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以上铺垫后，太史公又开始铺陈荆轲这一人才浮出水面的过程。虽然荆轲非同一般，也只是“圈内”知名人士，如果不是燕太子丹“求为报秦王者”（谁让他“遇太子丹不善”呢），荆卿就不可能成为名载史籍的荆轲。太子丹求问太傅鞠武，鞠武向他引荐田光先生，田光先生又向他推荐荆轲——田光“自杀以激荆卿”——荆轲还未出场，已先担上一条人命，他还有什么理由退却？可是当太子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后，荆轲却说：“此国之大事也，臣驽下，恐不足任使。”这话说得够谦虚，也够委婉，然而太子已看准了他，所以“前顿首，固请毋让，然后许诺”——许什么诺？当然是给他好处，把他尊为“上卿”，让他住在“上舍”，“太子日照门下，供太牢具，异物间进，车骑美女恣荆轲所欲，以顺适其意”。为了让荆轲死心塌地地为自己卖命，太子丹确是伺候得毕恭毕敬体贴入微。太史公把个“恣”字用得太毒，试想荆卿定然是风光透顶，得意得一塌糊涂，有些人一辈子想也不敢想的幸福生活，他就这样轻易得到了，“人生得意须尽欢”，这样死而无憾了……谁知时间长了，荆轲竟一点也不自觉，“未有行意”，于是太子急了，便拐弯抹角地提醒荆轲：秦兵马上就要渡过易水，就算我想继续好好侍奉，恐怕也不可能了。荆轲当然会意，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哪能白吃人家的，白“恣”一番呢。于是提出要借在燕国避难的秦将樊於期的人头用用——樊於期也是刚烈之士，二话没说就把自己的头割了——荆轲还没出发，便又背了一条人命。之后易水送别，其间又见细处：荆轲想等个人一起同行，太子却疑他反悔，便要先派副手秦舞阳先行，这下把荆轲气坏了，你当我害怕了？这一去本来就凶多吉少，我之所以迟迟不走，是因为要等一个可以联手的同仁。既然太子这样说，那咱们就诀别吧！
与他的刺客前辈们相比，荆轲称得上是一个理智冷静的人，比起聂政来，他要现实得多。聂政拒收“百金”，直做杀手，荆轲则是来者不拒，尽享人间欢乐；聂政是因精神上的满足为知己而死，荆轲是因肉体上的满足为主顾而死。这样一比似乎显得荆轲庸俗了，不过对于一个杀手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
对这五位刺客，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分别评价说：“曹沫盟柯，返鲁侵地。专诸进炙，定吴篡位。彰弟哭市，报主涂厕。刎颈申冤，操袖行事。暴秦夺魄，懦夫增气。”刺客们有实际收益，比如收复国土、夺得政权、报仇雪恨；也有精神收益，比如形式上的复仇、虽败犹荣的反抗。可见，唐人司马贞注重的是刺杀行动带来的直接或间接效益。
那么，司马迁又是怎么“曰”的呢？《太史公自序》曰：“曹子匕首，鲁获其田，齐明其信；豫让义不为二心。”《刺客列传》结尾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让太史公念念不忘的正是一个“义”字，无论这“义”是谁发明的，无论这“义”的结局如何，只要目的明确，就是政治正确，因其大义凛然、义无反顾、至死不渝，所以值得推许。可见他所看重的还是刺客的“精神魅力”，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刺客的职业精神便是勇于抛头颅洒热血敢于肝脑涂地，如此，便可慷慨赴死，功德圆满。古代刺客就是这样用冷兵器和生命写出了他们的英雄史。
如今，当我们着手塑造新人物、书写新精神时，难道还要借用枪炮和埋在骨子里的那一股毁灭的力量吗？
不要把刺客、杀手涂抹成“英雄”，不要把正义绑架到革命的祭台上，在这个充满神话的世界里，我只想看到更多的活生生的人。
活着的罪过与福祉
一
一个人活着是承受苦难还是承受自己？简乾和，那个躲在邓一光的小说《远离稼穑》（《收获》1997年第4期）里的人，一直沉默着，任凭你去追问去推测。一语不发的简乾和留下了无边的空寂，让我一片茫然，如同坠入无底的深谷。如果人真的应该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如果人的全部尊严真的就在思想（［法］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58页。），简乾和就是没有“思想”没有尊严的人吗？他只是一根脆弱的苇草——不会意识到在柔风中摇曳的凄美，也不会觉察到自己在苦水里朽腐的悲凉——只是任凭生命裹挟在世事风尘中一点一点枯萎。如果“未经省察的人生没有价值”（苏格拉底语）确是真理，简乾和的人生就没有“价值”吗？所谓的思想、尊严和价值到底属于谁？圣者和精英们为人类规定出某种意义和终极，可人们终究忘川难越，还是在类似前定的状态中生存着。简乾和无疑是底层的不幸者，他承担着、接纳着，活着几乎成了一种罪过。我也悲天悯人也希望去启蒙去拯救，可是你能做些什么？你挤出的那一滴热泪一滴鲜血能让谁分享？你做出精神富翁的样子施舍出的“思想”能感化谁？也许最多只是保持这种情怀而已。我在简乾和身上看到的正是他无声的力量，这般顽强的生命已无法用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来衡量。
想做的，却不得不放弃；不得不做的，却总没有好结果——一个人若被命运如此玩弄于股掌间，还有什么好说的。你只能惊叹人的遭遇何以如此悲惨，只能暗恨造化如此绝情。简乾和那般迷恋农事，却不得不远离稼穑；那么渴望重返家园，却不得不羁留异地；不得不寻找亲人，却一个也没见到；不得不成就为战场上的士兵，却又不明不白地做了三次俘虏。作为弥补，他习惯了远方，却又被责令回原籍；他安稳于侄儿的家庭，却又被侄孙伤害了；他躲进一家奶牛场，却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他唯一一次自主决定——彻底拒绝婚姻，还是在多次经人介绍、撮合不成之后。
简乾和一生命途多舛，从未如意过，与他的名字大大悖逆了。和，“调也”（《说文解字》），原指声乐相调。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和是一种理想境界，是人生的极致，是和谐、恰到好处，是矛盾变化中的统一。儒家经典《中庸》有“中和”之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如果一个人把握了“中”的尺度，就可能得天时、地利而至“人和”。作为政、通、人、和四兄弟之一，出生在1917年的简乾和，名字上还寄托着前清先人的厚望。可事与愿违，简乾和非但不和，而且名节不保，犯下了弥天大罪。
古人有“孝悌力田”之说，“孝悌为立身之本，力田为养生之本，二者可以相生而不可以相离。”（［元］王桢《农书·孝悌力田篇》）简乾和失去了土地，又辞父母、远手足，养生立身皆无本可依，遂成无根之人，只得随风飘摇了。“孝当竭力，忠则尽命”（语出《千字文》）——既已注定孝悌不行，简乾和合当为国尽忠了，可他偏偏接连被俘，又成不义之徒。好在“三纲者”，除“君臣义、父子亲”外，尚有“夫妇顺”（语出《三字经》）可续，然简乾和偏又无妻可妻，他把做一个男人最起码的资格也丧失了。这么一个不忠不孝不顺之人，“和”从何来？
这样的人只能去死吗？
故事的叙述者（“我”）也曾在悲愤时说，如果对简乾和来说有什么幸运的话，那就是死亡。“他不应该承受那么多苦难，他一辈子都没能主宰自己，他难道连死也不能主宰吗？”我们当然无权否定这来之不易的生命，一个人能穿越那么多的苦难活下来本身就是奇迹，这个时候死是轻松的，简乾和拒绝了死，恰恰是对自己的折磨。我珍视这样一个老人的生命，我关心的恰恰是一个如此羸弱如此无力的生命如何能自己坚持下来，如何能自己活下来。
我曾为一些诗人的自杀唏嘘不已，也惊叹那种蔑视（或尊重？）生命的勇气。他们往往在生命最灿烂的时刻走向了毁灭。与之相反，简乾和是在生命一次次暗淡下来一次次将要熄灭的时候又慢慢复苏了。与诗人选择自杀（他们害怕看到最后的衰败？）相比，简乾和选择活着不是需要更大的勇气吗？
二
“《远离稼穑》，写一个很优秀的农民，就是没办法回到土地上去的故事。”（邓一光：《读读写写》，《作家通讯》1997年秋季卷。）作者邓一光如是说。题目点明了预设的主题，小说一再强调的也是“土地”对简乾和的宿命意义。土地是母亲是家园，是抚慰和依靠，甚至是拯救者。她能用宽广温柔的怀抱接纳受伤的孩子，并且使他们“重新活过来”。在故事叙述者（“我”）看来，土地几乎就是一个人的原罪。远离土地就落入苦海；皈依土地就幸福美满吗？我怀疑。
土地是人类遥遥无期的象征。所谓“清轻者上为天，浊重者下为地，冲和气者为人”（《三五历记》），古以天、地、人为三才，天道、地道、人道一统于乾坤、阴阳、刚柔的交感作用，人在矛盾互补中发挥自身能动性，从而与天地参，此正为和也。
《易·象》曰：“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行健（乾），君子以自强不息。”土地既为坤，主阴，守柔，简乾和则顺乎天而为“乾”，主阳，守刚，如此，则至《老子》所推重的“冲和”：“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如此，则乾坤一体，人与土地相合而生。
简乾和辈分为“乾”，应该秉承了族脉中的盛气。事实上，最初的简乾和确是一血性男儿。在他幼年时就有气咻咻地双手叉腰威胁大人的“英雄”举动。那个“生机勃勃、目光如炬”在麦田里破浪前进的汉子，或用大巴掌搭起凉棚、或大声打着响嚏、或大声吆喝、或大声唱起山歌、或大步追赶一只野兔，像“最好的犍牛一样”的简乾和，尤其是在枪口下抢割麦子的简乾和，那架势又怎一个“乾”字了得！所以简乾和“可以和土地融为一体”，成为“最好的种田人”。这时候的简乾和，的确处于阴阳相济的合和之境。
可是当那两亩三分地烧成一片火毯之后，以第一次“像孩子似的哭了”为起点，简乾和最终落入了可怕的梦魇中，时时不顺，处处不和，他无以挣扎，无以摆脱——一切都因失去了土地？“坤，顺乾也。”（《易·释名》）没有坤（土地），乾（君子）就是孤立的，它要么消长要么转化，否则，就可能不攻自破了。“亢龙有悔，盈不可久也。”（《易·象》）无论简乾和生命力多么强盛，总还需要另一半对应物，没有土地的简乾和，似乎注定了要承受不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