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强调的是，我们作出如此结论，是基于煤老板对山西经济现实作用和山西的人文思潮、精神意识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来考量的。
我们知道，山西省虽然是“煤炭大省”，但也不是每个县或市都产煤。而要想形成山西经济的整体“带动效应”，单靠区区少数几个有钱人，是无法对其产生积极作用的。
从目前资料，我们知道，山西省有3400万人口，其中能成为煤炭富豪的，如九牛之一毛，加上煤炭富豪的家属等直接受惠于之的人口，最多也就是如“九牛二毛”。总之，这只能算是山西省总人口的零头的零头。
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这些有钱的煤炭富豪“身在曹营心在汉”，说白了就是人在山西挣钱，却跑到省外消费，从而导致了山西大量资金被转移。
有权威媒体曾经报道，山西煤炭富豪到北京、天津、上海、广州等地购置房地产，每年转移资金不下百亿元人民币，连同其它渠道，估计这部分人每年要向山西省外转移资金数千亿元人民币。
而同时，煤老板对山西煤炭资源的破坏和对山西人民生活环境的污染反而成了对山西经济最“现实的作用”。对此，曾有山西人这样评价这些煤老板:“资源浪费和破坏，是侵占未来的利益，是自断后路，也是抢子孙后代的饭，或者说是断子孙后代的路。”也有专家指出，如今，山西早已是不折不扣的污染大省，环境污染给山西人民甚至全国人民造成极大地痛苦和伤害，同时也束缚了山西经济本身的“可持续发展”。
我们再分析一下“煤老板现象”对山西的人文思潮、精神意识方面带来的负面影响。
首先，煤老板奢侈消费与山西百姓的穷困形成对比。
当煤老板在省外挥金如土时，他的身后却是另一番景象：大量的山西普通百姓还在遭受着病痛贫穷的折磨。
而挖煤导致的生态破坏，如在耕地减收甚至绝收的情况下，医疗费用逐步增加，导致当地群众的生活成本大大增加，群众在收入减少的同时负担加重，等等。
如此现实的穷富阶层两极分化，严重削弱了群众生活的信心。
其次，煤老板的“低学历”、“非正常”式的暴富“实践”与当今社会崇尚的学习之风形成鲜明的对比。煤老板的文化程度之低，这是人尽皆知的。而煤老板们一夜暴富的传奇神话，则让人大跌眼镜。这一切都说明，煤老板在山西煤炭经济环境下的低学历暴富“实践”，实在与当今社会倡导的“知识就是力量”、“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世界观、财富观格格不入。
高学历人才，几乎不可能，至少是很难成为煤炭富豪，因为这些高学历人才一般不具备走在“煤之道”的个人条件。
还有，煤老板的发家史总是与地方官员的腐败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一些地方，官煤勾结、“黑金”现象盛行，这也让多少无辜的山西人在“道德考卷”和“省籍形象力”方面得了个“不及格”，从而劣化了山西乃至整个国家的形象。
在当地，我们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每次发生矿难，几乎都是这种官商勾结利益网络的一次“大起底”。这个残酷的现实自然与山西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理念背道而驰。
至此，我们可以理直气壮地对“山西富豪多起来，山西经济是不是就‘水涨船高’了呢”这个问题进行否定回答。
至此，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对“煤老板是山西经济的救星还是克星”这个问题进行悲观地回答。第十六章———
“治庸”与“庸治”的现实窘境////第十六章“治庸”与“庸治”的现实窘境第十六章“治庸”与“庸治”的现实窘境
重压下的“治庸”逻辑
“坑下‘轰隆’一声响，地面倒下一大片。”
这是山西煤炭界流传的一句顺口溜。
先是矿难频发，接着在上级“问责风暴”的劲吹下，最后是被“一捋到底”的相关官员纷纷倒下。这就好比“雷声过后暴雨到”这条铁定的“自然规律”一样。难怪有人曾发出“晋官难当”奈何感言。
是啊，在山西为民难，在山西做官更难。甚至有人说，在今天，近在地面的山西父母官所承受的“官场压力”，要远大于挖煤工人所面临的“职业压力”。
事实上，在这里，这个官民同受的“压力”之源共同指向就是遍布当地产煤山区的“煤矿坑下生产安全”。
这在一些地方把“GDP”奉为仕途升迁的“政绩”的大背景下，煤矿生产安全问题的“政治功能”似乎比“GDP”有过之而无不及。
事实上，几年来，中央乃至山西针对地方官员在煤矿安全生产上的各种“问责”一直未曾停止。而在基层，这种“问责”则让地方官员颇感胆寒，用山西某产煤大市的一位干部说的话就是自己“每天都提心吊胆，如履薄冰”。
“安全方面压力太大了，在一些地方，官员都不想分管这项工作。”
山西一位产煤山区的小县县长甚至说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
事实上，在山西，各种形式的“排查”和涉及煤炭行业各领域的“专项整治”有时几乎可以说是“连续不断”。
据了解，在一些地方正强行推行“问责前置”，大意就是就算没发生事故，但是如果查出有隐患，一样要处理。
从“金三角”治毒看山西“治煤”
山西产煤，山西人祖祖辈辈靠挖煤为生，但现在摆在山西人面前的现实是：一方面是矿难频发，矿毁人亡；一方面是政府彻底禁煤，使得山西矿工人亡家毁，生活无着。
这难免让人想起流传在山西矿工中间那句“人固有一死，要么被（坑下的石头）砸死，要么被饿死”的辛酸“流行语”。
在他们看来，煤矿今天“出事”，明天清理现场，后天就有矿工扛着煤镐走到坑下“继续上班”去为死者“继承遗志”。在当地，人们对这种“矿难天天有，事故日日发”的生活已司空见惯。
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他们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胆识和气魄”，所以就了这厢事故后矿工家属的呼天喊地的哭泣，那厢就有人义无反顾地奔赴煤矿的场景。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去煤矿挖煤，纵使面临的是“九死一生”，但其结果总是“九死”中还有“一生”的可能性。
“但如果政府彻底禁煤，就意味着把这些祖祖辈辈靠煤吃饭的山西人的饭碗砸掉，没了活路”一位当地老矿工无奈地说。
是啊，禁煤，并非一“禁”了之这么简单。
专家也认为，山西“治煤”，绝对不能一禁了之，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面临着一个复杂而残酷的现实。
山西要保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要满足发达地区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加之山西自身发展对煤炭的过度倚赖，所以煤炭产量是不可能下降的。但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又决定了事故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这确实是一对现实矛盾。由此让人想到举世闻名的“金三角”治毒。
“金三角(GoldenTriangle)”是指位于东南亚地区的泰国、缅甸和老挝三国边境地区的一个三角形地带。因这一地区盛产鸦片等毒品，使这里一度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毒品源头产地，从而使得“金三角”闻名于世。
国际社会认为，“金三角”禁毒，势在必行，但又不能一禁了之，科学的治理方法是，在“堵”的同时，还要注重“疏”。其中，最主要的是考虑到当地“后毒品经济”的社会发展，要寻找新型经济发展着力点，核心是以此为生的当地百姓的生活不受“金三角”禁毒影响。
据了解，近几年来，包括中国国家禁毒委员在内的国际社会组织做了不少工作，如在当地种植区大力推进以经济民生作物替代罂粟为核心的“除源工作”。
为此，中国政府已累计投资近五亿元人民币帮助缅甸、老挝开展罂粟替代发展，还为禁种烟民提供了大量粮食和药品援助，帮助他们改种甘蔗、橡胶、茶叶等经济作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当地种烟民的生计困难。
如今，国际社会已经达成这样的共识:改善移民生活就是最好的“禁毒”。
有媒体报道说，为了促进当地经济，政府又提出要全面开发佤邦旅游产业的思路。比如在佤邦第二特区政府有效实施了禁毒承诺的前提下，引入国际投资，依托“金三角”100多年的鸦片史、战争史，以“金三角探秘”为切入点，积极发展旅游经济。
在这一思路下，他们提出佤邦旅游做到独特性和唯一性，就需要系统整合金三角毒品历史、毒枭争霸历史、丛林战争三大元素，充分展示原生态的罂粟种植，鸦片与海洛因提炼，生产过程与吸食过程，罂粟等非毒品功能与文化，毒品贩运等独具特色的内容，故事化演绎毒枭争霸的战争场景，合理整合民俗文化的表现方式，在此基础上形成一个在全世界独一无二的真正“概念化”的“金三角旅游区”。
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当然不是把山西“禁煤”工作与“金三角”治毒相提并论。但这种政府与地方联手，因地制宜、科学现实的“治毒”态度和思路难道不值得我们借鉴吗？比如，在山西文化旅游中引入山西煤炭开采史元素，建设“中国能源（煤炭）地质博物馆”、“中国煤矿生态博物馆”等，这些都值得我们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