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家前后几天的时间，盖大龙处理好家里的事情又要返回厂里上班，一家人的生活全靠着他一个人，纵然舍不得家人，为了生活还得继续外出务工。
就像歌里唱的那样“为了生活，人们四处奔波，他们在寻找什么，一天过了一天，一年过了一年…………”
这种和家人生离的痛苦只有外出打工的人才会感同身受，这一群人他们每一年都要忍受一次这样的煎熬。年底从务工地回家时归心似箭，恨不得插上翅膀马上飞到家里，等到过完年，离乡外出务工时的依依不舍，恨不得时间过的在慢一点。这种矛盾的心情，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所以每回一次家，大家都格外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日子，享受着这短暂的相聚。
虽然舍不得家人，依依不舍，盖大龙还是拜别了母亲，告别了妻女，坐火车踏上了回厂的路程，经过24小时的长途跋涉，终于在坐上火车的第二天晚上回到工厂。
回到工厂的第一天，大龙就要处理这几天请假回去耽搁的事情。这种小企业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老板舍不得多雇人，请假回去了，急的工作同事帮处理下，不急的时期都是等着当时人回来再继续做。
生产部门的负责人就匆匆忙跑来要求招工，工厂马上要出几个柜子的货，产品还没做好需要赶工期，厂里的正式工做不过来，只能找临时工来做。
盖大龙不在的这段时间，招工都是老板自己开车出去找人，结果收效不大。要么是找不到人，要么是找来的人来不好好干活，有些是没有生产同类产品的经验，有些是完全在里面计时混时间，产量出不来，计时工资缺一分钱也少不了，厂里正式员工意见都很大。
关键是眼看交期日渐临近，产品却还没做完，生产负责人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看到盖大龙回厂，就像见到救命稻草一样，一把拽在手里，叫盖大龙赶紧给他找些临工来赶货。
盖大龙在这里工作多年，认识一批临时工，他们做事手脚快，工作认真，常年累月的跟着盖大龙开工。临时工有他们的规矩，他们只认叫他们做事的人，做完事拿钱也是找叫他们做事的人拿。即便是企业主，私人老板来了，他们也不会给面子。
有一次在车间里工厂老板叫一个临时工去搬东西，临时工不认识老板，就没听从指挥。老板当场发火说，我是老板，你得听我的。临时工反怼道，你是老板关我什么事，我又不是你叫来做事的，直接管理我的不是你，我又不认识你，我做什么工作由管理来安排的，你有事情找他们去说。老板被临工怼的哑口无言，正在气头上的老板叫管理把这个临工辞掉，管理问清缘由后，就劝说老板，临工不认识您，这个人做事还不错，你现在把他辞了，当时都没人做事，货都没法出了。这是当地每个老板都会遇到的问题，工人不听自己的，但是做事可以，能干活，能出产量，又是计件的，所以只能自己劝自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能干活，能做事，也就将就着用，受了气的老板们有气往肚子里吞，所以说老板的肚子都是被委屈撑大的。这位老板以后不再去管临工，有事就叫管理去。
像这样老板的糗事，被打临工的人编成段子，口口相传，连是哪家厂，在哪条路上，哪个老板，开的什么车，哪一天的事情都传的有板有眼的。
这些人基本都是手工业者，做过很多行业和岗位，见多识广。因为喜欢自由自在，所以就不进工厂做正式工，他们在一个厂里做的好的话，只要工厂有活，他们可以一直做下去。工资可以当天结，也可以做完结，财务上自由，如果第二天有事，提前给管理打声招呼，就可以不用来，第三天可以继续来做，管理上松散。
当地的工厂规模不大，从几十人到几百人不等。以生产小商品为主，客户订货量相对较少，各行各业都有淡旺季，这也就导致了工厂老板不会按最大人力需求去招工。一般都是能忙的过来就好，忙不过来了就找临时工来干。
盖大龙联系了十来个熟悉的临时工来厂里做工，人到后交给生产安排到岗位上，下班后由盖大龙统一结算工资，有的住的远的临时工，晚上8点下班后还要开车送回住的地方。
解决生产人力问题后，盖大龙又到厂区车间里转转，看自己不在的这段时间，车间设施哪里有没有坏的，人员有没有离职的。在这家只有100多人的小工厂里，盖大龙的职位是行政主任，管理厂里大大小小的事情，厂里没有厂长，只有车间主任和几个生产组长管理。公司规模比较小，除开生产外，就只有业务一个部门，采购和财务由老板娘带着一名会计在做，老板负责接单，实际就是夫妻店，一个主内一个主外，关键岗位安插自己亲戚，是典型的家族式管理。
这和本地的大多数企业一样，当地老一辈人从鸡毛换糖开始，用当地生产的糖换取周边省份农村人的鸡毛，鸡毛拿回当地加工成鸡毛掸子又买到外地，再到后来带上一些针线纽扣，日用百货，和外省的人做买卖，这种人就叫货担郎，挑着担子摇着拨浪鼓走街串巷卖东西，这一集体就叫敲糖帮。他们头脑灵活，做生意活泛。当时物资匮乏，小到一颗鸡蛋，都可以以物易物交换，等攒到数量多了就在当地卖掉。举个例子，当年江西老百姓需要针线纽扣生活日用品，但是手上却没有钱，货担郎就叫人用鸡蛋换，比如一个鸡蛋在江西价值1毛钱，一盒针线价值2毛钱，货担郎就用一盒针线换2个鸡蛋。这2个鸡蛋从江西挑回浙江出售，浙江本地一个鸡蛋售价1毛5，2个鸡蛋就是3毛，多出的1毛就等于是一盒针线的利润。等鸡蛋攒够一定数量后，货担郎一次性出售，获利更丰。
当地货担郎就是这样一分一厘的起家，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当地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允许农民摆摊做生意，最初是从别人手里拿货卖，其中有一款货卖的好了，自己就开个小作坊仿制，全家老少齐上阵。再往后做个几年生意好了，规模大了就开始租工业区的标准厂房，请师傅，请技术人员，请工人来做。再往后企业规模再扩大，就招些管理人员，像厂长，行政，品质，仓管，会计，业务之类的办公室管理人员，到这一时期工厂工人招工数量呈几何数增长，由原来的二三十人到七八十人，再到二三百人，再到五六百人。
当然本地也有几家几千人的规模企业，是当地政府大力扶持的产业龙头企业。这种大企业逼近是少数，更多的是像盖大龙所在的这种小微企业，小型工厂。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一百人左右的工厂，而他就是这个百人工厂里的百夫长。
别看当地企业规模不大，不及广东那边的世界五百强企业工厂，但正是成千上万的此类微小企业生产的几十万种小商品畅销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吸引全球买家来此地采购，常驻当地的外商大概有20万人左右。来自五湖四海的买手聚集在此地，徜徉在小商品的海洋世界里。
盖大龙到这座城市已经10年，他熟悉这里的一切，又陌生这里的一切。熟悉的是前店后厂这种经营模式，陌生的是从小到大这种致富方法。
初到这座城市，盖大龙每天早上6点到批发市场去，那里人来人往，销往全国各地的服装，床上用品从这里发出，每一个摊位人头攒动，吆喝声，讲价声，一声高过一声。摊主，店员，顾客，搬运工，各色人物都在忙碌，一翻热火朝天的场景。
下午到国际商贸城，商城里有各色皮肤的外国客商在商城店铺里选购自己的商品，店铺里传出英语，阿拉伯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汉语翻译的讨价还价声，坐镇店面的老板娘熟练的按着计算器和老外谈生意。
店面的订单接下后，就会传回工厂，工厂根据订单安排生产，产品做好后，客户指派人来验货，之后就是业务员联系客户和货代公司、外贸公司定船期，排柜子。出货时数量多的可以装整柜的，货柜大挂车直接开到厂里装柜，数量少需要拼柜的六送到客户指定的外贸仓库。
对这种运营模式，盖大龙是清楚的，他也是怀揣着工厂梦想来此处打工。心想着自己先给别人打工，慢慢的学到技术，有了客户订单，自己开加工厂，自己当老板。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做了10多年，盖大龙终于活成当初自己讨厌的那个样子。
在这个产业链条顶端的是老板，收获最大的利润，接下来的是买手和外贸业务员，他们是仅次于老板的收益者。他们往往一个单的提成就可以当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计件工资。
盖大龙和众多的产业工人一样处在这个产业链的最底端，因为他们不懂英语，不懂外贸流程和方法，不懂世界贸易规则，说到底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他们在这条外贸这条产业链上从事简单的生产制造工作，终年做着单调的，机械的，不断重复的动作，从事繁重，繁杂枯燥的工作，收入却是最低的。
以操作工为例子，大部分工厂都实行计件工资，老板往往把工价单价压到最低，工价一般是以厘，分，角，元为单位，一个单品工价相差一厘，一个工人干一天做一万个单品工价就差10元，做手工制品的产量一天都在2万以上，那一天工资就相差20元。所以工人希望单价尽量的高，老板希望单价尽可能的底，这对矛盾属于敏感话题，往往关系到一个工厂的稳定。
一旦劳资双方单价议定好了之后，工人们就会加足马力去做。工人想着一天多做一点多赚一点，工作时间远远超过正常上班时间，最多可达15，16个小时。工人牺牲自己休息时间来计件干活的这个过程，老板是很少看到的。老板都是月底看工资报表的。工人工资越高，老板心里越有想法，就想降低单价，这对矛盾从开始那一刻起就存在，只到一年生产任务结束。
有开明的老板认为员工计件工资越多越好，计件工资高说明产量高。但也有的老板，一看工人工资高了，一个月达到六七千，七八千了，甚至于上万了，他们就觉得是单价定高了，就要降单价，员工一听老板要降单价都纷纷辞工。这样工厂人员就不稳定，老员工熟手会流失，老板在业界名声不好听，提起这样的老板，工人都会说某某老板很抠门，很小气。
虽然降工价是个自废武功的行为，聪明的老板不会这么干，但是仍然有些老板依然执迷于用行政手段去干扰市场价格规律。盖大龙就见过好几个老板，从自己父辈接过工厂后，就是一通折腾，管理人员换掉一半，不听自己话的老员工开掉一半。比如贵州省的工人较多的，就转而招聘河南，安徽籍员工。工人计件工资高了，就降单价，这样一来工人就不干了，瞬间从粉转路，纷纷打辞职报告，去别的工资福利待遇好的工厂去干。老员工留不住，新员工招不进来，有在多的订单都没用，做不出来，或者做出来的产品不合格，这样的工厂就危险了。
近几年随着国家精准扶贫工作开展，一些老弱边穷地区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开办社区工厂，实施定点帮扶。鼓励在外打工的农民回乡创业，就近就业。国家对西部的大力开发，使得近些年来东西部差异越来越小。首先体现在工人工资上，现在一个月三千多块钱的工资在家门口都能挣的到，谁还愿意天远地远的离开家乡来外地打工。所以这几年生产制造业面临很严重的用工荒。
最早一批出门务工的60后大部分都已经返乡，70后打工的一部份赚了钱做了老板，一部分回家创业，80后的打工的一部分创业当老板，一部分返乡创业，只剩一小部分还在打工，90后大部分去做了电商，快递，00后大部分从事外卖，电商行业。生产制造业的人口红利已经用完，再往后的年轻人都不愿进厂打工。盖大龙经常和同事聊天，再过10年，做我们这一行业的产业工人还有没有？大部分人都认为没有了。因为现在生产制造业也在实现机器人化，智能化，凡是用机器可以完成的岗位都要把工人淘汰掉。现在的产业也在换代升级，新的机器设备，新的工艺技术，新的材料合成，每天都在进步，每天都在变化。
传统的人力密集型产业迟早要被淘汰掉，像盖大龙做的这个工艺品行业，现在已经出现了机器替代人工的案例，而盖大龙自身也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回是留，如何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