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木料，如果雕凿成神像，或者刻制成官印把子，显然就不再是普通的木头了，而是成为令人敬畏的权威符号了。官印把子作为国家权力的象征物，具有不容违抗的动员力、支配力，自不待言；在迷信人世祸福被某种神秘力量所主宰的前现代社会，神像背后的神灵体系其实也是高高在上的权力者，神-人之间也构成特殊的权力关系，神对人的支配与动员能量未必逊于强制性的国家权力。在我家乡一带的乡镇、村庄，每逢神诞，必有乡庙的理事人员挨家挨户上门收取“丁口钱”，用于唱社戏，你说这钱是村民自愿掏的吧，它似乎又带着某种潜在的威慑力，几乎没有一家敢于公然拒绝交钱，即使心底并不那么乐意。我想讨论的问题是，当神像的权力碰上官印把子的权力，会纠缠出怎么样的关系呢？在中国乡土上，庙堂与庙宇并立，仿佛井水不犯河水，但事实远非如此。我们还是从一个发生在清乾隆年间的故事讲起吧。
晚清学者方浚师所着的笔记《蕉轩随录》收录有这个故事，颇为详尽（下面援引之文字，除另注出处者，均出之方浚师笔记，不赘注）。顺天府顺义县（今北京顺义）兴周营有一民妇张李氏，因为丈夫得了痰迷症（即癫痫），请了同乡的李姓婆子（大概是一个民间巫医）来治病，那李婆子用手按摩，并针扎病处，将痰迷症治好了。张李氏从此与李婆子往来甚密，学习针扎治病之法。后来李婆子身故，张李氏继承衣钵，将李婆子留下来的铁锁链盘在头顶，出外化缘行医。一日走到通州的旷野，因为时值隆冬，风雪交加，迷失路径，难以行走。张李氏便在雪地上带锁打坐。恰好有村民路过，见张李氏举止异常，便上前盘问，张李氏答道：“在此结缘治病。”消息传开，很快有人延请她到家看病，张李氏一番按摩针扎，并假念经咒，居然病即痊愈。自此，附近乡民共相传播，多请张李氏治病，往往有验。张李氏将行医赚来的钱，在兴周营修了个小庙，给她出家当和尚的儿子居住。
因为请她治病的都是乡野农家，赚来的钱恐怕不足以维持寺庙生计，所以在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张李氏将儿子送到京郊的戒台寺受戒。自己也来到京城，在总布胡同泰山庵拜一名法号叫福山的尼姑为师，取法名“了义”。但这时丈夫的病又犯了，只好返回顺义，两年后，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丈夫病故（李婆子留下来的医术想来也回天乏术），张李氏再次来京，由师父福山带至潭柘寺受戒（但未削发），并在京畿附近的西峰寺住了下来。同住的还有一名叫做济广的老尼。彼时，尽管进京谋生还不用办暂住证，但“长安米贵，居大不易”。初来乍到的张李氏因为担心自己并无道法，不能在西峰寺长久立足，便用油捻在左右臂膊烧几个大疤，含痛忍受，借此行医化缘。附近居民闻知往视，见她这么坚忍，似有本事，便一传十、十传百，吸引来不少进香的信众，有得病的居民也慕名上门求治。张李氏采用了一种神秘主义的治病方法，让病人跪香，自己假念经咒，为之求神，再给其符药，居然医好不少人，渐渐地打响了名头。
张李氏趁热打铁，干脆宣称自己能入定出神，是“老祖活佛”，而京城以及四外之人也深信不疑，纷纷前往，或求医问药、或进香布施。可以看出来，张李氏不是一般的乡野愚妇，她不乏小聪明，又有点小胆识、小野心。从跟李婆子习针扎治病之法、在雪地上带锁打坐，到拜福山尼姑为师、自号“老祖活佛”，她成功地使越来越多的人相信她具有凡夫俗子所无的神性身份与神奇力量。与其说她是略懂医术的医，不如说她是被认为能够与神灵世界发生密切联系的巫。在民间俗信体系建构出来的神-人关系格局中，神是人世祸福的权力主宰，但神灵不言，神的意志与力量需要通过人间的代理人（比如僧尼、道士、巫师）来传达、显示，张李氏扮演的便是“神的代理人”角色，这个特殊的身份，使得她可以将信众对神的敬畏转化为对自己的顶礼膜拜，成为民间俗信体系内的权力者，尽管没有掌握官印把子，却具备动员与支配信众的能量。这就是传统社会自发产生、长久存在的“民间权力”。我将其归入“隐权力”之一种，与正式的、制度化的国家权力相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