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妻子惊惧而死
我被恩准每天下午到医院去探视妻子的病。但是我不想让病重的妻子知道我已经被隔离审查了。我和“陪同”我去的人说好，他们不要押我进病房去，于是他们就在病房外的走道里游走，等我出来。这既尽忠职守，又有人情味，我很感动。
最恼火的是我进病房要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和她有说有笑，真是太难了。我已经大祸临头，怎么能做到若无其事呢？有时难免不有露馅的时候，比如有时我坐在她的病床前发呆，忧思不已。她看我明显地消瘦了，神色恍惚。就问我有什么事情。我只能顺着她宽慰我要我不要为她的病忧虑的思路，说些不相干的话。她哪里知道我已经陷入天大的灾难里去了呢？看她病得那么重，想起我们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生死与共，甘苦备尝，没有过多少心情舒畅的日子，而今她重病在身，生死未卜；偏偏我又落入到人家为我张开的天罗地网里，前途吉凶难定。我一想到这里，真是悲从中来，很想在她的面前痛哭一回。可是我只能把辛酸泪往肚里流，五内如焚。特别是她问起我们的三个孩子怎么样了，他们为什么不来看她，我更是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只好编些道理来骗她。日子多了，再也说不过去。我只好通知在第四中学的女儿去看妈妈，先和她说好，不要让妈妈知道我的情况。女儿因为我的关系，在学校成为“狗崽子”，没有资格参加红卫兵，却由一个红卫兵同学陪着来，也够惨了。亏得我妻这时病体不好，说话困难，没有问什么，她只用柔情的眼光望自己的女儿，心满意足的样子。女儿在病房没有呆多久，就被同来的臂上戴着红袖章的同学催着回去了。小的两个孩子她很切望，我却没有带去看她，她哪里知道我的心有如刀割。
但是事情终于败露。有一天一个医生来查房，他的手上拿着一份报纸，站在我妻子的床前。那时报纸上天天有批判我的大块文章，标题很大，一眼就被我妻子看到了。我非常狼狈，不知如何是好。医生走了后，我妻反倒是心平气和的样子问我：“那报纸上登的是什么？怎么说你是反革命？你怎么了？”
我沉默不语，我还能说什么呢？
她说：“你不要因为我有病，就不告诉我实情。什么大风大浪我们没有见过？我还受得住。其实前两天我在早晨的大喇叭广播里听到一点了。”
“怎么？你已经知道了？”我大吃一惊。我还没有再说一句话，眼泪已经成线线地流下来了。她反倒安慰我：“我们不是反革命，我相信总有一天搞清楚，党的政策，不冤枉一个好人。”
我说：“但是现在……”我没有再说下去，我不想告诉她，有人多年处心积虑地想搞我，现在机会来了，他不会放过我的。过去他整过的人不少，只要他还在，翻不了身的。我这一辈子是莫想翻身的了。想到这里，更觉伤心，眼泪怎么也止不住涌出眼眶。她虽然还安慰我，说：“我们的历史是我们自己写的，谁也没有办法篡改的。”
我说：“但是……”她也止不住把头转向一边，凄然饮泣起来。
押我来的人在病房门口露了一下头，催我回去了。我只得道声保重，退出病房，被押上汽车。我似乎有一种不安的预兆。
果然第二天的下午，医院给我送来了她的病危通知。我赶到医院去，她已经昏迷了。医生说，她的病情昨天晚上突然恶化，出现脑水肿，看来是不行了。我喊了她很久，她终于醒过来了。见我坐在她的面前，趴在她的身边，她凄然向我微笑，但是说不出话来。我也无话可说，她战胜了死神，多么不易呀。医生说，她竟然还能醒过来，算是奇迹。
显然她已经预感到她不行了，她正在积蓄力量，要对我说什么。过了好一阵，她终于说出了一句话：“我的三个孩子，要给我拉扯成人……”她的嘴还张着，再想说什么，但是说不出来。
我怕伤她的心，我不敢哭，呆呆地望着她，紧紧地抓住她的手。她好像从我的握手中获得了力量，坚持着张开眼看着我，有时甚至还显出一丝微笑。
押我来的人又在病房门口露了一下头，这就是告诉我该要回去了。但是妻子正在弥留之际，我怎么能离开她呢？我走出门去，告诉他们，我不走了。他们没有得到领导的批准，当然不同意。我简直想骂他们，我的人都快死了，怎么这么不通人性。但是没有说出口。我知道他们也是莫奈何。我坚持不走，医生也帮我说，人家的人都快落气了，怎么这么无情？要他们打电话请示去。领导终于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准我留下。
我的妻子竟然奇迹般地坚持到晚上，终于再度昏迷，我怎么叫也叫不醒她了。她的生的意志竟然是这样得强，一直坚持到第二天早上，没有落气。抬尸的担架停在病房门口等着。忽然我感到她的手在我的手心里有一点暖气，她的脸上现出一丝红晕，她竟然慢慢张开一丝眼睛，盯住我，从她的喉头挤出一句模糊的但是我听得清的话：“你不是反革命，我相信总有一天……”于是她慢慢地闭上了眼。
我不让小工进来抬走她的遗体，我趴在她的身上哭，直到她的身体再也没有一点热气，她的紧紧抓住我的手指的手完全僵了，我经过努力才拔出我的手指来。
应该感谢我的领导，给我几天假，不开我的批判会，让我料理后事。她的遗体停放在殡仪馆。她是一个革命一生的响当当的共产党员，然而因为我的关系，没有在她的身上覆盖党旗，除开我的三个孩子和兄弟、妹妹、侄儿女，没有朋友来告别。只有她工作单位派来办后事的几个人和我的机关办公室的老宋以及押着我的人，一起送她进火葬场。我的眼泪不多了，三个孩子竟然不知道怎么哭，吓得呆了，不相信他们的妈妈从此见不着了。
后来我在流放中和狱中做了几首诗来悼念她。一首七绝诗是送葬回来写的。
悼亡人
百年好合竟成灰，
青丝红颜黑土堆。
江水滔滔流不尽，
长风怒号乱云飞。
一首七绝诗是我被关进监狱后，妻子的周年忌日，我想祭奠她，酒菜、纸钱都没有，只有以三杯清泪为奠。
狱中祭亡人
铁窗风雨奈何天，
往事苍茫尽幻烟。
酒菜俱无难设奠，
三杯清泪洒窗前。
另外一首诗是我被押着流放到峨眉古庙中时，正是秋风白云，黄花盛开，远怀亡人，愁思不已。几乎每晚上都梦见我妻来看我，捉襟相对，作牛衣之泣，醒来还见冷月破窗而入，远涧猿啼不已，一片凄凉景象。于是吟成七律诗一首。
古庙怀亡人
黄花满地为谁开？
古刹秋风寄远怀。
怜我朝朝愁里过，
感君夜夜梦中回。
捉襟犹问深山冷，
拂帽还嘘鬓发寒。
无奈啼猿惊好梦，
惟余冷月破窗来。
2 但期来生复团圆
我被宣布隔离审查后，不能和其他干部往来。不准和我的亲朋见面，甚至不准和我的孩子、弟妹侄儿女见面，真是太无人情了。我一个人呆在二楼上我的那一间办公室里，与三条汉子为伍。他们也不和我说话，太苦恼了。伴我的只有几本《毛选》，一套马恩和列宁选集，还有一本“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毛选》我真的通读了一遍，起初是真心诚意地想从这部书里找到改造自己思想的门径。《毛主席语录》更不消说，读过几遍，许多条我都能背得，我以为那里面许多名言，对于中国人民取得解放斗争的胜利，的确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但是他说的一切，都是从他当时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出发的，有针对性的。不可能在任何情况下，他说过的每一句都是永久的真理，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可用的。如果这样，那就是他说的都是绝对真理了。有一点哲学知识的人都知道，这是荒谬的。哪里会有某一个人说的话，句句是真理呢？但是后来在林彪元帅的鼓吹下，的确形成至少《毛主席语录》上的句句都是真理，什么时候什么地方都可以用了。于是大家都把《毛主席语录》作为自己想达到任何目的的最方便的“万用工具”。作为自己做任何事情的根据和护身符。不要说他们在对我进行大批判时，许多批判勇士随便断章取义，胡说八道。甚至出现了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造反派几派之间争权夺利，互相打起来时，都自称是毛泽东的勇敢卫士，誓死捍卫毛泽东思想，都善于用《毛主席语录》的话，来批判对方。这就是当时大家所熟知的“打语录仗”。其实不过是大家断章取义，为我所用地把毛泽东的话当作批判别人攻击别人的武器，甚至是杀人的软刀子。这和毛主席的原著有什么相干呢？这样实际上是亵渎了《毛主席语录》。这样一来，便把我读这些经典著作的口味全败坏了。除非是我也想从其中去找寻于自己有利，为自己辩护的话句，否则也不想去认真地学习了。
我订的几份报纸，每天准时送来，也让我听收音机。但是打开报纸一看，或者扭开收音机一听，几乎全是杀气腾腾的大批判文章，许多文章都是批判我的。那样地造谣诬蔑，含血喷人，令人生气，我也不想再读再听了。幸喜得我在书桌里找到一本《唐诗三百首》和一本《诗韵集成》。我把读唐诗作为我排遣时光最重要的办法。因为有韵本在手，我也可以捡起儿时作诗的功夫，作起诗词来了。想起我目前的不幸遭遇，苦坐愁城，度日如年，感情激动不已，诗兴勃发，便一发而不可止地吟咏起来。成为自己的一种快乐，一种享受。这两本书后来一直伴我，成为帮助我写出许多诗词的伴侣。
我被软禁后，怕我和什么人订立攻守同盟，除非是在批判会上，我不得和其他干部相见。我行事从来光明磊落，没有干像他们某些人那样藏着掖着的事，我干的都是明摆着的，有什么攻守同盟要订？但他们硬要不准，倒也罢了。甚至不让亲朋来看望我，说是怕他们来安慰和鼓励我，影响我的反省和检查，真是毫无道理。这且不管它。甚至不让我和我的家人和孩子们相见，这就太没有人情，太伤感情了。我在成都的三个孩子都还不大，没人照看是不行的，他们不是不知道。可是就这么绝情，不让孩子和我住在一起，我只得托给我的弟妹侄女收容。后来几经抗诉，才准家人和孩子有时来看我一下。爱人已死，家人离散，儿女流落，真是家破人亡了。人间惨事，都落到我的头上。难道这就是我出生入死地干革命的报应吗？
我的弟妹侄女来看我来了，给我带来了炖的一缸鸡和我喜欢吃的菜。他们当然知道我是受的冤枉，还有什么好说的，只有相对无言，唏嘘不已。他们只是劝我保养身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冤枉总有洗雪的一天，努力加餐饭吧。孩子们则绕膝呜咽，天昏地暗，使我痛哭失声，五内俱焚，肝胆欲裂。问起来更是痛心。我那个在北京的大女儿，就是她生下来便跟她的妈妈坐牢，妈妈牺牲后下落不明，找了二十年才找到的那个女儿，怎么样了？我挨了冤枉后，曾给她写了一封诀别信，告诉她我已被打成反革命（我不是反革命，是被“打”成的），身陷牢笼，此生休矣。我向她致歉，她作为一个工人家的女儿多好，结果被我找了回来，才不过几年，却要跟着一个“反革命”的爸爸受苦一生了。我发信后，至今不见回信，不知怎么样了。家人都不知道她的情况，不胜叹息。我的在中学读书的女儿，也因受我之累，成为狗崽子，不能参加红卫兵，反受同学侮辱。听说他们学校有吊打狗崽子的事，令我忧心。三个孩子因为在机关食堂打饭，受到歧视，又因我家的窗玻璃，被革命成性的大人纵使无知小孩，用弹弓打烂，两个小男孩子去理论，结果打起架来，又受了委屈，也叫我痛心。孩子何辜，跟我受罪？后来事情的发展更为恶劣。我的家被抄没，孩子扫地出门，流落街头，多靠亲人收养，才算活了出来。我真是对不起孩子们呀。
家人和孩子们走了后，当晚彻夜难眠，我写了一首七律诗：
囚楼寄弟妹子侄
囚楼风雨度流年，
苦坐愁城又一天。
已历千灾人欲死，
更经万劫命难全。
唏嘘弟妹输珍味，
呜咽娇儿哭膝前。
似海深情无限恨，
但期来世复团圆。
我边写边哭，可说是用我的心血写成的。这首诗我设法送出去以后，感到太消沉。我不相信我的冤案永无申雪之日了，我还要活下去，我还要斗争。过去许多次我陷于必死之境，却终得脱险。现在到底是我们自己的天下了，难道会冤沉大海，万劫不复吗？于是我又用了一个不眠之夜，另外写了一首七律诗，设法再寄给他们，以免他们误会，以为我将寻短见了。
囚楼再寄弟妹子侄（反前诗意而用之）
通身正气发冲冠，
历尽暗礁与险滩。
苍鹫穿云风雨急，
白鸥击浪海天宽。
东篱黄菊凌霜发，
北岭红梅傲雪欢。
何必低眉愁欲死？
昂头扶舵向狂澜。
我在床上辗转反侧，做完这首诗后，天已发白，我却睡着了。我真的梦见我变成一匹苍鹫，在天空穿透那沉沉的黑云，寻找它的仇敌。忽然又成为一只海燕，如闪电一般在大海狂涛上飞驰。我再也不低眉下气，而是抬起高贵的头，把握自己的命运，迎向时代的暴风雨。
3 斗争升级
我们机关的运动更深化了，我被隔离起来后不几天，就看到机关干部几乎人手一套我的作品翻印本，一共五册，这当然是作为大家批判我的资料。真可说是印刷精良，装订整齐，没有一个月能印得出来吗？可见早已作好批判我的准备了。只是叫我奇怪的是，好像常务书记事先并不知情，不然他不会在电话里同意我可以不回机关来。可见第一把手把我抛出来批判，未必得到了常务书记和那位好心的书记的认可。然而这也没有什么奇怪，第一把手的“我说了算”，一意孤行，本来是无人不知的。
对我的批判升级了，题目增多。特别是7月10日开始，在所有的大报上点名批判我，在“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识途揪出来”的大标题下，整版整版的批判文章出笼了。后来才知道，第一把手早就叫“文革小组”，调兵遣将，精心挑选一批“笔杆子”，住进高级宾馆，开着高级房间，吃着美味伙食，学习北京那根“金棍子”批《海瑞罢官》的标准笔法，养成从鸡蛋里也可以挑出骨头来的本事，从我的那些所谓“毒草”作品里找出靶子，专写对付我的大批判文章。我不知道他们写那些批判文章时，脑子里是怎么想的，那样地昧着良心胡说八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无中生有，含血喷人，那样地强词夺理，造谣中伤，乱扣帽子，侮辱人格，真是一点也脸不红心不跳吗？但是后来一想，我不能怪他们，只觉得他们可怜。他们被人当枪来使，也是出于无奈。这就是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不是挨整，就是当整人的工具。
批判我的范围也扩大了。不仅在本机关里批，报纸上批，而且凡是我过去工作过的单位，都批。连我认为曾经给他们办过好事的蹲点大队也在批。不仅把我放在部里批，也弄回科学分院批，全西南局批。连与我毫无关系的单位也在批，甚至有的要来借我这个活靶子去批。满墙满壁的大字报在批，那就不用说了。其声势虽然看来浩大，但是我知道这都是由一个发动机在发动，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批判的。说穿了不过是体现第一把手的威风而已。
从此，我再也不信一切善意的恶意的、半真半假的劝勉、说服、教育的话了，那不过都是领导精心设计的圈套和陷阱。我再也不想反省，再也不考虑我的什么进一步深入检查了。真是债多不愁，虱多不痒，他们骂我是“死猪不怕开水烫”。随你批来斗去，我自岿然不动。我已下了“且喜此头堪一割”、“抛却乌纱听杀头”的决心，看你几爷子能把我折腾成什么样子。
后来果然听说，我们的第一把手发下话来，他早已有了打算，说这一次计划要捉二十万右派分子（他当时把在学校和机关里开始造反的人，都定性为右派分子），叫马识途带着到大凉山去开荒吧。虽然我知道真要弄到大凉山去开荒，我这把老骨头肯定要埋进那荒山野岭里了。然而我听了反倒高兴，我被荣封为二十万右派大军的草头司令，真是不胜光荣之至呢。
我这样的心理状态，对我来说，也许正是好事。以烂为烂，破罐子破摔，一切都不在乎。怎么批怎么斗，我都见惯不惊，处之泰然。由于我想得开，所以没有像后来运动深入发展，大火烧到那些权力在握一贯自以为正确的领导人的头上，他们突然被拉下马来，功名扫地以尽那样的难堪。或者像那些为人耿直、作风正派的人，由于无理遭到诬蔑和凌辱，难以忍受小丑跳梁的现实，便想不开，受不住，或者自残，或者自杀那样以悲剧告终。更不会像那些走投无路的人，忽然发现有机可投，于是去卖身投靠，戴上“加官”，上蹿下跳，结果北京“四人帮”垮台，树倒猢狲散，落得个身败名裂，遗臭万年的下场。我呢，早已成为他们说的“死老虎”，批吧，我天天在恭候呢。
部里的和科学分院的批判会当然还是勒令我参加。唇枪舌剑，口诛笔伐，无限上纲，也是当然的事。只是日子拖了近一月，牛皮榨，榨牛皮，听得大家都觉得厌烦了，以致我看到有一个批判战士无聊得用笔在纸上画起人人来。我呢，起初因为要表示我的诚意，不得不在笔记本上做记录，后来我也实在厌烦了，不想再记了。因为不做纪录，我又不想听，有时就打起盹来，批判战士们也不如过去那么声色俱厉地纠正我了。
起初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才风闻“文化大革命”发生了奇妙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