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始终觉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最大贡献是唤起人的解放，那一代知识分子如胡适、鲁迅、陈独秀、傅斯年等，无不强烈要求砸烂铐在中国人身上的枷锁——政治的、文化的、思想的等，促成“新民”的诞生。他们解放人的心情如此迫切，有时都不免显得“用力过猛”，尽管如此，他们的思想仍然如火如炬，照亮我们。
很多人是不愿意承认今不如古的，不会赞同我们不如90年前。但，我们离“五四”那么远，我们离“五四”又那么近，却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中国现实。中国仍然需要用基本的常识来做“二次解放”，延续未曾完成的新文化运动，或是进行第二次新文化运动，从培养独立自由、理性成熟的“新民”开始，单是靠脑子里装满糨糊的中国愤青，是创造不出一个可爱的中国的。这是一个不能不面对的时代命题，中国知识分子面对这样的命题，是一种幸运。
网络上把我称为“中国反愤斗士”，其实我跟具体某一个愤青在文字上“单挑”的不多，因为很多愤青在我看来，都是好人，只是误入“粪坑”，对于这些人，要用好心去对待，也不排除我在批判中使用了矫枉必须过正的策略，总体来说是善意的，愤青对我的驳斥总体来说也是善意的。但是，也有很邪恶的愤青，邪恶得让人起毛，对这种愤青，我坚决不退让，兵来将挡，水来土掩。2008年，有一个在网上叫炮郎的家伙，写了一篇文章：
《中青》的新低：评廖保平《一个国家靠什么赢得尊严》
炮郎
青年一向是反帝爱国的生力军，可是近年来《中国青年报》却屡屡打击青年们反帝爱国的积极性。该报上周又接连刊登廖保平的两篇文章，在反对抵制法货的同时把矛头指向中国政府。这些文章一篇比一篇差，最新的《一个国家靠什么赢得尊严》恐怕创下了新低。我将此文拎过来“立此存照”，顺便也评论几句。
廖文中前言不搭后语、语法错误、事实错误、用词不当之处，我就不一一指出了。他的中学语文老师应该为此感到脸红。我这里把廖文的主要意思简单复述一下，使其稍具条理。廖文认为，国民的尊严主要表现在我们能获得自由、独立，能不依附强权，能实现自我价值。怎样才算达到了这些指标呢？中国人自己予以评价是不算数的，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评价”等于“自己给自己面子”。因此达标与否，即“赢得尊严”与否，要看“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也就是外国人对我们的看法。外国人在评价我们的时候，不是看我们是否富裕、强大、有文化，而主要是看我们会不会抵制。会不会抵制什么呢？当然不是抵制法国货，而是“抵制自己像木偶一样被人掰来掰去，抵制我的视线被人转来转去”。什么叫做“抵制我的视线被人转来转去”呢？廖氏在其博文《对不起，我不抵制法国货》有一段说明：
“我不抵制法国货，更为深层的意思，是我不想被某人随随便便‘转移视线’。当贪污腐败、看病无钱、养老发愁、油价高居、工作难找、股市圈钱等等‘国事’难休，已经引起人们愤然，需要出口恶气的时候，这下好了，活泼好动的萨科齐出来了，我们的一口恶气终于有出的地方了，一股脑儿地出在萨科齐身上，出在法国身上，而且出得如此万众一心，出得如此正气沛然，出得如此酣畅淋漓！”
很清楚，廖某所谓国家尊严，就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好评，体现在国民起来反对政府，向政府“出口恶气”。
《中国青年报》要刊登反对抵制法货的文章也不是不可以，但应该是理性、负责、爱国的文章。廖某的文章质量低劣，立场反动，令人不得不怀疑《中青》编辑的水平和立场。（摘自2008年12月15日“乌有之乡”《炮郎文集》）
上面这篇署名炮郎的文章，细细琢磨起来，让我脊背冒冷汗。
虽然，我宣布与愤青的争鸣暂告一个段落，并且网上有很多驳斥我的文章，我也泰然读之、思之，说得对的我然之，说得不对的笑之，不打算要作太多的论说。因为，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根深蒂固，他懂的话你一说他就懂，他不懂的话你怎么说他也不会懂，他需要自己去经历。目前唯独看到这篇文章，我委实不能选择沉默，因为，这个作者真的很邪恶！
炮郎说我语文没有学好，我是虚心接受的，如果炮郎认为自己语文学得很好，我甚至还要不耻下问。但是我就不明白，我的文章写得清清楚楚：“敬重一个国家与敬重一个人有相似之处，并不看它军事多么强大，经济多么富裕，体量多么庞大，打架起哄多么带劲，而是看是否值得人们从内心去敬重它。”并进而指出，“由无数个有尊严的国民构成的国家才是真正有尊严的国家，才会真正赢得别国的敬重与尊重。”为什么到了炮郎的嘴里，绕来绕去，变成了“赢得尊严”与否，不是看我们是否富裕、强大、有文化，而主要是看我们会不会抵制。竟将自己杜撰的观点强加给我。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提到，“人的全面发展”包括人的客观状态与主观状态的发展，自然包括人的尊严得到维护这一基本内容，即我那种十分通俗的说法——“尊严的具体性不只是表现在工作有岗位、生活有保障，更表现在你是可以自由、独立的存在，不会依附于强权，可以建立并实现你的自我价值。”现在我们讲“以人为本”，就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真不明白，关于尊严，我讲的哪一点不对？
我确实是在博客文章中说到，我不想被某人随随便便转移视线，这里的“某人”被炮郎说成只能是“国家领导”，又是一种强加于人。谁说“某人”就一定是“国家领导”，而不是别的？好吧，就算联系上下文，猜测文章中的“某人”是指“国家领导”，那也没有什么，难不成“国家领导”或政府是不能有任何人对他提出不同的意见甚或不能批评其做得不对？就连封建帝王都还要讲讲“广开言路”、“风闻言事”，要做“诽谤术”，让百姓有意见可提，要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的错误，为何我们都已经“当家作主”了，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了，且都快60年了，反倒不能提意见了，岂不是天大的怪哉！
从另一个角度看，既然《中国青年报》能刊登这些文章，即允许人们说话，正说明政府也在“与时俱进”，在推进“社会主义民主”，并且，允许批评、允许反对的政府才是好政府，才有可能赢得人民真心的拥护。政府尚且有如此胸怀，容天下能容之人事，炮郎却站在政府的对立面，指责那些不抵制的人，难不成炮郎要将炮口对准政府，要污蔑政府没有发动人民抵制法国货，要与政府对着干，真正成为政府的对立面？自由、民主的社会需要的是宽容的态度和容得下异己的胸怀，在此，我们宽容一下炮郎，不与他一般见识。
在今天的中国，“反动”、“造谣”等词汇，官方早都少说慎说了，炮郎兄倒独得真传，衣钵继承得很好，张口就来，真是不愧为“炮郎”。
在我的眼里，《中国青年报》是有良知的报纸，至少有很多有良知的报人在其中，在重大的事件面前，不会少了他们严正的身影，尽管曾经得到过那么多的“关照”与“优待”。那些可赞报人，本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总是这样为人打开一扇希望的小窗，尽管很小一点。那些实在看不过去，非要用言辞（不是行动）“出口恶气”的人，不必拿《中国青年报》说事，向我开炮就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