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事出有因
自从在省里的大小报纸对我点名批判后，我们机关领导，派人带了三条汉子，来到我的家里，对我宣布，即日起对我实行隔离审查。并对我宣布了纪律，反正是一不准什么，二不准什么等等大概有十条八条。总之不准我自由活动，不要说外出活动，看望亲友不行，连吃饭拉屎，一切都置于监管人的严密监视下。同来的三条汉子，便合法地住进我的家里了。
他们当然是奉命行事，各人对我的态度也有不同，即使有的对我态度恶劣，摆出对我专政的架子，我也并不计较。他们一进门，就把我单独搬到一间我原来用的办公室。我的床摆在最里边，他们的三个床摆到门口，叫我插翅也难飞走。他们接着就把我的办公桌文件柜里我的所有的文件、笔记本、信件和写的片纸只字，都收缴交上去了，我的书柜也都贴上了封条，我能看的就只剩下马列全集和毛泽东选集以及报纸，我能听的只一个半导体收音机了。供写检查的公文纸倒是充分供应的。我写的诗他们当然没有抄去，因为我都存蓄在我的脑子里了。即使我写在纸上，夹在那一大摞检查稿子里，他们也不耐烦检查去。
我总算得到第一把手的格外恩准，让我每天有机会去医院看望一下我那重病在身的妻子。我说格外恩准，并非夸大其词。我的妻子得了不治之症已经几年了，三年前，我得常务书记批准，把她送到北京中医研究院去治疗，有些好转。我回来后，第一把手却把我下放南充搞“四清”。我提出：爱人病重，需要照顾，家里只有三个十岁左右的孩子，也没人管。并且常务书记排机关干部下去搞“四清”的名次，是把我排在下一年的。可是第一把手，哪管这些，就是要把我下放。我在南充时，北京来了三次病危通知，我得县委书记批准，赶往北京看望。可是第一把手听说了，带信来批评我，说我不安心。我承认是有些不安心，自己的爱人，多年的战友，病得快死，我到北京去看望，人之常情嘛，而这也受到批评。我在北京和病情好转的妻子商量，她决定搬回成都住院，我仍回南充工作。就是这样，我还是只有回成都来开会时，才能去看望她，情何以堪？现在我被隔离审查了，居然让我每天去看妻子，应该说是格外恩准了。
过去第一把手明知我的妻子病重，孩子需要照顾，却硬要把我下放南充，我真觉得他不近人情。北京来了病危通知，我到北京去看视，倒受到他的批评，我简直觉得他不通人性了。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大谬不然。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的政策落实了，我才知道，他这么做，是由于有更重大的政治原因的，原来是他们早已怀疑我有重大政治历史问题。他的动机是为了保证党的纯洁性，不能说不纯正。但是对于一个在白区出生入死干了许多年的老同志如此不信任，动辄怀疑，是没有道理的。而那对待同志的手法，也不免太恶劣了。党内正常的政治生活，受到严重的破坏，一个人可以凭自己的主观想象和愿望，便做出关系亿万人生死命运的决定，而且谁也不能反对，谁反对谁就倒霉，有的弄到死无葬身之地。流风所蔽，上上下下，都是书记说了算，一个人可以掌握许多干部的生死命运，可以决定许多人的吉凶祸福。可以一句道听途说，便叫一个干部大祸临头。我就正是这样。我糊里糊涂地就成为里通外国的嫌疑犯了。
2 国际间谍
说我里通外国，根据何在呢？
其实不过就是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上学时，曾经和几个美国派来援华抗战的大兵有过来往，这是为了进行国际统战工作，并且经过当时的云南省工委批准的。我们几个党员的确和那几个美国兵交了朋友，对他们进行了思想工作，把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特别是把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介绍给他们，并且通过他们，介绍到美国去。后来1945年秋，这几个美国兵还被介绍到重庆去，到红岩村和刚到重庆进行重庆谈判的毛主席见过面。他们后来回到美国也曾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他们现在还在美国从事中美友好的工作。然而就因为我和几个美国的普通老百姓有过来往，而且在昆明分手后，再也没有往来过，连他们的情况我也毫无所知，我竟然有了里通外国的嫌疑！后来我成了红卫兵俘虏，他们三拷四问，想从我的身上挖出一个一鸣惊人的大案，从而为“文化大革命”立下大功，结果只是枉费心机。不过这些红卫兵娃娃是受谁之命，他们的材料从何而来，我是一直不明白的。
我再一个里通外国的嫌疑，说起来更是可笑。可能就是50年代我担任省建设委员会主任时，曾经和一个苏联建设专家有过多次业务上的来往，有了一点私交。这样的事，在那提倡“一面倒”的年代里，本来是很正常的事。后来中苏关系恶化了，这个苏联专家撤退回国。他并不忘记中苏人民友谊，还一直和我保持通信联系。就是后来中苏关系更恶化了，他也一直每年给我寄一张贺年卡来。我不好意思不给他回寄贺年卡，因此我向常务书记请示，经过他批准，我也每年给他寄贺年卡。他寄来的信件和贺年卡，我都保留下来了。我成为批判“重点”后，这些东西都被搜去了。就为这么一点事，我就成为里通外国的嫌疑犯了。怪不得红卫兵把我抓去后，在这个问题上也纠缠不休。
然而更严重的是，我还被人密告，说我是国际间谍，这当然就更严重了。这件事情，我糊里糊涂地一点也不知道。“文化大革命”之后，才有当时参与其事的同志告诉了我当时的内情。
据说有人密报我，有国际间谍嫌疑。这当然是重大政治问题，我们的第一把手居然就听进去了。因此为我立了一个九人组成的专案小组或委员会，对我进行审查。并且决定把我从高级机密机关西南局调出去。但是在没有查清楚以前，又不便把我从这个高级机关清除出去，所以就采取把我下放南充去搞“四清”的办法，暂时调出机关。当时我很不理解，为什么不讲道理地一定要把我下放南充去，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当时他们可以对我明说，要对我进行政治审查，说明缘由，我会欣然接受的。我自己心里有数，我没有什么问题，不害怕任何审查。但是对我如此不信任，把我当作国际间谍来进行秘密审查，这未免太过分了。不能不使人想起苏联肃反杀人如麻的可怕。我要是在苏联，我的头大概早已被糊里糊涂地取消了。
这个密报当然是可笑的，然而我们的第一把手居然信以为真，这就不仅可笑，而且可怕了。据说我原来领导过的科技情报研究所里的支部书记密报，他们那里有一个高级工程师的一个笔记本，被她用什么办法悄悄看过了。那上面记得有三线建设成昆铁路的路线走向和沿路设站的地名以及可能的工厂区。出于她的高度政治警惕性，她断定这是这个高级工程师盗窃国家机密，而且可以设想，那自然是准备出卖给外国人的。这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把这个工程师推断为国际间谍了。这个工程师从何而来呢？一查是我介绍去的，是我的同乡同学。这一下当然就可以设想是我有意把他安插到这个科技情报所，为我盗窃情报的。照这个思路发展下来，我当然就有国际间谍的嫌疑了。
这真是活见鬼。我要是国际间谍，我当时身居西南局的宣传部和科委的领导岗位，天天看到的机密文件难道还少了吗？就是三线建设的各种材料，我的抽屉里有的是，何必要派一个工程师到那种毫无机密可言的地方，科技情报研究所里去盗窃呢？
“文化大革命”之后，我遇到这个工程师，我问他那笔记本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那个笔记本上记的材料，是他奉所长之命代表所去参加成昆铁路建设座谈会时所记下的。他说他回去后也向所领导汇报了的。然而这位支部书记却不知用什么办法把他的笔记本弄去了，于是便出现了这件窃密案。这件案子虽然后来查无实据，不了了之，然而我却为此而被下放南充两年，而且又成为机关搞“文化大革命”的祭旗牺牲品。
3 冰冻三尺
我们的第一把手，虽然大家说他过去在老区就以“左”出名，而且个人作风上喜欢独断专行，但是他是很有政治经验的老领导，为什么竟然轻信这样令人可笑的密报呢？后来我发现，他之所以这么做，是他自有的一贯思路的继续，也就是他对于四川地下党，有他自己的特别看法。
从解放初老区党和地下党会师起，我发现，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一贯对于地下党采取不太重视和不够信任的态度。地下党也是共产党的一个构成部分，地下党和老区党理应一视同仁。虽然由于地下党员所处的环境不同，学习的机会少一些，没有老区党的同志水平高，地下党有它活动的规律，为了生存下去，它不能不和旧社会的各种人物交往，它不能不有比较复杂的社会关系。地下党员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有些出身不那么好。但是这都是由于不同的工作环境造成的，怎么能怪他们呢？但是，从地下党的同志在解放后所遭受到的各种对待看来，不能说是很公平的。
且不要说解放后地下党是不是受到重用了，我们从来也没有计较过担负什么职务。许多地下党同志解放前就担任着县委、地委以致省委的职务，他们也是由当时领导白区工作的中央南方局所任命的。然而解放后新任命的职务，一般都低一二级。我从1940年开始任由南方局直接领导的鄂西特委副书记，1947年任川康特委（当时定的省级机构，南方局党史资料上也是这么说的）的副书记，然而解放后只叫我到成都市委担任委员兼组织部长。我从来没有表示过任何意见。老实说，地下党的同志在出生入死的斗争中，随时准备牺牲，谁还有什么等级观念？能有一个革命岗位做工作就是了。他们希望的只是要受到党的信任。信任，这是我们做地下党工作时最紧要的事。在那种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斗争犬牙交错，可以引起怀疑之处很多，而敌人也千方百计搞阴谋，制造混乱。作为地下党的领导，自然是要随时提高警惕，因为那是可以亡党亡头的事。但是同志间必须有长期斗争中所形成的共识和信任，以致建立起生死之交的友情。没有这一条，地下党不知要乱成什么样子。互相信任，才可能有团结。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第一把手总对我们地下党有自己特别的看法，对我不信任。50年代初，中央要调我出国到英国去搞外事工作，就被他否决，后来改调了别的人去。我想他大概以为把我派出国去工作，是不可靠吧。我在白区做那么多年危险的工作，南方局从来没有认为我不可靠，总是委我以重任，为什么我出国去搞外事工作就不可靠，难道我会叛逃吗？后来我任省城市建设厅长时，国家城市建设部要派我出国到捷克参加城市建设国际学术会议，又被他挡住了，不让我去。城建部的万部长来电话问：“为什么城市建设部要派它的下级城市建设厅长出国公干，地方竟然不允许？”但是部长说话还是无济于事，官大压死人，后来改派了别人。前面我提到过的那位好书记见我在科技问题上和第一把手抬杠子时，警告我说：“恃才傲上，危险呀”，那一次就对我透露过，第一把手对他曾说，“此人可用不可信”。可见对我不愿服帖地做他的“听用”，甚至有时候还不给他面子，对我早就耿耿于怀了。在这样一种心态下，有人向他告密，说我有间谍嫌疑，自然是一告就准，立案侦查。
对我一个人不信任，倒也罢了，可是“文化大革命”前，听说西南局管组织的人奉第一把手之命，要把地下党的档案集中起来，准备进行全面清查。只是还没有来得及搞，“文化大革命”的火就烧到他们头上去了，没有搞成。然而这种工作和影响，还是遗留给后来的“新生红色政权”，他们继续拿上手来搞。刘结挺就在清理地下党工作会上动员说：“解放十七年，加上文化大革命三年，共二十年都没有清理地下党。”他的这些话显然不是没有来历的。
所以在当时的造反派小报上我看到说，四川地下党里叛徒很多，他们已经发现有一个以马识途为首的叛徒集团，有二百人之多。他们决心要像北京一样，把四川这个叛徒集团挖出来，立一大功。他们大言不惭地说，北京挖出一个以薄一波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集团，奖赏聂元梓一个中央委员，四川要挖出二百人的叛徒集团，那不可以捞到两个中央委员吗？于是在1967年夏，经过来四川检查工作的王力、谢富治批准，成立了一个清理地下党的专案办公室。各个地方也成立了。这一下地下党就遭殃了，把地下党圈起来整，发的文件上把地下党和国民党、三青团、特务并列。江青1968年3月讲话，说川东地下党没有一个好的，叛徒很多。这就更加了码。想不到我们过去在白区被国民党诬为“共匪特务”，现在又被共产党的革命委员会诬成“国民党特务”。许多地下党人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始作俑者正是对地下党有成见的我们的第一把手。
“文化大革命”以后，省委给地下党平了反，结果证明，地下党里除开我们原已揭出的叛徒外，再也没有查出一个叛徒。但奇怪的是，我们的第一把手回到四川，在南充小范围内和他的老部下谈话时，故态复萌，肆意诋毁地下党。他说：“解放后，在地下党使用问题上有问题。……那时马识途领导的一些人，许多人有问题。《红岩》是罗广斌吹起来的。……如果用地下党掌握政权，他有一股势力，让地下党这股势力掌握政权就危险。广安重用地下党，地下党里面，有的是反革命，有的搞投机，有的是摇摆不定的人，国民党一得势，他们就要出来。当时搞四清，对这些人做了处理。”他以为在他的部下面前可以信口雌黄，哪知在座的正有一个地下党员，当时把他说的记录下来。后来在南充党代会上被他揭发出来，代表大哗，上了简报，报到省委。我和地下党的领导都看到了。
我们认为这是严重事件，因此向省委和中央纪委写了报告，要求第一把手说明问题。中央纪委收到我们的报告后，派人去问这位老同志，为什么现在还说这样的话。他想赖账，别人把当时的记录拿给他看，他没有想到他说的私房话被记下来了。听说他只得说，假如他说过，那当然不对嘛。后来我们反映到总书记那里，总书记劝我们算了，以后再也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我们相信，因为省委为四川地下党早已发了平反正式通知。
地下党的同志为此十分气愤，时到今日，还有这样看待地下党的人。正因为有这样的人当权，所以四川地下党解放后一直受他的歧视，一来运动就整。对于我这个对他不言听计从且有时敢披逆鳞的地下党头头，当然更有看法，“文化大革命”以前就暗地清查我，把我调出西南局，下放南充。“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把我拿出来祭旗，自然是毫不奇怪的了。
4 要问个明白
他们突然调我到南充去，却又不敢说是对我有怀疑，只得说是调我下去搞“四清”。但是这更叫我莫名其妙。因为当时西南局的部委领导同志下去搞“四清”，书记处是找各单位领导去开过办公会议，排过次序，定过名单的，我参加了那次办公会议。我们部门已经有一位领导同志第一批下去了，我是排在第二年的第二批里。现在突然通知我下去，我当然感到有点不明白。
于是我去找了管组织的书记问个明白。我说明我所在的科学部门已经下去一位领导同志了，另外一位领导同志有病，我的肩上担着宣传部、西南局科委和西南科学分院三副领导担子，实在放不下。同时我也说明我的爱人重病在北京就医，有时要去北京探视病人，也怕耽误下面的“四清”工作。这位书记一听，很不高兴，拿起架子就想压我，说：“政委叫你下去，你就下去，还有什么好说的？”
我说：“我没有看见书记处改变下乡参加四清干部名单的通知呀。”
他说：“现在不就是通知了你吗？”
我说：“不是我不想下去搞四清，实在是工作丢不开呀。”
他想不到我竟然敢在他面前讲价钱，更生气了，他说：“政委说了，你管的三个部门的工作，以后你都不要管了。”
我听这么一句话，也来了气。怎么，你们就这么厉害，要谁管，不要谁管，一句话说了就算数？我也不想客气了，讲道理说：“你这意思是把我从这三个部门的领导岗位上撤下来吗？我是中央管的干部，我是得到中央书记处的通知，我才到任的。我现在没有收到中央书记处的撤任通知，不能你叫我不干，我就不干呀。”
他没有想到我对他这么硬上了。他大概也明白，这么随便通知我，把我的工作撤了，是不合组织原则的，和他这个老组织部长和管组织的书记的身份很不相称。于是他马上改口，态度也变成和颜悦色的了，他说：“老马，你误会了，政委叫你下去，不是撤了你的职，是带职下去帮助政委总结四清经验。”
他这样说，我当然就没有可说的了，只得同意下去。但是直到那时，我并不知道他们是怀疑我政治上不可靠，才把我调下去搞“四清”的。而我一下到南充后，在招待所里一见到政委，在饭桌上他当着大家就对我宣布，把我下放南充任县委副书记。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我当时只想到，由于过去在工作中和他顶过几次牛，扫过他的面子，这对他来说，是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迟早他是要对我采取措施的。许多人都知道，他喜欢独断专行，自己老正确，他的话是从来说一不二的，而我竟然敢去倒捋虎须，自然是要付出代价的了。我却没有想到，他是在政治上对我不信任了。而这，我毫不怀疑他是出于保护党的纯洁的动机。而我，问心无愧，不害怕对我的任何政治审查，可惜他不理解我，而和我捉起迷藏来。
说起过去在工作中和他发生矛盾的事，就不愉快。都是在科学技术政策上和他的意见不一致引起的。这两件事，是当时许多人都知道的，看一看当时的报纸，也还可以看到有关的资料。
头一件就是关于种棉花的事。
5 种棉花事件
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样的思想传统，我们有些领导同志，总是在经济工作中，喜欢搞“大而全”“小而全”，总想把自己的管辖范围搞成一个独立王国，什么都要成龙配套，一应俱全。而不懂得经济是宜于分工合作，扬长避短，互通有无，在各地区、各省市互相协作，以致于在世界范围内实行大流通的。在一个地方可以发展的产品，不一定在每一个地方都大肆发展，虽然这种产品对于那里的国计民生是非常必要的。
四川是一个大省，人口众多，穿衣的问题是个重要问题，那时只能用种棉花来解决。在可以种棉花的地区多种棉花是应该的。我们的第一把手在四川提倡大种棉花，我想也是可以理解的，无可厚非。但是提倡大种棉花到什么地方都要大种棉花地做法，以致于像搞“大跃进”一样，搞成种棉花的运动，却未必得当。四川有些地方，夏秋阴湿多雨，是不宜于种棉花的。在这样的地方种棉花，花费很大，棉花质量很差，不能作纺织原料，这种地方不如扬长避短，多种粮食，和棉区交换。在四川比如川西坝子和盆周高寒地区，就不适宜种棉花。这是我和中国科学院的许多农业专家共同的看法。
但是我们的第一把手，却坚持要在四川普遍提倡种棉花，说要自力更生解决穿衣问题。没有人怀疑他这是出于关心国计民生的动机，那时我国的穿衣问题还没有解决，每个人一年只能凭票购买一丈五尺布。那时化纤还处于试验阶段，因此增种棉花就全国来说，的确是一个重要任务，就四川来说，当然也是重要任务。在能够种棉花的地区提倡种棉花，我，包括我所在的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的农业专家，对此都是有共识的。但是在四川所有的地方都要提倡种棉花，我们抱保留的态度。而且用搞运动的办法来种棉花，我们以为不是合于科学精神的。然而据说“办什么事情都要搞运动”，是本于《工作方法六十条》的，那自然是合于马列主义的，马列主义难道不是最科学的吗？
第一把手想出的主意，做出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都要雷厉风行。加上他的下面有一批习惯闻风而动的领导同志，大力支持，报纸上大肆鼓吹，宣传部门自然是竭力从理论上和历史上去找出根据来，证明第一把手这个决策的英明，说这是贯彻了老解放区时代那种“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南泥湾精神。第一把手真是兴高采烈，于是造成在全省大种棉花的浩大声势。
西南局、省委、市委、各级政府部门，都要带头种棉花，而干部带头，种试验田，也是工作方法规定的。首先第一把手就在他办公楼外的花坛上，毁弃花草，亲自带头种起棉花来。于是各机关、各部门、各单位，都在自己的庭院里的绿化地上，花坛上，把草坪花木取消，都种上棉花。而且在各种简报、通报、特别是报纸的鼓动下，大家都抢着劲要培植“棉花王”，争夺高产冠军，准备得奖状奖旗，上报纸，挂大红花上台，风光风光。这当然都是搞运动必不可少的节目。这也是在“大跃进”中习以为常的老套路。那时“大跃进”还并没有被否定，三面红旗还正高高飘扬呢。
据说要夺棉花高产，就要深翻地，重施肥，而这也是在大跃进中搞过，大家都理解的。我也学着在我们机关的试验田里深翻过一尺五。只有我们院里的农业专家不以为然，给我说：“深翻一尺五，熟地变生土”。哼，科学家，老保守，谁理会？大家都搞深翻，有的超过一尺五。有的为了要重施底肥，索性把地里面上的土都搬开，把农家肥厚厚得铺一层，然后把表土再搬回去。那松软的肥土种棉花，自然是可以高产了，虽然成本高一些。据估计，种出一斤棉花，成本要五元，还不算工钱，因为是吃“皇粮”的人种的，不要工钱。
“五块钱一斤算什么？要算政治账，不要老算经济账。把种棉花的运动搞起来，推开了，就是政治上的大胜利。”这是一位领导的高见。但是尽管在机关种棉花搞得热火朝天，好不热闹，可在成都郊区的社员，好像并不怎么闻风而动，大种棉花。我们科委派人下去调查，意在推动。他们回来反映说，推而不动，理由很简单：“你们在机关，肚子吃得饱饱的，有的是钱，你们想种什么，爱怎么种，由你们搞。要我们种，我们要吃饱肚子，就不能不打算盘，国家收购棉花，一斤才一元钱，照你们的搞法，五元钱一斤，哪个种得起？除非国家提高收购价到每斤六元七元。”农民都是首先要吃饱肚子的现实主义者，毫无一点革命浪漫主义，光算经济账，不管政治账，你把他们有什么办法？我们还想说服社员，不必像机关那样深翻土，施重肥，照你们的老办法种嘛。还是不行，他们说：“这川西坝子的天气，棉花结桃，正是阴雨天，少见太阳，棉花湿桃爆不开，收下湿桃用火烤，烤出来的棉花死板，收购站不收呀。”这些社员好像对于第一把手的英明决定全然不顾，说是“懒得淘神种石棉”。
这却为难了我们这些职能部门的干部。我们不敢把这种情况向第一把手汇报。我知道常务书记对于这种一意孤行的做法，早有看法，只是不说，他也不带头种试验田。我和科委副主任老李一块，借要开农业科学会议的事，去向常务书记汇报的机会，说起郊区社员不愿种棉花的事，常务书记他冷冷地说：“种嘛，你们去种嘛，种石棉嘛。”我们猜得出他的意思是，在阴雨连天的川西坝种棉花，没有太阳，棉花桃子爆不开，有如“石棉”，遇到雨淋，那就是“湿棉”了。他显然对于在秋雨连绵的地方种棉花，持否定的态度。我们告辞要走时，他对我们说：“开农业科学会议的事，你们要去向他汇报，不然他又说不知道。”他最后对我说一句：“种石棉的事，你们就不要汇报了。”
我们心领神会，告辞出来，对他怀着感激的心情。
到了第二年，第一把手还是坚持提倡种棉花，听说他在他的花坛上种的棉花，在一个技术员的指导和花儿匠的帮助，加上他自己的精心照料下，获得高产，推算起来，每亩可收获一百大几十斤。而那时大田一般只能收获三四十斤，这自然是特大丰收。这当然更可以证明他的决策的英明性，谁说川西坝不能种棉花？所以第二年他还坚持提倡普遍种棉花。
这年夏天，中国科学院的综合考察委员会组织西南地区科学综合考察，来到四川，由我全程陪同。我和来的十几二十位专家，几乎走遍四川。对于四川的许多科学技术发展方向和科技政策问题，提出十分中肯的意见。其中有一位有国际声望的植物地理学家侯学煜和一批农学家、土壤学家、区域经济学家，对于四川的植棉技术政策，提出了不同于第一把手的看法。认为有些秋雨连绵的地区如川西和雅安等地区及盆周山区，不宜于种棉花，而应该多种粮食和发展山区经济。他们从技术的可行性和经济的合理性上，提出了有数字分析的科学报告。
这本来是显而易见的事，农民社员也已从感性上表明看法，科学家们在成都作综合科学报告时，也曾经提到过。但是我不敢把这些看法向第一把手汇报。常务书记和秘书长是听过汇报的，我知道秘书长是第一把手认为最得力的，他不会不向第一把手通气。而这个汇报会是由我组织的，第一把手当然也知道。他不能不回想起上年在他的棉花示范田边，也就是他住所外的花坛边开的现场会。
他在他的花坛上种棉花，获得高产，早已沸沸扬扬地传开了，报上大加报道，于是他决定开一个现场会，来进一步推广种棉花。西南局和省市党政领导部门的许多领导同志都来了，真是一个盛会。那花坛种的棉花，虽然还有一些没有爆开，或者说得好听点，还没有来得及爆开的棉桃，但是爆开的也不少，真是蔚为壮观。大家看了，都不禁叹为观止，争先恐后地点头称好。我们的第一把手自然是眉飞色舞，正在得意地向身边的同志解说，介绍经验。我也在其中。不过我除开听，而且看。这个花坛地势高亢，而且向阳，地不卑湿。看来肥料下的不少，营养充足。一周围是水泥地面，阳光反射温度较高。这些都是得天独厚的能获高产的优良条件，一般大田是不可能具有的。因此我没有不住点头和跟着赞不绝口。第一把手自然是看到了的。
我正在看，现场会宣布开始了。首先由他讲了几句话，当然讲了种棉花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更讲了事实证明，说这里不能种棉花，至少不能高产，是错误的。然后由他的那个技术员把他早已总结好的经验，拿出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盛赞领导的重视和亲自动手，是高产的关键。接着就是大家表态，盛赞这花坛上获得丰收的棉花，纷纷表示要向先进经验学习，回去好好抓种棉花的事。
讲得最好的要算我们的一位同事了。我果然期待到他的精彩的发言。而这，恐怕是大家早就料到的。过去开什么会，只要是第一把手主持的会，他大半都做过精彩的发言。他讲得非常生动有趣，有时甚至不惜出点不伤大雅的小洋相，以致逗得第一把手笑出眼泪来。这一套官场洋相，虽然难免招来有些同志的非议，但对于仕途之道，却是一种有用的创造。怪不得人家封他为第一把手的心腹人、“救火队长”。今天他讲的赞扬话，的确有他的独到之处，不卑不亢，恰到好处，比那些争着表演，乱捧一气，太直太露的发言，要高明得多。他很有分寸地讲道：“对于提倡种棉花表示异议的人，应该从现场会得到启发了。”这显然是有所指的，大家心照不宣。
第一把手把眼光扫到我的脸上来，有所期待的样子。他不能点我的名，但是显然希望我发言。因为我是西南局管科学的，管科学的人说的话，当然更具有科学的权威性。我要发言对于第一把手提倡种棉花表示支持，这当然比其他行政领导干部表示拥护，更有力量些。但是正因为我是科学部门的人，说话更要具有科学的可靠性，人家会说，科学部门的人都说对头，那一定是科学的了。第一把手开这个现场会，无疑是要我以科学头头的态度，发言对他表示支持的。但是他又不能硬指定我发言，他只能以期待的眼光看着我。
但是说实在的，我对于第一把手提倡普遍种棉花的科学性，一直感到怀疑，从农民群众那里听到的看法，增加了我的怀疑，从中国科学院科学家们的论断，我更坚信第一把手以权力强制推行他的主张，是不科学的。我不能表示支持，在这种场合我更不能这么办。我要取得领导好感，顺杆爬，特别是在这种大庭广众中，热烈表示支持，那将对我的升迁一定有利。但是农民群众知道了，特别是我认识的那些来四川考察的科学家们知道了，会怎么想呢？不会骂我是一个跻身于科学部门的无耻的官僚吗？岂不破坏了我在科技界的形象？
我认为我在科技界的形象，还不算恶劣，大家认为我还算是比较有知识和文化的人，在科学上还可以算是懂得一点“目录学”的人。在他们面前没有开“黄腔”胡说八道。和他们也还处得来（当然我不得不为此而让人家给我戴上一贯“右倾”的帽子）。至少不像我们第一把手“钦定”的西南局科委兼主任和科学分院兼院长那样外行得出奇。第一把手总不放心我主管科学部门，但是又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只得让我干。于是找他最可靠的人，也就是我们宣传部的第一把手，来兼任科委主任和兼任科学分院院长，大家戏说是派来了一个“监军”。但是这位“监军”大概感到有些为难，总推说工作忙，没有时间，从来没有到我们这边来上班，连办公会议也没有来参加过一次，和科学家们见面，讨论科学问题，他更是推托不来。有人说，他的那点文化和科学知识，来讨论科学，恐怕是一开口就会满嘴“黄”。一个中国科学院分院的院长开了黄腔，岂不成为笑话吗？所以他有自知之明，从不在我们这边露面，只是叫我们隔些日子去向他汇报工作，他作一点不着边际的指示，无外乎是政治要挂帅、思想要先行那样一些流行口语。
今天这样的现场会，他虽然作了热情洋溢的发言，可是大家并不认为他是代表科技界发言。而我这个科技界的人又迟迟不发言。不特不发言，还借口到那一头看棉花长势，而从第一把手的身边溜到一群人背后去了。现场会圆满结束了，大家都陆续散去。我也正要走，第一把手却不知怎么走到我的身边，冷冷地对我说：“马识途，你这个管科学的人，不科学呀。”
这一句话是很平和地轻言细语说的，但是我听来有如晴天炸雷。我这个管科学的人不科学，那当然是没有资格再管科学的了。我明白我的处境不妙，他既然出了这么个“起讲”，下面就有许多文章要做，而会做文章的人，他手下多的是。
就像“屋漏偏逢连夜雨，船破又遇打头风”，不久我就戳了一个纰漏。那个时候，第一把手正在重庆召开省委的棉花会议，西南局的办公厅李主任去列席。我和科学家们到四川各地跑了一圈后，有些见闻，我记了一些资料，写了一些杂记。《光明日报》副刊编辑部来信约稿，我便根据我出行写的资料和杂记，写了一组短文叫《走马行》寄去。他们分期刊出。其中有一篇就说到，科学家们认为四川有些地方，不适宜于种棉花。这一下捅了马蜂窠了。不知道是哪一位随时在观察阶级斗争动向的人，读到了这篇文章。好家伙，马识途竟敢在省委开棉花会议之际，公然在全国大报上写文章，反对政委提倡种棉花，这还了得！于是向政委报告了。政委的看法如何，我不知道，只听说会议上如开了锅，大家嚷嚷：“把马识途拉到重庆会上来批判！”听说领导也有这个倾向，把我弄到重庆去，要我在会上说清楚。但是后来听说又有谋士说，这是省委开会，不是西南局开会，下一级党委的会，把上一级党委的部委级头头弄来批判，恐怕不妥。又有人说，这是一个学术性争论的问题，进行大会批判，恐怕难以服人。第一把手果然英明，说不要把我叫去了，学术问题，我们就来展开学术争论吧。
西南局办公厅的李主任连忙回来，在办公会议上向常务书记报告。当时我也在场。李主任对我说：“老马，这回你这篇文章写出大问题了。”
我听了大吃一惊，没有想到在这个当口闯了大祸。我辩解说：“我并没有反对种棉花，我只是说有的科学家认为四川有的地方不适宜于种棉花呀！”
常务书记沉默，没有说话。只是听到说要把上一级的人拉到下一级的会上去批判，冷冷地说了一句：“他也是西南局的书记嘛。”看得出来，他说这个话，好像是解释第一把手把我弄到省委会上去批判的合法性，实际上是说，反正西南局和省委的书记都是他，他爱怎么办就怎么办，谁也莫奈何，知道我的日子会不好过的了。
我惶惶然回到机关，我不知道什么祸事将要落到自己的头上来。
过不多久，“学术争论”展开了。在报纸上出现了讨论四川能不能种棉花的所谓学术文章。而且据说作者也是一位农学家。那立论有理有据，如从空间上说，四川各地历来就种棉花，如从时间上说，四川古代就种棉花，说那时叫木棉花，张籍的诗里就提到。如此等等，道貌岸然。这一下就充分证明，我这个搞科学的人说四川不能种棉花是多么得不科学，多么得荒谬。把我完全驳倒了。接着又发表了几篇看来是论辩其实是批判的文章，以这个单位，那个机关种棉花都获得高产的实例，来证明我反对种棉花的错误。还有群众的义愤填膺的抗议。紧锣密鼓，唱得煞有介事。最厉害的是《光明日报》上也发表了一篇批判文章，竟然点我的名。在全国的大报上点名批判一个作者，实属罕见。这就是说，在四川把我批臭还不够，还要在全国叫我丢丑。不过在《光明日报》刊出那篇批判文章以前，副刊部给我来了一封信，向我作解释，说因为我的那篇《走马行》是在他们报上刊出的，他们受到了领导的追究，不登四川权威方面送来的这篇批判文章不行。他们说，事非得已，这并不代表他们的态度，希望得到我的谅解。既然事先他们给我打了招呼，我还有什么可说呢？
既然是学术讨论，那就应该有不同学术观点的文章，同时发表才是，可是学术讨论在我们这里却是一面倒，而且气势汹汹，真是伊欤盛哉。我固然已经为好心人劝告不要再发表意见，只得噤若寒蝉。连群众中有不同意见送到报社，也不予刊出，以致有的寄信给我，表示同情。为什么？因为既然是讨论，却见不到对方的辩论文章。而最根本的是，批判文章说得文不对题。我在《走马行》一文中说的是有科学家说四川有些地方不宜于种棉花，而批判文章却说是我说的四川不能种棉花。“有的科学家说的”和我“说的”，以及“四川不能种棉花”和“四川有的地方不宜于种棉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我从来没有说过四川不能种棉花，科学家也从来没有这么说过，而硬给我先加上一个罪名，然后进行审判，而且是缺席审判，这成什么王法？给人的脸上抹上屎，却说人家多么不讲卫生，这种荒谬的事，竟然公然而行！打屁股的人没有错，挨打屁股的人却错到家了。而且不能出声叫一声痛。而且最好是挨了屁股，还要高兴地叫：“打得好，该挨。这鞭子打在屁股上是多么的清凉舒服呀。”
不要说这是荒唐事，我就真的做了这样的荒唐事，当然不是我志愿做的。
不久，西南局开委员会，我也列席了。第一把手在会上谈工作的时候，就在种棉花的问题上，点了我的名，指出我的错误。这回不是省委开会，是西南局的会了，西南局的书记要批判下属部委领导同志，自然是合法的了。是不是合理，当然也合理的，不然我为什么要检讨呢？是的，在那个会上，当着西南局和各省的领导同志，我起来作了一个检讨发言。我不这样做，是不行的，我从常务书记和那位好心书记的期待的眼神中就看得出来。我只作了几分钟的发言，无非是说我听信了资产阶级专家的话，反对在川西坝子种棉花，我丧失了无产阶级的立场这样一些话。这个检讨似乎没有引起大家注意。
休会以后，我回到锦江宾馆我的房间里。还不到吃饭时候，我到对面房间去坐，有我们宣传部的部长在，还有办公厅李主任在。我们的部长见我还是满不在乎，毫无一点心情沉重的表现，很不满意。在他看来，既然我犯了冒犯第一把手这样大的错误，就应该如丧考妣，寝食不安，惶惶然如丢了魂的样子，并且慑如也，恭如也，随时准备接受无论什么样的惩罚才是。我们的部长马起个脸，厉声地对我说：“哦，你以为你今天这样轻描淡写地检讨几句，就算完了吗？”
我正想反说两句，对于他在报纸上组织的这一场批判，文不对题，实在不算高明时，办公厅的李主任，显然是同情我的，他也为我的不在乎着急。他劝我说：“老马，这件事情是不好轻易了结的，你可不能满不在乎哟。”接着他又说：“老马，我给你出一个主意，你写个申请，下去亲自种一年棉花，力争高产，然后你再写一篇文章发表，说你经过实践证明，四川种棉花可以高产。这件事情或者就可以了结了。”
那晚上我回到家里，想了一夜，看来我是走投无路了，只有照李主任的办法办，或者可以得到从轻发落。于是我回到会上，写了一份申请下去亲自种一年棉花的报告，送了上去，马上得到了批准，要我用实践来检验真理。于是我在开春后，卷起被卷，下到我们科学分院的华西坝基地，这样我还可以种试验田和照顾工作两不误。我在基地要了一亩地，认真地种起棉花来。
为了要夺高产，我也学有的机关那样，不惜血本，下大功夫，把面上的表土完全搬开，重施一层混合肥作底肥，把松土再搬回来，在泡酥酥的沙土上种棉花。我每天亲自侍弄，像绣花一样，真下了功夫了。棉花长势的确不错，只是有点疯长，我在技术员的指导下，减肥打尖，到了时候，开花结桃，一切正常。叫第一把手满意的文章，看来是写得出来的了。
但是有一天，一个附近的老农民又来到我的试验田边。他过去常常从这里过路，和我成为点头之交，我种棉花的过程，他几乎都看到了。看来他是一个老把式，我就问他：“你看，我这一亩地能收多少斤棉花？”
他笑而不答，只是边走边说：“像你们这样种棉花，只该穿纸。”
这一句扫兴的话，完全败坏了我的兴致，也使我惭愧。我这是在干什么呢？是在搞科学吗？是在搞经济生产吗？在老农看来，纯然是胡闹。农民群众对我们的批评，不该引我们思考一下，回想一下，“大跃进”以来，我们干过多少既不经济也不科学的蠢事吗？
然而我现在想到的是如何从厄运里逃出来，顾不了那么多了，一切为了那篇让第一把手满意的文章出台而奋斗。我这个倒霉蛋！
到了秋天，讨厌的连天阴雨，使我的满有希望高产的棉花，大受挫折，棉桃老是爆不开，不断地掉在地上，真叫痛心。我把掉地的棉桃一个一个捡起来，放在火床上烤，希望棉桃爆开来，给我提供哪怕是死疙瘩的石棉。我忧心忡忡，害怕达不到机关过去报出的亩产超过一百斤的纪录。当然更没有希望达到第一把手所创造的高产纪录了。
但是这已经是1964年的深秋，一个更为伟大的“四清”运动展开了，第一把手为了更其严重的政治原因，强制把我下放到南充去了。我的那篇皇皇大文，终于没有写成，因而第一把手要我用实践来检验他的真理，结果也没有检验成。
6 水利方针争论
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种棉花的麻烦还没有完，我又碰上了四川水利方针的争论。我又受了夹磨，在第一把手的脑子里留下最恶劣的印象。
四川的农业生产一直不稳定，最根本的就是每年都要程度不同地受到旱涝之灾，特别是旱灾，比如川东川中一带的伏旱，几乎年年都有。因此兴修水利，是农业的头等大事，而采取一个什么水利方针，就成为我们科学技术部门最关切的事。我们曾经找专家作过一些调查，特别是中国科学院派了许多科学家到四川来进行综合考察时，我请他们特别关注这个问题。我陪他们在各地作了考察，开过许多专家和农民群众的座谈会。
这时我们的第一把手也在他亲自的考察下，提出一个“以机电提灌为主，提蓄结合”的水利方针，在全省雷厉风行地执行。于是把每年从中央要来的钱几乎都投入到购买机械提水设备上。钱花得十分可观了，许多地方都见到沟边田角安得有小水泵，许多地方都出现几级提水站。这当然也产生了许多效益，解决了部分问题。
但是中国科学院来的一些水利专家，在四川各地考察后，特别是我陪他们在容易闹旱灾的川北川中一带考察，并举行过许多次农民座谈会后，他们认为，要根本解决四川的水利问题，首先要大搞绿化，涵养水源。他们在考察中发现，四川的自然植被，破坏得相当厉害。这自然是历史造成的，大办钢铁，四川不落人后，森林破坏得不少，这且不说。他们认为，为今之计，要留得住水，必须大搞绿化，川中一带丘陵地区，要叫那些一座座小馒头山头，戴上“绿帽子”。
这时，他们发现四川正在学大寨的名义下，大搞改土，炸山头，造小平原，科学家们以为不可取。这把山头的绿帽子全炸掉了，水土流失更严重，炸出来的赤裸的石谷子地，没有多年的风化，也无法种植。所以他们提出给小山戴绿帽子的问题。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们的第一把手的创造，学大寨在四川的具体实践，在报上大肆吹嘘过的。当时我们有些农学家向我们科委反映，不以为然。但是学大寨那时在全国雷厉风行，是农村头等大事，而大寨那样流大汗，促大干，战天斗地，移山倒海，造小平原，丰衣足食的精神，我们正可以炸山头，造小平原来体现。我们哪敢去表示异议，这是学不学大寨的事，也就是革命不革命的事。这是当时普遍的说法。
陈永贵后来到四川来视察，我陪他坐车去视察学大寨的标兵重庆堡堂大队，在路上他也这么对我说过。在路上他指一指两边的小馒头山说：“你们喜欢吃馒头，我们喜欢吃烧饼。”我一时没有领会过来，他用两个手掌压一压的手势说：“你们把那些馒头压成烧饼嘛。”
哦，我明白了，他希望我们战天斗地，把那些馒头山都改造成小平原。我也不知天高地厚，当时竟然对这位北京来的大人物说了一句顶牛的话：“大寨那些地方是土山，好压，我们这里是石头山，这馒头要压成烧饼，难呀。”他马上立起眼睛看了我一眼，说：“要革命，还怕难吗？”我再也不敢吱声，我知道这是革命不革命的问题呢。
现在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对于四川学大寨，揭绿帽子，炸小山头，造小平原表示异议，认为有问题。我们也知道有问题，但这是学不学大寨的问题，我们只好存而不论，还是说眼前水利怎么搞的问题吧。
这些专家就眼前四川的水利方针，提出与省委不同的意见。他们认为，在一般的情况下，四川的水利方针应该是“以蓄为主，提蓄结合”。有的地方要安提水站，是永远必要的。不过就是水抽上去了，也要用水库塘埝把水蓄起来备用才好。因此他们认为搞水利的钱，不应该大量投入在机电提水设备上，而应该投在蓄水工程上。
我知道所谓四川的水利方针，其实就是第一把手首先提出来的方针。科学家提出与省委不同的水利方针，其实就是和第一把手不同的水利方针。这使我很为难。两边无疑都具权威性，虽然权威的性质不同。如果让我选择的话，我勿宁尊重科学家的权威性。因为水利问题是一个和自然打交道的技术问题，自然规律并不因为谁在政治上有权威性而屈从于谁，相反地，哪怕你是天王老子，你要不服从自然规律，你就要受到无情的惩罚，你想怎么发挥政治挂帅的威力，也是无济于事的。这一点，在“大跃进”中，已经得到充分的证明，这种惩罚（经济的严重衰退，普遍饿肚子招来人的大量死亡）是够惨重的了。我是搞科学的，不想再看到违反科学而受到自然惩罚的事。
而且我陪科学家在川中举行农民座谈的时候，我亲自听到农民对于“以机电提灌为主”的水利方针不满意的说法。有的农民说：“你安一个抽水机在田坎上，天旱来了，田里没有水，沟里也没有水，你抽个球！”他们的意思，有没有抽水机不要紧，要紧的是叫沟里留得住水。有了水，用桶挑也可以挑到田里去。那个时候有抽水机当然更好。农民的一席话，简直就是给科学家们提出的“以蓄为主，提蓄结合”的水利方针，作了最形象的说明。群众观点不是我们的基本观点吗？就群众观点来说，我也应该赞成科学家们的水利方针。
但是在我处的环境里，不承认政治上的权威性，就可能有现实的惩罚落到我的头上来。在种棉花的问题上，我已经尝到了苦头，不想再落入这样的怪圈里去。因此，——现在说来自己还脸红，也可以说我真是卑鄙！——我建议他们在报告中可以如实写，但是不要在口头汇报中说这个问题。他们考虑到我的难处，也这么办了。可是我的如意算盘并没有打通，结果还是让第一把手知道了。因为科学家们在学术界做学术报告时，还是说出他们认为正确的四川水利方针。通风报信的人总是有的，甚至我怀疑有以这为职业的人，很快就反映上去。而且立刻就反馈回来：这又是马识途在捣鬼，是我在顶着干。当然是分析和估计，因为在哪里也找不着我反对水利方针的话。
怎么办？有前例可缘，进行“学术争鸣”嘛。于是在党报上又大争大鸣起来。不过一仍旧贯，一面倒。一切争论文章都是说“以机电提灌为主”的水利方针，是多么正确，多么合于实际。因为提出这样的水利方针，是领导亲自做了大量调查才做出来，自然是多么正确和英明了。这种文章的谄媚，我现在是记不清楚了，但我当时读了感到的肉麻，却还有残余的记忆。这回争鸣中没有再点我的名，不胜感激。但是那字里行间有所指，还是看得出来。而且可以触发人的联想，指的是谁。我没有再理会，也无从理会，听之而已。
但是我怎么想息事宁人，想苟且免灾，也没有逃脱。真是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落。有一天，我们的部长忽然打电话给我，要我马上到他的办公室去。听那口气，我就心里发虚，不知道是“哪一河水又发”了。
我到了他的办公室，才坐下，他就指着摊在办公桌上的一张报纸上的一篇长文，问我：“你看到这篇报道了吗？”
我一看，是一张最近的《人民日报》，题目是《南方水利方针座谈纪要》（大概是这样的，记不很准确了，查当时的《人民日报》一定可以查到）。这篇大文登了半版，已经被部长在那上面用红笔划了许多红道道，有的大概认为很精彩，加画了圈圈，我一看，是说到四川的有关部分。我的确还没有看到，便率直地说：“我没有看到。”
“你看看。”他用命令的口吻。
我奉命读了。原来是一些农业和水利专家座谈南方农业和水利方针的一个《纪要》，我认为记得很好。其中谈到四川水利方针时，明确地提出“以蓄为主，提蓄结合”。大概这就是部长认为的文章的要害了。然而更关键的是文章的作者。作者不只一人，其中有一个是署的“张先婉”，名后注的是“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他指着名字问：“这个人是你们分院的吧，你认得吗？”
张先婉，我当然认得，是我们下面生物研究所的一个女研究员，工作很不错，经常在农村跑，吃得苦。我下去看，她打起光脚板，在田间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就回答：“认得，生物所的骨干研究人员，很不错。女的，是一个共产党员。”
他问：“她在这篇《纪要》中写到四川的水利方针，是经过你同意的吧？”
他一下就把矛头指到我的胸前了。他想一定是我在玩阴谋，指使专家故意这么写，来和第一把手顶着干的。其实是以他之心度我之腹，我完全不知道这回事情。我说：“我完全不知道。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开的这个学术座谈会，我也不知道。”我只能如实回答。
他不大相信的样子，但是没有确实证据，不好硬说是我指使干的。但是可以明显看出，他们在背后已经研究过，一定以为是我在捣鬼，要理抹我。他一时没有办法，便说：“她是你们下面的人，还是一个共产党员，敢于公开反对省委的水利方针，你不应该负责吗？”
我真不想负这个责，我说：“过去中国科学院没有这样的规定，研究专家参加学术会议，发什么言，要经过领导审查。这个会议，这篇文章，我事先一点也不知道。”我真想补充说“要说负责，你是正院长，不是你首先要负责吗？”但是我不敢这么说，咽了回去。
他没辙了。过一会儿，他终于说了：“专家，她首先是共产党员，敢于公开反对省委（他绝不敢说是反对第一把手，其实明明是这个意思，不然他为什么这么着急地来清查这件事？）的方针政策，这是政治错误，应该进行批判。你回去就组织这个批判。”
领导的指示，我不能表示反对，但是我要明确责任。我说：“好，我回去就说是奉你院长的命令，对她进行批判。”
他想不负责任，说：“怎么这么说？就是你们分院党委决定的嘛。”
我说：“那我回去还要开一次党委会才行，能不能通得过，我不能保证。”我的确没有把握说在院党委会上能通得过，因为党委的人都是多少具有科学知识的人。
“你是党委书记，为什么不能保证？”他好像以为在我们那里也当然应该是“书记说了算”。
我说：“我尽力而为。”
临走时，我回过头去，对他冷冷地说了一句：“这篇文章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我们追究一个在中央党报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如果反映上去，那是什么问题，请你考虑。”我转身就走了。
我回去还没有召开党委会研究，第二天下午，他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来，没有找到我，晚上打电话到我的家里，找到了我。他问我：“昨天说的批判会，还没有开吧？”
我说：“党委会还没有研究呢。”
他说：“不要开了，这是学术问题。学术问题嘛，还是百家争鸣吧。”
“哦。”我哦了一声，他把电话挂断了。
到了第三天早上，他又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里来，对我说：“昨天说的那个批判会，不要开了，你听清楚了吗？”
我说：“听清楚了。”
我在琢磨，他为什么这么着急打两次电话来，叫我不要开批判会呢？他一定是把我昨天对他最后说的那一句有分量的话，汇报上去了，上面的领导不会不想到，一个地方竟然批起《人民日报》的作者来，那不是在闹独立王国吗？风闻北京早有四川闹独立王国之说，这不是提供新的证据吗？所以打电话叫我不要批判了。大概还不放心，所以第二天又打一次电话来。
这真是有趣的事。
种棉花和水利方针的争论这两件事情，在领导的记忆里，一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在采取把我下放的动作后，大概还觉得不够过瘾，于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把我拿回来祭旗，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