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在“忙”中安身立命
在我一生当中，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我很坦然地接受，因为我知道人生必须要经过千生万死才能走过来，是生是死，是好是坏，我都要去面对。
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勇气
一九六七年，刚开辟佛光山时，一片刺竹荆棘，到处深壑崎岖，可谓“地无三尺平，竹比三丈高”，许多人见了都却步摇头。有一天夜晚，我在草寮里看工程蓝图的时候，对身旁的心平说道：“看来开山建寺很不容易啊！”心平立刻回答说：“师父，记得您过去在宜兰时，常常告诉我们：‘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勇气！’我愿意跟随您的脚步，突破一切难关。”心平不愧最早随我出家，最能了解我的心意。
记得一九四九年刚来台时，这里的佛教因神佛不分，不重义理的提倡，被知识分子讥为迷信之流。宜兰偏处一隅，居民更是保守难度，当我在一九五二年来到此地，目睹信佛者多为不识字的老先生、老太太时，不禁心生一念：“我不相信这么好的佛理，知识青年会不向往，我偏要如过去所愿，向青年人弘法传教，我要向困难挑战！”于是一向羞涩的我鼓起勇气面对大众，凡见到一个青年来到寺院，就为他端茶接待，并且耐心地和他讲话。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心平，翌年他发心随我学佛，四年后出家。
后来前来道场礼佛听经的人日渐增多，记得当时有一位有“金嗓子”之称的张姓女青年，高中刚毕业，只喜欢唱歌，一来寺院就向我抗议：“为什么要拜佛？”我告诉她拜佛的意义，她听了以后，竟然说：“我还是不喜欢拜佛。”我回答她：“那你以后来就不要拜佛，坐着看别人拜佛就好了。”后来她看到我教其他人拜佛，又说：“拜佛这么好，那我以后也要拜佛，但为什么要绕佛呢？……”听完她一阵强辩之后，我对她讲：“如你所说，你可以拜佛，不要绕佛，站在旁边看大家绕佛就好了。”后来，她看着看着，情不自禁地和大家一起绕佛，觉得绕佛也很好，从此她常常来宜兰念佛会听经闻法，要求念佛绕佛，我就这样一次一次地降伏其心。三十年后，我成立国际佛光会中华总会，她率先组织分会共襄盛举，成为佛教的尖兵。
另一位天资聪颖的张姓女青年，在父亲的命令下前来和我学佛，刚开始时她很不情愿，每次来寺院一下子，看到念佛法会的磬鱼响起，就在人群中浑水摸鱼地溜走，但我都佯装不知道，每次她的父亲问起她学佛的情况时，我也帮她掩饰。后来她上我的语文课，越上越有兴趣，还拿日记给我批改，此后一路跟着我从北到南弘扬佛法、开山建寺，她就是现在教界著名的才女——慈惠法师。
年轻的学佛者日渐增加，我带着这批生力军到各地去弘法。我们得付费拉电线、买灯泡，并且搬板凳、贴标语、制作道具、招呼信徒，每次开讲以前，还巡回大街小巷，一面敲锣打鼓，一面高喊：“咱的佛教来了！咱的佛教来了！”我们用这种克难的方式，以宜兰为中心，竟然将菩提种子撒播到台湾各地。
为了引起社会大众对佛教的注意，一九五五年，我在佛诞节这天举行迎佛活动，本来我们计划从宜兰市的南门游行到北门，无奈当时聚众游行乃法所不许，但为了增加信徒对佛诞节的认识，我们还是鼓起挑战的勇气，在雷音寺左右绕了几圈，引起不少民众围观。
一九七五年，第一届华僧大会在台湾召开，当来自各地的华僧到达高雄火车站时，我鼓动信徒前往热烈迎接，原本拟以欢迎方式接到高雄佛教会，遽知来了几万人，因事出突然，我只得灵机应变，向困难挑战。当大批人车走出火车站的大道时，我自告奋勇，高喊一声：“跟我走！”随即拿着教旗在前面阔步领队，只见一路上所有红灯都变成绿灯，整个队伍如入无人之地，浩浩荡荡地通过街衢大道，震动了整个高雄市，第二天成为《台湾新闻报》的头版消息。在当年佛教徒备受压抑的时代，这次扬眉吐气的成果，发生了极大的鼓舞作用。
也由于这个因缘，一九八一年，“世界僧伽会议”在台湾召开时，大家一致要求到佛光山参访，这本不在佛教会的预定行事之内，但碍于众议难违，乃安排上午十一点到下午一点的行程。按理说，这短短的两小时包括巡礼及吃饭，是怎样也不足够的，但我不为困难所挫，那天，我们将来自世界各地的五百余名僧伽接来佛光山，前一个钟头，分成二十队，由娴熟各种语言的出家弟子带领他们参观全山设施；后一个钟头，在朝山会馆席开五十桌，每桌由两个侍席给予亲切的款待，使他们大感意外，咸认在此地感受到台湾佛教蓬勃的朝气。
年轻时读到法显、玄奘等诸位大师印度参学的壮举，时生向往，直到一九六三年，我才有机会随团走访印度。在出发以前，就有很多人说印度人对中国人如何不友好，我们仍然克服溽暑，排除万难，来到这佛教的祖国，以亲善的态度赢得当地民众宝贵的友谊，最后连印度总理也在百忙之中接见我们。这一次的访问经验之后，增加了我的信心。
一九七〇年，我亲自率领近二百人的弘法团朝礼印度圣迹，是佛教史上阵容最庞大的朝圣团。当时，印度的观光事业不发达，卫生条件也不好，在困难重重中，我们居然包了两架专机，一架载人，一架除了运行李之外，装满了赈济当地贫民的粮食、衣物、毛毯，最难得的是二十一天的行程当中，团员们个个都欢喜愉快，健康无病，让当地导游都啧啧称奇。
经过这一次的带团历练，后来的几次朝圣就不为难了。直到第七度，应北印山区拉达克佛教徒之请前往弘法，才感到最为艰辛困苦。记得我们爬上四千米、寸草不生的峻岭时，已是上气不接下气，秉持着“向困难挑战”的决心，我忍着头痛欲裂的高山症，到各处访问开示，主持皈依典礼。
一九九〇年，为了凝聚佛教徒的力量，我组织国际佛光会，短短六年之间，我走访世界各地，在全球五大洲成立了一百多个协会，会员近一百二十万名，成为世界五大社团之一。一九九一年，我跌断腿骨，从手术后的第三天，便开始到各地佛光会弘法开示。一九九五年，我心脏开刀之后，也在一个月以内，借着走访美加视察会务之便，登上海拔四千公尺的落基山脉。凡此，都证明了困难并不足畏，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正视困难，化解困难，视困难为人生进步的踏脚石，要有“向困难挑战”的决心。
在推动佛教艺术方面，我也是凭着“向困难挑战”的毅力开创新局。初到台湾，看到许多青年男女闲时以歌唱自娱，不禁感叹佛教过去虽然借着优美的赞偈梵呗度化了许多信众，但到了今日，因词意难懂，乐曲古雅，以致不易融入现代人的生活之中，殊为可惜！于是我开始撰写歌词，却苦于没有韵文的素养，但凭一颗“不向困难屈服”的愿心，居然也完成了《弘法者之歌》、《菩提树》、《快回归佛陀座下》、《西方》等许多首现代佛教歌曲。
一九五三年，为了弘法的方便，我首开先河，组织佛教歌咏队，一向不喜欢歌唱的我，不但为队员请老师、抬风琴、印乐谱、搬椅子，还要勇于承受保守人士的抨击毁谤。四十年来，我们从乡村唱到都市，从国父纪念馆唱到展演音乐厅，从台湾唱到岛外，从录音带制作到碟片发行，佛教乐曲终于被大家所喜爱接受。回忆当初如无向困难挑战的精神，何有今日？
年轻时我就立志为佛教设立一座宝藏馆，同道们得知，都笑我一文不名，异想天开。如今许多人见我在全世界拥有七个佛教宝藏馆，都以为我神通广大，其实三十多年来一点一滴收集佛教文物的辛酸，实非笔墨可以形容。
办佛教杂志弘扬佛法也是一连串“向困难挑战”的奋斗史，撇开写作的艰辛不谈，像《觉世》，从旬刊到杂志，光是工作的地点就搬来搬去，从台北三重埔的大同南路到信义西街，从高雄市的中山一路到鼓山区的寿山寺，从大树乡佛光山的智度堂到东禅楼，到现在的如来殿。出版的方式则由报纸代印到邮局发行，从几个人从事包装到现在佛光山数百位学生帮忙套袋。记得一九六三年时的一场台风下来，社址所在的三重市变成水乡泽国，我们拖着疲惫的身躯连夜抢救；在佛光山又遇到几次洪水泛滥，我们冒着生命危险将资料档案运送到较高的地面。今天《觉世》能够拥有一九五七年创刊以来的合订本，可说是全体工作人员不畏困难，得来不易的成就；每月发行四十万份以上的杂志，历四十余年，也可以傲视历史，如无向困难挑战的决心，何能臻此？
一九七九年，我另行创办佛教第一本综合月刊——《普门》，在当年人力、物力、财力都很欠缺的情况下，又是一件“向困难挑战”的创举，我们凭着广度众生的信念，勇渡难关。近十年来，台湾的杂志社有如雨后春笋一般林立各地，为了吸引读者，充实内容，我作不请之友，在忙碌之余，发心为普门提供“日记”，这一记就记了八年岁月。后来又增辟“百语”专栏，一写又写了六载。我刚来台湾的时候，曾经就着草地、缝纫机或捡来的木板上写作度众，如今在忙碌的行程中，为了及时提供《普门》的文稿，汽车、飞机的座位、讲经弘法的角落全都成了我的书房。
弘法度众的艰辛还不足道，开山建寺才是无比困难，佛光山深沟连连，光是搬运砂石、移山填壑就十分困难，而这里土质又奇差无比，遇水松软，常常好不容易建好的工程，一场雨下来，就被洪水冲垮。为了挡水，我经常率领徒众冒着狂风暴雨，搬沙包，运石头，甚至连自己的棉被都拿出来应急。一九七七年，初创普门中学时，正逢台风来袭，不但吹来的焚风所到之地草木皆枯，而且过境之后豪雨不断，处处成灾。普门中学生活大楼坍塌了，我们一面冒雨抢救，一面为新生办理报到。
数年后，又一场台风，高雄县多处成了水乡泽国，普门中学的山壁也被洪水冲倒，我们一面自力救济，一面为台湾灾区筹募赈济款项。
随着来佛光山的信众日增，相继兴建的朝山会馆、麻竹园、檀信楼已不敷使用。数年前，为了建一座可容八千人一起吃饭的大楼，我再度“向困难挑战”，在经济拮据、施工不易的情况下动工，光是奠基时，打到地下的木桩就有四十公尺之深，如今云居楼终于完工，计有三万六千米建坪，一、二楼没有一根梁柱，上面还有四层楼，人称世界第一。
佛光山北海道场因位于台湾北端山区，一年四季雨水寒天，工程经费庞大不说，当地的悍民想尽办法削切山路、阻断交通才是最为棘手的事情。后来在慧传和慧义的建议下，决定另辟道路，东借西补地凑了五千万元的工程费用，总算一劳永逸，解决行车的困难。有一天，担任北海道场监寺的慧传载我上山时，指着那条路对我说：“您看！北海道场多么雄伟壮观！”我笑着回答：“我一路上没有看到你们开辟的道路，我只有看到万分困难下付出的钞票！”
《联合报》副刊描写前柏克莱大学校长田长霖先生在该校奋斗的甘苦历程，其中述说他在柏克莱大学初执教鞭时，因为是东方人，所以租房子常被房主拒绝。读到这一段时，我心里有一种戚戚焉的感觉，因为我在欧美购屋建寺也遇到同样的困难，往往找了一年半载都徒劳无获。像现在的巴黎道场原是一座废弃的仓库，还是几经寻觅，才由江基民居士找到的；目前西来大学的校址，也是辗转周折之后才得到手。岛外开山之艰辛，可见一斑。幸好我的许多弟子都具有“向困难挑战”的精神毅力，才使得弘法利生的工作不致中辍。一九七八年在洛杉矶建西来寺的时候，美国政府抱持质疑态度，偏偏又逢度轮法师暗中诬告，使得申请建寺的过程倍加艰辛，幸亏慈庄、依航不向困难低头，每天冒着寒风一家家拜访，经过六次公听会、一百多次协调会，最后连基督教徒都说“我们的家庭需要西来寺”，天主教徒也出面说明“佛教是正派的宗教”，美国政府终于核准建寺。
永光初到天主教国家菲律宾时，屡逢兵变、地震、风灾、水涝，但他不畏艰难危险，每天都到菜市场去度化信徒，许多贫穷人家的小孩也因此得到如沐春风的教育，当地人对他感戴有加，天主教徒也对他刮目相看。一九九七年二月，他应岷仑洛教区副主教拉米瑞兹神父的邀请，率领佛光山马尼拉讲堂的僧信二众前往有四百年悠久历史的王彬岷仑洛天主教堂，首度代表佛教祝祷菲国新年平安，社会安宁。
数年以前，我们一行数人初抵加拿大多伦多，因人地生疏，租不到房子，到了即将去飞机场的时候，我只好在路边停车，把依宏放下，告诉他：“你自己想办法吧！”他不负所望，尽管遇到诸多困难，仍勇往直前，如今不但借着在当地所学的英语及广东话广招来者，建寺度众，而且还将弘法的脚步拓展到北极地区。
所谓“师资相承”，“克绍箕裘”，千百年来，佛教徒就在相继不断的接力当中完成许多宏伟的事业，也延续了圣教的长远命脉。像栖霞山的千佛岩是父、子、孙三代相继不断的成果；敦煌石刻则是从前秦时期沙门乐樽试凿开始，历时千余年所完成的伟绩，我们在追思惊叹之余，对于前贤“向困难挑战”的遗风，能不勤行效法？月霞法师创办华严大学，因出资者罗迦陵女士坚持学生（里面包括出家人）向她拜年，立即将大学由上海搬到杭州，在一般人看来，礼拜一下很容易，易址迁校却非常困难，但月霞法师为维护佛制，不惜一切，“向困难挑战”。古德仁风，实令人不胜瞻仰！而佛教的教主释迦牟尼佛为上求菩提，下化众生，历经万死千生，累劫精进，终于成就佛道，广度有情，更说明了挑战困难所凭借者，并非自私斗狠的匹夫之勇，而是悲智兼具的大仁大勇。所以外在的困难并不可畏，它正是内在慈悲、智慧、信心、愿力、精神、志节最好的试金石。“向困难挑战”，其实是在向自己挑战，能一鼓作气，通过考验，我们的人生才能从突破创新中获得无限的意义。
要争气，不要生气
一九三七年，日本出兵侵略华北，在杭州经商的父亲于返乡途中突然失踪，根据判断，应该是在枪林弹雨中丧生了。我家本来贫穷，遭此变故，一门孤寡更是受尽邻里欺负。母亲却从来没有自怜自艾，反而以坚强的语气鼓励我们四个稚龄的子女：
“孩子们，我们要争气，不要生气！”
我听了以后，下定决心要力争上游。
那时家乡的经济十分落后，往往要摆渡到运河对岸采购日常用品。然而自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没有人肯为了赚一两毛钱而冒着生命的危险渡河。那年我才十岁，看到这种情形便自告奋勇，将衣服一脱，往头上一扎，跳下湍急的河流里，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将大家所需的用品买办齐全。乡人们常竖起大拇指称赞道：“李家的二小子真不简单！”看到母亲绽开欣慰的笑容，我默默地告诉自己：“我还要更加争气！”
次年，我搀着病弱的母亲离乡寻父，路过栖霞山寺，在偶然的机缘下，我答应寺里的大和尚披剃出家。母亲知道我意向坚决，只好含着眼泪，独自回乡。望着她孑然的身影渐渐消失在眼前，我在心中呐喊：“母亲！您放心好了，我会争气的！”
刚到丛林参学时，由于年纪还很小，我什么都不懂，常常被同学取笑。这时，母亲的话浮上心头：“我们要争气！”于是，我加紧用功，发心工作，果然获得了许多赞美。
初摸索写作时，也有一段令人难忘的心路历程。有一回，老师出的作文题目是“以菩提无住直显般若论”，虽然当时连题目都看不懂，还是非常用心地写了好几张作业纸。老师阅毕发回，评语栏中写着两句诗：
两只黄鹂鸣翠柳，
一行白鹭上青天。
同学们看到，在一旁嘲笑：“老师的意思是不知所云啊！”
下一次的作文课，题目是“故乡”，我认真地构思布局，在交出去前看了又看，自觉是得意之作，数天后发回，老师的评语又是两行诗句：
如人数他宝，
自无半毫分。
先前写得不好，是不知所云；这篇写得好，却被误会有抄袭之嫌。虽然如此，我并没有生气，也没有泄气，反而更加细心地观察事物，揣摩思考。经过一番努力之后，我的佳作频出，老师渐渐对我刮目相看，有时还在课堂上予以褒奖。这时，我随手涂鸦的小诗数篇也陆续在报端披露，更是受到瞩目。我更加深信：受到挫折委屈时，只有自己努力争气才有用处。
或许因为我是家师志开上人唯一的入室弟子，他对于我总是分外严厉。记得有一回，我受到一位师长的责罚，家师知道我受了委屈，遣人叫我去问话。在一番开导之后，问起我的近况，我坦然告诉他，衣单不全，纸笔不周。他不但没有给我丝毫安慰，反而端起桌上的一杯茶，说道：“你以为没有钱，我就会给你吗？明白告诉你，我把喝茶的茶叶钱省下来给你，你也用不完，但我就是不给你。什么道理，我现在不说，你将来自然会明白。”
另一次，我在焦山佛学院读书时，全身生满了脓疮，无钱医疗，在等死的状况下，我强耐病痛，写了一封信给家师，报告我的近况。没想到家师回信的第一句话竟然是：“你那装腔乞怜的信，我已收到。”
面对这些事情的当下，心里的确也感到有些委屈，但是事后仔细反省，我觉得家师是真正爱护我的，如果他对我和颜悦色，百般安慰，乃至给我钱用，让我生活过得舒适一点，我会很欢喜，他看了也会很高兴。然而，他却故意反其道而行，为的就是要我学习在遇到挫折困苦的时候，能够坚强忍耐，自我争气啊！
一九五五年，当我撰写的《释迦牟尼佛传》出版时，浮现在心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要呈给家师指教。由于当时海峡两岸来往困难，我只有辗转托人由香港带到大陆，直到家师有了回音，我才放下心中悬宕的石头。我这样煞费苦心，为的就是要让他老人家知道：我是争气的弟子，我不会让他失望！
一九四九年我初来台湾时，善导寺一张八人座的圆形饭桌，却围坐了十五六个人，我常常知趣地默然离去。
在走投无路之下，我想到或许可以去基隆某寺找我过去的同学。当我们一行三人拖着疲惫冰冷的身躯，冒着寒风细雨走了半天的路程，好不容易到达山门时，已是下午一点多钟。寺里的同学听说我们粒米未进，已经一天，赶紧请我们去厨房吃饭。可是就在这时，另外一个人说话了：“某老法师交代，我们自身难保，还是请他们另外设法好了！”当我正想离开之际，同学叫我等一等，他自己拿钱出来买了两斤米，煮了一锅稀饭给我们吃。记忆中最深刻的是，当时捧着饭碗的双手已经饿得不停颤抖。吃完稀饭，向同学道谢以后，在凄风苦雨之中，我们又踏上另一段不知所止的路程。
由于这段刻骨铭心的经历，我立下誓愿：日后我一定要普门大开，广接来者。结果，二十年以后我实现了愿望，先后在台北设立普门精舍、普门寺。我教导所有的徒众都必须善待信徒香客，直到现在，佛光山的每个分院都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每一餐必须多设两桌流水席，方便来者用斋。对于前来挂单的出家人，则一律供养五百元车资。在现代社会里，虽然清茶淡饭、杯水车薪也许不算什么，但是自信诚挚的心意却是无价的。
后来，我在佛光山开办中学、幼稚园，乃至佛教杂志，也都以“普门”为名，凡此都是取其“普门示现”之意，希望徒众都能效法普门大士的精神，接引广大的众生。
我常常在静夜里回忆往事，想到当年的一些同道们在生活的压力和人情的难堪之下，愤而另作打算，如今不少人潦倒落魄，心中真是不胜感慨！
至此我坚信，所谓的“争气”，并不是争一时的情绪，而是争千秋大业；所谓的“争气”，更不是求一己之私利，而是求众生之福祉。
也就因为这一份为教为众的认知，时时在心湖里激荡起澎湃的浪花，我一生从来不因眼前的挫折阻挠而怨天尤人，或失望退缩。
过了两年，我受聘担任第一届台湾佛教讲习会的教务主任。当时民风保守，一些人又担心我的观念太新，会把学生“带坏”，讲习会从新竹搬到台北后，就不再请我教书。甚至后来圆融尼师创办东山佛学院时请我教书，也终因道源长老的反对而作罢。
我想到与其和他们争论，倒不如自己到别处去争气，所以，我决定暂时放下文教工作，勇敢地面对大众，走上社会弘法的道路。
我并不为个人的荣辱得失感到生气，只是目睹教界的短视近利，不免感到遗憾。为了佛教的发展，为了众生的福祉，我只有另辟天地，自我争气。
“路遥知马力”，“疾风知劲草”。当年大家嗤之以鼻的“人间佛教”理念，如今已成为教界一致认同的目标。这十年来，我马不停蹄地应各地信众请求，在五大洲巡回弘法，甚至世界各地的佛教团体也经常邀请我参加相关的活动。
我以自己的坚持与努力证明了：当我们遭逢横逆时，既不需要哀求怜悯，更不需要愤怒抗争。以愿心为动能，我们一样可以逆流而上；化悲愤为力量，我们依然能够拨云见日。
只要自己肯争气，我们尽可以不卑不亢，择善固执，因为自助而后人助，辛苦的血汗不会白流，大众的肯定终将为我们的努力作最佳的证明。
政治的导向与观念的偏差，往往也使得弘法工作的推展倍增困难，最明显的例子，如三十年前的台湾，只准基督教人士四处传教，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不予认同，即使自己出钱制作电视节目，也遭有关单位驳回，说和尚不可上电视。有一回，我问他们：“连续剧中不是常有和尚出现吗？”所得到的答案竟然是：“那是假和尚，可以说法，真和尚不可以说法。”令人啼笑皆非。我告诉自己：“总有一天，我一定要扭转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与似是而非的观念！”
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终于在一九七九年首开先例，制作台湾佛教史上第一个弘法节目。此后，由“甘露”到“信心门”，由佛经讲座到“星云禅话”，由“每日一偈”到“星云法语”，我游走三家电视台，非但邀约不断，而且从过去自掏腰包的自制到现在电视台自愿出钱的内制。应观众要求而将节目内容付诸文字，所出版的书籍也受到外界出版商的喜好，纷纷前来洽商，希望我能给予他们出版的权利，想到佛法能借此普遍流传，我也都欣然应允。
目睹社会人士对佛教的观感，渐渐由排斥转为接受，由肯定到进一步地赞许时，心中最欣喜的莫过于为佛教争得了发展的空间。
我不但在弘法上努力开拓天地，还积极兴办文教事业、慈善事业，而且都先后获得台湾当局的表扬和肯定。我之所以费尽心力擘画各种佛教事业，固然主要是为了广利众生，另一方面也是想替教界争一口气，改变大众对佛教的误解与否定。
建寺安僧本来是好事，但也麻烦。佛光山一九六七年开山，经过十年的申请，至一九七六年才拿到寺庙登记；福山寺也是历经八年的奋斗，才成为合法的道场；圆福寺则因为地方财税单位主管的刁难，险些被充公拍卖，靠着慈惠过去同事的帮忙，暂缓查封的时间，才在千钧一发中拯救出来。
披览圣典，翻阅教史，诸佛菩萨的不为恶魔所扰，历代祖师的不被乱世所惑，不也是“争气，而不生气”的最佳例子吗？他们基于“不忍圣教衰，不忍众生苦”的慈心悲愿，将全副身心抛洒于生命的时空里，往往所争回的，不仅仅是佛教事业的振兴开展，更是千万人法身慧命的亘古长新。我虽自愧有所不足，但常思追随效法。
反观今日的社会，心中不免感慨万千！一些人为了争取私利，而不惜争狠斗胜，他们即使赢得了一时的胜利，却往往输掉了一生的幸福；即使自己获得了富贵荣华，却危害社会，贻祸子孙。还有一些人在困境当头的时候，不但一筹莫展，反而自暴自弃，徒然使亲者恨仇者快，遑论对国家社会的贡献了。
忙，就是营养
有一段时间，一连有好几位徒众因身体有病而住在如意寮中静养。为我开车多年、曾经担任人事监院的永均法师问我：“那些人看起来身体很好，但每天又无所事事，为什么那么多病？我们每天忙碌不已，身兼数职，为什么反而身体健康不生病呢？”我随口回答他：“因为忙，就是有营养啊！”不料这句话在徒众间流传起来，成为一句法语。回想起来，我的一生的确是因为忙，才少病少恼，身健心安。
童年时代，我就很喜欢忙。每天鸡鸣而起，忙着帮大人插秧、除草、放牛、养鸡，忙着和同伴捉泥鳅、找蟋蟀、玩纸牌、说故事。甚至连吃饭、睡觉都是在忙中度过。即使生病，也是在忙的里面似有似无地打发过去。忙，不但强健我的体魄，也长养我的耐力。
及至我十二岁出家之后，虽然生活方式有所改变，但是忙碌依旧，所以我从来没有适应上的困难。记得那时我忙着早晚课诵、上课读书，忙着出坡作务、挑柴担水，忙着看守林园、捉拿山林小偷、护卫山门，甚至忙着立菩提愿、发增上心，忙着念佛号，忙着打腹稿……几乎到了无事不忙，无处不忙的地步。这样从早到晚，忙此忙彼，不但于己丝毫无损，反倒强化我的身心，增加我的人缘。
由于我经常自动帮忙菜园工作，所以园头不时送我两棵白菜、几粒番薯姜，让我带回去烧汤煮面，与同学共享，彼此皆大欢喜。尤其在隆冬的夜晚，三五好友蹲踞厨房一角，一面忙着偷吃面条，一面忙着闪躲纠察老师，既刺激，又温馨。如今回味起来，依然乐趣无穷。
创办的《中流杂志》每个月出刊时，我总是义务地前往协助包装寄发。一天忙碌下来，不但赢得师长的赞美，而且还能获赠一份杂志作为酬劳，使我能免费阅读，先睹为快。这对于嗜书如命却囊中羞涩的我而言，真是无上的珍宝。
就读佛学院期间，我不但每天发心煮放参（晚饭）供养大众，也时常到常住的织布工厂里帮忙。虽不曾多吃一粥一饭，也未尝得到一丝一缕的赐赠，但在忙的同时，我深深了解物力的艰难与缘起的妙用，一生受用无穷。
所以，在“忙”中，有数不尽的乐趣；在“忙”中，有无限的喜悦；在“忙”中，能安身立命；在“忙”中，能多所体悟。“忙”的生活实在太美妙了！在“忙”中，我感觉到懒惰懈怠实在就是罪恶。
为了照顾一窝刚生下来的小老鼠，我将它们偷偷藏在抽屉里，每天咬破饭粒慢慢喂食。看着它们从全身无毛到一身乌亮，从未睁双眼到活蹦乱跳，我感受到生命之可贵在于跃动不息，身为万物之灵的人类焉能不将自己忙起来呢？
为了同学赠送的几条蚕宝宝，我在读书作务之余，跑全山，摘桑叶，一面注意它们的温饱情况，一面还要避免被老师发现，一直养到它们长大成蛾，破茧而出。这些点滴体验，让我及早深入“虽忙犹闲”的三昧，对于我未来的弘法事业具有莫大的助益。
在佛学院图书馆兼任管理员期间，我除了夜以继日地整理活页文选之外，还经常忙里偷闲，翻看《水浒传》、《三国演义》、《基督山恩仇记》等中外名著。甚至在开大静之后，点着线香躲在棉被里偷偷阅读，直至天亮。就这样，数年之间拜忙中自修之赐，我不但得以遍览群书，更激发对文学的深厚兴趣。
老师的一声令下，我忙着奔走油印，供给教材；同学的一句要求，我忙着整理讲义，装订成本。忙，使我得到师长的肯定；忙，使我得到同侪的友谊；忙，使我意识到集体创作的重要；忙，使我感受到同心协力的意义。在闭塞的深山丛林里，虽不曾阅读“青年守则”，但我早已体会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真谛。观世音菩萨因为二六时中忙着寻声救苦，地藏王菩萨由于时时刻刻忙着地狱度生，所以赢得佛子们的顶礼赞叹。因此，忙是善举，忙是利行，忙是情义，忙是功德。忙，才是佛法的真谛。
刚开始时，为着一个开示，我往往忙了几个通宵，准备讲稿；为了一篇文章，我经常忙了几个夜晚，搜索枯肠。虽然未曾领过任何钟点费，亦未曾得到任何稿酬，但是看着台下的群众由少而多，由点头会意到拍手鼓掌，看着自己的一笔一画印成方方正正的铅字，刊在每期的《菩提树》、《人生》、《觉生》、《自由青年》等报章杂志上，一股强烈的成就感不禁油然而生，充塞胸怀，实非锦衣玉食、华厦美屋之乐所能比拟。在忙中，我充分领略服务奉献，不求报偿的法喜。所以，我能有能无，能苦能乐，能大能小，能进能退。
为了让一本书及早付梓，我曾经守在深山草棚里一个月之久，趴在尘泥地上，以大地为桌案，奋笔疾书，写出我对人间佛教的理想。为了让一本杂志如期出刊，我时时饿着肚子，从台北大理街走到万华火车站，坐火车到老北投，再转公车到新北投，摸黑步行至山顶，将一本新印的刊物交到老法师手上，才松了一口气。每次完稿，望着鱼肚白的天色，再看看表，往往已是凌晨时分。虽然我整天忙得无人无我，无日无夜，但在我不仅未曾减少什么，反而增进了信心道念。
一九五一年，我担任佛教讲习会教务主任，每天起早睡晚，忙着带领学生做早晚课诵、出坡劳动，忙着准备授课及批改作业。此外，还得忙着圈点八十余本的学生日记及辅导学生的生活。一个月下来，整整瘦了五公斤。尽管如此，我的心灵却在忙碌中逐渐提升，我的视野也在忙碌中逐渐开阔。忙，开启人人本具的潜能；忙，发掘方寸自有的宝藏。所以，我喜欢忙。借着忙，我精进奋发，自强不息。
古人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四五十年前，正是民生困乏的时代，有人又说：“教书自有香菇面，教书自有好供养。”但我觉得，教书之乐不在丰衣美食，而在灌输大家正确的观念。所以每次收到些微稿费或（亻左亲右）钱时，我总是拿去购买佛书，与佛子们结缘。忙着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实在比黄金屋、颜如玉、香菇面、好供养更有价值。记得那时我常常为了一场讲座，从宜兰坐上一天的火车到高雄，演说完毕，又从高雄乘夜车回到宜兰。在北宜线、纵贯线上，我虽然耗费了无数光阴，但生命的力量却随着滋长，怎不叫人欢喜？除了定期的讲演之外，我马不停蹄，忙着到工厂为劳工开示，到码头为渔民布教，到监狱为受刑人皈依，到军营为官兵们说法。有人说时间难挨，我却觉得一天二十四小时瞬息即过，恨不得一天能有四十八小时可以使用。
那时，台湾的出租车刚刚开始营业，我为了赶路，偶尔不得不以出租车协助自己奔忙。每当里程表跳动一次，我的心脏也随之起伏跳动。又要忙碌，又想省钱的滋味固然颇不好受，但是每当望着台下听众心开意解的表情，看着身边的工作能够完成，心中的喜悦真是无与伦比。
一九六二年以后，各个大学纷纷成立佛学社团，广播电台也增辟佛教节目，一向喜爱文教的我越发忙碌起来。我不但为寺院服务，为信徒讲经，还要为学生授课，为电台供稿，整天像个陀螺一样转个不停。虽然如此，我仍感到忙得不亦乐乎。
为了寺院的落成开光、住持晋山，我经常南北奔跑，亲往参加；为了信众的婚丧喜庆，我往往毫不犹豫，前去致意。渐渐地，应酬日增，但因深恐人情不够，所以只有自己忙碌，不愿对别人失礼。虽说凡事已恪尽己心，无奈仍有未如人意之处。我深深感到：未成名时，忙，是一种快乐的修行；成名之后，忙，有时却成为一种艰难的负担。俗谓“人为名累”，其实，再忙再苦，我也不累，人情难却才是累人最甚。所谓“鱼与熊掌不能兼得”，我还是欢喜忙，所以仍然继续地忙下去。
随着佛教的发展，五十岁以后，我又忙出另一片天地。在建寺安僧、办理学院、创建养老育幼事业、从事出版文化工作等方面，我都写下了“忙”的历史。但有谁知道，我常常为了开导一个顽皮的小孩，忙着想尽办法；我往往为了疏通一位固执的老人，忙得舌干唇燥。时间在忙碌地思考、忙碌地做事中飞逝而过。佛经上说：“常做佛事，永不休息。”在忙碌的度众工作中，我学习到谦虚耐烦的美德，也长养了慈悲包容的雅量，真是人生一大收获。
佛光山开山之初，我忙着带领弟子们披荆斩棘，启建山林。平日里，我忙着在全山扫除各地落叶；假日时，我忙着进厨房供应香客素斋；山洪暴发时，我忙着以身挡水，保卫道场，事后还要忙着做好水土保持工作；台风来袭，我忙着巡视各地，灾后还要忙着修补摇摇欲坠的草寮。经云：“一沙一世界，一叶一如来。”在“忙”的生活中，我对于这句话有很深的体会，因为佛光山的一沙一叶中，有我全部生命的虔诚供养。
近十年来，我的弘法脚步拓展到国际舞台。我曾六去印度朝圣，八赴欧洲弘法；我曾七往大洋洲地区巡视寺务，三到巴西、阿根廷等南美国家视察佛光山的别分院。为了将大乘佛法传入西方世界，我去过北美洲三十次以上；为了每年为期三天的佛学讲座，在马来西亚的莎亚南体育馆，我主持过八万人的集会；在印度的拉达克，我爬上海拔四千米的高地，向当地信众弘法。联合国大厦曾有我过往的足迹，印度总统府、泰国王宫、美国白宫也留下我和各国领导人会谈的历史。世界的七大奇观，我曾一一伫足观赏。在倥偬的弘法行程中，我浏览过莫斯科红场的风光；走访过得克萨斯州的美国太空总署，使我对尖端科技的成果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参观加利福尼亚州的环球影城，让我对声光化电的功用有了深一层的认知。我忙着做一个地球人，将欢喜遍撒十方世界，将自己融入万物之中，每天过着既充实又幸福的忙碌生活。
滚石不生苔，流水不生蠹。忙，才能发挥生命的力量；忙，才能使我们身心灵活起来。经云：“若行者之心数数懈废，譬如钻火，未热而息，虽欲得火，火难可得。”又说：“人所欲为，譬如穿池，凿之不止，必得泉水。”借着忙，将自己动员起来，才能一鼓作气，先驰得点。如果能善于忙碌，“忙”就是一帖人生康乐的最佳营养剂。
没有待遇的工作
在泰国法身寺负责国际弘法部门的范淑智小姐，一九九八年五月代表法身寺陪同世界佛教青年会的会长帕拉普先生将佛牙恭送到台湾的时候，曾经来山住了几天。有一天，她说：“我在法身寺十年了，非常欢喜、安住，因为我在法身寺不是从事职业，而是一件没有待遇的工作。”我虽然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还是继续问她：“没有待遇的工作有什么好处？”她说：“如果我有待遇，就是一种职业，我会计较待遇多少、休假日期、工作成果，反而失去了欢喜。现在因为没有待遇，我觉得是法身寺的法务，是我良心的责任，是我人生的使命感，因此我觉得没有待遇的工作比职业性的工作要快乐得多。”善哉斯言！难怪多少年来我看到范小姐在法身寺忙而忘食，乐而忘忧，原来她已经深入快乐工作的三昧了，这大概就如同佛光山大众从信仰里、从服务中所激发的法喜禅悦吧！
不少各界人士想要了解佛光山入门的长老职事，为什么能数十年发长远心，为佛门奉献，无怨无悔？仔细想来，不正是因为他们不计待遇，只求佛法能发扬光大吗？像心平原本在台湾印刷厂服务，慈庄原本在兰阳女子中学服务，慈惠在税捐处服务，慈容在制药公司服务，心定在邮局服务，萧慧华在电信局服务……三十年前他们为了信仰，不惜辞去待遇优厚的工作，投入佛门的弘法事业，每月只领取区区二十元的零用金，但每天所发挥的力量比受薪更多数倍以上，推究原由，不外因为他们弘法利生的代价不是外来的金钱数字，而是内心的功德法喜。
记得有一次，一位游教授到西来寺参加佛教会议时，看到住众从早到晚忙得如此欢喜，不禁慨叹自己经常找不到一位乐意和他一起工作的人，而有那么多人不分晨昏跟我投入工作，于是问我其中有什么秘诀。我说：“这是因为我以‘弘法为家务，利生为事业’，所做的一切都是没有待遇、心甘情愿的工作。”回想多少年来，我经常想到自己只是大众中的一个，所以从来不以师长自居，命令别人做事，结果大家对于这种没有命令、没有待遇的工作反而更加热心。
像在台湾荣民总医院为我心脏开刀的张燕医师、美国皮肤科的沈仁义医师、眼科的罗嘉医师、牙科的李锦兴医师，不但视我如亲，耐烦问诊，即使听说任何一个佛光山的住众生病了，他们都会自动放下手边的工作，亲为治疗。长远以来，从不接受金钱或物质上的待遇，比为待遇而工作的人更加认真。
“没有待遇的工作做起来更加起劲。”台北佛光青年团团长黄金宝如是说。看着她领导一群青年干部在公暇课余，从普门寺做到台北道场，从台北道场做到佛光山，任劳任怨，十数年如一日，不禁让我回忆起数十年的弘法生涯中，许多不求待遇的义工为法忘躯的精神令人不得不肃然起敬：像李决和居士在宜兰雷音寺为我义务担任总务主任二十年以上时间，后来随我出家，法名慧和；陈伯汾先生为佛光山万寿园和佛光大学的建校工作在台北、台中忙碌奔走；此外从早期的林松年、郭爱、陈慈如、洪吕淑贞等，到近来佛光山各别分院的义工，如台北的苏月桂、李虹慧、游登瑞、许卉吟，基隆的孙淑英、李凤玉，台中的沈尤成、洪嘉隆、赖义明，台南的曾进（月左世右）、陈顺章、叶惠贞、萧英芳……甚至加拿大的蔡辰光、赵翠慧，波士顿的冯文銮，休斯敦的赵辜怀箴，洛杉矶的陈居，香港的严宽祜，马来西亚的陈瑞莱，日本的西原佑一，澳洲的游象卿、廖德培，布里斯本的刘招明，巴黎的江基明，巴西圣保罗的张胜凯，南非的热内等。
近年来，我在台北道场出入频繁，常常天还没亮，就看到义工们已忙着擦窗、洗厕、沏茶、拖地……有的做完道场的工作就搭公车去上班，有的继续留在道场值日服务，其中有许多人在家里是被供奉如神的富豪士绅、千金娇女，一到了寺院，立刻放下身段，从事金刚、侍席的工作，如果只有待遇，没有道情，哪里会有人肯如此热心？所以我常说：“光荣归于佛陀，成就归于大众。”
在佛光山的职事员工有千人以上，一年三百六十五日没有假期，每天供应信众饭食、带领香客参观、照顾佛殿香火、从事文教工作之余，还得自修佛学，早晚课诵，朝醒夜寐，无时无刻不在分秒必争中度过，但是大家都一致认为这种没有待遇的工作让心灵更充实，更快乐。因为在没有待遇的工作里面，有自己的尊严，有奉献的诚意，有发心的喜悦，有无限的价值。
佛光山佛教学院的学生不但每天下午有出坡作务，寒暑假有劳动，过年过节还得为众忙碌，有时第二天就要考试了，但为了让来山的信众都能心无旁骛，安住修道，所以依然精神抖擞地从事行堂、典座、香灯、知客等工作。有时我和老师们说：“学业要紧，应该让学生有多一点时间准备考试。”没想到学生们却说：“我们在佛门里修行，要为弘扬佛法多做一点事情，佛光山是选佛场，我们要经得起佛陀的考试。”——“没有待遇的工作”实际上是一张满分的成绩单！
记得过去在台湾，著名的台南大仙寺里面有三百多位住众，寺院规定他们在做苦工十五年后，可以换得一间房间居住。如今佛光山的大众连房间的观念都没有，每天沉醉在奉献的法喜中，像慈庄在美国开山时，曾经以马场为家；满彻初到德国时，以车库为房……如果不是诸佛菩萨的威德感召，何能致此？如果不是使命感沛然填膺，何能让四众弟子携手合作，在全球各地共建佛光净土？所以，没有待遇的工作，实则获得更多；不求待遇的人，实则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黄世梁和林秀兰夫妇是四十五年前我在宜兰度化的信徒，那时他们还没结婚，双方都曾要求随我出家，而我当时没有道场，无法教养他们，所以劝他们在家结婚一样可以修行，不必出家。后来他们虽然成家立业，但双方约定，不被家庭所囚，不生养子女。当我建佛光山时，他们结束事业，和我共同开山。二十余年来，黄先生从事水电修缮，黄师姐为大众服务，不但不要求待遇，还将台北房屋的租金捐献给各种佛教事业。发菩提心容易，发长远心难；做没有待遇的工作容易，做几十年还能保持如此欢喜更是大不易了。
有一年，台北的工商界为了要求加薪，纷纷游行街头，示威抗争，一时之间，震动了整个台湾。我在一次集会中，和佛光山近千名员工幽默地说：“你们也可以摇旗呐喊，走到大雄宝殿或朝山会馆前要求增加待遇。”原本以为大家不免也会对待遇提出一些要求，但出乎意料，一位在山上负责清洁扫地的老先生起身发言，说道：“我们不是为待遇而来的，我们是为欢喜和功德而来的。”我问他：“你在佛光山工作有什么欢喜呢？”他说：“法师们遇到我们的时候，都称我们‘老伯’，而且对我们微笑、尊重，种种关怀，在这里工作，有很大的尊严，有很多的喜悦，这些就是无上的待遇，为什么要去游行增加待遇呢？”
“没有待遇的工作”蕴含了多少的乐趣！回想我一生做事，不但没有周末、没有假期、没有暑寒假、没有年节，也从来没有要求过待遇。从前在大陆做小学校长的时候虽有待遇，但我没有领过一毛钱薪水，因为我和师兄说：“校长的薪水，请您一半交给常住，一半交给我的母亲。”
由于十年丛林教育养成我没有用钱的习惯，所以有待遇也像没有待遇一样。记得我初到台湾在佛教讲习会担任教务主任时，发的钱不叫“薪水”、“待遇”，而叫“单银”，每个月可以领到单银五十元。但是我都将这笔钱拿来订佛教杂志或购买图书送给学生阅读。
后来在宜兰念佛会服务几十年当中，每月收到的三百元单银，我用来添置弘法道具，率领青年到各处布教讲演。当时苏澳到瑞芳所有火车站的站长都皈投三宝座下，宜兰铁路局运务段段长张文炳居士认为我们对宜兰佛教有贡献，因此每次看到我们一行多人搭乘火车到各地布教时，都不收车票钱。让我得以将省下的车资做更多弘法利生的事情，至今想来，仍感念不已。布教之外，我将单银余款购买纪念品、卐字项链和青年朋友结缘。那时基督教盛行，挂十字项链者比比皆是，这些可爱的佛教青年们却将我送他们的卐字项链挂在颈项上，露在衣领外面，穿梭在机关行号、市街大道上，引来许多注目的眼光。每次想到当时的情景，都不禁欢喜鼓舞，因为在那个佛教备受压抑的社会里，在那种民风保守的年代里，他们这种大胆的行动是多么勇敢的事情啊！
佛光山开山之初，每逢周末，台北等地都有许多人成群结队朝山，在早课时皈依三宝，我的红包收入也因此有所增加。我一向没有接受待遇的习惯，所以就将红包聚集起来，为大众购买桌椅、拜垫。几十年来，看到信徒上山，所用的桌椅、所拜的拜垫，无一不含藏了我诚挚的心意，偶尔在内心也会扬扬自得。
我经常应邀出外弘法，凡到各大专院校讲学，我一概拒绝酬劳，但企业行号、公司工厂等地方，因为是生产单位，我恐怕不接受显得太过矫情，所以收下来之后，就盘算如何用之于大众。甚至于台湾公务人员集训时，我是讲师之一；成功岭大专青年集训时，我也是教授之一；在文化大学、东海大学，我也曾担任教席，像这些常态性上课的钟点费，我都集合起来购买图书，供大家阅读。现在佛光山别分院几十个图书馆里都有我购买的书籍，当青年们阅读时，虽然不知道书里面有我的心意，但我内心的欢喜，却依然是无与伦比的。
我曾经担任中佛会理监事数十年，也曾在台湾省佛教会各支会被选为理事长、常务理事多次，都没有待遇；甚至我担任常务顾问、评议委员，也都是无给职；我参加各处道场开光剪彩，都不收车马费。虽然做了多少“没有待遇的工作”，初时默默无闻，可是为我一生带来多少善缘。
我和发心的人一样，一生乐于做社会的义工。“没有待遇的工作”，我做得很欢喜，很自然，因为一直都认为服务大众是自己的本分事，好像生活里的呼吸一样，没有特别的感觉。
我不但自己不做有待遇的工作，甚至办《今日佛教》、《人生》杂志、《普门》杂志、《觉世》旬刊的时候，还要自己义务为文撰稿，自己掏腰包购买邮票、车票、稿纸、信纸。我办佛学院三十余年，曾担任无给职的校长、老师，不但不收学费，还供给学生吃住衣单，等等。虽然都是一些“没有待遇的工作”，但当我看到多少社会人士得度，多少佛教青年成才，比什么报偿都来得更加欣慰。
现在佛光山各别分院办中文学校、才艺班，我希望他们不要收费，但徒众却说社会上请来的老师需要有钟点费，因为因果业报平等固然是佛门人士秉持的心念，但社会的游戏规则却是义务权利对等，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之事，因此也顺应时代需要，让大家都能各得其所，各取所需。
所以，没有待遇的工作不一定好，有待遇的工作也不是不好。尤其我个人认为，想要未来的佛教有光明的前途，必须提供权利、义务对等的工作，不能只希望别人长期义务奉献。
过去多少年来，我看到前来佛门发心的人都是一些在社会上年老退休以后，已经不计较，也不需要金钱来养活家人和自己，才将残余岁月的力量全心奉献给佛教，自忖：“这样的帮忙，能够成就多少事业呢？佛门对于一些工作人员也应当给予合理的待遇。”所以当我成立普门中学、佛光出版社、普门杂志、佛光大学等等时，对于所聘的专职员工，都支付薪津报酬，因为有了待遇，才能解决生活问题，才能无后顾之忧，全心全意地为弘法利生而奉献自己。如果个人不需要外财负担家计，有了佛法，内心必定会更加富有，所以也不必拒绝接受待遇，所谓“有无一如”，不执不拒，无住生心的中道生活是最善美的一种修行境界。
此外，我认为，佛门对于一些学有专精，却心甘情愿在宗教里奉献、不要求待遇的人，也应该给予发展的渠道。像住在高雄的余陈月瑛女士为了佛光山的事经常到各个阶层奔走发言，我曾取笑她说：“你比佛光山的住持更像佛光山的住持。”她听到这句话，也莞尔一笑。台北的舒建中律师、高雄的苏盈贵律师、专科职校的陈潮派老师等保护佛光山如同自己的性命一样。我想，即使给予再优厚的待遇，恐怕也找不到如此献身献命的人。感念之余，我对他们倍加敬重礼遇。从他们的身上，我深深感到：“没有待遇的工作”实则收到的待遇更多。
普门中学教职员的待遇按照一般公立学校来发给月薪，而佛光山徒众没有待遇，只有每个月三百元的零用金。但有一次普门中学一位老师将薪水用罄之后，向佛光山一位职事说：“将你的三百元也借给我好吗？”可见得有待遇的人，不见得有，不见得多；没有待遇的人，也不见得少，不见得无。
一九九八年二月，我在印度传授三坛大戒时，邀请二十多个国家的戒师穿越千山万水，前来担任戒场教诫工作，没有一个人要求待遇多少。出家僧伽为弘法利生而摩顶放踵，不计利益的美德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巴西佛光会的张会长不但舍宅为寺，又再添购大笔土地，计划建设南美第一大寺，将来还要办南美洲佛学院；美国休斯敦佛光会的赵会长不但购地建寺，还到处张罗建设基金。现代居士大德为兴教利生而勇往直前，出钱出力的精神是多么令人敬佩啊！比起大多数人锱铢必较的普遍心态，佛教的无相功德不是更丰富、更圆满吗？所以，有，是有限，有量，有穷，有尽；无，是无限，无量，无穷，无尽。“没有待遇的工作”，实际上拥有了更多、更大、更宽、更广的世界。
我不但个人不曾要求有待遇的工作，甚至佛光山开山建寺，也是“以无为有”，经常今日不知明日粮，日日难过日日过，正应了古人的诗偈：“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但我时时刻刻都觉得法喜充满，希望无限。《般若心经》说：“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真是一点儿也不错。所以，“没有待遇的工作”看起来一文不名，实际上是心甘情愿、欢喜结缘的工作；“没有待遇的工作”看起来一无所得，实际上才是真正能获得功德法财的工作。
让我们歌颂工作的权利义务有对等价值的同时，也礼赞“没有待遇的工作”，因为那不但是佛教有缘人的本分，也是一种能让自己拥有无限，获益无穷的生活哲学！
千生万死
在我一生当中，多次与死神擦身而过：几次入狱，险些被拉去枪毙；二十八岁时，医生说我的腿必须锯断，否则生命难保，想不到蒙佛庇佑，病况好转；五十四岁时，医生说我只有两个月的生命，又在忙碌中不药而愈。一九九五年，我年近七十，因心肌梗塞而被推进手术室，医生说只有百分之五十的把握，我很坦然地接受，因为我知道人生必须要经过千生万死才能走过来，是生是死，是好是坏，我都要去面对。开刀完毕，在恢复室中醒来，回想过往种种，深深感到“千生万死”正是我一生的写照。
童年时尽管家庭贫穷，没有得到父母多少怜爱，但是亲情、恩情在心中盘旋荡漾，形成一番执著，总是难以摆脱。记得初出家时，想到父母，想到外婆，心中不免千百回转，难以割舍；想到哥哥、姐姐、弟弟，想到亲戚友人，也是牵肠挂肚，多少怀念。每当家中传来一丝消息，或姐姐做了鞋子托人老远带来给我，都会让平静的心湖再添波涛；甚至我出生满月时寄名礼拜的师父捎来对我的思念，或某位同学为了想念而写一封信函，也使我因感念知遇的人情而乡愁盈怀。多次想返回故里探望亲旧，终于还是给古寺深山的丛林规矩限制住，多少妄念在方寸中激荡，经过千生万死，才慢慢跳出私情的牢笼，悠游于法海之中。
本以为如此就能超然世外，但跟着而来的爱教热忱、护教勇气在心中翻腾，每次自问：“兴教度众，舍我其谁？”一股沛然之气涌上胸怀。但是目睹社会多有不平，佛教界有些人又昏庸无能，经常午夜梦回，情不自已，激昂慷慨，热血填膺。在兴教护教理念中几经挣扎，才懂得仅凭血气方刚、一片愚诚，终是无用，必须学养充分，以待来日。一旦己立，何患无成？因此，也从爱教的框框中脱身而出，立志发愿奋发图强，才感觉到“千生万死”的枷锁已不再桎梏我了。
从一字不识到慢慢阅读，从懵懂无知到懂得分析，从记忆全失到思辨快速，从扛榜挨骂到名列前茅，在我而言，心智上的发展亦如小龙蜕皮，需要经过多少层的剥落及愈合，“千生万死，万死千生”，才能得到一点成果。烽火连天，颠沛流离，每逢换老师，换学校，换同学，换地点，必须要舍弃多少，提起多少，才能一次又一次地定下心来接受无常的变易。如今回首前尘，若非经历“千生万死”的陶铸，学业、道业哪能有一点成就？
在念佛堂里想要将一句佛号念得纯熟，意念上必须通过千生万死的考验，才能将心魔打败；在禅堂里静坐，好不容易将腿子坐得柔软，不再酸麻难耐，心却如猿猴般七上八下，经过千生万死的锤炼，才得到一点忘我的境界。童年的时候，正逢抗日战争，我以十岁之龄，就想去当游击队里的儿童兵，为国家抵抗外侮，稍尽绵薄之力；及至出家受过三坛大戒之后，仍想做一名僧众的警察，护教卫僧。那时，对世俗也曾有一些向往，对人间也有一些抱负，觉得身为佛子，应该从事生产，不可做社会的寄生虫、国家的消费者，所以很想为佛教兴办实业，诸如农场、矿场、窑业、学校、医院、报馆、电影院，等等。此后，每当看到一片广大的农地，就想到佛教的种子能种在这样的平野上开花结果；每当看到工厂烟囱冒烟，就好像看到炊烟袅袅都变成佛教的字样，整日为此梦魂颠倒，就如同轮回业力束缚住自己的思念。也曾有过努力的成果，像白塔小学、大觉农场、益华文具社、华藏清净水、华藏小学、华藏织布厂等，无奈最终全部成为梦幻泡影，顿时感到眼前一片空白，“千生万死”，不知如何了脱。
丛林十载，过着贫乏空无的日子，写了一封信给母亲，要寄的时候却发现没有钱买邮票，只好放在口袋里，如此写写放放，竟也积了十几封信。衣服鞋袜常常是拣老和尚往生遗留的旧物穿着，破了，就用纸糊一糊再穿，千疮百孔的衣物似乎代表着出家僧侣千生万死学佛求道的决心。
离开焦山到南京、离开大陆到台湾之际，匆忙之间，书籍、衣物无法带走，只有转送他人。渡海来台，在基隆下船，从台湾北部走到南部，从南部走到北部，沿途民众大都打赤脚，眼巴巴地望着我们，我们只好入境随俗，把僧鞋扔了，买一顶斗笠戴在头上。后来，煮云法师从普陀山来台，我将仅有的长衫相赠，从此一袭短褂，一穿数年，后来有了一点（亻左亲右）钱，才买布染衣，自制僧衣。一种失而复得的心情油然而生，仿佛物品也会死而复生，这才醒悟：“千生万死”就在眼前，何必往他处体会轮回流转？
其中有好长的一段期间，我是处在三餐不继的饥饿状态。记得有一次到日月潭传教，因为没有钱买回程车票，只得将别人刚刚送我的二十型派克钢笔卖给他人，才有钱回去。也常常由于买不起一张公共汽车车票，所以从台北车站步行到万华，只为了将一本杂志编好。每次在印刷厂里排版时，因为买不起面包，终日以喝水充饥，发现还是可以挨得过去。千生万死的忍耐，换得自己慧命的长存，也是很值得的。
多少不怀好意的恶言，多少嗔恨嫉妒的恶行，多少冷漠拒绝的表情，多少轻视不屑的眼神，如果自己的心念不坚，无法从千生万死的烦恼中解脱出来，很容易就被无明的巨浪波涛所吞噬，而终至于万劫不复。
也曾怨恨自己没有特殊长才，不能受完整的教育；烦忧自己缺乏好因好缘，无法凭仗强势的背景，以致无法光大师门。也曾气恼人间功利充斥，缺乏正义；悲愤社会没有法理，不讲公平，以致内忧外患踵继，身心交相煎迫。继而反观自照，又惭愧自己福德不够、道行不够、年资不够、能力不够，故而立志奋发，积极向前。回顾当年，如果不知回头转身，不能从“千生万死”的境界里及早出离，如何寻求安身立命之道？
从朴质无华的丛林来到五光十色的城市，从深山苦修的古刹走到熙来攘往的都会，起起伏伏的心念犹如经历千生万死的天人交战，才使羞涩内向的我鼓起勇气，转而拥抱大众。早在栖霞山寺出家时，我就已经立定志愿不做住持，要往教学方面发展，但是天不从人愿，初来台湾，佛教不昌，哪来这么多学生给你教学？只有先撰写文章发扬佛教，多少次搜索枯肠，伏案苦思，一篇一篇的文稿如同一次又一次的生死轮回，却被人误以为懒惰，不事生产。心想：无法坚持理想，只有向现实妥协，但一意妥协也不是办法。思绪排山倒海而来，如“千生万死”般一波又一波地涌入方寸之中，终于决定日修苦行，服务寺众，夜撰文稿，实现理想。后来又走上弘法度众，甚至建寺安僧的道路，虽是千不愿，万不愿，多少犹豫，多少考虑，方生方灭，方灭方生，如“千生万死”般在心头搅动不已，但形势所逼，没有选择，自佛光山开山以来，遂揭橥“以教育培养人才，以文化弘扬佛法，以慈济福利社会，以共修净化人心”的宗旨以为标的。既经决意，永不退票，一路走来，无怨无悔。感谢常住三宝、龙天护法、十方信众，护我、爱我、助我、敬我，若非如此，怎能从烦恼妄想的千生万死中解脱至今，达成“佛光普照三千界，法水长流五大洲”的理想？
出国弘法，看似非常风光，其实在飞机上一坐，短至数小时，长至十数小时，甚至数十小时无法活动自如，抵达目的地，感觉有如脱了一层皮。往往从热带到寒带，跨越数国，还得适应各国的气候、时差、风土、人情、饮食。一下飞机，不断地讲演，不断地会客，不断地座谈，不断地照相。我下榻的房间人来人往，是客堂，也是饭厅；是会议室，也是电话间。对于不同的人，我必须要有不同的对待方式；对于不同的问题，我必须想出不同的解答方案。一次出国就好像经历了千生万死，更何况一年多次的环球弘法。
别人聪明，一讲即悟，我必须千百次斟酌，才能知道本末究竟；别人能干，一件事情一次完成，我必须效法愚公移山的精神，别人一之，我十之。由于抱定千生万死的决心，一切方能从无到有，从少到多。
从最初一所佛学院到目前十六所佛学院，从最初二十个学生到现在将近两千名学生，当中随顺各种因缘，或改变学制，或更易老师，或改善教案，或革新教学方法，虽然只有三十四年的历史，却也好像历经了千生万死。
一份《觉世》杂志已经一千多期了，中间多少曲折变化：光是搬迁，就不下十次以上，形态大小从四开、三十六开到十六开，发行量从刚开始的二千份到现在的四十二万份。多少年来，看着坊间许多杂志社从有到无，而我们是凭着千生万死、求新求变的共识，才得以屹立至今。
即使一首简短的《三宝颂》，也是千生万死，不断酝酿的结果。如果不是四十年念念生灭，心行思维，哪里有现在《三宝颂》的歌声在各种佛教集会中传出呢？
从雷音寺、寿山寺开始，到世界五大洲近二百间寺院，更是集合多少人力、财力，历经多少周折才得以完成，可以说一切的成就都是用“千生万死”来庄严的。
佛光山寺院登记，足足等了十年，甚至有些建筑的许可证是到开山三十周年之后，才陆续核发下来。放生池盖好了，一次又一次地被洪水冲垮；土墙建成了，一次又一次被飓风吹倒。每到雨季，惊心动魄，我和弟子们镇日巡视，好像在和大自然作千生万死的搏斗。记得举办第一届大专佛学夏令营时，第一天报到日就遭逢马达故障，我只有守着修理工人寸步不离，甚至在佛前发愿：“如果再没有水来，我愿将身体的血液化为流水，供给大众饮用。”直至工人说已经修理好了，我还是不放心，穿过树林，爬上水塔，摸到汩汩的流水，二十四小时的心焦如焚才一扫而空，耳闻早课的打板声，我才觉醒已经一日未眠，仿佛经历了一场千生万死的噩梦。
办活动，怕没有人来参加；办法会，怕细节不周；办讲座，怕天公不作美；办杂志，怕无法如期出刊，种种考量，种种策划，如果不是抱着共同存亡的决心，将相关的人、事、地、物安排妥当，以千生万死的态度精益求精，如何能将事情办得尽善尽美呢？
即使如澳大利亚的南天寺、南非的南华寺，虽然承蒙当地政府献地，但也需要筹备擘画，像市长、议长等政府官员及建筑师、工程师数十小时的飞行，我和慈庄、慈容也是多次赴往勘察，由于大家都具足了千生万死的毅力，前仆后继，勇往直前，南半球第一大寺于焉成立，战乱不断的黑暗大陆也露出了希望的曙光。
从小被老师打骂、责怪，甚至冤枉、委屈，从伤心难过到直下承担，成长的代价需要经过多少“千生万死”的心路历程。及至后来，收徒纳众。许多人羡慕我徒众满天下，但是有谁了解：度一个信徒，需要多少年和他周旋，不秉持“千生万死”的发心，哪里能让他得度？教一个弟子，需要多少年慈威并济，不具备“千生万死”的耐烦，哪里能让他柔软受教？但徒众不解，往往怨怪：“你耳根软，听信人言。”“你不了解我。”“你不公平。”其实手心手背都是肉，如果我不从这些情绪的言语里“千生万死”地磨炼出来，如何领众熏修呢？
苦难固然是一场生死，荣耀也是一场生死；挫折是一场生死，成就也是一场生死。多少师长慈颜爱语的慰勉，多少信徒恭敬虔诚的供养，多少人士美言恭维的赞叹，多少机关奖章牌匾的表扬，如果不把它们看成修养的历练，任其埋没大志，也难以从千生万死中解脱出来！
出家六十年来，师长同道中，一些人年纪轻轻就亡故了，一些人老成凋谢，目睹于此，对于千生万死的人生早已感悟良多。信徒之中，有些人因亲人伤亡而学佛修行，将小我投入大我之中；有些人因看破世事而积极向道，寻找生命的意义。所以，人必须要经过“千生万死”的体会，才会珍惜自己的人生。
生命，有生、老、病、死；心念，有生、住、异、灭；物质，有成、住、坏、空；甚至细胞，也会自己更新，可见轮回流转是极其自然的道理，并不如一般人想象中那么可悲。可悲的是许多人不了解其中的意义，任其生灭，以致生命如行尸走肉，暗淡无光。儒家说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空乏其身。禅门则主张参禅要参到一个转身时，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生命是不死的！我们唯有了解千生万死的真谛，进而积极奋发，才能迈向圆满。
不要做海豚
初到台湾，住在中坜，负责协助佛教会新竹县支会的妙果老和尚回复信函、公文。每次去那里，做完事之后，他就叫人送一杯牛奶给我喝。他是非常慈悲，但我觉得自己好像海洋世界里的海豚，做完表演，就得到一条小鱼的赏赐，心里很不是滋味。多年之后，我收徒纳众，看到跟随我的弟子们做事情也希望我能给他们一些赞美或奖品，我不禁想起过去的往事，因此对他们说：“希望你们不要做海豚，只要求一条小鱼吃！”
自古以来，人虽贵为万物之灵，却还含有动物贪婪的习性，所以一些在上位者就利用一般人的这种习气，给予好处，作为领导的要诀。例如军队战争胜利时，皇帝便封官赐地；地方人士做了一点慈善事业，父母官便赐匾授爵；为了笼络外强，使不侵略国土，便举行联婚；为了平服内患，开出种种优厚的条件，以招其来归。即使如尧赐女儿给舜、万众拥戴治水有功的大禹、唐太宗为和番而让文成公主下嫁、赵匡胤黄袍加身、杯酒释兵权等等，如果将人类心理分析透彻，无非也是一种喂小鱼给海豚的想法。
直到现代，有些人对国家社会做了虚伪表现，就希望政府给予升官犒赏；有些人自组社运团体，利用抗争游行的方式，强制政府给予利益；有些人收受贿赂，从事种种不法勾当；有些人在竞选时买票，以达到当选的目的。像这种海豚心态，实在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现象。甚至等而下之者，有些人被敌人买通，充当间谍，导致国破家亡；有些国家则为了得到他国的拥戴而提供给他国武器，造成世界更加混乱。凡此，都说明了海豚心态，小则损及个人的道德、事业，大则危及国家、世界的安宁，我们不可等闲视之。
回想自佛陀创立佛教以来，以及经历各朝的祖师大德们统领十方僧团，弟子何止万千，但是他们教导徒众做事，是以训诲来代替赏赐，以开示来代替鼓励，因为他们手里虽然没有形式上的小鱼，然而却有另外的法乳滋养徒众的慧命，所以慕道者自然云集。此外，佛陀舍身舍命不离仁义的修行、富楼那尊者的一命供养佛陀的决心、鉴真大师的“为大事也，何惜身命”、省庵大师的“发菩提心，立坚固愿”，都以身教模范后学，无非是在教育大众：人，不是海豚，不一定是为“小鱼”而工作，应该要有济世的抱负及远大的理想，而不汲汲于得到一点赏赐。
年少时，每每读到高僧大德的事迹，总是动容不已。后来来到台湾，看到佛教落后，而大多数的人又如海豚一般，只为眼前的一些小名小利而随俗浮沉，却不想振兴大法之道。一些有志青年一股“舍我其谁”的悲愿油然而生，例如那时我每到一地弘法，不但拜托大家听讲，而且还得自己张罗道具，租借桌椅，印行传单和大家结缘。不过我不是以小鱼喂食海豚的心态来做的，而是抱着心香一瓣来供养十方的心情来做的。后来佛教人口迅速增加，而当时皈依三宝座下的信徒，四十年来护持佛法，从未退心，这证明了教育才是最重要的哺育资粮。
很长一段时期，我曾经为《人生》、《菩提树》、《今日佛教》等佛教杂志及广播电台、报纸副刊撰写佛教文章，不但不索取稿费，而且还倒贴邮资、车资，这是因为心甘情愿才能持之以恒。当初我从宜兰每次到台北主编《人生杂志》，记得在吃饭时，主事者都说：“你看！就是知道你要来，所以特地加了一道菜！”长老虽是好意，但我每次听了这句话，都觉得很不以为然，心里想着：“工作责任是应该的，难道只为了你这一点赏赐，我才卖命吗？”在世上，论功行赏固然重要，但不必都以小鱼喂食海豚的心态来施舍。有气节的“海豚”看到观众拍手，也会高兴地摇首摆尾，不一定只为了小鱼才表演，更何况我们人类呢？只是每次想到以般若文字来宣扬大法，是何等神圣的千秋伟业！
我初到台湾不久，适逢佛教会改组，我也被任命为改组委员之一，自觉能为佛教发展贡献心力而十分高兴，因此很卖力地去做，并且不时提出意见看法，只是后来发现长老们志不在此，不免有些失望。承蒙长老们看得起，提名我做常务理事，那时我不但无名、无钱，而且连食宿都没有着落，照理说给我一张办公桌就很心满意足了，常务理事是何等尊贵，二十多岁的年轻僧伽，无功无德，岂可据此高位？但我想起明朝史可法宁可死守扬州，也不给清朝官禄收买；民国初年的梁启超宁可退回袁世凯的十万大洋，也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的文章。我何人也？佛陀大圣的弟子，大乘宗门的后代，又岂能如海洋公园里的海豚一样，满足于眼前的小鱼？所以便断然拒绝。
回想五十年来，已召开二十届的世界佛教徒友谊会，在种种因缘不具足之下，总是与我有缘而无分。年轻时，一直想能以一名代表身份参与大会，但是都因台湾佛教会的主事者阻碍而希望落空。虽然如此，我还是很乐意从旁协助会务。后来因缘具备，我把世界佛教徒友谊会搬出亚洲地区，进入国际舞台。二十次大会，我个人独立负责三次：第一次是第十六届世界会员大会，在美国西来寺举行；第二次是第十八届世界会员大会，在台湾佛光山举行；第三次是第二十届世界会员大会，在澳洲南天寺举行。所有代表的食宿交通及会议场所，我都积极主动地给予承担支持。
第十八届世界会员大会时，他们共同推举我为荣誉会长。一九九八年，在南天寺举行第二十届大会时，他们希望我能正式担任总会长，以带领世界佛教徒友谊会，但我已无意于此，因为国际佛光会的会务已够我忙碌了，尤其我觉得现在佛教界英才辈出，例如：越南的一行法师、马来西亚的达摩难陀、韩国的月下长老、日本的水谷幸正、泰国法身寺的住持法乘上座等，都应该来执掌世界佛教会务，而他们也不会如海豚般为了小鱼才肯有所作为。所以，世界上国际性的佛教人才，不可用小鱼饲养，而是要给他们佛法更多的掌声。于是就婉拒了他们的厚爱。
一九五四年，我主持宜兰念佛会。因无会址，而需要筹建讲堂，但那时一无所有，岂易进行？宜兰县张某来找我说道：“台湾水泥公司董事长的母亲往生，请你为她在告别式上诵经拈香，他们愿意提供兴建讲堂的全部水泥。”我听后非常不悦，立即回答：“水泥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用黄金打造，我也不去！”因为有很多事情不是用小鱼就可以解决问题的，那时我还年轻，非常执著。但是隔天一个信徒往生，我却做不请之友，为他诵经祝祷，而且一路送他到坟场。丧家送了我一个六十元的红包，我将它悉数转为《莲友通讯》的经费，表示佛法心意不是用小鱼可以换得的。
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尽管人生在世需要衣食物质，就像海豚需要小鱼一样，但世上有许多更重要的东西，像宝贵的道情、共同的理念、相知的友谊等，尤其一个人的尊严，更不容许别人践踏！
三十年前，我率领十二位徒众为嘉义某一佛堂作了七天的法会，堂主拿了许多布料以为回馈供养，在那个物质贫穷时代，这么多的布料可谓价值不菲，但我却予以婉拒，并且另外掏钱给徒众们到阿里山一游，以慰劳他们的辛苦。我觉得：海豚可以为了小鱼表演，但人除了小鱼之外，还有其他的意义在；人，应该珍惜小鱼之外的那一点点东西。这几十年来，无论佛光山多么忙碌，我都尽己所能，派遣弟子们帮忙其他友寺法会活动，我所珍惜的就是小鱼之外的这一点点。
有一天，我正在佛光山法堂处理公文时，突然接到侍者通报：高雄某一信徒要供养我十万元，希望能和我见面，并要我去麻竹园拿。我立刻拒绝。但是一个星期之后，听慈惠说，另外某一位信徒要捐两百元新台币给佛光大学，我立刻很欢喜地去和他见面。侍者们见了莫不怪之，不知为何我的前后态度竟有天壤之别。我和他们解释：“因为他能了解教育的重要性，没有把我当成是海豚。”
几年前，联合报系的创办人王惕吾先生去世时，我前去主持告别式，为他拈香祝福，后来他的公子王必成先生送了一个红包给我，我告诉他：“人和人来往，金钱可以表示谢意，感情可以表示谢意，道义可以表示谢意，如果能超越金钱、超越感情、超越道义，另外结一点佛缘，不是更好？”王先生很有智慧，一点就通。
我偶尔资助文教界、艺术界的朋友，也经常在人力上、物力上支持佛教界的团体，常听弟子们说：“师父好傻啊！帮人忙，还要将小鱼给别人吃。”我往往回答：“因为我是人，不是海豚！”人，有通财之义，有互助之情，不一定要为什么，也不一定要得到什么。
吃面包，我总是先吃四边的硬皮；吃甘蔗，我也喜欢先啃有节的部位。先苦还是先甘？这是个人的理念。对于人生的施与受，自己吃小鱼或者将小鱼给别人吃？我觉得小鱼，不管是谁，可以留到后面吃，何必像海豚一样，急于用工作交换？你看！过去美国给予台湾许多小鱼（经援），后来台湾的高级知识分子到美国留学后，对于美国的经济发展及科技进步不无功劳。而今天我在洛杉矶设立西来大学，旨在促进东西文化交流，并希望能对美国的人文思想有所贡献，凡此不也如同回馈他们一条大鱼吗？
过去我曾听一位信徒说了这么一段经历：一个传教士来到医院，将他的朋友从床上拉下来和他一起祷告之后，要求对方加入他的信仰，病患者不从，传教士便说他会因此而下地狱。信仰沦落至此，实在令人感慨！
其实，给人一张纸、给人一幅画、给人一些欢喜、给人一句赞美、给人一点奖励、给人一点安慰，乃至给人一点希望，给人一点祝福，都是十分美好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把它当成银货两讫的交易。佛教里的“无相布施”，所谓“三轮体空”，将施与受应有的关系发挥到了极点。因为我们是人，不是海洋公园里表演的海豚。
所以，每次为初信者加入佛教举行皈依典礼的时候，我总是向大家先厘清一点：“皈依佛教以后，你可以转信其他宗教，这就好比转学一样。一些宗教说不信的人会遭到天打雷劈，是在利用神权来控制人，佛教不是如此。皈依佛教最主要就是皈依自己，每一个人自性中就有佛、法、僧三宝，皈依佛教是教我们认识自己，找到自己。”这样的说法，每每赢得大众的欢喜，许多原本只是观礼的人也皈投在佛陀的座下。我想这是因为我没有将人视为海豚，用小鱼去引诱他们的来去吧。
禅门的语录中曾记载这么一段有趣的事情：赵州从谂禅师有一次斥责正在礼佛的文偃禅师：“佛也是用来礼拜的吗？”文偃禅师答道：“礼佛也是好事。”赵州随即说道：“好事不如无事。”黄檗希运禅师也有一句名言：“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当作如是求。”禅师们不是叫我们不去礼敬三宝，而是告诉我们，信仰佛教并不是像海豚一样贪求有小鱼可吃（指名利富贵），我们必须要去实践佛陀的真理，当下承担“我是佛”，才能得到真正的利益。
我也从不以海豚的心理来从事慈善事业，我每次总是告诉前来领取救济品的自强户：“佛教里说：‘施者受者等无差别。’感谢你们给予我结缘的机会，希望你们把佛法的欢喜平安带回家去。”我不期待他们领纳了我的一袋米、一瓶油、一台电扇、一个电锅以后，就对我如何报答，其实我应该报答大家，是大家给我机会，所以我衷心祝祷：希望佛法里的平等思想能让每个人彼此尊重、互相包容；希望我这一点点供养的心意能遍满十方世界，达到普世和平，人民安乐。
过去，达摩祖师渡海来到中国，梁武帝问他：“我到处建寺安僧，有何功德？”达摩祖师立即呵斥他：“毫无功德！”并说“如此功德，不以事求”。因为有相的功德是有限、有量、有穷、有尽，无相的功德才是无限、无量、无穷、无尽。
《金刚经》也说：真正布施之道，要做到受者、施者以及所施物彼此不着痕迹。“空”不是没有，“空”是融合了你和我，融合了有与无。有了“空”的观念，可以让我们拥有更多、更大的世界，而不会像海洋公园里的海豚一样，被小鱼束缚住自己的生命未来。
《读者文摘》曾登载一篇故事介绍爱尔兰丁格尔港的一只海豚，名叫“风姿”，它拥有爱心，善解人意，不但每天给当地人带来欢喜快乐，并且还会帮忙治愈人类的心灵创伤。一般的海豚误闯入浅水区域，最多只待上一时就走了，但奇怪的是，这只海豚却在这里，至今已生活了十三年之久，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我想这是因为它不是为了小鱼而表演，所以才能如此恒长吧！
像佛经里叙述阿难尊者在担任佛陀的侍者之前，曾经提出三点希望，请目犍连尊者转呈给佛陀：一是佛陀的衣服，无论新旧，他决不穿着；二是如有信众恭请佛陀到家中供养，他不能侍奉前去；三是不是见佛陀的时候，他不去见。佛陀听了很欢喜地接受，并嘉许他的美德。由于阿难尊者一开始就表明，他侍奉佛陀，丝毫不存有海豚企求小鱼的心态，果然成为待在佛陀身边最久的侍者，如大海般的佛法完全流入阿难尊者的心中，也因此才使得我们后世的佛子有福报承受佛陀的教法。
天童寺老和尚负责典座，一做六十年，耄耋高龄还在大太阳下晒香菇，从日本东渡到中国来求法的学僧看到老和尚的风范，不禁肃然起敬。如果老和尚存着海豚为吃小鱼而来学道的心态，在典座下会悠悠然就是六十年的岁月，一定不会有如此长久的发心。
反观现代的年轻人，做事不耐烦，不持久，不外是因为海豚心态作祟，而小鱼来源又不易取得所致，所以有许多人到了这里也跳槽他去，到了那里也请求调职，结果一无所成，能不成为我们的警惕吗？
所谓“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昔时，浮山法远禅师几次被住持责打迁单，仍不忘学佛初心，在寺门前托钵求道，终于得到归省禅师的印可，付与衣法；雪窦禅师宁愿在寺中陆沉三年，操持苦役，也不肯拿出大学士曾巩的推荐书，最后终被龙天推出，担任翠峰寺的住持。高僧大德道风巍巍，无非在向我们开示，唯有不以“海豚”想吃小鱼的心态来做人处事，所谓“人到无求品自高”，才能赢得大家的敬重，获得最后的成功。
所以，在此奉劝大家：如果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做事，人生不会产生力量。权利、义务虽然是对等的，但，人不是海豚，尽义务不是一时的表演，重权利也不只是为了得到一条小鱼。要建立起大是大非、大功大德的观念，要懂得生活是为了完成宇宙继起的生命。人，想要活得朝气蓬勃，必须要往远处看，往大处想，不要念念为了小鱼，才要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