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无分贵贱，只要做者有心，一样能得到欢喜自在；事务无分难易，只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随缘任运，终能肩挑一切重任。
最高的管理学
妙睦从佛学院毕业出来之后，就被常住派到洛杉矶西来寺担任知客。有一天，我在西来寺款待客人，对过程有一些意见，我问她：“你在哪里受教育的？”她说：“就读佛光山丛林学院之前，是在香港念管理学。”我听了以后，对她说：“你过去念的管理学，都是学着去管事，去管人，是不够的；你今后最好要学习把自己管理好，才是最高的管理学。”
今天正逢管理学到处普及的时候，论其种类，真是不胜枚举，有企业管理、人性管理、民主管理、分层管理，乃至于饭店管理、医院管理、行政管理、仓库管理，等等，但是对于如何管理自己，管理内心，就很少设立如此的课程了。在一九九六年，我创设了南华管理学院，和台湾各个大学一起参加联合招生。经过一番研究之后，我深深感到：佛教其实就是一门精深博大的管理学。
三十年前我访问日本时，见到日本工商企业团体，一队一队，一团一团的，都到各大寺院集合受训，听说这叫做职前训练，是公司行号为了教育员工良好的思想理念及生活习惯，所以在他们正式工作之前，送到寺院里接受佛教的管理训练。当时日本寺院负责行政的出家法师也无不以佛门管理做人、管理工作的方式倾囊相授。那时我就认为，今后佛教在社会的管理方面应该做出一些贡献。
世上，物品的管理比较容易，因为物品既不会表达意见，也不会和你对立抗争，你怎么安排，它就如何地发挥功用。说到管理事情，事情也还算很好管理，因为事情有一定的原则，如果能将事情的轻重缓急拿捏妥当，将事情的好坏得失权衡清楚，管理起来也就不为难了。
最难管理的是人。因为人性是自私的，人有很多的烦恼，很多的意见，最重要的是面对不同的思想、不同的习惯、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学历、不同的资历、不同的地域、不同的籍贯、不同的年龄，如何在这么多的差异之中，将人统摄起来，事实上是非常困难的。
人，很难管理。其实，更难管理的还是自己的一对眼睛，你要管理它非礼勿视，它有时偏不听话；两只耳朵，你要管理它非礼勿听，它偏欢喜窃听他人的隐私；一张口，你要管理它不乱说，它偏偏祸从口出，闯下许多麻烦来；一双手，你要管理它们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可以取，但贪爱小便宜的人总是不计后果。自己的眼、耳、鼻、舌、身都不能听从自己的命令指挥，又如何能管理别人，管理其他的事情呢？
其实，眼、耳、鼻、舌、身是有形有相的，还算好管理，管理自己的内心，这就难上加难了。心中的自私无明、烦恼邪见，如骄慢、嫉妒、愤恨、执著等等，如波浪一般鼓荡不已，如果自己缺乏大愿、大力、大智、大悲，哪里能管理得了自己和自己的内心呢？
盘踞在心中的烦恼固然难以管理，即使是心中的一念情执也不易管理，有的人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可说是将自己心意情执发扬到极点；有的人爱国、爱民、爱家、爱人，即使如何地执著不舍，也还能为社会所接受；但，就有一些人，他们的心像顽猴恶马一样，总是犯人禾稼，最终还是自己受害至深。
一个人想将自己管理好，则须管理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例如自己的思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心念要管理好，自己的威仪要管理好，自己的语言要管理好，任何一个地方管理不好，都会为我们带来多少无谓的灾殃。
平时承蒙有人赞美我，说我门下徒众之多、寺院之多不知是如何管理的。其实，我觉得自己没有什么管理的法则，像我管理寺院，从不上锁，像大雄宝殿、大悲殿、会议室、客堂、教室等都是全日开放，好让大众随时都可以进来瞻仰、使用。我管理物品，不喜欢建仓库，我觉得物品是做来给大家用的，最好能物尽其用，东西一旦堆在仓库，没有人看得到，往往一放多年，等到要用的时候已经发霉生锈，岂不可惜！我管理钱，也不喜欢放在秘密的地方，三十多年前在寿山寺的时候，我将钱放在固定的地方，让学生、徒众各取所需，我认为这才是公平之道；我管理人，倡导法治、人治，甚至无为而治，我觉得最好的管理，其实是自己内心的管理。心治则身治，身治则一切皆治。
有一段民间的绕口令说：“有一个城隍庙，东边坐了一个管判官，西边坐了一个潘判官，西边的潘判官要管东边的管判官，东边的管判官要管西边的潘判官，究竟是要东边的管判官来管西边的潘判官，还是西边的潘判官来管东边的管判官。”就是判官也彼此不服气，你要管我，我要管你，互相看不起，僵持不下，就很难为城隍爷了。可见有了管理对方的想法，就有了分别对立，反而就更难管理了。
在禅门有一则饶富趣味的故事，可以和上面的绕口令成为对比。有一个信徒到寺院找住持讲话，住持叫旁边的一位老禅师说：“你赶快去沏茶！”不久，住持又叫他：“你快去切一盘水果来！”住持和信徒讲完话，又向老禅师喊道：“你陪客人聊聊啊！我有事要先走了！”住持出去了以后，信徒很奇怪地问老禅师：“这位住持是你的什么人啊？”老禅师回答：“是我徒弟啊！”信徒大为不满，说道：“既是徒弟，怎么可以叫师父去泡茶？”老禅师回答：“他只有叫我去泡茶，没有叫我去烧茶，烧茶就比较难了。”“他还叫你切水果！”“他很慈悲啊！只有叫我去切水果，没有叫我去种水果，种水果可就更难了。”“他自己先走了，还叫你来陪我！”“他年轻，比较有用；我老了，所以做一些琐碎的事情。”其实，在这个寺院里，老禅师才是真正懂得管理三昧的人，由于他能顾全大局，放下身段，透视人际之间的因缘关系，因此让整个寺院和合无争。
有鉴于“人和为贵”，所以我一向主张“集体创作”，我觉得最上乘的管理方式，应该是让大家自动自发，肯定彼此所扮演的角色，互相合作，共同奋发突破。我也大力提倡“同体共生”的精神，我觉得最高明的管理原则，应该是让整个团体能够产生共识，上下一心。虽然我一手创建佛光山，但我都以召开会议来代替下达命令；尽管我是多少人的师父、师公，但我宁愿大家商讨研究，也不愿断然否决别人的意见。当然，其中也曾遇到很多不必要的困扰，例如一些应赶紧实行的议案，因为主事者的保守而延误时机，以致日后必须付出多倍的努力及代价，但是为了尊重他人的看法也有其必要，所以我愿承担一切后果。三十年来，为了斡旋各个单位的意见，为了调和各个主管不同的看法，总有开不完的会议，但想到能给人多少利益，给人多少方便，给人多少学习，一切的辛苦即刻化为乌有。
过去曾经听过一则家庭主妇的故事，让我感念良多。有一个母亲就要过七十岁生日了，家人们秘密地商量着如何为她祝寿，想了半天都不知道她最喜欢什么，最后小儿子说：“我知道，妈妈最喜欢吃我们每餐剩下来的饭菜。”大家想想，的确如此，于是到了这一天，儿女们就将冰箱里的剩菜清出来煮了一锅，说道：“妈妈！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们煮了您最喜欢的剩菜孝敬您。”这位母亲听了，一面流泪，一面说道：“是的，我最喜欢吃剩菜，几十年来，你们所不喜欢的，我都默默欢喜承受下来。”自古以来，男士多称自己的太太是内人、拙荆，甚至贱内等，其实贤妻良母才是一个家庭里面主导内外的核心人物。我将这种肯牺牲，肯奉献，不计较，不嫌苦的管理方法称为“剩菜哲学”，用它来教导我的徒众；但看古今中外，善于管理的良臣名将不都是因为拥有这种体贴、承担的美德，所以能够克敌制胜吗？像吴起领军，不但与兵士同榻而眠，同桌而食，而且嘘寒问暖，为吮脓血，所以官兵们都肯为他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李广带兵，在饥乏之际发现泉水，不待士卒尽饮，必不近水；不待士卒尽餐，必不尝食，所以大家都乐于为他效劳卖命，出生入死。
因此，所谓管理，不一定高高在上，发号施令，而应当深入群众，将团队的精神带领起来。三十多年前，我初创佛教学院，即使像“出坡”这么一件例行的事情，我都亲自说明意义，并且身先表率，挑砖担水。三十年后的今天，想要为我做事情的徒众何止万千，但我不仅未曾以命令的口吻叫人做事，还经常主动地为徒众解决问题。常常听说某个徒众在北部事情忙碌，我便为他主持南部的会议；往往知道哪个徒众正在主持汇报，一时无法结束，我就为他代课教书。我觉得，最好的管理，是自己先与对方建立生死与共的观念，才能发挥最大的整体力量。
有些人从事管理，善于谋略在人我之间制造矛盾，然而一旦被人拆穿，就不易为属下所尊重；有些人从事管理，喜用计策先试探别人的忠诚，但是一旦被人识破，就不能为对方所信服。所谓“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最好的管理方式，是以己心来测度他情，以授权来代替干涉。像龚鹏程先生和我素昧平生，只因听说他的才华，便立刻在飞驰于高速公路的车厢里，先用移动电话邀请他担任校长，他先是一阵愕然，听说我要建的是一所属于全民的精致大学，便一口答应，从此多年来的校务我未插手干涉，南华在他的带领下，校誉日有所增。目前西来大学的校长陈乃臣先生，过去是花莲师范学院校长，我将校务交付给他之后，也很少过问，西来大学的校务在他的拓展之下，也是蒸蒸日上。
在世上，一些父母和儿女们说：“你看！隔壁张家的某某多好，成绩这么好，哪像你？”结果，孩子被说得一无是处，只有自暴自弃。在社会上，一些主管总是责备属下不如别人，说者固然是恨铁不成钢，但没有想到听者的想法如何，根器如何，也就枉费心机了。每个人资质不一，各有妙用，只要你善于带领，败卒残兵也能成为骁将勇士，最重要的是，你是否能看出他们的优点长处，而给予适当的鼓励？你能否看出他们犯错的症结，而给予确切的导？尤其，你能否不伤害他的尊严而让他的人生得到成长？像盘珪禅师以慈悲爱心感动恶习不改的惯窃，仙崖禅师以不说破的方式教导顽皮捣蛋的沙弥，凡此皆可看出历代高僧大德管理十方丛林，接引各类僧众的善巧智慧。
过去曾经有一个连名字都不会写的男孩被送来佛光山，大家都嫌他笨拙，我用玩的方式来教他，慢慢地他竟然开了智慧。大雄宝殿刚落成时，里面一万四千八百个小灯泡的线路错综复杂，都是他一人包办。还有一个摩登妙龄女郎，每次来山总是打扮得花枝招展，当时不知有多少人反对我收她做出家弟子，但她后来在佛法的熏陶下，不但勤劳努力，而且本分尽责，得到众人的赞美。所以，说到管理，其实是在考验自己心中有多少慈悲与智慧。
信徒和我讲话时常会惊讶地说：“你说中我的心事了！”这是因为，我自四十多年前弘法以来，就常在揣摩前来的听众、信徒是什么职业，抱着什么心态，我要和他讲什么话，让他欢喜，让他感动，由于我能用心为人着想，所以后来我在管理人众的时候，就能应付裕如。
我接办南华管理学院时，曾将一座大楼的设计方位改变，事后许多人说改得真好，他们问我是不是会看地理风水？其实，心有心理，人有人理，情有情理，物有物理，地当然也有地理。过去我在读佛学院的时候，每次一上殿，我就知道要赶快站到哪个位置，因为我喜欢敲法器，即使没有开我的牌，也总想有递补的机会。每次一到斋堂，我也知道应该往哪里坐，因为我的食量大，我要找一个行堂容易看到的地方，好为我添饭；每次一到教室，我会知道该到哪个位置去，因为过去寺院没有钱点油灯，只有自己赶紧选择光线最好的地方；每次和师长谈话，我也知道该往哪里站，因为我要引起他的注意，好让我能有更多学习的机会。后来举凡队伍的排列形式、建筑的远近高低、事情的快慢程序等，我都能拿捏得准确，这是因为我能用心将自己的空间管理得当的缘故。
我经常在客人要来的前一刻，站在门口迎接，让对方惊喜不已，有人问我是不是有神通？其实这是因为我从小就训练自己要有时间观念，例如什么是五分钟，什么是十分钟，甲地到乙地需要多少时辰，做一件事情要花费多少时间，我的心中都了了分明，所以一切事物当然也就能够管理得恰到好处了。
每年大年初一，我能约略算出今年春节大概会有多少人上山；在某些地方待上一两天，我也能知道当地寺院油香的多寡。徒众辄感惊讶，其实我无丝毫特异功能，只是因为我有心去留意大小车子的流量，我肯去主动地了解每个地方的人文经济，由于我心里面有数字的概念，所以在管理寺院的时候，无论行政、财务、工程、总务……当然就能够预事而立，面面俱到了。
所以，管理的妙诀，在于将自己的一颗心先管理好，让自己的心中有时间的观念，有空间的层次，有数字的统计，有做事的原则。尤其最重要的是，让自己的心里有别人的存在，有大众的利益，能够将自己的心管理得慈悲柔和，将自己的心管理得人我一如，才算修满“最高管理学”的学分。
要做义工的义工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为你做事呢？”有人如是问我。
我想，这是因为我从不高高在上，发号施令，总是先做“义工的义工”，所以我的义工就很多了。
传统观念里，人有士、农、工、商等群类的区分，随着时代的变迁，近来“上班族”、“庞克族”、“原宿族”、“无壳蜗牛族”、“丁克族”等名词纷纷出笼。自古以来，有一类族群贡献良多，却往往被人忽略，那就是义工。义工以服务人群、造福社会为目的，因此虽然没有领薪，但是所从事的工作却是无价的；虽然默默耕耘，但是所得到的喜悦却是无穷的。他们无所为而为，让人生起无限的敬意，所以我先做义工的义工，为他们服务。
过去，我每次要麻烦义工写标语、写传单时，总是事先将笔纸找妥，并且安置座位；如果请信徒来浇花植草，我也都把水桶、水管准备齐全，还要告诉来者水龙头、工具箱在哪里。到了用餐时间，我热心招待他们吃饭，不断地为他们准备茶水、点心；到了回家时，也不忘慰问辛苦，赞美他们的成绩，甚至一路送到门口，看着他们身影远去，我才放心。
四十多年前，我在宜兰开办慈爱幼稚园时，请杨锡铭先生担任美工，事先我就准备好彩笔、颜料，在他进行画图时，不时为他沏茶、煮面。他为幼儿们做义工，我就为他做义工，如同仆役般守候在旁，视其所需，随时为他服务。杨居士那时是一个军中的中级校官，不久之后自动皈依在三宝座下。
当时，另外一位朱家骏先生负责编辑《幼狮》杂志，版面设计新颖，标题引人入胜，突破陈年窠臼，在当年台湾的杂志界无出其右者。因为在此之前，他曾为我助编《觉世》旬刊和《今日佛教》杂志。记得每次他一来，糨糊剪刀、文具稿纸早已一应俱全，井井有条地搁在书桌旁边，甚至晚上睡觉连枕头、被单也都是新洗新烫，干净整齐地叠在床铺上面。本来我是师父，但当他开始工作时，我好像侍者一样，侧立左右，听从吩咐。半夜时分，寒气逼人，我就泡热牛奶，准备点心，为他暖胃疗饥。他一面为我工作，一面编发《幼狮》，声名因此大噪。在他的引介之下，后来我得以和当时台湾文化界的名笔如郭嗣汾、林海音、何凡、痖弦、梅新、公孙嬿等人结识，可惜他英年早逝，否则以他出众的才华，一定可以为教界贡献更多。
二十多年前佛光山刚成立时，邱创焕先生担任要职，拟请张培耕先生出任台湾佛教会秘书长，但因他是我推荐，受到守旧者排斥，后来不得已由我敦聘张培耕先生为佛光山主任秘书。记得，那时我经常如书童一般任凭差遣，为他取笔拿纸，因而他一生都心甘情愿地跟随我办事。
三十多年前我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时，请李新桃小姐专职负责。每隔三五天我前往视察时，也总是帮她写信回函，整理庶务。后来她随我出家，法名慈庄，现在佛光山海外道场的开山建设，都有赖她的筹办规划。
其实，杂志的美工、编辑都是我的专长，写公文、定计划的秘书业务，我也不是不会，然而在当义工的义工的同时，灌输佛法的理念，等到一切都已经上了轨道，我不但可以分一些心力去别处弘法度众，无形中更为教界培养了许多人才。
在佛教里，鬼子母因为佛陀令僧众为她施食供养，所以后来成了佛教的护法；关云长由于智者大师为他说法安心，是以发愿生生世世守护伽蓝。可见要做义工的义工，固然必须为他们服务，更重要的是设身处地，为对方切身的需要考虑周全。记得翁松山先生当年在宜兰时，本来只是一个普通的油漆工学徒，我见他极其聪明，所以请他雕刻佛像。我不但经常去他工作的场地，在旁建议指导，赠送各类相关艺术书籍，并且买机票邀他到欧洲考察，当他的旅游向导，观摩各国艺术技术，现在佛光山许多殿堂的庄严佛像都是他巧手慧心的杰作，他也因此成了声名远播的艺术家。
阿娇女士有心为佛教做事，碍于家庭经济不佳，必须在外兼职赚钱谋生，我知道了以后，为她设法安家。如今她不仅申请入道，做了佛光山的师姑，而且每天发心烹煮美食供养大众。
永均宁可辞去朝山会馆馆长之职为我驾车，经常不分昼夜，南来北往，穿梭在市街公路上。常常全车的人都已昏昏入睡，我恐怕他开车枯燥，撑着沉重的眼皮，找了许多话题和他闲聊。一回一答中，几年的岁月过去了，他载着我出外弘法，不知跑了几百万里的路程。因为他常听我的说话、看法多了，以他不到三十岁的年龄，已当上佛光山人事监院，而且胜任愉快。
我不但衡量各人的能力、背景，给予不同的工作，更不时嘘寒问暖，关心他们的身体状况是否胜任，考量他们的衣食是否充足，就如同军队中说，带兵要带心，所谓带心就是最好做他的义工。我认为，如果要感激别人为你工作，为你忙碌，并不是表面上寒暄虚应，物质往来，而是从内心付出真诚的体贴、关怀，为他解决问题，给予种种尊重、方便，彼此的善缘才能维持长久。
许多人说我聪明圆融，说我通晓人情世故，知道轻重缓急。其实我生来笨拙，一无是处，如果勉强找出自己有哪点长处，那就是我从小喜欢做“义工”了。回想童年时，父母几个儿女当中我最乐意料理家务；同龄的孩子里我最能与人为善。从工作中，我不但获得许多珍贵的友谊，更学到基本的做事程序。少年出家以后，我发心作务，香灯、司水、典座、行堂样样做过。在行堂时，我揣摩如何快速地为大众做最好的服务；司钟时，我设想如何敲出好听的钟声，让冥阳两界有情皆能得到法喜；典座时，我体会如何运用有限的配料煮出大家都喜爱的菜肴；编写刊物时，我费尽心思撰写有益人心的文章。十九岁那年就读于焦山佛学院时，我曾经建议学院展览佛教文物，从构思到宣传，我都一丝不苟地计划筹备。展出时，果然功不唐捐，吸引了百万人潮参观。展览完毕收拾善后时，回想整个过程，深深体悟到发心工作的最大报酬就是学习到智慧与灵巧，感受到当义工所得到的报酬——结缘和欢喜，无与伦比。
刚到台湾时，我在中坜落脚。每天清晨微曦乍露，我就得起床拉着板车，走十五里的黄土路，到市场叫醒菜贩，备办八十人份的柴米油盐，再匆匆赶回寺。早餐以后，我快速将环境清理整洁，又到井边打六百桶水，供全寺住众使用。日间还要负责厕所的清扫工作，那时缺乏刷洗用具，所以常常都用双手将垢秽扒尽。寺里有人往生了，我帮忙装在木箱里，抬出去火葬。每逢秋收时期，我挑着担子、穿着木屐替常住到各处收租。那年我才二十三岁，每天劳役之繁重，可说义务发心，其乐无比。虽然有人嫉妒说闲话，但我一直十分感谢寺主的收留，给予我工作的机会，成就我担当的能力。所谓“义工”，看起来是为人，其实最得利益的还是自己。
佛陀座下有一位专司知宾的陀骠比丘，每天任劳任怨地工作，即使在深夜，有人前来敲门挂单，他也欢喜地提着灯笼，为其引导安单。数十年如一日，后来终于感得手指自然放光的福报，日后再也用不着打灯笼为人引路了。我自愧功德未臻圆满，四肢五根都不曾放光，然而在为人服务的同时，心灯通体明亮，法喜充满全身，自认是人生最大的福报。
古德有云：“欲为佛门龙象，先做众生马牛。”又说“未成佛道，先结人缘。”在佛门里，讲究的不是世智辩聪，而是菩提道心。翻开佛教典籍，可以发现历代的祖师大德们都以苦行出身，在作务中开悟见性，例如，雪峰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饭头，庆诸禅师在沩山座下担任米头，道匡禅师在招庆座下担任桶头，灌溪禅师在末山座下担任园头，智通禅师在洞山座下担任直岁，晓聪禅师在云居座下担任灯头，稽山禅师在投子座下担任柴头，义怀禅师在翠峰座下担任净头。还有，石霜禅师的筛米，云岩禅师的制鞋，临济禅师的栽松，仰山禅师的牧牛，洞山禅师的种茶，云门禅师的担米，玄沙禅师的砍柴，赵州禅师的扫地，丹霞禅师的除草，懒融禅师的典座，印光大师的行堂等，无非都说明了工作的意义在于扩大自我，服务人群，提升生命的价值。舍义工和劳动之外，还有什么最好？
我虽然没有历代高僧的深厚夙慧，但是在奉献工作中，我领悟到许多待人处事的方法原则，发愿将这些宝贵的经验传授给发心服务的人。所以过去我在佛学院担任院长时，总是在每次出坡前集合学生，为他们讲解这次劳动的意义以及工作的内容、做事的诀窍等，让他们在工作当中，体会到更多的佛法，达到解行并重的学习效果。后来，我在佛光山举办活动时，也都在事前、事后召开讲习会议，让参与的人不仅能怀抱法喜在佛门服务，成就他们广泛学习的机会，进而提升义工的层次。
这些善因善缘，使得许多信徒，甚至平常在家里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被人服侍得无微不至的董事长、阔夫人们，听到佛光山举办活动，便千里迢迢专程赶来当义工；甚至心甘情愿地自掏腰包，坐上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到西来寺帮忙寺务；有的还穿着围裙，卷起袖子，在斋堂里行堂端茶，在厨房里洗碗拣菜。那种发心，那份认真，比起梁武帝以九五之尊三进同泰寺，舍身为奴；汉宣帝在未登基前，以太子之贵入寺作役，可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可见，工作无分贵贱，只要做者有心，一样能得到欢喜自在；事务无分难易，只要教者有意，自能集合群力，将微不足道的事情做得有声有色，将程序繁复的活动办得轰轰烈烈。
释迦牟尼佛色身虽已入灭，但法身常住灵山，以诸神通力化导众生，是娑婆世界里的义工；观世音菩萨寻声救苦，是茫茫苦海中的义工；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是热恼炼狱里的义工；阿弥陀佛以七宝莲池、八功德水、道路平坦、树木罗列庄严极乐净土，可以说是净土世界的环保义工。由于诸佛菩萨常住世间，精进不懈地做诸佛事，黑暗的世界才见到光明。我们凡夫俗子福薄德浅，在承受庇荫之余，岂能苟且偷安，贪逸恶劳？所以我一直觉得，佛门义工除了替三宝服务以外，更应该效法诸佛菩萨度众不倦的精神，在世上为广大的有情布施欢喜，先做好义工的义工。
在这种理念下，我创立国际佛光会时，不断地呼吁各个协、分会的会长、会员们，应该积极举办各项有益社会人心的活动。在大家携手合作之下，四年来成绩斐然，获得社会大众的一致肯定。例如在学校附近护送学童过马路的“爱心妈妈”，不知获得多少父母的感激；在医院里帮忙排队挂号的义工，不知协助过多少老年病患；到偏远地区为人义诊的“友爱服务队”，不知解决多少贫苦人家无钱就医的问题；在万丈红尘中设立的读书会，不知带动多少家庭共创书香社会。其他诸如植树救水源活动、净化人心七诫运动、特殊学生游艺会、废纸回收保护环境活动、到监狱戒毒村帮助受刑人等，都是在各地会员义工的积极推动之下，如火如荼地展开，为民风日益恶化的社会注入一股清流。例如，今年佛光山文教基金会举办一百万人的佛学会考，光是义工就有三万多人。
近年来，我常收到各地来鸿，有的感谢佛光会的善行义举，有的邀请佛光会共同协办公益活动。对于真正有益于大众的事情，不管大小巨细，我一直认为是“义”不容辞的“工”作，因此一概不加推辞。至于一些赞美过誉，则愧不敢当，因为我们不过是在做穿针引线的工作，将各种好因好缘结合在一起，为开创人间净土而尽一份力量罢了。
一些事业有成的信徒常对我说：等到将来退休以后，要来佛光山当义工，服务大众。其实做义工不必寄望于未来，此时此刻，就可以实践菩萨道的义工精神，以四摄六度利乐有情。有心服务大众，更不必等到退休，眼前就能自我期许，做个不“退”转菩萨、不“休”息菩萨。人身难得，胜缘难再，把握当下每一分每一秒，在世间广结善缘，人生岂不更有意义？
破铜烂铁也能成钢
小时候因为家境贫寒，无法和其他小孩一样上学读书，受完整教育，所以一直很自卑，总觉得自己好比路边的一块破铜烂铁，一无是处。十一岁那年，我无意间和外婆谈起心中的感受，外婆告诉我：“傻孩子！破铜烂铁有什么关系，只要肯在大冶洪炉中锻炼，破铜烂铁也能成钢。”这句话犹如黑暗里的一道光明，引领我走向多彩多姿的人生。
不久，我剃度出家。在那个年代里，教育并不普及，佛事念经成为最普遍的度众方式，因此有一个好喉咙是身为出家人必备的条件之一，偏偏我不仅天生一副破嗓子，而且缺乏节拍观念，诵起经来荒腔走板，敲打法器又不上板，所以经常因此而遭受讥嘲讽刺。正当十分气馁的时候，外婆的话在耳边响起，于是我下定决心，昼夜练习，熟能生巧，渐渐获得师长认可。现在弟子们竟然都说我梵呗音声很好听，甚至还有信徒将我主持佛七时的佛号声录音下来作为珍藏。俗谓：“宁在大庙睡觉，不在小庙办道”，“要得会，人前泪”。我深深体会到大众就是一座最佳的大冶洪炉，只要我们肯安住学习，肯在别人面前丢人现丑，不怕困难，“破铜烂铁也能成钢”。
就读佛学院时，为了磨炼身心，我曾效法古德，以各种方式来刻苦自励：在过午不食期间，我体悟到精神超脱的法喜甚于口腹贪求之欲；在刺血写经时，我感受到自己与佛陀血肉相连，与众生心心相系；在实行禁语期间，我曾因多次违禁而掌掴自己，久而久之，连心中也不复闲言杂语；在拜佛礼忏之时，我仆倒佛前，长跪哀悔往世罪业，乌云般的无明层层剥落，明月般的佛性逐渐显现，一股法喜冉冉升起。凡此不仅强壮我的体格毅力，也长养我的菩提道心，使我经得起日后风霜雨雪的考验。佛说“身为苦本”，历代祖师们则鼓励我们进一步“借假修真”。身体其实就是一座炼钢厂，若能下定决心，难行能行，难忍能忍，苦恼正是最好的燃料，它能促进烈火的焚烧，将破铜烂铁的杂质，烧炼成精钢一般的法身。
老师的责备，同学的耻笑，我都视为当然，自知聪明才智比不上别人，唯愿以勤奋的作务来弥补不足。因此，当大家还在温暖的被窝里时，我摸黑起床，打板司钟；当同学在孜孜自修的时候，我发心到河边挑水供养大众；三餐前后，我赶去斋堂行堂洒扫；课余之暇，我前往大寮典座，在热炉沸汤、柴米油盐中穿梭不停。佛门里有句话说：“金衣钵，银客堂，珍珠玛瑙下厨房。”平凡无比的青菜萝卜禁得起大火烧炖，所以能煮成珍馐美味的上堂斋；同样的，一文不值的破铜烂铁，只要肯接受千锤百炼，也能铸成风雨不蚀的不锈精钢。有首《石灰吟》云：“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在劳苦的作务里，我学习到数量的掌握，时空的拿捏；在触类旁通，应用万端之下，日后各种大小活动的策划进行再也难不倒我。
我自觉学问浅陋，所以极力向常住争取担任图书管理工作，借此机会阅览群书；我自忖天资愚昧，所以上课时聚精会神，博闻强记。每天我利用零碎时间伏案思索，在日记上发抒我对一件事的意见，对一个人的描述，对一堂课的感想，对一句话的看法……久而久之，文思如泉涌一般泻入笔端；每月将尽，我将学习所得编成一本《我的园地》，里面有诗篇、有散文、有论说、议事……年少时的自我鞭策毕竟没有白费，直至今日，山河大地、风土人情，无一不是我弘法的素材，所谓“大块假我以文章”。因此，我常劝勉年轻人不要画地自限，只要肯不断虚心地吸收世间的光热，自我塑造，自我建设，破铜烂铁也能成钢。
二十三岁时，赤手空拳，渡海来台，初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念及自己既无显赫家世，又无师门特色，幸赖世间诸多因缘助我成长，所以总是抱持惜福感恩之心，任劳任怨。同道说我力气很大，为了不辜负他的赞美，所以使出全身力气，拉车、挑水、担石、负薪，没想到日后竟成为开辟佛光山的资本；前辈命我前往教书，我原本生性怯弱，不敢面对大众，但既然承他看得起，因此我挑灯熬夜，准备教材，鼓起勇气，登台宣讲，没想到就这样一路从北部讲到南部，从岛内讲到岛外；长老要我负责文宣，编辑杂志，其实我根本没有什么经验，蒙他不予嫌弃，所以我全力以赴，从撰文、编辑，一直到印刷、发行，我一手包办，没想到后来凭着这一点历练，开办了各种佛教学报、杂志；信徒请我写标语斋条，我从未有练习书法的机会，但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所以我先揣摩酝酿，然后小心下笔，不料一直写到现在，徒众们竟以拥有我的亲笔墨迹为荣，弘法之暇，写字送人成为我自娱娱人的兴趣之一。
西来大学的募款，是我为前来参加大悲忏法会的信众，每人出功德善款十万元者，即写一张毛笔字来感谢他们对西来大学的护持。佛光大学书画义卖会中，我写的毛笔字竟然是炙手可热的高潮卖点，自觉不入流的两幅字——“法界惟心”、“云水三千”，各卖了六百万元新台币，约合美金每幅二十四万元，后来我自动降价，索性多写几张法语，每幅只准以新台币三十万元为限，来满足大家的愿望。我深深感到身在世间，若能经常为对方着想，随顺别人的需要，增加自己的韧性与强度，哪怕是一块破铜烂铁，也能久炼成钢。
我生性不擅主动与人交往，无形之中丧失许多人缘，念及于此，我从不推辞开始努力；我不长于交际应酬，经常因此被人误会，思及于此，我从直心待人着手学习；我自忖一文不名，无以予人，所以布施所学，教导后人；我自认缺点甚多，愧对十方，因此兢兢业业，三思而行……点点滴滴的改进，将我一步一步地往前推进，我深信在长远的菩萨道上，即使资质如破铜烂铁般的我，也必能借着反复琢磨，自我修正，去芜存精，成就像“精钢”不朽的法身慧命，所以行走于人生逆旅之中，即使面对再大的挫折，再多的阻难，也不曾灰心失意。
在一个简陋的小庙里，一架老旧不堪的裁缝机上，我写了一本《释迦牟尼佛传》；在乡间臭气冲天的尿桶边，我完成一部《玉琳国师》。在崎岖不平的山路行进当中，《弘法者之歌》于脑海里一气呵成；在汗流浃背的披荆斩棘期间，《佛光山之歌》于心湖里陆续成章。在地势悬殊的麻竹林中，我建立一座世界最大的僧团道场；在政令繁复的教育界中，我创设古今第一所不收学杂费，由佛教开办的社会大学。初辟草莱时，寮房里的书桌是将工地拾获的几块木板拼制而成，春去秋来，我埋首其上，不知拟好多少份计划，写就多少篇文章；刚成立客堂时，里面的沙发是信徒丢弃不要的旧物，我们把它拣回来使用，三十年来，不知接待多少世界知名的宾客。净土洞窟刚建好时，没有余钱添置设备，只得因陋就简，以彩色布条代替雕梁画栋，几年下来，也度了不少信众；宝藏堂初成之时，我在这三十坪不到的房子里摆设佛像、文物，供人参观，有谁料到这竟是日后各别分院宝藏馆的雏形？所以我们不必遇难自怜，受挫怨天，只要自己肯力争上游，克勤克俭，一旦因缘成熟，即使是破铜烂铁也能成钢。
天生智障的李忠山，初来佛光山时，因异于常人，我多方关怀鼓励，后来他乐观开朗，勤于拜佛；因中风不良于行的郑昭暄，在佛七期间蒙佛加被，从座椅上奋力站起，匍匐感泣，从此勤于参加念佛法会。萧顶顺当初不过是一名初中毕业的木工，三十年来，我们合作无间，所有佛光山的建筑都是在他手中完成；韩昭泉早年为佛光山开车时，第一天就发生一些小事故，虽遭多人埋怨，但我从不责备，只在他每次出门前，再三叮咛他小心驾驶，随着开车日久，技术增进，后来他娶了在佛光山育幼院服务的王小姐之后，成家生子，自行开业，现在已是游览公司的大老板；宗福十几岁来山时，连玩耍都不会，我教他打球，后来他精通总务，成为修理电器的高手；颜香原本是一个乡下姑娘，一句国语都不会说，在佛学院的熏陶下，不但国语流利，甚至考取托福，出国深造；慧尚刚从印尼来台时，一句中文都听不懂，后来他发心从事全山环保工作，终日与垃圾为伍，余暇刻苦自修，后来竟能以中文作诗撰文，现在肩负沙弥学园的教育使命；慧庆虽然天生咬字不清，但无法阻碍他上进的决心，在不断努力之下，成为《普门》杂志的资深编辑，文字功夫高人一等；慧岸初学佛时，矮小胆怯，几年的佛门训练之后，竟能登台主法，侃侃而谈，目前在光明学苑担任讲师。永光体弱多病，数度住院就医，凭着柔和忍耐的性格、坚毅不拔的精神，在基督教国家菲律宾各地弘法度众，广受信徒爱戴。
我来台湾弘法时，大胆起用一群未见世面的乡下青年，结果一鸣惊人，博得好评；台湾初次举办敦煌古物展览时，我大力推荐年幼的沙弥担任解说员，结果深受来宾赞许。可见只要肯赋予任务，导以训练，男女老少、智愚巧拙都能够发挥一流的表现，这不也证明了“破铜烂铁也能成钢”这句话，诚然是颠扑不破的至理名言。
随着僧团人多，难免龙蛇俱处，玉石混杂，一些弟子对于我普门大开、广纳徒众的作风有不同的意见，慈庄毕竟跟随我多年，最知其中三昧，她总是对大家说：“你们不要反对师父收徒弟，即使是破铜烂铁，师父也能用慈悲的热火，包容的巨炉，将他铸炼成钢。”
“破铜烂铁也能成钢”，过去是我勉励自己的座右铭，如今却成为我接引人才的方便之道。其实，在古今中外，正有许多名人的范例足以作为我们励志修行、待人接物的榜样。像爱迪生小时候被老师视为低能儿童，但是在母亲循循善诱之下，吸收了许多现代知识。长大以后，一生从事发明，造福无数人群，带动文明的进步。松下幸之助十一岁辍学，十三岁丧父，三十四岁时，唯一的儿子出生仅六个月就夭折，他自己一生则受病魔纠缠，四十岁以前，有一半的时间都卧病在床，但凭着乐观进取的精神积极奋斗，不但寿达百岁，而且拥有国际知名的电器事业。六祖惠能本是目不识丁的“南方獦獠”，由于他肯潜心苦行，终于在弘忍座下舂米得道。太虚大师原为体弱多病的牧童，在奘年老和尚的栽培下，广阅经藏，后来成为一代高僧。
所以，我们不必怨叹自己因缘不足，境遇不佳，只要具备铜一般的决心，铁一般的意志，再破烂的天赋，再恶劣的状况，也能成就钢一般的丰功伟业；我们也不必怨怪别人资质低劣、条件不好，如果自己能拥有不熄的慈心，不灭的悲愿，破铜烂铁也能在我们手中淬炼成为像钢一样的栋梁之才。
做什么要像什么
人生如戏，随着时空舞台的变换，随缘任运，自能肩挑一切重任。
童年出家后，常听师长们训诫大家：“做和尚就要像个和尚，你们不要画地自限，要做什么像什么才好啊！”我听了以后，谨记在心。后来这句“做和尚就要像个和尚”、“做什么要像什么”在我一生当中，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记得当时正逢抗日战争期间，民生匮乏，寺院经济更是捉襟见肘，常常水已经煮滚了，还不见有米下锅。我那时只是一个小沙弥，看到常住这么困难，就经常利用课余时间，上山采无花果（可以染布），一面增加常住的收入，一面可以帮常住巡逻看守山林，以防宵小偷窃木材。数年后，我奉师命到焦山定慧寺就读佛学院，但每值假期，我一定赶快回到栖霞山。暑假时，无花果累累结实，我依然每天早出晚归，将它们摘下来献给常住；干旱期间，看到寺众饮水盥洗不便，我也自动到江边挑水，每次来回总要花上一两个小时的脚程。寒假时，农历新年将至，我又拿起抹布、扫帚清理环境，单单从早到晚，擦玻璃就费时一个月；春节期间，我又忙着帮常住接待香客。虽然一天下来，往往疲累不堪，但我常想：自己在栖霞山出家，栖霞山就是我的，我要像一个栖霞山的出家弟子。
青少年时，我在丛林十载生活，其中做了六年行堂，两年司水，一年半的香灯，还兼任图书馆管理员、自治会的会长。每至冬天，行堂最是辛苦，双手浸泡在冰冻的水里洗几百双碗筷，手掌、手背的皮肤一处处都皲裂了，连里面红色的肉都看得一清二楚，那时不懂得包扎涂油，第二天还是照常工作，好像从来不觉得伤口的痛楚，只知道做一个苦行僧，就应该要像一个苦行僧的样子，任劳任怨，谦虚学习。
童年时因家境贫寒，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很珍惜有书可读的机会，为了做好一个学生的样子，我自动自发，自我学习。由于白天忙于出坡，读书的时间很少，我利用在图书馆整理书籍剩余的零碎时间温习功课，并且翻阅一些课外读物。此外，我还每月督促自己编一本《我的园地》，里面有论文、讲座、新诗、散文、心得报告、生活感想等，虽然只有我自己一个人看，但是从那时一点一滴地打下基础，让我日后在编辑杂志、写作撰文，乃至弘法布教、接引众生时，都能得心应手，实在是始料未及之事。经云：“一一尘出一切法，旋转无碍遍庄严。”又说：“释迦牟尼佛名毗卢遮那，遍一切处。”我由躬身实践中更加相信：只要肯发最上心，时时想到自己做什么要像什么，其所带来的利益实在是无量无边。
那时晚上没有电灯，常住也不准我们用花生油点灯，因为平日食用的油水已经不敷使用，遑论有余存的油让寺众点灯看书。我每晚都借着礼佛禅坐来度过漫漫长夜，每当心性懈怠的时候自我观照，想到高僧传中古德艰苦奋发的精神，不禁自惭形秽。为了让自己更像一个佛门的行者，我在万籁俱寂的黑夜，就着佛前微弱的灯光刺血写经，蘸着一滴滴的鲜血，培养我对佛法的信心道念。此外，我也自持禁语戒，并尝试过午不食的修持。除了平日坐禅拜佛以外，凡是听闻举办禅修、佛七，我也都极力争取参加，其中曾有过忘我的悟境。多少年来，我无论是主持禅七、佛七，或是指导徒众修持，都能得心应手，不禁感谢老师那句“做什么要像什么”，让我得以从事自利利他的工作。
佛教僧侣必备的三刀六槌，四十八单中的苦修，我都是在早晚课诵、劳动作务中揣摩熏习；佛法妙谛则是在平日行住坐卧，一点一滴的实践当中有所体悟。在忙碌的参学生活中，我一心一意要求自己做得像一个出家人，所以平常对于常住的一切安排，我都欢喜随众，余暇则兼行密行，就这样，我的思想慢慢净化，出家人的样子自然而然地就显现出来了。直至今日，我常教诫徒众“不私收徒众，不私蓄金钱，不私建道场，不私交信者，不私自募缘，不私自请托，不私置产业，不私造饮食”的理念，其实都是源自于早年我在佛门里学习做得像一个出家人所体验到的法则。
过去丛林的教育十分严厉，行进时眼睛要看前方七尺处，不可左顾右盼，不可仰视、低头、跑步、疾行；站要有站相，两手下垂，操手当胸，要知道自己站的位置。坐下时，椅子只能坐半座，背脊自然挺直，肩膀要平，下巴要收缩。安眠时，要右胁吉祥卧。外出时，衣着要整齐，出房门一定要着长衫，出山门要穿海青，不可戴围巾、帽子。如果威仪稍有差错，言行些微不如法，就会遭到师长的棒打、怒喝，而冤枉、委屈更是常有的事情。但我从来不曾挫折、灰心，也未尝顶撞、怀恨，因为我始终觉得这是老师的慈悲教导，做一个晚辈后学，就应当像一个晚辈后学的样子，以恭敬的身形，以感恩的心意来接受一切教导训诲。正因为如此，老师们很乐意教我，原本不聪明的我，在千锤百炼之下居然进步迅速。
回想当初之所以在童稚之龄祝发出家，是因为从小在家乡看到大和尚威仪庠序的法相，所以暗自发愿有一天也要穿上僧袍，让别人说我像一个庄严的大和尚，后来果真愿不虚发。我剃度之后，一直牢记这个誓言，并且常以玄奘大师的“言绝虚浮，行绝名利”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六十年来，我不曾散着裤管，身着短衫外出，我不曾穿着大袍跑步，不曾上咖啡厅与人聊天，不曾在倾盆大雨时手执雨伞，甚至地震摇撼时，落石崩于前，也都能镇静念佛，不惊不惧……这些举止均非矫饰，而是经年累月持续当年的一念初心——“做得像一个和尚的样子”所养成的习惯。一九八八年，西来寺刚落成时，徒众基于好奇，一窝蜂地开车到比萨屋去吃素食比萨，我闻言禁止，并不是比萨不可以吃，而是身为一个出家人应该像一个出家人，在公共场所走动总非所宜。
如今有许多人夸赞我威仪具足，无论何时何地都能行止如法，我听到这些话，除了感念当年佛门严峻的道风之外，更要谢谢老师赐给我的一句金玉良言——“做什么要像什么”。
从佛学院出来之后，常住派我到宜兴祖庭白塔寺附近的一所小学担任校长，这对于从来没有社会经验的我而言，是一项崭新的经验，为了要做得像一个校长，我收集了许多教育及行政方面的书籍，反复研究。乡下地方经费不够，师资缺乏，我还得兼任好几班的老师。为了做得像一个老师，让学童们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我事先深思计划，竟然可以达到一人同时教授好几班的课程，而小孩子们也都能安静上课，不吵不闹，这番历练让原本羞涩内向的我增加不少信心。经云：“一切善法，欲为其本。”做什么就要像什么的意愿在无形中成为一股强大的动力，将我步步往前推进。
后来我和同学智勇法师等人来到南京接管华藏寺，试图一展革新佛教的抱负。当时嫉恨者固然有之，但暗中欢喜者也为数不少，他们称我们是一群有为的僧青年，我一听此话，立刻告诉自己要做得像一个僧青年的榜样。因此尽管旧势力经常想要置吾等于死地，我们还是保持乐观进取，为教牺牲在所不惜的态度，勇往直前，虽然革新一举因时势混乱功败垂成，但这些体验无形中长养了我的胆量与见识，使我日后得以临危不乱，履险如夷。
一九四九年，我在台湾基隆下船，又辗转来到中坜、新竹，后来在宜兰雷音寺驻锡讲经，为了想要做得像一个布教师的样子，我开始思维如何以事显理，以理说事；我时时揣摩音调的高低急缓、态度的祥和适中；我经常检讨自己的举手投足、风度仪表是否慈悲庄重。如今我四处演讲，可谓信手拈来，驾轻就熟，想来都要归功于多年来的辛勤努力。
当稍有余力时，我开始实践早年培才安僧的心愿，于一九六五年，在高雄建立寿山寺，并且开办佛学院，未久，以学生日多，校舍不敷使用，又另觅大树乡一块麻竹林地，创建佛光山，将佛学院迁址于此。我一人身兼住持、监工、院长、老师、师父等多重身份，为了将每一个角色扮演好，我可说是煞费苦心，尤其学生从万丈红尘来到清净道场，必然会有很多身心上调适的问题。因此在推土挑石，运砖搬瓦之余，我自拟教育手册，制定教学方针暨生活规约；我责成教务处充实教材，聘请名师，带动学生和老师交流；我要求辅导处以鼓励代替责罚，以疏导代替禁止；而我自己也经常居中劝诱、协调，好让大家都能在修道中有欢喜，在生活中有法乐。后来随我出家的弟子迭有所增，凡是会读书的，我让他继续深造；会办事的，我让他一展办事长才；会教化的，我教导他如何弘法施教；会修持的，我制造机缘，让他专心修持。看到徒众们都能各得其所，安心办道，可说是我一生最大的安慰。
随着朝山团的成立，佛光山的名声远播，信徒香客日渐增多。经常一听到弟子通报客人来访，我马上踏过崎岖不平的山路，从工地快步走到客堂，如此一天数回，光是会客就已经汗流浃背，衣服来不及换，只有任它湿了又干，干了又湿。为了做得像一个称职的住持兼知客，我利用走路的时间，脑海里事先对每一个地方、每一个时段、每一个单元、每一个过程和环节都有一番通盘的计划；到了见面的时候，我也多方揣摩来者的心理，顺应他们的需要，期使大家都能有宾至如归、满载法喜的感受。
几十年来，我未曾刻意学过布教、工程、知客、典座……但我都抱着做什么要像什么的态度边做边学，从错误中调整脚步，从眼耳见闻中吸取正确的方法。悠悠岁月，春去冬来，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越加丰盈自在。
四十年的寻觅，我总算与母亲联系上消息。我不但为她在南京雨花台买了一栋精舍给她安居，并且请了四个老太太陪她聊天打牌。凡是对母亲好的人，我多少都在物质上、金钱上给予回馈。后来，我请母亲到日本、美国、香港、台湾等地，和徒众们见面结缘，甚至在佛光山，我请她在信徒大会上讲话，她对一万多名信众说：“我送给你们大家的礼物，就是我的儿子。”但在私底下，我每次向她晨昏定省时，她总是对我说：“你在台上面对千万个人讲话，但在台下要听我一个人的话。”的确，直到她舍报往生，不管我年纪多大，我总得努力做得像个儿子。
近十年来，我云游访问世界各地弘法利生，为了要“做得更像一个拥抱世界的地球人”，我入境随俗，每到一地，总是探问民情风俗，并且学习一些当地语言，走在路上，一声“How are you”总能博得对方的友善微笑；站在台上，一句“こんにちは”往往获得听众的欢喜鼓掌。
《金刚经》说，人要放下执著，去除四相。唯有无相，才能如虚空一般无所不相，达到真空生妙有的境地。古德亦云：“君子不器。”唯其不器，所以能随缘任运，肩挑一切重任。
走访世界各地，非佛教徒总喜欢问我如何能得到感应，我觉得做什么像什么就是一种感应。《阿含经》里记载：佛陀在忉利天讲经三月，回到娑婆世界时，优填王造的紫檀佛像竟然自行离座，向前迎接佛陀，这是因为佛像是以虔诚心恭造得惟妙惟肖，像佛陀的样子和精神，所以能有如此难得的感应。会演戏的人，无论是好人、坏人、忠臣、奸臣，都能扮演得入木三分，像仪铭、金超群演包公，都因为演得像，所以赢得观众热烈的回响，这不也是一种殊胜的感应吗？有人说“人生如戏”，果真如此，我们也要随着时空舞台的变换而做什么像什么，切勿因为自己的不尽责坏了一场戏的气氛，让自他懊恼遗憾。
永不退票
一九九五年，天下文化出版公司主办“百万传灯征文比赛”，其中，来自大陆的江阅忠先生以一篇《人生永不退票》获得社会组首奖，文中叙述他阅读《传灯》后，对于我一生忠于承诺，永不退票的性格有着深切的感想。当《天下》杂志发行人王力行小姐在颁奖典礼中宣布此事时，昔日点滴一幕幕袭上心头。的确，我这一生为了实践承诺，很少有退票的记录。
一九三八年，年仅十二岁的我陪着母亲沿着江浙一带，寻找在战火中失去联络的父亲。经过栖霞山时，一位知客师问我是否想出家，我随便答了一句：“好啊！”志开上人那时担任栖霞山寺监院，听闻此事，便立刻嘱人找我前去，说道：“小朋友，听说你想出家，就拜我做师父吧！”母亲起初不肯，但是为了信守承诺不可退票，我告诉母亲：“我已经答应他们了。”经不起我再三的请求，母亲只好噙泪默许，独自离去。从此出家近六十年来，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忠于自己的诺言，做好和尚的本分。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以后，我曾经挂单中坜、新竹、台北等地寺院，因事务不定，所以无法久留安身。一九五二年夏间，李决和、林松年、马腾等宜兰人氏邀请我至宜兰雷音寺驻锡弘法，我欣然允诺。记得那时寺里住了三家军眷，丹墀上挂满了晾晒的衣物，儿童们穿梭其中嬉戏游玩，院落里也堆满了杂物，每次上厕所时，还得移开门口的煤球炉才能进去。总之，周遭的环境根本就不像个道场，但自忖：既已承诺别人，就不能退票，所以便安住下来。四十余年来，雷音寺已经三次翻修，不复当年窘态，而我的户口还长留在宜兰，虽然云游行脚，走遍世界，但我对宜兰的一句承诺，至今尚未退票。
宜兰地处一隅，民风保守，初来此地弘法，难免遭遇一些阻难，但我从不灰心，相继成立国文补习班、青年会、学生会、歌咏队，将学佛风气带动起来，所幸大部分乡民都十分淳朴可度，当地青年的热情诚恳，尤其让人感动，我更加觉得自己当初信守承诺，“永不退票”是正确的抉择。所以，虽然那时嘉义天龙寺、高雄佛教堂、云林虎尾寺、苗栗法云寺、三重一善堂等地纷纷邀我前往住持弘法，但基于对宜兰乡亲不能轻易退票的原则，我都一一予以婉拒。
经云：“弘法是家务，利生是事业。”弘法利生固然是每位佛子无可旁贷的责任，但如果本身不具条件，则效果必定不彰。有识于此，青少年时期我就立志将来要兴办教育，造就人才。
直至一九六五年，我自北部南下协助高雄信徒完成寿山寺的建设之后，发现此处虽地方不大，但因为是高楼建筑，可用空间甚多，乃决定开办一所小型的佛学院。当我正兴致勃勃地拟订招生计划时，一位重要的信徒前来阻止，他告诉我：“办佛学院将来会没有饭吃。我坦白告诉你，如果你办佛学院，我们是不会支持你的。”
办佛学院诚然所费不赀，又无立竿见影之效，很难获得大众的支持，但既然有机会能实现当初的心愿，岂能半途对自己的承诺退票？所以我毅然答道：“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您可以不护持这件事，但是不能阻碍这项功德。”一转眼，佛学院至今已历时三十余载，不但未曾中途退票，而且以历史最为悠久、毕业学生最为众多，著称于台湾佛教界。
一九五七年，张少齐、张若虚父子创办《觉世》旬刊，邀请我担任总编辑，那时我经常在宜兰、高雄两地奔走弘法，想到如果每周再专程到台北从事编辑工作，一来日后车资路费不胜负荷，二来时间不敷使用，恐怕事情做得不够周到，所以答应他们先为代理，期限一到，请其另找高人，并言明万一找不到适任人选时，再来为其效命。
一九六二年，就为了兑现这一句承诺，我再度受其请托，接办《觉世》，至今发行二千多期，每期发行量逾四十万份，在台湾佛教界亦属首创。虽然常常为了不愿退票，我不知历经多少艰辛困苦，但也从办事当中增长了许多智慧，未尝不是人生一得。
一九六七年，我将位在三重的“佛教文化服务处”让售，以所得款项买下麻竹园佛光山的建地，这时台北的同道们取笑我说：“你终于无法在台北发展，只有往南部发挥了。”我回答他们：“我还会再回来的。”三年后，我见佛光山已初具规模，为表示对当初的承诺不退票，就在台北罗斯福路成立普门精舍，聚众熏修；后来迁至松江路，易名为“台北别院”；一九七八年，又搬到民权东路，正式定名为“普门寺”。一九九四年，应信众要求，更在松山火车站旁增辟台北道场，在内设立佛光会、社教馆、美术馆，将佛教与艺文结合起来，在热闹都会中广植净莲。一九六三年，我曾赴马来西亚弘法，数年后，我开建佛光山，这时新加坡福海禅苑住持宏宗法师回台湾湖口探亲，在与我见面闲聊时提及，当时台湾有很多寺院都向新马一带化缘，而他自己就已经收到了三十多本的缘簿。我听了以后，当下告诉自己：我开建佛光山不但不向新马一带的信徒化缘，而且将来如果自己没有力量布施，绝对不踏上新马土地一步。
一九八三年时，佛光山首次组织弘法团至马来西亚时，槟城信众分四路排班列队，跪拜供养，历经数小时，计收到十七万马币，我立刻捐给马来西亚佛教学院，以示兑现心中诺言，不为自己退票。十余年来，我在新马弘法所得一切红包（亻左亲右）钱，也都悉数资助当地寺院。直至今日，除黎姑因为与佛光山有特别的因缘之外，开山三十年来，我未曾向新、马人士募款。
一九九〇年，巴黎明礼法师邀我前往法国弘法，当时一位黄老太太皈依之后，要求我到巴黎建寺，当时我随口说：“好。”回到台湾后，黄老太太与其女婿钟胜利前来再度恳请。为了承诺不退票，佛光山在经济万分拮据之际，由其介绍，在巴黎买下一座古堡，成为佛光山在欧洲的第一座道场。一九九六年十月，国际佛光会在巴黎召开第五届会员大会，古堡道场成为大家流连忘返的据点。看到会员代表欣喜的表情，不禁忆起首度前往探勘时，气温仅有零下两度，我们师徒数人在雪花飘飘中，巡视四周田园风光，随即促膝于古堡一角的火炉旁，畅谈未来，直到天明。至今想来，仍然感到温馨无比，意犹未尽。
自建道场，固然需费甚巨，接管他人的寺院更是耗时费力，困难重重，我向来不喜与人纷争，所以不愿接办他寺，但往往都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为了对别人的承诺不退票，而与一些寺院结下不解之缘。嘉义圆福寺原本是一座被人查封拍卖的寺院，为不忍佛门圣地就此凋零，在林慈超居士介绍之下，于即将拍卖的前一天，我和慈惠同往嘉义税捐处情商拍卖延期。幸好当时税捐处处长魏建言先生是慈惠过去未出家前在宜兰的同事，因此愿意宽限半个月，让我们得以筹得四百万元赎回庙产。但是接手之后，才发现寺内还有住家、工厂，为了对林居士的好意实践不退票的承诺，我又忍痛再花上近千万元搬迁费，才保住这个百年古寺。
三十年前，方进步先生一再表示要将台南福国寺献给佛光山管理。本来我未曾动心，但五六年来见其诚意殷殷，便允诺接纳，并请心定前往接洽，才发现寺方负债数百万元。我听到心定的报告，真是左右为难，因为在经济上，佛光山哪里有这些能力，但是因为自己已经在不知情的状况下答应接受，为维持不退票的形象，只有万分无奈地张罗还债事宜。
类似这种情况不胜枚举，但是我都咬紧牙关，一一承担下来。坚持永不退票的理念免不了吃一点亏，但在无形中也长养了自己的精神毅力，赢得了别人的尊重爱戴，所以其他有形有相上的损失就不足为道了。
十余年前，台南加工出口区请我作一场讲演，我最初回答：“太忙了，无法排出行程。”对方表示讲座可排在次年，我一来感其诚恳，二来觉得日期还早，便随口承诺。时间如白驹过隙，一年一眨眼就过去了，约期迫在眉睫，而当时我在洛杉矶举行西来寺筹建会议，正讨论到紧要的地方，尽管许多徒众劝我打电话请主办单位将演讲改期或推辞，但我力排众议，坚决不可退票。因此为了这一场两个小时的讲演，我从洛杉矶飞往台湾讲演后，第二天即刻赶回美国，连同候机、逗留、坐车，为了两小时的演讲，总计我花了六十小时。虽然如此，至今仍为自己在万难之中保持永不退票的纪录，未曾耽己误人，而感到自得。
一九九一年八月二十四日，我在浴室跌断腿骨，于荣民总医院开刀出院后的第三天，因为想起两个月前曾答应彰化西方佛光分会的邀请，已排定是日晚上主持佛学讲座暨皈依典礼，遂穿戴整齐，嘱人准备车子。虽然主办单位表示可以延期，劝我休养，一旁照料的弟子们也争着代我前去。但一生永不退票的性格使然，我终于说服大家。犹记得当时台湾各种公共场所缺乏无障碍设施，我坐着轮椅，沿着漆黑颠簸的小径，前往文开小学活动中心的讲台。当看到千名信众已井然就座，那种渴求佛法的神情，不禁自忖：还好亲自来此，虽然诸多不便，但总算没有辜负信众的期望。九月七日，我又依约赶到台北图书馆国际会议厅，为台湾文艺协会主持讲座，与会者见我到来，莫不动容流泪，整个会场笼罩在一片感人的气氛中，更鼓舞了我的信心勇气。
由于这两次讲演我都经历轮椅上下讲台的困难，唯恐十月份在东京的讲座太麻烦别人，因此去电东瀛，没想到日本《朝日新闻》的名记者吉田实先生及国会议员一再诚恳地表示愿意作各种服务，所以我只有腼然赴会。十月二十八日，抵达日本国会大厦时，承蒙议员先生们不嫌弃我的不便，同心协力将我抬上讲台，使这次讲座得以圆满完成。
十一月十九日，为了红磡体育馆三天的佛学讲座，我又飞往香港，其间又蒙航空公司美意，以特别的升降机将我送上飞机。对于他们助成我不退票的心愿，至今仍铭感五内。
一九九四年初，我对外宣布佛光大学将于一九九六年开学，但没想到山坡地的开发困难无比，光是中兴工程公司为此所订的纸上计划就有数公尺之高。后经专家的评估，两年之后，才核发杂项执照，准予开始挖地。眼看不能如期开学，正是心急如焚的时候，获悉嘉义某管理学院虽有建筑执照及设校执照，但因内部问题丛生，无法进行下去，尽管必须拨款数亿元才能成事，但为了履行开学的承诺，做一个不退票的人，我还是不顾一切困难，勇往以赴。
一九九六年九月二十八日，总算在千万人的期盼下，南华管理学院如期开学，这是台湾有史以来第一所不收学杂费的大学。而台湾教育界人士更是以惊讶的口吻告诉我，这种办学的速度是世界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
我这一生中为了不退票，不但总是在万分惊险中度过分分秒秒，而且经常在时空轨道上疾奔，在身体劳累中硬挺。有一回，由于安排行程上的疏失，使我必须在同一天中午，主持台北道场的演艺人员的素斋谈禅及台中东海道场的佛光缘书画义卖记者会。两地相隔两百公里，在别人看来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而双方主办者都不肯让步。为了免除争执，我只得和他们约定，上午十点半到台中，中午一点半到台北，撇开讲话的时间不谈，即以当时周日的路况而言，也是万分困难的事，但我依然勉力而行，结果如时到达，让大家皆大欢喜。
类似这样的情况虽已历经多次，但因为我向来秉持“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希望，给人方便”的原则待人处事，所以不但乐于做种种努力挽回局面，还要反过来安慰替我排行程的徒众：“没有关系，既然订了，就不要改了。”没想到他们因而经常如法泡制，而我为了让他们也能做到不退票的美德，所以一直忍耐配合，过了半生。尽管如此，珍惜信用不但为自己增添资本，也是在成就别人的好事，所以我还是无怨无悔地付出一切。
记忆中，不但已经订好的行程，我未曾改期，已经买好的公车票、火车票、飞机票、船票，我也从来不肯退票，虽说经常为此面对许多困境，但我总觉得自己不能因片面的理由而失信于人。古德说：“人言为信。”人言到了不可信，岂不成了非人吗？西哲曾说：“懊悔的果实最难吃。”的确，许多人做事经常懊悔，经常退票，结果一生都在遗憾中度过，其实懊悔无益，退票失信，唯有振作精神，实践诺言，“永不退票”，负责到底，才能拥有一个圆满的人生。
向自己革命
一九五三年，我在撰写《释迦牟尼佛传》时，常常被佛陀大公无私的精神所深深感动而热泪盈眶。尤其了解佛陀一生的行谊之后，我知道佛陀不但是一个教育家、宗教家，还是一个革命家。不过佛陀的革命不同于世间一般的革命家。一般革命家的革命，我称之为向外革命，佛陀的革命是向内革命，也就是向自己革命——降伏自身生老病死的痛苦及心中贪嗔愚痴的烦恼。“向自己革命”这句话从此就成为我一生奉行的圭臬。
世上的革命有很多种，有政治上的革命、社会上的革命、经济上的革命、习俗上的革命、种族上的革命，等等。一个新朝代的诞生、一个新国家的成立、一个新主张的宣誓、一个新君主的登基，往往都是经过一番革命而产生的。但人事无常，法久生弊，等到时间一久，理想变质了，主义不实施了，又再需要另外一番的革命。俗谓“穷则变，变则通”，佛教也说“法无定法”，一切都是应时应机。世间法没有一成不变的，有形的革命与无形的革命在世上也就不断发生，从而促使了文明的进步。
政治制度由君权时代进步到民权时代固然需要革命，社会形态由家族社会进步到宗族社会，经济体制由农牧经济进步到工业经济，也都需要经过革命的历程。革命本来是把一些迂腐、陈旧、罪恶、保守的思想、行为或体制予以革故鼎新，像中国武王伐纣的革命、孙中山先生推翻清朝的革命、欧洲的新教革命、法国大革命、文艺复兴革命、美国独立革命等等，不但为人民带来了希望的曙光，而且将国家社会，乃至思想信仰带入崭新的阶段，为人类历史写下辉煌灿烂的篇章。但其中也有许多人以革命为借口，逞一己之私欲，以众欺寡，以强凌弱，结果使得万千生灵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这是因为人们的心中有贪欲、嗔恚、愚痴、嫉妒、邪见等许多不好的念头存在，所以即使最初用心良善，但是当境界来临的时候，就很容易被牵着鼻子走。因此，革命应该是向自己革命。
如果我们翻阅史册，将会发现一般的革命家大多是因为感到自身不自由、不安乐，进而联想到别人的不自由、不安乐，才起来推翻不合理的势力，这是一种由下而上的革命，是向别人革命，而非向自己革命。唯有佛陀是由上而下的革命，是向自己革命。他本来贵为王子，过着优裕的生活，照理说是用不着革命的，但他看到许多遭受压迫的民众，为了公理和正义，便勇敢地摆脱王子的虚荣，用一切众生平等的真理来为那些被压迫的阶级打抱不平；他也看清了每个人心中自私的小我正是烦恼痛苦及世间斗乱的根本，所以毅然地“向五欲荣华富贵革命”，舍离一切爱染执著，以求得真正自由自在的解脱。
由于佛法教人要向自己革命，因此，佛教流传到世界各地，不但没有发生过流血革命的事件，而且还能够融入各种习俗，丰富当地的文化；佛教历经不同的时空，不但未被时代的浪花所淘汰，而且还能够因时制宜，破除妄执，继续为每一世代的众生做出最大的贡献。
然而却有许多人只看到佛教因革命而带来的发展，却没有看到祖师大德向自己革命的过程，像龙树、提婆都有过一段荒唐狂傲的少年时期，但他们经过法水的洗礼之后，翻然悔悟，精进道业，学有所成，因此能在众说纷纭之际，发出狮子般的吼声，威服群伦；无著、世亲本来都是小乘部派著名的论师，但他们在听闻大乘佛法之后，觉昨日之非，而虚心学习，所以能进步神速，一日千里，对佛教做出卓越的贡献；百丈怀海参学多日，被马祖道一捏痛鼻子之后，才开悟见性，及至晚年，仍勤劳不息，躬自作役，他的魄力与担当非一般匹夫之勇所能比拟；南泉普愿用心习律、学教、参禅，而后心有所得；丹霞天然本欲进京赶考，在听闻“选官不如选佛”一语后，及时觉醒，拜师学佛，终成一代大师；太虚大师曾掩关阅藏，而有悟境，又广读世间书籍，学通内外，而有改革佛教积弊的主张；仁山法师曾在金山寺穷研经典六载，并屡游诸方，遍礼名山，而有拓落恢弘的思想。古圣先贤若非先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勇气，放弃小我私利，如何能秉持大无畏、大精进、大忍辱、大慈悲的精神，坦坦荡荡地面对威势利诱？
我最初也是心外求法，觉得别人都不好，只有自己才对。一九五四年元旦那一天，我翻阅过去的日记，发现都是在嫌别人如何不好不对，突然对于自己丑陋的心态感到惭愧。为了向昔日的自己革命宣战，我不惜将数十本从大陆带来台湾，写了十多年之久的日记付之一炬，经过这么一烧，对自己的愚昧方才有一点点觉醒，不禁回想起自己过去所从事过的革命事迹。
二十岁那年，我踏出佛教学院大门，身处局势动荡不安及佛教地位低落的年代里，眼见社会种种的危难，耳闻众生痛苦的呼喊，我也像许多热血澎湃的僧青年一样，拥有满腔改革佛教的抱负，有鉴于太虚大师的教产、教义、教理革命，因为没有自己的地盘，以致功败垂成。所以我与同道们欣然接受南京华藏寺，并且订定新生活规约，试图借此恢复丛林学团的道风，然而这岂是一个经忏道场所能做到的？失败自是在意料之中，这是我生平以来第一次的革命。
一九四九年来到台湾之后，才发现此地佛教地位更是低落，许多佛寺被军营军眷所占住；基督教可以公然到寺院传教，散发传单，但对于佛教的弘法活动却多所限制；至于社会人士谤佛毁僧的言行更是不胜枚举，报纸、电台、电影、小说，甚至教科书中，都有曲解佛教的地方。当时的佛教徒们大多像惊弓之鸟，连自己是佛教徒都不敢承认，遑论挺身而出，护法卫教。许多人说这是因为民众多随政商人士信仰基督教有以致之，我却认为：“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唯有佛教徒具有向自己革命的决心，将本身的思想、行为健全起来，积极弘法利生，努力为民谋福，才是振兴之道。
一九五二年，当我以二十六岁之龄，当选为台湾佛教会常务理事时，为了替有为的僧青年在教会中争取一席，以期会务更有朝气，进而促使佛教的迅速发展，我多次直言不讳，抨击长老把持教权，应及早退休。自己一无建树，却想先反对别人，这样的革命当然注定是要失败的。
是年五月，我应邀驻锡宜兰雷音寺。由于来台数年之间，目睹佛教徒佛道不分，只知赶赴斋会，祈求福寿，却不知佛法真义，遑论内修外弘，对此我早已感慨于心。这时又见到寺院佛殿内供奉了一百多尊神像，自忖正好可以借此教育信徒，遂将其全部收藏起来，只供佛像，以正视听。此举虽然触犯部分地方人士的习惯，幸好我也另有基础，所以才没有被人打倒。这一次革命的小小胜利对我不无鼓舞之效。
后来，为了出外布教，屡被干涉，我前往治安部门据理力争；因为运用现代声光器材弘法被警察取缔，我也与有关单位周旋到底；对于名伶顾正秋在永乐戏院唱戏诬蔑佛教，我致信抗议。尽管长老、信徒反对我提倡以歌声弘法，并且以杀害为恐吓，我仍然义无反顾，不为所动。在亲身经历了这许多佛教制度思想的革命之后，我慢慢地发现自己也和世上的政治家、社会家一样，向别人革命总不可为也，最好是先向自己革命，先去除自己的我执、法执，方足以自利利人，广度众生。
像我初来台湾弘法时，对于当地迷信的习俗深不以为然。但是后来渐渐发觉，信仰是有层次的，就好比学校分有小学、中学、大学，我何必对每一位初入学的人要求如此严厉呢？其实，迷信比不信要好，回想过去大陆乡村方圆几十里没有一间派出所，维系治安的也往往只是一间寺庙，任何人有了纷争，只要双方当事人在神佛面前发誓，就得到解决。由于大家具有“举头三尺有神明”的观念，不敢为非作歹，所以能相安无事。这说明了迷信也有其效用，比起什么都不信，或误信邪教，迷信至少还有维护善良习俗的贡献。更何况在佛教的历史上，玉皇大帝、财神爷、城隍爷、关云长等都是护法神；大陆上的佛教学院也经常收留道士就读，我何不效法古圣先贤，秉持包容与尊重的理念呢？经过一番心理上的自我革命之后，我一改过去二分是非的看法，进而从内到外开拓了更宽广的空间。所以早年我设立的念佛会，往往都是先借用神道的寺院成立，大家和平共存，友爱协助，为宗教融合添增佳话。我也曾到指南宫参观挂单，并在祈梦室上睡过一宿，甚至我创立的南华大学所聘请的首任校长就是研究道教多年、曾任道学院院长的龚鹏程先生。自弘法以来，我曾到新竹城隍庙多次讲经开示，也曾远赴马来西亚天后宫多次主持法会。我不但到过北港妈祖宗圣台弘扬佛法，而且几十年来，我一直想写一首赞颂妈祖的歌词，虽已酝酿多时，可惜尚未完成。
过去在大陆参学时，虽然生活贫困，经常穿着满是补丁的衣袜，但保持整洁威仪始终是寺院丛林的法师们对自己最起码的要求。来到台湾，我却看到僧侣们足穿木屐，头戴斗笠，身着短衫，手撑雨伞，心中十分不能接受，甚至有些出家人似乎忘了自己是人天师表，不但手拿包袱，满街奔走，而且购物还价，争先恐后。目睹于此，更是痛心疾首。为了向生活的陋习挑战，我不但在佛教杂志上多次撰写有关四威仪的文章以资提醒，而且在成立佛学院之后，便订立规约：不穿长衫，鞋袜不整齐，不可以出门；非滂沱大雨，即使烈日当空，也不准携带雨具。现今各个佛寺道场对于丛林生活礼仪逐渐讲究重视，我虽不敢居功，但起码证明了革命不一定要求别人，从自己先做起，会收到更大的功效。
早年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常到富家信徒应供。有一次，台湾警务处处长陶一删先生曾办一桌素斋，与我对谈，餐毕之后，又用豪华轿车送我坐头等火车。到了高雄下车的时候，我突然心有所悟，对于自己这种贪慕虚荣的心理感到极为憎恶，为了彻底地向自己的贪念革命，从此我经常到乡间小径，偏僻村庄布教，像旗山、美浓那一带的山地，我不知来回多少次；东势、后里、铜锣、火炎山，也是我经常路经之地；甚至八仙山、太平山都有我行脚的足迹。就这样，我终于逐渐走出我心内的佛光山来。
我年轻时，非常看不起人前人后两面不一的假道学、挂羊头卖狗肉的伪君子。尤其事关佛教时，我往往不惜与人抗争。例如，为了智光商职，我曾和南亭长老争执；为了《人生》杂志，我曾和东初法师辩论；为了教会制度，我也曾和白圣法师多次议论，常常都是弄得不欢而散。后来我自觉虽是理直气壮，但也未免过于刚直。有感于此，我到处设立托儿所、幼稚园、儿童班、星期学校，希望从幼儿的慈爱做起。我也走遍城市乡野、神庙广场，给人佛法，施予信心；甚至我跑遍台湾全省的大小监狱及离岛的看守所，期能借此让不幸误入歧途的人获得重生。现在我经常自豪地向徒众们说：“我在台湾五十年，从来没有对信徒动过嗔心，从来没有骂过一个信徒。”想当初如果不向自己的嗔心革命，何能至此呢？
我的朋友当中，煮云法师最没有嫉妒心，是我等最好的模范。他对于任何人一点点好处，都赞叹随喜；他对于任何人一点点成就，都恭维羡慕。每当受到嫉妒我的人给予我无情的伤害时，想到他的宽容无争，总是令我惭愧不已，既而扪心自问：“难道我不曾嫉妒过别人？难道我不曾在无意中伤害过别人？”从而砥砺自己“争气，不要生气；好强，但不逞强”。后来，我不断提倡“同中存异，异中求同”的精神，并且身体力行，不曾间辍。多年来，虽讥毁不断，但我仍能心存仁厚，不予计较，甚至因此而化敌为友，转危为安，当初能向自己革命，诚然是最重要的因素之一。
回首来时路，无时无刻不是在兢兢业业中防范身口意业的过失，深深感到心中八万四千种烦恼犹如八万四千个盗贼，一不小心，便会落入它们的牢笼之中，难于出离。所谓“学道犹如守禁城，昼防六贼夜惺惺，将军主帅能行令，不用干戈定太平”。我们唯有自己不断地提起正知正见，不断地“向自己内心的烦恼盗贼革命”，不断地改心、换性、回头、转身，不断地自我尊重，自我肯定，才能如古德所云：
几年鏖战历沙场，汗马功高孰可量？
四海狼烟今已熄，踏花归去马蹄香。
“向自己革命”能够胜利，是多么美妙的世界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