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颋是当时李隆基手下的另一位宰相，苏颋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文章写得特别好。当时在朝廷之上以文字和文章著称的人是张说，而能与张说齐头并进的人就只有苏颋一个了。张说是燕国公，苏颋被封为许国公，当时人们就称这两个人为“燕许大手笔”。苏颋的文章到底好到什么程度呢？举个例子，景龙年间，苏颋负责起草一份诏书。写完这份诏书后，皇上看了觉得太好了，随即就命人将诏书从头到尾抄录一份放在宫中，留作日后观看。苏颋名声虽然很大，但是为人却非常随和。宋璟当了宰相之后，但凡遇到什么行政上的公务从来都不和苏颋商量。对于宋璟的独断独行，苏颋这边也不生气，更加不会因为同样身为宰相的自己受到无视，而由此嫉恨宋璟。苏颋之所以有这么好的脾气，其实是来自于他的家庭的。在苏颋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并不喜欢他，苏颋只能和马夫奴役们相处沟通。我们知道，社会下层的人与人之间，人情味才是最浓的。苏颋爱读书，可是奴仆们的房子里嘈杂，灯光弱，这些仆人们心疼他，劝他回书房读书，苏颋却说：“我在这里就像离开笼子的鸟一样自在，怎么能再回笼子里？环境不好，才能够磨炼人的意志。
”苏颋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一天一天地成长起来的，这也造就了他随和、自律的个性。和宋璟同朝为相，他知道自己是陪衬的绿叶，宋璟才是那朵红花，就一心一意帮助宋璟。宋璟性子耿直，不会观察皇帝的脸色，想做什么就一定要做什么。李隆基被他戗了几次，也开始生气。宋璟递上的奏折，他横挑鼻子竖挑眼，就是不肯批准。宋璟不是姚崇，皇帝不批准，他只能自己憋气。这个时候，苏颋就会站出来，详细地说明宋璟的计划、实施计划后能得到的好处，把唐玄宗说得耳顺心顺，自然而然地采纳宋璟的建议。宋璟不由感叹，“苏颋真是个尽公不顾私的君子。”君子能够得到君子相助，自然会如虎添翼。在宋璟和苏颋当宰相的时候，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就是修订法律。公元713年的时候，姚崇和卢怀慎曾经修订过关于行政方面的律法，这些律法称为《开元前令》。宋璟和苏颋继任后，再次修订了包括刑法在内的法律，这部分于公元719年完成，称为《开元后令》。精心修订的法律，能够保证帝国的有效运转，强化中央集权制度。有强大的法律作为后盾，发展才成为可能。法律保证了刚刚恢复的社会秩序，当然，修订法律只是宋璟工作的一个方面。
止战之殇我们在前面说过，开元年间唯一能和姚崇比肩的贤相就只有宋璟了。宋璟和姚崇性格虽然不同，但两个人目标却是相当一致，姚崇给李隆基的那十条建议也正是他们共同的施政纲领。宋璟在行政过程中，观点也和姚崇一样，他同样重视农业生产和民生问题，除此之外，他还继承并发扬光大了姚崇的“休战”思想。当时的唐朝虽然国内情况渐渐好转，但在边关仍然有强敌威胁，突厥、吐蕃这些国家都会时不时侵犯一下唐朝边境。不过宋璟很清楚一点，大唐现在最需要的是休养生息，保存国本，以目前的国力来看，还不到耀武扬威的时候。这使得宋璟在对待边境问题上有且只有一个态度——防守。公元716年，在突厥境内发生了一件大事，突厥的首领默啜去世了。在上本书中，我们曾提到过这位默啜。公元698年，武则天派武延秀去突厥和亲，结果默啜却嘲笑了武延秀一番，说自己的女儿要嫁就只能嫁给李家子孙，怎么能嫁给你们武家人，这件事让武则天好生没面子。默啜的死因来自于突厥部落间战争，而每当一个强大的首领死亡后，这些部落都会有一次四分五裂。这个时候，也正是大唐渔翁得利的好机会。
有一个叫郝灵荃的唐朝使者刚好在这时出使突厥，有个部落的首领看到了唐朝的使者，就立刻将默啜的首级献了出来，并且表示要投降唐朝。郝灵荃捧着默啜的首级，惊喜交加，他这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才捡到了这块天上掉下来的全肉馅饼。他屁颠屁颠地跑回长安报告宋璟，按照唐朝以往的惯例，郝灵荃有信心凭借这颗死人头让自己连升三级。宋璟看了默啜的首级和郝灵荃得意的脸之后，却一言不发，继续做着自己手头的工作，很长时间以后才赏给郝灵荃一个四品官。郝灵荃觉得冤枉，有关突厥的事是大事，历来在突厥取得重大外交胜利的都有大奖赏，如武力胜利的人都当了将军，就算只是外交胜利——拿贞观时期的唐俭做例子——当年在突厥唐俭也没做什么，回到长安不还是封了户部尚书，唐太宗还把公主嫁给了唐俭的儿子！这人与人的运气怎么能差这么远！郝灵荃一肚子抱怨，但是在冷着一张脸的宋璟面前，他一句话也不敢说。宋璟很得意，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武将不比文官，想升官必须打胜仗，巴望着升官的人没仗也要找仗打。现在宋璟以实际行动告诫所有武将：打了胜仗也不给你升官，省省力气吧！有那个精力，去屯田，去练兵，不要惹是生非。
当年李治继位后，为了追随李世民的步伐，一直在打仗，还打了不少胜仗。李隆基有没有这个意思呢？有。夺取皇位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骊山阅兵，看到军容不整，还惩办了功臣郭元振。姚崇看到苗头不对，在建议中要求李隆基“十年内不幸边功”。他知道穷兵黩武的帝王没什么好下场，当个和平主义者才是李隆基现在应该做的。十年后，李隆基经验丰富了，个性成熟了，自然不会像年轻人一样炫耀武功。而且，十年的时间，能够保证大唐国力大幅度提高，届时外患自然不敢轻举妄动。姚崇的想法，宋璟完全赞同。在宋璟执政期间，不遗余力地打击李隆基和其他武将想要建立边功的念头。这在客观上保存了帝国的实力。务本求实，在这一点上，宋璟与姚崇一脉相承。良宰的软肋人世间的任何事情都不会有一帆风顺的时候，宋璟的宰相工作也是一样。公元717年，宋璟和苏颋就同时在货币问题上栽了一个大跟头。我们说的这个货币问题，就是开元时期所谓的“恶钱”问题，这个“恶钱”问题其实在高宗时代就已经在社会上初现端倪了。在公元679年，官方削减了铸钱的数量，市场上可以流动的钱不够，这就使得地方上接连出现了庞大的铸钱组织。
当这些钱币在市场上流通后，政府一时间之间难以控制，最后，只好决定将那些私铸钱币的人处以死刑。但是，人虽然死了，货币问题仍然不能解决，市场上投放的官方铸钱远远不能满足消费需要，对此，政府最后也不得不向私钱妥协，这样一来，私钱也就再一次大行其道。宋璟出任宰相之后，在对待私钱的态度上，是极为严厉的。他规定：只有重量在二铢四分以上的官钱才可以作为市场上合法的流通货币。至于那些民间的私钱，全部没收用来铸造官钱。长安城里的百姓手头有不少私钱，私钱虽然重量不够，却一直当做官钱使用。现在宋璟一声令下，手中的私钱坐地贬值，等于让市民们破了一次财。一时间，各项交易都处于停滞状态。对于这种状况，宋璟和苏颋立刻采取了紧急应对措施，他们请太府拿出二万缗钱。缗就是绳子，一缗钱就是一串钱，有一千文铜钱。那么两万缗，就是两千万文铜钱。这些铜钱都是用来投入市场的，官府用这些钱购买百姓们的物品。宋璟和苏颋二人企图用这种方式来让官钱得以在民间市场迅速流通。但是，他们却没有考虑到市场有多么庞大，两千万文钱太少，打个水漂就没影了，这项措施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
宋璟和苏颋没有放弃努力，他们决定标本兼治，恢复私铸钱死刑，并派御史萧隐之前往淮河流域和黄河流域，收缴当地的非法货币。根据唐史记载，萧隐之是个严于执法的人，所到之处忠诚执行宋璟的命令。但欲速则不达，百姓怨声载道，导致失败。不过，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换一位温和派的大臣顶替萧隐之的位置，结局还是会失败。因为这项政策既损害了恶钱持有者的利益，又得罪了那些私铸钱币的富豪富商。这些富商有钱，自然就有势，在朝廷上不乏人手。萧隐之所到之处怨声载道，有多少“怨声”是通过这些富商和他们的同党传递到李隆基耳边？萧隐之把事情办砸了，李隆基得到不少状告信，自然不会放过他。不但萧隐之被贬职，连宋璟和苏颋也被牵连，不断有人上书反对这两个人的政策。最后，制止恶钱的计划不了了之，私钱仍在市场上流通。这次计划的失败，显露了宋璟的弱点：做事太急，缺乏长远的计划性。在这一点上，宋璟不如姚崇，所以宋璟执行姚崇的计划，往往能够收到奇效，但执行自己的计划，却欠缺了纵观全局的眼光和把握全局的能力。这次失败严重影响了宋璟的形象，导致他在李隆基心中的地位一路下跌。
随之而来的事件，更让李隆基下了罢免宋璟的决心。有人的地方必须讲人情这件事情可以概括为“申冤事件”，它与宋璟的性格密切相关。宋璟为人正直，平日疾恶如仇，最看不惯的就是罪犯。如果犯了罪的人不能诚心悔改，整天想要上诉试图减刑，宋璟看这个人便会加倍不顺眼。宋璟一不顺眼，便以偏概全，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凡是上书申冤的犯人，一律成了宋璟心目中的不安分分子。他规定，只有坦白认罪的人才能减刑，那些喊冤的人，全部加以重罚。前面说过，宋璟为人有些独断，他要执行的事，没有人拦得住。“不能申冤”这项命令发布下去，坐牢的人傻眼了。有些人明明背着冤假错案，正在写申诉想要重见天日，突然来了这么一条霸道的规定，有冤不能诉，这不是逼人等死吗？犯人在牢房里团团转，犯人的亲人们可不是吃素的，他们开始联合起来反对宋璟的法令，事情越闹越大，最后闹到李隆基那儿。李隆基知道司法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保证，所以，他下了大力气，修了《开元前令》和《开元后令》，就是为了保证社会稳定和法制公正。现在身为宰相的宋璟竟然带头破坏司法精神，让人有冤无处申，只有昏君当朝才会发生这么离谱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