妨举文学“终结说”之争为例。有学人为了论证文学不会终结，从抽象的人类学的角度来论证，这显然不妥。因为米勒的文学终结是具体语境下的问题，而抽象地说人类总是需要文学，需要用文学来确证人之为人，这样没有问题意识的所谓的学理论证多少有点不伦不类。有学人因此不无道理地认为：“这方面的对话，并没有在同一个层面上进行。文学是否会终结，这是一个对于我们的理论思考具有巨大的冲击力的命题。那种从人类存在或人类情感存在来论证文学存在的做法，似乎已经把文学的概念无限扩大了。文学是否会终结，应该通过研究来回答。”[39]确实，我们要做的恐怕不是判断米勒的话正确与否，然后去做辨析，我们急需的是反思分析米勒为什么“说”这样的“话”，循其逻辑，回到文学实际中去勘探我们存在什么样的文学问题，我们可以说什么话，这也许才是在从事“研究”，才是在生产我们的知识话语，才是在解决我们的文学问题。借此，我们才可能有自己的原创文学理论。
注释
[1] 2000年7月29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的由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山东大学和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一定意义上也可视为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先声的会议。理由有三。其一，这次会议的主题即思考文学理论学科的未来，本身便有自我反思的意味。其二，与文学理论学科反思有重要关联的文学“终结说”乃米勒在此次会议上提出的。其三，与文学理论学科反思关联密切的所谓文学理论与文化研究的“冲突与共融”在此次会议上也成了议题。参见斯义宁：《“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综述》，载《南方文坛》，2000（6）。当然，需要说明的是，早在1997年，《文学评论》就刊发了米勒的《全球化对文学研究的影响》（王逢振译）一文。该文虽然没有直接表达文学“终结说”，但表达了文学失去重要性和文学研究经受挑战并发生新变的观点，只是该文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关注。
[2] 参见王宁：《走向东西方对话和开放建构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0（6）。
[3] 这从该文迄今被引用550余次可见一斑。
[4]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5] 参见[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192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6]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7]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8]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9] 参见[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10]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11] 王宁：《走向东西方对话和开放建构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0（6）。
[12] 米勒在2000年文论会议上的发言随即引发了讨论，王宁先生的会议综述这样写道：“与会的不少中外学者都认为，只要有人类存在，对文学的阅读和欣赏就永远不会完结，而作为一种以文学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则无论就其自身的学科意义而言，还是对批评实践，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存在理由和意义，因此过早地宣布‘文学理论已经死亡’至少是短视的和不负责任的。但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理论的作用显然不可像过去那样具有巨大的启蒙和指导作用，它将和文化研究共存，而不会被后者所吞没。只是文学研究的领域已得到了拓展和扩大，不少文化研究的课题也进入了文学理论家的视野，因此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非一定要形成对立的局面。”参见王宁：《走向东西方对话和开放建构的文学理论——“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综述》，载《文学评论》，2000（6）。
[13] 例如，2001年8月，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召开了“全球化时代中的文化、文学与人”国际讨论会。参见梁刚：《“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文学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文艺争鸣》，2001（11）。
[14] 参见童庆炳：《全球化时代的文学和文学批评会消失吗？——与米勒先生对话》，载《社会科学辑刊》，2002（1）。
[15] [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11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16] 参见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载《文艺争鸣》，2005（3）。
[17] [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111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18] 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载《文艺争鸣》，2005（3）。
[19] 参见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载《文学评论》，2002（1）。
[20] 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载《文学评论》，2003（5）。
[21] 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载《文学评论》，2003（5）。
[22] 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载《文学评论》，2003（5）。
[23] 彭亚非：《图像社会与文学的未来》，载《文学评论》，2003（5）。
[24] 参见杜书瀛：《文学会消亡吗——学术前沿沉思录》，23～26页，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6。
[25] 参见金惠敏：《趋零距离与文学的当前危机——“第二媒介时代”的文学和文学研究》，载《文学评论》，2004（2）。
[26] 参见吴泽泉：《对“文学终结论”的再思考——为德里达和米勒辩护》，载《新余高专学报》，2003（1）。
[27] 余虹：《文学的终结与文学性蔓延——兼谈后现代文学研究的任务》，载《文艺研究》，2002（6）。
[28] 这个方面的工作，就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主要是由陶东风完成的。这也使得陶东风能够在文艺学学科反思中居于核心位置。当然，其他学人如杜卫、许明等也做了一些切合本土语境的学科反思工作。
[29] [美]J.希利斯·米勒：《全球化时代文学研究还会继续存在吗？》，载《文学评论》，2001（1）。
[30] [美]J.希利斯·米勒：《土著与数码冲浪者——米勒中国演讲集》，113页，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31] J.Hillis Miller，The Ethics of Reading，New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6，p.108.
[32] 童庆炳：《文学独特审美场域与文学入口——与文学终结论者对话》，载《文艺争鸣》，2005（3）。
[33] 参见李衍柱：《文学理论：面对信息时代的幽灵——兼与J.希利斯·米勒先生商榷》，载《文学评论》，2002（1）。
[34] 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载《文学评论》，2001（3）。
[35] 钱中文：《全球化语境与文学理论的前景》，载《文学评论》，2001（3）。
[36] 之所以说这些科研成果是国家需要的，是因为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学术体制乃政府主导。无论是课题、奖项、论文，还是职称、荣誉和资助，甚至是高校排名等，基本都是在政府的主导下进行的。当然，政府所主导的学术体制化建设功不可没，只是尚需更尊重学术自身规则，切实为学术自主建设服务。
[37] 最近阅读文献时读到一段相关文字，不妨将其抄录在此：“在任何社会形态、社会制度中，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维护自己的统治都不会放弃对文学研究的控制与监督，其区别只在于方式方法不同。当中国社会进入90年代后，政府为适应时代的新需要改变了以往的策略，不再直接发动文学问题的讨论，也不再直接为文学讨论当法官，而是退居幕后间接影响，且其介入的方式方法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种介入方式方法的多样化表现为从以前单纯的主导研究方向、规定研究范围、为研究成果定性的简单方式变为加强文学理论研究资源的宏观管理，公布了‘社科基金项目’鼓励学者积极‘投标’，加大政府奖项的授奖范围和力度，并将这些与学者自身的物质利益紧密联系，从而通过政府计划和利益杠杆的双重手段介入文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设立于1991年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管理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在对文学理论研究的控制与监督方面起到了明确的示范作用。有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这个参照物，那么各个省区市，甚至是一些国务院部委机构，都可以通过模仿建立起相应的课题管理体系，从而形成一张巨大的控制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个管理机构先是通过制定题目引导学者研究的注意力，而公布的项目内容又都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中国的社会现实紧密结合（当然，学者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或专长自建课题项目提出申请，但其如果与相关项目的管理制度或主导思想及其体现出的规定性有较大的距离，是难以得到相关机构的资助的）；并与之相配套地建立起了学者自主申请，主管单位审批、专家审核的管理系统，从而加强了各类资源的宏观管理。而且，这些课题的申请立项、结项评比都匹配着相应的行政级别，并与学者的职称晋升、奖金工资的发放密切联系，从而使得90年代的文学理论研究者溶入了一条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知识生产流水线。”参见陈力：《20世纪90年代文学理论研究中的转型阐释和话语建构》，52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
[38] [美]J.希利斯·米勒：《重申解构主义》，250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39] 高建平：《人文社会科学前沿扫描》，载《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06-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