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述胡林翼的故事,并无意赞美他“善权变”或“有智谋”,也不想批评他“迎合宦术甚工”。我们需要拓宽眼界,从胡林翼的“权变”、“智谋”,发现帝国的权力结构中,正式的权力分配管道与私接的权力管道交错嵌合的奥秘。因为正式权力分配管道的失效,官场上才盛行裙带关系,出现了所谓的“妇人女子之运动”。不仅如此,为了巩固或获得权力,保持私人性权力管道的畅通,帝国的官场还发展出一套半制度化的人情惯例,如同年中式必叙“年谊”,同乡举子必叙“乡谊”,同一座师必叙“门谊”。还有,领导与领导夫人生日,必致送礼金;逢年过节,必向上司奉上“年敬”、“节敬”;夏冬二季,又须送上“冰敬”、“炭敬”。这各种“敬”的规格,甚至有了约定俗成的标准,不可随意破坏这个标准,否则它所维系的“情谊”就会受到影响。一本清代的官场教科书这样告诉从政者:陋规日久相沿,已成为常例,万不可在常例之外加增,更不可在常例中扣减,倘若应出而吝,那就如“象齿之焚”,得不偿失。
《官场现形记》第四十一回也有一段更详尽的说明:“向来州、县衙门,凡遇过年、过节及督、抚、藩、臬、道、府六重上司或有喜庆等事,做属员的孝敬都有一定数目,什么缺应该多少,一任任相沿下来,都不敢增减毫分。此外还有上司衙门里的幕宾,以及什么监印、文案、文武巡捕,或是年节,或是到任,应得应酬的地方,亦都有一定尺寸。至于门敬、跟敬,更是各种衙门所不能免。另外府考、院考办差,总督大阅办差,钦差大臣过境办差,还有查驿站的委员,查地丁的委员,查钱粮的委员,查监狱的委员,重重叠叠,一时也说他不尽。诸如此类,种种开销,倘无一定而不可易的章程,将来开销起来,少则固惹人言,多则遂成为例。”简直就是一套条款完备、具有实际约束力与可操作性的制度,只不过不好意思写上官府的红头文件而已。
清代的官场,还出现了所谓“司坐省”、“司坐府”的半正式机构,即州县官员委派亲信进驻省城、府城(知府衙门当然也要派亲信驻省),有点像现在的“驻市办”、“驻省办”,不过那时的坐省、坐府亲信只是县官的家丁,不算政府工作人员。“司坐省”、“司坐府”的工作一部分与公务有关,比如省里、府里的官场人事变动,要及时报告本官,如有奏稿要件,也要抄下来“传真”给本县。但他们更主要、也更重要的工作是维护州县与上级的人情关系。清代的官场教科书《长随论》说,凡“各上司三节两寿水乾礼物,以及喜庆大事,一得确信,(坐省或坐府的家丁)要预为禀报”。这些领导、领导父母及夫人的寿辰日期,通常要按年月先后列成表格,用红纸印好,送回本县。坐省、坐府之外,又有“走府”,即州县官员派家丁直接到知府家中听候差遣。据清代的官场教科书的记述,走府的事务大概有三项:第一,知府衙门有公事时,提供人、财、物的协助,“预备镇宅器具、裱糊、灯彩、供应”等等。
第二,及时打听清楚府署的一动一静,“朔望行香、出门迎送、差使批解过境、请客宴会,早为报官知晓。”第三,与知府的家丁搞好关系,“所有府署诸友,该应酬是应酬,并非耽官之慨,须知闲时不烧香,忙时抱佛脚无用。”“谊”、“敬”、“坐省”、“坐府”、“走府”等名目大行其道,说明了私人性关系网络嵌入公共权力结构之深,假如失去私人性关系网络的支撑与联结,等级结构可能会变得残缺不全、权力信息的流动可能会中断或延迟。上述这种种半制度化的人情,所维系的其实还是“一般性的人情关系”。像瞿耐庵老婆那样认总督干女儿为干娘、胡林翼那样认总督宠妾为干妹子,才是更为管用的“特殊性关系网络”。但一般性的人情关系也是左右官场权力分配的重要变量。倘若一般性的关系网络维护得不好,该“敬”的“失敬”,或者“敬”得不够,那么,到手的权力也可能会得而复失。
《官场现形记》中的瞿耐庵便是如此,这里我们且将瞿耐庵的故事讲完:原来瞿耐庵到兴国州走马上任,因生性吝啬,不肯掏腰包向前任的账房师爷赎买记录各式“孝敬”数目的明细账簿,那师爷一气之下,干脆将账簿的数目都改了,譬如素来孝敬上司一百两银子的,改成一百洋元;应该孝敬一百元的,都改做五十元。瞿耐庵稀里糊涂按着伪造的账簿送礼,送一处得罪一处,送两处得罪两处,自己还不明白其所以然,很快将上司与同僚都得罪遍了。起初因为湖广总督湍大人是他干外公,他的干外父戴世昌的腰把子也挺得起,有些上司晓得他的来历,大众看在总督的分上,都不来同他计较。不料湍大人后来调离湖北,关系网络半径变长,权力边际效用递减,戴世昌尚且失势,他这个拐了好几弯的干外孙婿自然无人担待了。接任的湖广总督贾大人初到任,就有人来说他坏话,起先贾大人还看前任的面子,不肯拿他即时撤任,后来说他坏话的人多了,终于将瞿耐庵撤了职。
这就是晚清--瞿耐庵、胡林翼共同生活着的时代--的官场奇观:官僚权力的获得与失去,并不是取决于“选贤汰劣”的公共机制,而是看你是否舍得花大本钱,去私接并维护好那些隐蔽的私人化权力管道。晚清之世,政治上有两大致命之弊病。一是官场腐败,上至中央六部,下至地方州县,普遍出现“政由贿成”的问题;一是行政低能,朝廷对时局逐渐丧失了驾驭之力。而其总弊根,我认为早已深植于“私接权力管道”的政治结构之中。
试想,既然公权力系统需要接上私人的关系网络才能维持正常运转,那么,旨在接纳关系的行贿送礼,又如何能避免呢?另一方面,既然私人性的关系网络在公共行政中作用如此不可或缺,久而久之,建筑在正式等级结构上的国家权威与动员能力势必弱化,而关系网络所强调的个人效忠关系则会获得更广泛的认同。最终,朝廷权威尽失、大权旁落,能臣干吏操柄自重、各自为政,甚至颠覆朝廷的法统权威。宣统元年(1909年),大清最后的中流砥柱之一张之洞去世,临终之际,吐出四个字:“国运尽矣!”果然让他言中了。两年后,即宣统三年(1911年),旧历辛亥,在吏治腐败的长年侵蚀以及各省离心运动之中,武昌城几声枪响,晚清政权近乎自动地土崩瓦解了。时距胡林翼逝世刚满五十年,距《官场现形记》问世不到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