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的武略也不可小觑。什么都会做，什么都能做好，这样的人去哪找？此时的大唐，四海升平，边境却还有隐患，内部改革需要再接再厉，外部也该改改开元初年的作风，重振当年李世民、李治的雄风。这个时候，不正是需要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来当宰相吗？李隆基心动了。当年为了稳定局势，他借故把功臣全都变贬了职，现在也该让张说回来了。李隆基一声令下，被贬了不知多少次的张说终于熬出头了。计中计开元九年，也就是公元721年，张说又一次回到了久违的长安。李隆基热情地会见了这位老师傅、老战友、老部下，并且更加热情地授予了张说“宰相”这一光荣职务。相隔多时，君臣再相见，自然会感慨万千，说了好些忆苦思甜、同舟共济的贴心话。这次的君臣会晤，被宰相张嘉贞看在眼里，情不自禁地气上心来。其实这也难怪张嘉贞会生气，他做宰相的工作一向都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虽然权倾朝野，但他甚至都没有为子孙购置田地，对这个国家，可谓是全心全意，绝无私情。现在可好，李隆基又找了个宰相，这就不能不让张嘉贞开始怀疑起来，到底是看不起他的执政能力，还是对他的工作方式有意见？这边张嘉贞很生气，这边张说也非常不满。
他兴高采烈地回到了京城，正准备施展手脚有一番大作为时，却突然发现自己的脑袋上居然还压着一个张嘉贞。当时，张嘉贞是中书令，张说是同平章事，同为宰相，张嘉贞的职权却比张说要大。另一位宰相源乾曜发挥他的油条老作风，看到事情不对，躲得远远的，不和任何一个宰相私下来往，严守中立。虽然心有不甘，面子功夫还是要做的。张嘉贞和张说表面上客客气气，日子久了，张嘉贞还真有点信任张说；张说呢，一面对张嘉贞示好，一面加紧步伐准备踢掉张嘉贞。他发现踢掉张嘉贞不是想象中那么困难。原因在于张嘉贞为人不太地道。开元十年，李隆基去洛阳。洛阳主簿王钧帮张嘉贞修缮房屋，求张嘉贞提拔他为御史。张嘉贞看宅子装修得不错，顺手提拔了王钧。可这王钧不争气，当了御史之后，贪污受贿。事情闹到朝堂上，痛恨贪污的李隆基问群臣如何处置。张嘉贞心口怦怦直跳，万一这个王钧临死之前将自己受贿的事供出来，那还得了？当下张嘉贞义愤填膺地要求把王钧当庭打死。王钧来不及说话，板子就落了下来，等他断了气，张嘉贞终于放心了。过了不久，广州都督裴伷先下狱，李隆基又招来大臣问如何处置。张嘉贞维持了自己义愤填膺的形象，再一次要求打板子。
这时，冷眼旁观的张说站出来说话了。张说说：“刑不上大夫，才是君王之道。士可杀，不可辱，大臣们犯法，当死就杀了他们，当流放就流放他们，怎么能不顾他们的体面，在朝廷上杖责呢？”李隆基听了觉得很有道理，马上照办。下朝后，张嘉贞埋怨张说太不给自己面子。张说说：“我们能当宰相，只是时运来了，难道真能一直当宰相吗？如果大臣都能杖打，说不定哪一天就打到我们身上来了。我说的话并不只是为了裴伷先，也是为了天下的君子着想。”堵得张嘉贞无言以对。有这样一句话，撒谎很难，因为撒一个谎，要编更多的谎去圆它。张嘉贞的情况与此类似，做了一件错事，就要做更多的错事，来证明第一件事是正确的。所以，在打板子的问题上，张嘉贞的一以贯之，给张说抓到了把柄。对于张说而言，要抓张嘉贞的把柄并不难，因为张嘉贞的把柄太多了。不仅张嘉贞把柄多，张嘉贞的弟弟也不是省油的灯。我们知道，在多数时候，李隆基是个充满人情味的皇帝。他记得张嘉贞有个相依为命的亲弟弟，张嘉贞当了宰相，李隆基就把张嘉贞的弟弟张嘉祐招到京城，封为金吾将军。张家兄弟一个当将军，一个当宰相，很是风光。
手里有了权，张嘉祐和他哥哥一样，也开始贪小便宜，贪污受贿。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开元十一年，张嘉祐被人告发。张嘉贞急得团团转，张说在旁劝他在家里素服待罪，以表示自己的诚心。张嘉贞病笃乱投医，真的听信了张说的话，战战兢兢地在家里等待李隆基明白自己的一片赤忱。李隆基明白了什么呢？他明白了张嘉贞并不像看上去那么高尚。张嘉贞性子急，从他打板子的处事方式上，就能知道他和源乾曜不同，容易得罪人。现在他不上朝，平日对张嘉贞不满的大臣可以尽情地对李隆基吐苦水。同为宰相，源乾曜不会帮张嘉贞说话；张说乐见其成，更不会帮张嘉贞辩解。李隆基想到了张嘉贞那一封封奏折，张嘉贞说他愿意尽忠为国，又说他们兄弟愿意肝脑涂地，他们就是这样尽忠为国的？结果很快出来，张家兄弟被贬官，张嘉贞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直接被李隆基打发到幽州当刺史。张嘉贞知道自己上当了，上了张说的当，他恨恨地对人说：“中书令的名额有两个，张说何必这样逼我！”第二年，张嘉贞表现良好，被升为户部尚书。李隆基敕令张嘉贞去中书省与宰相一起吃饭。张嘉贞看到张说，勃然大怒，拉住张说痛骂。源乾曜、王晙等人在旁苦苦相劝。
这个时候，张说已经接任为中书令，被张嘉贞骂几句，他也可以颇有风度地表示不在意。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宰相肚里能撑船。现在，他才是大唐宰相，肚里撑着一条好大的船。文武双修踢开张嘉贞，张说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开始帝国的建设工作。这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张说是个细致的人，他首先从外围入手，加强帝国的军事实力。在这一点上，张说有个优势，他长期奋斗在军事第一线，打过仗、练过兵，了解边疆实地情况，他的建议比其他大臣更加有说服力。公元722年，张说向李隆基提出一项大胆的建议，将边疆驻扎的六十万军队裁掉三分之一。李隆基有些犹豫，张说解释道：“微臣久在疆场，熟悉边疆事物。边防军队只要能够自卫即可，不需要太臃肿，退下来的士兵可以务农。”见李隆基还在犹豫，张说又说，“臣愿以家人性命担保，请陛下放心！”张说信誓旦旦，李隆基果然放了心，放手让张说实现他的军事改革。那么张说为什么敢提这样的建议？因为当时的唐朝边境太平，几大强敌都很安静。西面的吐蕃是大唐的死对头，在开元初年，双方缔结了和平协议。协议刚签完，吐蕃人就到唐朝境内烧杀抢掠一番，玄宗派人迎战，大败而归。
公元714年，大唐取得胜利，加强了边境防守，直到现在与吐蕃相安无事。北部的突厥是大唐的夙敌，早在李渊起兵时，就时不时过来添乱，历代皇帝在突厥问题上吃了不少亏。好在公元716年默啜去世后，突厥一直都在内乱，对大唐构不成威胁。新崛起的契丹曾与唐朝军队发生冲突，但契丹实力不够强大，在公元714年成为大唐的属国，其余小国看到大唐如日中天，纷纷前来投靠。张说据此判断唐朝不需要那么多兵力，不是没有道理。二十万士兵解甲归田，大大补充了劳动力。此外，张说的另一项大动作是改变了长久以来的府兵制。府兵制规定，成年男子入伍，六十岁退伍，入伍士兵的家庭却没有免除徭役的相应照顾。这种规定导致士兵逃亡严重，渐渐地，连京城的卫兵人士都不够了。张说的建议是用募兵代替府兵，前来应征的卫兵成为职业士兵。诏令一出，立即征到精兵十三万人。不过，职业士兵不再务农，政府多了一项开销：养兵。在唐朝，养兵没有造成大问题。到了宋朝，军队开支庞大的问题，让赵家的皇帝们屡屡叫苦。
再说退下来的士兵，补充了农业劳动力，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但是，长久远离战场，使百姓完全忘记了战争的存在，一旦外敌入侵，他们连抵抗的能力都没有。这些都不是张说改革的最大隐患，最大的隐患要到若干年后才显露。此时的张说，只顾眼前的太平繁荣，想不到几十年之后的事。从长远计划这一点上，张说不如姚崇。此外，开元十年的时候，李隆基曾在边关设立了十个兵镇。这些兵镇的负责人成为节度使，他们主管地区行政和财政，募兵制改革后，他们还能自行招募士兵。李隆基知道如何控制身边的大臣，却忘记了远在天边的人才是最危险的，这是一个更加致命的失误。但在当时，军事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用现在的话来说，是迅速提高了国民生产总值，李隆基乐得合不拢嘴。很快，他发现在文治上，张说也尽显盛世气派。为了提高帝国形象，李隆基修了个书院，负责编写图书、研究礼仪。张说一向是文坛领袖，此时也当仁不让地成了书院的最高领导，他聚集了不少著名文人。
张说最喜欢会写诗的人，经常跟有文名的人来往，张九龄这时也被张说调回长安，再次成为他的手下。有人提出反对意见，说书院的很多人华而不实，国家不应该出钱养这群人。张说反驳“仓廪足而知礼仪”，国家富足了，就是要在文化上下工夫，才能显示大国气象。这话正对李隆基的心思，重视文教的政策一直在发展。到了开元二十一年，私学兴盛；二十六年，政府规定每乡都要设置学校，培养人才。一切迹象都表明，大唐正在走向盛世。开元群臣边境安宁和平，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经过了百年的风霜洗礼和王朝积淀，李唐王朝终于迎来了一个真正的盛世。这个盛世不只包括李隆基、姚崇、宋璟、张说的功绩，在走向这个盛世的过程中，大唐出现了一批各具风采的名臣良相，这些人兢兢业业地在各自领域发挥着自己最大化的作用，这些人共同为大唐的江山和未来保驾护航。对于这些默默无闻的付出者，我们不妨领略一二。先说说大唐盛世的理财高手宇文融。宇文融在开元年间出仕，他是位头脑清晰、条理性特别强的事务型官员。
宇文融的最大贡献就是解决了当时的逃户问题。开元初期，土地兼并和人口流失问题特别严重，宇文融给出的建议就是检查逃亡户口，严查土地侵占问题。为了这项工作的全面铺开，宇文融要求李隆基设置劝农使一职。所谓劝农使，就是专职负责统计那些逃户的使者，这些使者前往全国各地，每个劝农使负责一个或几个地区，他们将这些地区逃户的清查结果直接上报给宇文融和李隆基。在宇文融的不懈努力下，劝农使们一共清查出了八十万逃户，这就使得大唐政府一下子多了八十万个征税对象，这简直就是坐地发财！而且，稳定的户籍还有利于帝国的统治，更有利于长治久安。宇文融清查逃户真可谓是一举两得，他才是当之无愧的理财高手。然后说说人力资源部长裴光庭。在上本书中，我们曾提到过高宗时期的牛人裴行俭。在裴行俭去世之后，重感情的李治专门找了个官吏负责照顾裴行俭的儿子，这个儿子就是裴光庭。裴光庭没有父亲那么全能，但也是个人才，他最大的贡献是提出“循资格”选官。循资格，就是说做官要按部就班。
这个政策主要是来应对官场的投机现象，当时有不少人被破格提拔为高官，裴光庭对这种现象很不满，他认为升迁必须有足够的资历、积累足够的经验。这种选官法被很多人批评，因为裴光庭脑子太死，规定了就是规定了，就算有才，也要到了年份才能升官；就算无能，到了年份也照样可以升官。后来唐玄宗也觉得制度太死板，规定有特殊贡献的人可以破格提拔。不过，“循资格”具有普遍意义，在很大程度上保证了官场的公平，也为开元大治提供了良好的政治风气。裴光庭为人方正，有一次，嫁入吐蕃的金城公主来信，希望大唐赠送《毛诗》《礼记》《左传》等书籍。朝廷上有大臣强烈反对，认为这些书是中华绝世秘籍，不能让吐蕃人看到。裴光庭却认为，吐蕃人看了这些书，明白了道德礼仪，有助于唐藩友好。后来，大唐赠书给吐蕃，促进了双方文化交流，很长时间边境无事。在裴光庭身上，已经没有裴行俭的传奇性，换之以盛世的底气。再说说交通大使裴耀卿。裴耀卿是个神童，不到十岁的时候就当了举人。开元初年，成为长安令。
他将向长安平民收取的杂费，改由贵族、商人支付，在长安城很有口碑。他在宣州任职时，黄河决堤，附近州县坐视不理，只有裴耀卿亲自指挥修理河坝。由此可见，裴耀卿是个爱民如子的官员。裴耀卿的最大功劳是解决了漕运问题。长安运粮难，重新修整运河后，这种情况还是没有改善，李隆基不得不经常去洛阳。对漕运，裴耀卿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长久以来，从长江到长安运粮费用巨大，其中陆路费用更为昂贵。如果能妥善利用水道，尽量以水道运送粮食，可以节约大笔开支。李隆基对这种说法很有兴趣，就让裴耀卿负责当年的漕运。裴耀卿脑子灵活，他把漕运水路分为三段，在每段水陆的交接处设立粮仓，这样运送的人只需负责其中一段即可回航。这样以接力的方式将粮食送入长安，既加快了运输时间，也减少了陆路交通。自开元二十二年后的三年，裴耀卿的办法创下了唐朝漕运的纪录，共计七百万斛，同时节省了三十万贯运费。李隆基是一个知人善用的人，让众多人才各展所长、各行其道。开元时期的大臣，具有热情、进取心、卓越的能力，正是他们，共同缔造了中国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盛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