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七月，五十岁的四川按察使张集馨接到吏部的委任书--升任贵州布政使，并获道光皇帝召对五次，对臣子而言，这是莫大的荣幸了。道光给了张集馨三条“工作指示”：第一条，理财，“汝不要听任属员闹出亏空来要紧”。第二条，察吏，“理财固为藩司（即布政使）专政，而察吏尤为当务之急，地方得人而治。”按清官制，一省财政与人事，都归布政使管辖，而晚清之际，国库紧张，吏治腐败，理财与察吏又更为迫切。第三条，敢作为，“督抚固是封疆大吏，两司（即布政使与按察使）一省有几个，尚不是封疆大吏么？巡抚固不可不听，亦不可尽听，汝遇事总要自己拿定主意，方不是随声附和。”清代布政使，因受制于督抚，往往无所作为，道光不希望张集馨也自缚手脚，辜负圣恩。皇上还暗示他：“我今日叫汝做藩司，是要汝作好督、抚，汝不可自暴自弃。”皇恩浩荡，张集馨受宠若惊，谨领圣训，谢恩上任。途中，又接到圣旨：张集馨改任甘肃布政使，饬赴新任，不必来京请训。
原来他的老上司、四川总督琦善已调到兰州任陕甘总督，奏请皇上钦派明智、干练的藩司来甘肃，虽然没有指出姓名，不过道光皇帝已明白琦善所要的人正是张集馨。张集馨有才干、有操守，外圆内方，此前的政声也不错，还有过署理四川布政使的经验。此次主政甘肃，果然做出了几件漂亮事。甘肃地瘠民贫，州县亏空严重，前后任往往交割不清，又有牧令捏报旱灾、扣留税银的劣习，张集馨对此严加清理，于是“积弊一清”。有一个叫做范懋德的道员（相当于地区行署专员），在盘查仓粮的过程中，大肆索贿。张集馨交代按察使明谊去核查，明谊与张氏私交甚好，于是将范懋德及其他相关官员一并解省审办。不久，明谊有事晋京，张集馨又向陕甘总督琦善提名他的同年朱其镇代理按察使；他还委派另一位同年步际桐署兰州知府。上述事例，固然显示了张集馨的干练，其实也说明了他所掌握的权力，是与布政使一职相匹配的：可以雷厉风行整饬地方财政、按自己的意思调剂属吏、遣派差事。而这，应归功于他与上司琦善“旧交相得，推心置腹”，所以行事较少受掣肘。
然而，福兮祸所伏。由于与琦善关系亲密，咸丰元年，琦善因案被弹劾，张集馨也受累获罪，被革职遣戍军台。虽然两年后又补授布政使，但很快又得罪总督桂良，被参了一本，再遭革职。咸丰六年（1856年）九月，五十七岁的张集馨几经宦海沉浮，仕途又回到七年前的起点：奉特旨署甘肃布政使。赴任前，也蒙皇上召对五次。命运似乎给他开了一个玩笑。次年二月，张集馨抵任，故地重回，物景依旧，而人事全非。张集馨领略过官场险恶，再无当年意气，赏识他的道光皇帝已经龙驭上宾了；驻兰州的陕甘总督也不是那个器重他的琦善，换成了与他“偃蹇不相亲”的乐斌。这位甘肃的第一把手原来是个糊涂虫，“公事全不了了”，最大的爱好就是喝酒、听戏、讲黄色段子。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二把手张集馨能趁机掌执更大的权柄，因为乐斌宠任亲信、重用私人，在他身边滋生了一个雨露共沾、与有荣焉的权力分肥集团，我们姑且称之为“乐系集团”。而张集馨没有加入这个集团，因此，虽然他在正式权力体系中位居要职，但我们后面将看到，他的权力几乎被架空，只能“付之一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