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妄自尊大的张李氏一定不知道，她正危险地走在帝国的意识形态深水区的浮冰上。随着“老祖活佛”这个神性身份被更多的民众崇信，她在权力天平上的分量不再无足轻重，脚底的“浮冰”随时都可能会突然破碎，给她带来灭顶之灾。老话说：“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老祖活佛”到底还是成了“泥菩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即张李氏在西峰寺挂单的第六年，镇守京畿的九门提督绵恩（他是乾隆的宠孙），听说天子脚下居然有这么一个门庭若市的寺院，住着这么一个神通广大的尼姑，于是派了提督衙门的司员前往西峰寺查探。官府将西峰寺视为潜在的罪恶渊薮，原因之一是这个佛门清净地如今男女纷至，保不准会做出苟且之事，“于风化有关”；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张李氏“胆敢在京畿重地号称老祖活佛”，蛊惑人心，民间权力威胁到国家权力的安全。从道理上说，僧尼所代理的“神权”独立于国家权力体系之外，自成一家；一个俗人出了家，则可以免向官府纳税服役，这也意味着出家之人不用再对世俗权力履行义务。
然而，历代律法均规定，出家必须获得国家批准、持有官方颁发的度牒，私自出家当和尚则要照例治罪；非经礼部批准也不得私建寺庙，违者严惩不贷。显然，官府一直在谨慎地控制着僧侣阶层的规模，并向出家人表明：方外世界也不能脱离世俗权力的管辖。清乾隆后期虽然废止了度牒制，但皇帝对那些宣称能够“交通鬼神”的特殊群体的戒心并无丝毫松懈，“来京妄称谙晓扶鸾祷圣”、“烧炼丹药出入内外官家”、“烧香集徒、夜聚晓散”、“习天文之人妄言祸福，煽惑人民”等等，都是当时官府严厉打击的不法行为（见《大清律例》）。乾隆三十三年（1768年），即西峰寺事件的二十年前，浙江、山东等地曾经陆续发生“叫魂”案，深居宫禁之内的乾隆寝食不安，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清剿妖人，导致许多无辜的民众为此付出性命，不少地方官员也因查办不力丢了乌纱帽（关于叫魂案，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参阅美国汉学家孔飞力的着作《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站在俗世统治者的立场上，对所有非法联系鬼神的做法严加镇压，是完全必要的。
首先，在一个敬畏神灵力量的社会中，跟神灵世界的非法联系意味着某种举足轻重的社会动员力量处于失控状态，是惑乱社会的隐患。其次，在一个标榜“君权神授”的意识形态体系中，神的意志构成了俗世政权的合法性基础，对神灵世界的失控还将危及俗世政权的意识形态安全。因此，那些“神的代理人”必须受到严厉的控制，任何与神灵世界的非法交流都不会被官方允许。就如后世将合法性建立在历史目的论上的政权，必然要垄断对历史的诠释权。张李氏宣称自己是“老祖活佛”、“能入定出神”，并且诱引“京城以及四外之人，男女纷纷前往”，显然犯了俗世统治者的大忌，焉能不引来官府的严查？这一查，果然就查出了问题。第一个问题：官府查实张李氏并非真正的比丘尼，而是所谓“戴发修行”的野姑子。这类野姑子、假和尚当时被统称为“应付僧”，是朝廷矢志要消灭的群体。乾隆曾在早年的一道上谕中说这类人“无修持之实，甚且作奸犯科，难于稽查约束”，并勒令他们要么还俗，要么领度牒出家。在统治者看来，佛门清规对“应付僧”的约束力太弱，而他们又从事着“交通鬼神”的危险职业，对于俗世政权与社会秩序当然更具威胁性，不可放任自流。
第二个问题：官差在西峰寺中居然搜出两名二十余岁的旗装女子。经查问，一名女子叫双庆，是大学士三宝家的使女，因三宝的寡媳得病，常到西峰寺求治，拜了张李氏为师，又捐银一万五千余两修整西峰寺，然后将家中使女留于寺中供使唤；另一名女子叫玉喜，是现任户部银库员外郎恒庆家的使女，也是因为恒庆之妻患病，认了张李氏为师，并捐了二万余两银子在西峰寺邻近修了一座灵应寺，随之也将使女施舍给寺庙。野姑子私通鬼神的不法行为牵涉到满族官员，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了。一者，朝廷明文规定，旗人未经申报不得私自延请僧道医治邪病（违者，僧道交刑部正法、受医者治罪）；再者，掌权旗人的家眷都成了“老祖活佛”的“粉丝”，即意味着野姑子的隐权力半径已超越出寻常百姓家，渗透进国家权力系统之内了，部分朝廷命官都被牵着鼻子走了。这岂是官府所能容忍的！第三个问题：官差又从寺中查获黄金六十四锭，重二百八十两；白银二千六百两；金镯四只，重七两。乾隆年间，金一两折银约十五两，这次搜出来的财产折成银子约有7000两，折算成人民币，则有140万元左右，放在今天，这张李氏也算得上是一个富婆了。
而寺中财物越多，则证明张李氏“煽惑人民”的本事越高，罪过也越大。更为严重者，官府还搜出五轴绘着张李氏坐雪、治病等出身源流的画像，以及黄缎做成的坐褥。五轴画像，是张李氏装神弄鬼蛊惑人心的铁证，按大清律例，“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可是绞脑袋的死罪；黄缎坐褥，更坐实了她胆大妄为、僭礼犯分之大罪，因为旧时黄色为帝王专用，官吏军民是不可僭用的。官府搜查出来的种种罪证，显示张李氏案绝不是可以等闲视之的小案。
一个没有合法身份的神职人员，自称是菩萨转世，能念咒治病，并获得远近百姓乃至部分当朝官员的崇信，还有擅用黄缎坐褥的情节。说其“居心叵测，后患无穷”，似乎也不过分。因此，提督衙门的官差不敢怠慢，案子是农历六月二十日开始秘密调查的，二十一日即将涉案的张李氏及其儿子，还有修庙的工匠任五等人（因为张李氏画像是由任五觅人绘成的）拿解到署。非常的雷厉风行，执法如山。七月份，提督大人绵恩向乾隆皇帝报告了案情，并建议说：“（对张李氏等犯）若不即加惩治，积之日久，恐生不法之事。而各犯所供，多有不实不尽之处，必须彻底审明，尽法究治”，“请旨派大臣会同臣衙门详审定拟之处，伏候谕旨遵行。”总而言之，此案事关重大，请皇上再派员详审，将犯人速速定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