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蒂华纳回来的路冗长乏味。蒂华纳没什么东西，那儿的人只要钱。小孩走到你的车前，用一双可怜兮兮的大眼睛看着你说，“给点钱吧，先生”。接下来就想把他的姐妹卖给你。蒂华纳不是墨西哥，边境小镇只是小镇，此外什么都不是，就像海滨只是海滨，其他什么都不是。
圣地亚哥？它是世界上最美的港口之一，里面也没什么，除了海军和几条渔船。夜幕降临后，它是个恍如仙境的地方，温柔的海浪，好似老妪在浅吟低唱。但是我要赶紧回家，看看少了什么东西。
往北开的路相当无聊，好像一首船夫曲。我穿过一个小镇，驶下一个山坡，沿海边走一程，再穿过一个小镇，驶下一个山坡，沿海边走一程。
我2点到了家。他们正坐在一辆深色轿车里等着我，没有警察标识，没有红灯，只有双天线，而且这种天线普通的车也可以装。我走上台阶时，他们下车冲我吼叫。两个平常的人，穿着平常的衣服，举止透出一贯的冷漠懒散，好像整个世界都在低声下气地等待着他们的命令。
“你叫马洛？我们要和你谈谈。”
他们让我看了一眼证件，我恍惚以为是防治病虫害中心的证。他有一头暗淡的金色头发，看起来不好对付。他的同伴身材高大，英俊干练，但是一脸恶意，像是受过教育的犯罪分子。他们有警觉的眼睛，等待时机，耐心而谨慎，冷漠而轻蔑，是警察独有的眼睛。在他们参加警官学校的毕业游行时，他们就有了这样的眼睛。
“我是格林警官，重案组的，这位是戴顿警探。”
我走上前打开门。我是不会跟大城市的警察握手的，那样显得太亲近了。
他们坐在客厅里。我打开窗户，丝丝和风吹了进来。格林先开口了。
“特里·伦诺克斯。你认识他吧？”
“我们偶尔在一起喝酒。他住在恩西诺市，跟有钱人结了婚，我从没去过他住的地方。”
“偶尔？到底多久喝一次？”
“这是一种模糊的说法。我是说，可能一个星期，也可能两个月一次。”
“你见过他老婆吗？”
“见过一次，时间很短。那时候他们还没结婚。”
“你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在哪里？”
我从茶几上拿起烟斗，开始填烟丝。格林往我这边坐了坐，高个子警探坐在后面，手中拿着圆珠笔在红色的便签本上做记录，他停住了。
“现在该我说话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而你却说，‘是我们提问题’。”
“你只管回答问题就行了。”
我点上烟斗，烟丝有点潮湿，我花了好几分钟，用了三根火柴才点燃。
“我有时间，”格林说，“不过我已经在门外等了很长时间，所以快点吧。我们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我们不是在这里做做样子的。”
“我刚刚在思考，”我说，“我们经常去维克多酒吧，不常去‘绿灯笼’和‘牛熊’，那两家在日落大道尽头，装修得像英国旅馆。”
“别拖延时间。”
“谁死了？”我问。
戴顿警探开口了。他的口气严厉、沉稳，表现出他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你只需要回答问题，马洛。我们在做例行调查，你不需要知道其他的事。”
或许我太累、太急躁了，又或许我有点心虚。我甚至不需要认识他，就对他心生厌恶。我哪怕隔着一整个餐厅的距离看到他，都想把他的门牙打下来。
“行了，哥们儿，”我说，“这些废话你还是留给未成年犯罪部门吧，连他们都会笑掉大牙的。”
格林笑了。戴顿的表情一点没变，不过他的脸瞬间像老了10岁，恶心了20岁。他的呼吸加重，鼻子一鼓一鼓的。
“戴顿考过了律师证，”格林说，“你可没法蒙他。”
我慢慢站起来，走到书架边上，取下一本《加州刑事法典》，递给戴顿。
“劳驾，你从里面找到一条吧，规定我必须回答问题。”
他努力让自己站稳，想揍我一顿，我俩都心知肚明。但是他需要找到机会。因为他不确定如果他违规了，格林会不会替他隐瞒。
他说：“每个公民都有义务和警察合作，以任何方式，尤其是回答警察提出的问题，协助调查。”他的语气坚定，不容置疑。
“那样也有效，”我说，“不过基本都是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恐吓手段达到的。法律里没规定这项义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谁都不必告诉警察任何事。”
“别说了，”格林不耐烦地说，“你知道你在逃避。坐下。伦诺克斯的妻子被杀了，在他们恩西诺市住宅的客房里。伦诺克斯跑了，现在谁也找不到。我们在搜捕犯罪嫌疑人。你满意了吧？”
我把法典扔到椅子上，坐回茶几旁边的沙发上。“为什么找到我？”我问格林，“我告诉你，我从来没去过那座房子。”
格林拍着大腿，手掌起起落落，不经意地朝我笑了笑。戴顿坐在椅子上一动不动，那眼神像要吃了我。
“因为在过去的24小时里，他房间里的一个便签本里写了你的电话号码。那个本子有日期，昨天的那一页被撕掉了，不过你能在今天那页纸上看到印迹。我们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打给你的，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走的，去了哪里，为什么走。所以我们要问一下。”
“为什么是在客房？”我问，没期待他能回答。不过他还是回答了。
他有点脸红。“看来她经常去那里。晚上去跟人幽会。仆人们透过树林能看到那里的灯光。车来来去去，有时会到很晚。这些够了吗？别骗自己了，伦诺克斯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凌晨1点去了那里，管家刚好看到。大约20分钟后，他独自回来了。之后什么都没发生。屋里的灯一直亮着。今天早晨伦诺克斯就消失了。管家去了客房，那女人赤身裸体躺在床上，像一条美人鱼。我告诉你，他都认不出她的脸了。她的脸已经面目全非，被人用一个青铜猴子雕像砸得稀烂。”
“特里不会做这种事的，”我说，“她的确被特里欺骗了，总是如此。他们离了婚又再婚。我猜这不会让他高兴，但他也不至于现在爆发吧？”
“没人知道，”格林缓缓地说，“这种事常常发生，男人女人都有。某个人一忍再忍，最后实在忍不了了。或许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他会在那个时候发狂。反正他杀了人，我们就有事做了。我们来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别再绕圈子了，不然我们就送你进去。”
“他是不会说的，警官，”戴顿不怀好意地说，“他读过法律书，很多读过一点法律的人，都认为法律就在书里。”
“你做记录就行了，”格林说，“少费点脑子，如果你真的特别优秀，我们就让你去警局吸烟室唱《慈母颂》[1]。”
“如果没有冒犯您，我想说，去你的吧。”
“你俩打一架吧，”我对格林说，“如果他倒下了，我会扶他一把。”
戴顿把记录本和圆珠笔小心地放到一旁，站起身，眼睛放光。他走了过来，站在我面前。
“站起来，聪明人。我上过大学，但这并不代表我会由着你这种废物胡说八道。”
我站起来，还没站稳，他就给了我一拳，然后又来了一记灵活的左勾拳，不过打空了。铃声响起，不过不是晚餐铃。我重重地坐下，摇摇头。戴顿站在那里笑了起来。
“再来一次吧，刚才你没准备好，这不合规矩。”他说。
我看了看格林。他在看自己的大拇指，像是在研究上面的肉刺。我坐着不动，等着他抬头看。如果我再站起来，戴顿又会打我，但我会反击。刚才那一拳说明他绝对练过拳击，一招一式都有章法，不过要想把我打倒，也没那么容易。
格林心不在焉地说：“干得不错，小子。他正等着你这么做。”
接着，他抬起头，温和地说：“马洛，为了做记录，我再问一遍。你最后一次见特里·伦诺克斯是在哪里，怎么见的，说了什么，还有，刚才你是从哪里回来的。说，还是不说？”
戴顿放松地站着，眼睛里闪过一丝惬意。
“另一个人怎么样了？”我问，没理他。
“什么另一个人？”
“在客房里，一丝不挂，你不会说她是去那儿一个人玩牌了吧？”
“这个以后再说。我们要先抓住她丈夫。”
“当然，有了替罪羊，就没那么多麻烦了。”
“你不说，我们就抓你进去。”
“作为重要证人？”
“重要个鬼。是嫌疑人。凶杀案的从犯嫌疑人，帮助凶犯潜逃。我猜你是把那个家伙送去了什么地方。现在，我只需要猜测就行了。最近领导那边不好应付，他懂法律，但经常不在状态。这对你来说不是个好消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从你嘴里问出点什么。越是难以得到的，我们就越觉得重要。”
“对他来说这都是废话，”戴顿说，“他也懂法律。”
“对每个人都是废话，”格林平静地说，“不过有用就行了。好了，马洛。我要对你不客气了。”
“好吧，”我说，“来吧。特里是我的朋友，我跟他算是有情义，不会因为警察问几句情义就不在了。你要调查他，或许要调查的比你问我的还要多。动机、作案时机，还有他逃走的事实。动机是老生常谈，早就没什么价值了，差不多是交易的一部分。我不喜欢这样的交易，但他是那种人，有点软弱，但很温和。要是他知道她死了，自然明白自己会成为替罪羊。如果到时候有庭审，我被传讯了，我必须回答问题。但我现在没必要回答你们。格林，我看得出来你是个好人，我也看出你的搭档是个喜欢亮证件，有权力欲的家伙。如果你想给我找点大麻烦，就让他再打我吧，我会把他那该死的笔打断。”
格林站了起来，有点遗憾地看着我。戴顿一动不动。他是那种得很快的硬汉。现在，他需要花点时间让别人给他捶捶背。
“我用一下电话，”格林说，“但我知道答案会是什么，你真是个坏家伙，马洛，太坏了。你给我让开。”这最后一句话是对戴顿说的。戴顿转身回到之前坐的地方，拿起他的便签本。
格林走向电话，慢慢拿起听筒，因为长期干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他的脸上长满了皱纹。这就是跟警察打交道的麻烦之处，你已经打定主意对他们恨之入骨，却碰上了一个有人情味的。
上级说要把我带回去，严加看管。
他们给我上了手铐，却没搜查我的住处，可能是疏忽大意了。也许他们认为我经验丰富，不会留下任何对自己不利的蛛丝马迹。但他们错了。如果他们稍微搜一搜，就能发现特里的车钥匙。一旦车被发现，钥匙和锁孔就能对上，他们就会知道我曾经和他在一起。
事实上，结果并没有发生什么。警察最终也没找到那辆车。车在那晚就被偷了，可能被开到了埃尔帕索，换了锁，伪造了文件，最后进入了墨西哥的市场。这是常规的做法。钱一般会换成海洛因再流回来。在流氓眼里，这是睦邻友好政策的一部分。
注释
[1] 慈母颂，Mother Machree，爱尔兰诗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