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正街城隍庙巷，是耒阳城内最宽敞的一条巷道，也是耒阳城最繁华热闹的一条巷道。
这条巷道是县城涌金门（原名通津门，俗称金牛门）人城巷道。涌金门直对下河码头，耒水上、下河之商船靠岸，人货人城，都在这个巷道，因此，城隍庙巷两边商号较多，其中粮、油、棉花铺多，屠宰业多；有名的“罗万昌号”豆豉作坊店、“赵永盛号”丝烟作坊店，都在城隍庙巷，卖鱼及豆腐等各类蔬菜的也都喜欢在这条巷中叫卖。因商业繁荣，过往客商多，所以就成了耒阳城中最热闹的街巷。
城隍庙巷非常热闹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这里有众多的庙宇。第一个庙宇当然是城隍庙了，这条巷道就是以城隍庙命名的。光绪《耒阳县志》载：城隍庙在县治涌金门内。相传为旧学宫地，元置庙。明成化间（1465~1487年），知县徐政、嘉靖间知县马宣(1550~1554年在任)，崇祯间知县李国祯(？~1639年在任)重修。清康熙间知县张应星（1709~1722年在任）、嘉庆间知县常庆(常庆曾四任耒阳县令，分别是嘉庆十一至十二(1806~1807)年、嘉庆十三至十五(1808~1810)年、嘉庆十八至二十(1813~1815)年、嘉庆二十五年（1820，难以确定是何年），道光九(1829)年知县以李之梓，咸丰七(1857)年知县张知远，倡士民叠次新葺……每岁春秋与风云雷雨同坛，地方官诹吉致祭于庙。
对城隍神之信仰，在中国历史悠久。城隍一名，最早的记载具之于《易经》，所谓“城复于隍也(疏)……子夏传云：隍是城下池也，城之为体，由基土陪扶乃得为城……”另有书云：城，指城墙；隍，指护城壕沟，若壕沟注水，则成护城之池。
既有城隍，则有城隍神。《礼记·祭生第二十三》云：“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礼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礼之……”而（明）邱溶在其《大学衍义补》一书云：“伏读圣制，所谓超于高城深池之表，则是神之司，乃城隍之主者……，聚一方之民而为高城深池卫之，必有所以主之者，此城隍之神所以神欤！”可见，城隍神之确认亦是出自《礼记》。
而最早祭祀城隍神，据《礼记》载：“天子大蜡(zha)。”伊耆氏始为蜡”郑玄注日：天子所祭有八神也。又日八神为：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啜( zhui)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注水庸为沟。坊为畜水又排水之地，庸为受水又排水之沟。坊与水庸即城隍神。另一说水即隍，庸则为城。指古天子尧。祭祀城隍之神始于尧。到六朝时，方明白庸即是祭城隍神。
自尧时开始祭祀城隍神（水庸）六朝以后各府州、县都有城隍神庙，耒阳当然也不例外。且州、县长官每年春、秋二季都要带领官民祭祀城隍神，以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并保合境官民平安。再加上久雨或久旱，县官亦带官民祭祀城隍神，祈求止雨或下雨，每逢此时，城隍庙巷亦热闹起来。
城隍庙并排还有一祠，名吉祥祠（我认为可能是“吉祥寺”）。“吉祥”一词，按中国本土意为美好的预兆，《易系辞下》云：“吉事有祥”。但佛教认为“吉祥”是一菩萨，吉祥菩萨即文殊菩萨。《三藏法数》云：“文殊三名，一名文殊师利，梵语文殊师利，华（中国）言妙德。谓具不可思议微妙，功德在诸菩萨之上，故云妙首。三曼殊室利，梵语曼殊室利，华言妙吉祥，谓具不可思议微妙，功德最胜吉祥，故言吉祥。”
文殊与普贤、观世音及地藏，统称佛教四大菩萨，各占一大名山。其中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在一般寺巷里，常被塑像于佛祖像左右侍立。文殊菩萨像头顶五髻，象征大日吾智，手持剑，座驾狮子。一座寺庙立于城隍庙边，住有和尚，早晚有僧敲钟击鼓、击木鱼念佛诵经，城隍庙巷自然是热闹了。
与城隍庙并排而立的，还有文昌宫。《耒阳县志》载：“文昌庙（宫），旧在城北，万历三十一(1603)年知县曾惟慤创。康熙五十二(1713)年知县张应星改为赵大中丞（湖南巡抚赵申乔）生祠，另建庙于学宫左，后圯(pi)。嘉庆七(1802)年，邑诸生乃迁建于原所，赵大中丞神主另立祠于庙右。道光二十七(1847)年，邑人移建于县东南隅旧东斋学署。光绪九(1883)年改造宾兴堂，首士黄鼎臣等于十(1884)年重修，增广旧制，焕然壮观。”
文昌立庙，当然是神，文昌何神？班固《前汉书·天文志》云：“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海。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斗魁戴筐六星，日文昌宫。一日上将、二日次将、三日贵相、四日司命、五日司禄，六日司灾。”这就是说，北斗为天帝乘载工具车，在天中央运行，临驾制约四海天下。于是分白天黑夜，四季运行，使木火土金水五行均衡，使天地运行有规律等。而北斗第一是戴匡六颗星，叫文昌宫，六星之名各异。而道教则将文昌神说得很复杂。道书《云笈七笺》云：“文昌星神君，字先常，天子司命之符也。中央司命者或日制命丈人，主生年之本命，摄寿天之简札。太一变魂而符列，七司命混合而对魂。帝君司命之神，主典年寿。魁柄长短之期，是以混合太一，以符命（籍）而由之，故称丈人焉。名理名，初字元度卿，一名神宗、一名灵华。”⑩这段话使人很费解，使人似乎知道文昌星神，是上天大帝管理人的寿命长短的一道符命，又说是一个有名的神，但究竟是符，还是神人很难确定，是神人的话，姓甚名谁亦很难确认。
据清人赵翼《陔余丛考》云：“今世文昌祠所祀梓潼帝君，王弁州《宛委余编》谓即陷河神张恶子，而引其所著《化书》谓本黄帝子……，周时为山阴张氏子……西晋末，发生于赵嵩张氏，年七十三，人石穴悟道而化……”所谓《化书》全称为《梓潼化书·清河内传》，言其在南北朝即立庙祀梓潼君张恶子。后唐玄宗逃难到四川封张恶子为左丞相；唐僖宗到四川时又将其封为顺济王，宋改封为英显王，元代以道士之说，封其为辅元开化文昌司录宏仁帝君。自始梓潼君就成了文昌祠主。
《清朝续文献通考·群祀考·二》引俞樾云：文昌，天星也，而今世所奉文昌称为梓潼君，不是天星，也不是张恶子，是东汉初期就有梓潼文君，是益州太守，梓潼人而已。其子任北海太守。益州云民立祠祀之，因文君之而附会为文昌之神，故后人遂以梓潼君即文昌神。
这大概是儒家反对道家神的一种说法。
顾炎武所著《月知录》云：“以奎为文章之府，故立庙祀之。乃不能象奎，而改奎为魁。又不能象魁，而取之字形，为鬼举是而起其斗。”是说因“奎”为北方玄武七宿之一，不好塑成人像，于是改奎为“魁”，并因魁为北斗之首，也不好塑像，在塑文昌神时，以“魁”字之形为准，塑神像一个鬼，以魁足踢起一个斗，手举一毛笔，后人所谓“魁星点斗”即此神样。这就是文昌宫中之神。
可见文昌神首先是儒家所立北斗首星之宫，然后道家认为是张恶子所化，亦儒道二家争立之梓潼君，最后成了奎星变成的魁，介于星、鬼、人、神四者之混合体了。
文昌宫的祭祀每年分为春秋二祭，另在二月初三的文昌帝君生日祭。县令及县学教谕、训导等官员及学子祭祀文昌神。
在文昌宫与城隍庙之间，还有一个文人聚会的场所，是为“宾兴堂”。据《耒阳县志》载：“宾兴堂，原名文会堂，乾隆三十六(1771)年，邑绅伍先拔、谢振南等创建于南门外，咸丰间，邑绅萧元音倡移文昌官侧；光绪九(1883)年邑绅黄鼎臣、刘春芬……等募捐，改建于文昌宫后。其科田自创始时置田百六十石……续增……共计田八百二十九石六斗，以为三载宾兴之资。”
所谓“宾兴”，本指周代时的一种选举法，即自乡小学推举贤良有才能的人而宾礼之，用以升人国学（中央学校）。“兴”的意思即“推举”。隋唐后之科举时代，地方官设宴招待应举参加考试的读书人，叫做“宾兴”。就是仿古乡饮酒之礼。后来又把参加乡试（乡试见前文《考棚巷》）为宾兴。总之，宾兴堂为参加科举改试的文人及官员们的活动地、招待场所。
因文昌宫、宾兴堂在此，同时于此巷，还建有文星楼。《耒阳县志》载：“文星楼，在涌金门左，咸丰六(1856)年知县洪琅谕邑绅李维周、资孟宅、刘熙等捐建。”文星即文曲星，又称文昌星。
文星楼即俗称八角亭，今仍耸立，已被申报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楼八角攒尖式顶，四层八面，在当时及后很长时间内，是耒阳城最高建筑，登斯楼顶，耒阳周围风光尽揽无余。
需要检讨的是：我曾将此楼错误地订为“环秀楼”。1982年我主持编修《耒阳文物志》一书，由于当时从事文物博物工作不久，学粗识浅，没有认真阅读《耒阳县志》等有关资料，再加上当年除主修《耒阳文物志》一书外，还同时主持蔡候祠维修（后栋倒塌，前栋已坏），又主持107国道耒阳县城段改道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古墓近两百座）。时间紧，工作忙（当然此为客观原因），没有认真考证，错把文星楼当成东门环秀楼，今借此机会纠正，并向读者道歉。
城隍庙巷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热闹非凡。人民政权在城隍庙原址建立了耒阳县总工会，工人俱乐部立于此，职工业余学校立于此。全城人们工作之余，都喜欢来俱乐部打球、唱歌、排练文艺节目，或比赛体育活动，或上夜校学习文化，城隍庙巷仍是繁华，而改革开放后，更是繁荣昌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