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日记》记载，1937年9月23日，吴宓当日往陈宅“祭吊陈伯严先生（三立）”，与陈寅恪有一番谈话：
寅恪甚赞同宓隐居北平读书之想法，惟谓春间日人曾函邀赴宴于使馆，倘今后日人迳来逼迫，为全节概而免祸累，则寅恪与宓等，亦各不得不微服去此而他适矣。
陈寅恪的劝告，与日后吴宓离开北平这一事实，自然有一定的联系。
引人注意的是，在当时的严峻形势之下，吴宓何以有“隐居北平读书之想法”？
当然，吴宓曾经早就有过隐居读书的念头，那是在1927年初，王国维自沉之前，《吴宓日记》当年4月3日载：
近顷人心颇皇皇，宓决拟于政局改变、党军得京师、清华解散之后，宓不再为教员，亦不从事他业，而但隐居京城，以作文售稿为活，中英文并行。并且这一计划也曾与陈寅恪讨论，得到陈的赞同。
《吴宓日记》同年6月29日记载了他们的这一谈话，有“寅恪赞成宓之前议”云云。
但是，1937年毕竟不同于1927年，吴宓又有此想法，原因恐怕不尽相同。值得注意的有下面这样一件事。
1931年8月，吴宓在清华大学的学生贺麟留学归国，任教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九一八”事变之后，吴宓约请贺麟写一篇关于德国学者在拿破仑占领时期何以自处的文章，因此贺麟的《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一文随即连载在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上。吴宓特意为文章写了按语，略引如下：
按此次日本攻占吉辽，节节逼进。当此国难横来、民族屈辱之际，凡为中国国民者，无分男女老少，应当憬然知所以自处。百年前之德国，蹂躏于拿破仑铁蹄之下，其时文士哲人，莫不痛愤警策。惟以各人性情境遇不同，故其态度亦异，而歌德、费希特、黑格尔之行事，壮烈诚挚，尤足以发聋振聩，为吾侪之所取法。故特约请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贺麟君撰述此篇。
所谓“各人性情境遇不同，故其态度亦异”，就是除了费希特英勇无畏地发表演说并在演说结束时鼓舞学生参加战斗外，歌德和黑格尔均静以自处，以待时变，而他们共同的境遇则是侵略者并没有把他们怎么样，歌德甚至受到拿破仑十分崇敬的一个多小时的会见。
我们当然不能据此而断定吴宓1937年“七七”事变后“隐居北平读书之想法”与贺麟的这篇文章有关，轻率地以为吴宓的这一“想法”是受到“德国三大伟人”在外寇占领时期竟然安然无恙的启发，这毕竟只是一条带有明显臆想性质的“孤证”。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吴宓的“隐居北平读书之想法”未免有点“想当然耳”，因为“隐居北平读书之想法”毕竟是主观的想象，客观处境是否允许如此，却忽略未计耳，而陈寅恪所谓的“倘今后日人迳来逼迫”云云，征之于他在香港的遭遇，征之于留平学者的遭遇，可谓有先见之明。
比如周作人，“七七”事变后，在北平学者纷纷南下之际，也曾有“闭户读书”“售文自活”的想法，并且在郭沫若《国难声中怀知堂》发表之后，有“鼎堂先生文得读，且感且愧，但不敢不勉耳”（按，1937年8月25日致陶亢得信中语）之想，进而在1938年连续辞绝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之聘，辞绝北京大学校长、文学院院长，也有辞退“留日同学会”、不入“东亚文化协会”之义举，无论如何我们也不能相信，周作人早在1927年以降就有了一条必然“走向深渊”的心路历程。也许他的初衷和吴宓“隐居北平读书之想法”相去不远，而没有充分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如陈寅恪所谓的“倘今后日人迳来逼迫”的现实处境。
这并不是说如果吴宓留在北平隐居读书，就一定会步周作人的后尘，因为吴宓到底是赤子之心，而不是周作人，也没有周作人“外道生涯洞里蛇”（按，周作人《五佚自寿诗》）那种冷血动物般的宠辱不惊的功夫。《吴宓日记》1927年6月3日云，王国维自沉时，吴宓在日记中自誓：
今敢誓于王先生之灵，他年苟不能实行所志，而淟涊以没，或为中国文化道德礼教之敌所逼迫、义无苟全者，则必当效王先生之行事，从容就死，惟王先生实冥鉴之。
以吴宓先生后来的经历来看，确实大抵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