愤青的生产有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原因，愤青对中国的危害也是多方面的，这在本书的很多章节里，有比较深入全面的剖析，相信读者在读完这本书后，会有一个相对完整的理解，不会简单地把愤青作生理化的解读。
类似韩寒这样的青年的存在，让我们对“少年中国”抱有无限期待，他们清醒、理性、自觉、对自由民主有追求，能够从容平衡地看待问题，思考自己与国家、国家与世界的共同发展，追求人类共同的价值，他们代表中国青年的主流。但中国仍然存在大量的愤青，他们在人格、思想和行为上与韩寒式的青年截然相反，盲目冲动，虚骄自大，整天像无头苍蝇一样嗡嗡直叫，他们是“中国世纪”潜在的阻碍和危险，他们不仅不能代表中国青年，还败坏着中国青年的正面形象。因此，要掀起“捞愤运动”的高潮，让“打捞愤青，人人有责”深入人心。打捞愤青是一种形象的说法，一如将愤青比喻成“失足青年”，对于青年失足掉进水里，稍有爱心的人都不会见死不救。
青年影响国运，具体一点讲，就是“价值决定成败”，一代青年的价值取向直接决定国家的命运。崇尚暴力的会走向野蛮，崇尚和谐的会走向文明。打捞愤青的办法其实也没有什么高明神秘的，无非就是讲道理，用代表人类发展方向的文明价值指引他们前进。唯此，才可以说，“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愤青是“团结的对象”，不是“革命的对象”
我对愤青有过很多的批评和嘲讽，并不是要获得智力上的优越感和精神满足，我没有那么狂妄和变态，也不是我跟愤青有什么不共戴天之仇，我跟愤青素不相识。说实话，正像一些朋友说的，“愤青都是好孩子，就是脑袋不好使”。
这并不等于我不能批评和嘲讽他们，我甚至觉得，我的批语和嘲讽就是一种拯救，是不是算作由爱生呢？或许吧，总的来说，我对愤青是“爱恨交加”，大约也就是鲁迅那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吧。真正要我去恨一个人，我恨不起来，一个杀人犯在他领受了惩罚之后，我仍然会报之以同情。
就像我们在写一篇城郊黑帮的深度报道，绝不仅停止于对黑帮恶行的愤怒，更要探明黑帮是怎么出来的，如何生存的。当发现城郊的土地被大量征用，这些没有上过几天学的青年人既没有地可种，也没有工作可做，整天无所事事，最终滑入黑帮时，与其说我们是在控诉他们，不如说是同情他们，至少，是在用一种持平的眼光看待问题。用一种揭示事实真相的方式，已经表明了我们的态度。
对待愤青，我也是这样的态度，没有人天生是愤青，愤青是“后造”的，不应止于痛批臭骂，还要打捞救治，要揭示他们的生存环境。
经常地，我们会发现，愤青单纯得可爱，你不能说他们的本质是多么的坏，是多么邪恶的人，他们甚至是一群超可爱的人，有着乌托邦的梦想，他们的梦想泼不进一点点“脏水”。
我在我的专门教育愤青的QQ群里发现，很多群愤青虽然嘴巴很臭，行为偏激，思想固执，只是在交流中发现，他们并非不可救药，他们单纯而热情，也更加宽容。我记得十年前我做愤青那阵子，周围人全是愤青，很少能听到反对的声音，做愤青是不需论证。现在，他们在听到不同的声音，他们在争论，他们在反思和进步。
从深层去讲，愤青是一面镜子，映照出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弊病，无论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心理的，都能在每一个角落里找到病毒。愤青也是受害者，而且可悲的是，受害了也不知，视为“理所当然”。
古语说，“子不教父之过”，世界上没有天生的坏孩子，是家长及社会弄成了坏孩子。不幸的人可怜，制造不幸则不可饶恕。如果说愤青是可以原谅的，那么制造愤青的人，制造愤青的机制不可原谅，把好端端的聪明可爱的孩子的大脑里灌满三聚氰胺，是谁都难以忍受的。
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爱国首先爱人，如果我说我是爱国的，我就没有理由不爱愤青，我们不仅要爱愤青，而且要如爱自己一样爱他们。只是爱的方式可以表现为给糖吃，也可以表现为打屁股。对于被蒙蔽双眼的好孩子，只需要用真情去感化就可以了，对于一些邪恶的老愤，只管痛打落水狗，这叫打也是爱。愤青既有中毒深浅之分，也有性格好坏之分，还有人格的高低之分，恐怕也得具体愤青具体对待。
我跟愤青有共同的成长经历，我自己也是从愤青走过来的，我知道自己是怎样一步步变成愤青，也知道自己如何完成一次思想的蜕变。我的病因就是他们的病因，我的症状正是他们的症状，我的身影一如他们的身影。我对愤青根本恨不起来，反倒觉得他们无辜可怜，所以，我对愤青只有爱，没有恨，只有同情，没有敌对，只有关爱，没有抛弃。只是，想到他们随时会成为帮凶，成为中国民主进程的挡路石，想到这里，牙齿痒痒的我不免会说上两句，做些打捞与转变的功夫。
但是，你能转变自己，未必能转变别人，你觉得你是在团结和打捞愤青时，他们正认为你这是在攻击和加害他们。纵然如此，也要想方设法去团结他们，争取一个是一个。
我从来不惮与愤青争论，也不怕被愤青臭骂，有争论比无争论好，被臭骂比寂静好，在争论与对骂之中，总还是要讲点道理，那么道理总有一天会讲明白。这个讲道理的过程，就是不断地清理愤青体内的“抗体”的过程，清理掉了肌体内的“抗体”，愤青就会成为健康人。而且，讲道理也可以看作进行公民民主训练的必要，在辩论中提高公众的判断力，在妥协中寻找共同点。
我还一直坚持一个观点，那就是胡适所说的宽容比自由更重要。倘若想做一个民主的布道，重要的是用平等对待的态度去争取，要让愤青认可自己的理念和思想，才能达到目的。就此，也应将愤青当成“团结的对象”而非“革命的对象”，因为人，尤其是年轻人，往往很容易和伤害自己尊严的人作对的，即使他知道对方是对的，自己是错的！对待愤青，要春风化雨，帮助教育为主。但是宽容是有限度的，宽容并不等于无原则地扮老好人，对于那些皮实的愤青，用粗犷的话语来反驳，嘲讽甚至攻击他们才稍有痒痛，刺激他们麻木的神经，从而达到警醒效果，让掴醒成为可能，温文尔雅反被认为迂腐可笑。
愤青在成长，我也在成长，当我们都成长了，或许有一天，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并非不会相逢一笑泯恩仇，成为“革命战友”，灵魂上的知交。
基于对愤青的同情与关爱，本着治病救人的原则，我还是送给愤青们一些苦口良药式的醒世恒言吧。
赶紧去“现代文明政治常识班”扫盲，把国家、政权、民族等基本的概念搞清楚。
爱国要基于人性、真理、正义的基础，扶助弱者，批判权贵；接受文明，反对愚昧；有自豪心，更有羞耻感；要承认别人的优点，正视自己的不足；有深厚的感情，更有清醒的理智；能接受别人批评，更敢于自我批评。
每个平凡的人都争取让自己“活得像个人样”，就是最大的爱国。
“异议是最高形式的爱国”（语出美国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弗逊），真诚良意地批评是一种爱国，自卖自夸地赞美是可怕的害国行径。
每个不幸的人都应该问一句，我的不幸除了自己的原因外，社会根源在哪里？
贪官（不管是被发现了的还是没有被发现的）是目前中国最大的卖国贼。
别把历史上所有的屈辱都背在你一个人身上，让你背你也背不动。责权对等，谁有权力谁就背责任，帝王最有权，帝王最有责。
忌盲听盲从，面对纷繁信息，不妨想想，究竟什么更可信？
多看别国的长处，多检点本国的缺点，不仅使人谦虚谨慎，而且能发现真相。
真正与世界接轨，就是与世界文明制度和主流价值观接轨，而不是把厕所改称WC。
愤青的“双刃性”，决定了愤青的“工具性”，即便专制的国家和无耻的政客也敬愤青而远之，他们怕愤青完全不相信他们讲的那一套，又怕他们太当真了。
让愤青变成奋青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他们明白真相，而一切真相从怀疑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