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留学美国期间的日记中，对陈寅恪、汤用彤赞不绝口。事实证明，吴宓是很有眼力的。在三四十年代中国学术界，陈寅恪、汤用彤确实是那一代留学欧美的学者中的杰出者。比较而论，胡适、冯友兰等，但属名家而已。胡适日记中说，汤用彤只能作小心的求证，不能作大胆的假设；虽然胡适也认为这是汤用彤的“谦辞”，但在发明“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个著名的“治学方法”的胡适眼里，以为这个“谦辞”或有微意？抑或胡适在日记中特意记录这个谈话，亦自有微意？胡适的日记中还说：“锡予（引按，汤用彤）的书极小心，处处注重证据，无证之说虽有理亦不敢用。”证诸汤用彤著作，此可谓汤氏学术之一大特征也。进而言之，此亦汤用彤与陈寅恪之学术的一个重要区别？陈寅恪之学术固然谨严，其历史研究自有其实证之精深功夫，然而其著作中，中心论点往往先“假设”，而后驱使证据以推论之，此一特征至《柳如是别传》，历历在目，发挥得淋漓尽致；即使《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其李唐氏族“胡化”这一大前提，虽沿旧说，且有新证，亦可谓“史家之想象力”之绝妙发挥也，与“大胆的假设”固不类属，而或胡适有所谬赏耶欤？
但是，诚如王元化先生所说，汤用彤与陈寅恪，思想与学术，最为相通。其《谈汤用彤》云：“他（引按，汤用彤）所具有的深厚的西方哲学功底，倘不细察，是无法从字里行间寻找蛛丝马迹的。”陈寅恪不也是这样吗？又云：“中西文化融贯说非用彤先生一家之言，他同时代的陈寅恪亦与汤说并同。”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先生之名言也。其论王国维，再三致意，诚可谓心有戚戚焉；论人亦立论，别有寄托，固不当仅仅以论一人一事而视之也。汤用彤和陈寅恪一样，几乎不写学术论文之外的文章，似不屑议论政治、现实；但陈寅恪于序跋诸文中论及当世学者、学术和文化，时有严厉之批评，而汤用彤除了《评近人之文化研究》《文化思想之冲突与调和》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他的直接表露自己思想的文字。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汤用彤与陈寅恪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十分相通的。只是汤用彤的这个思想，只有细读其《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魏晋玄学论稿》，才能有所体会、领悟。
《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是汤用彤论魏晋玄学的一篇十分重要的论文，对王弼的思想及其在汉魏思想史、学术史上的意义，论述极为精确。然而，容易忽略的是，此文立论之中其实包含了陈寅恪所谓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意旨。文章首先说：
汉魏之际，中华学术大变。然经术之变为玄谈，非若风雨之骤至，乃渐靡使之然。经术之变，上接今古文学之争。魏晋经学之伟绩，首推王弼之《易》，杜预之《左传》，均源出于古学。今学本汉代经师之正宗，有古学乃见歧异。歧异既生，思想乃不囿于一方，而自由之解释之风始可兴起。而王氏之创新，亦不过继东汉以来自由精神之渐展耳。
于汉代今文经学之正宗之外，有古文经学这个异端出现，于是“思想乃不囿于一方，而自由之解释之风始可兴起”，此乃魏晋玄学出现的大前提。可见汤用彤视“自由精神”为思想、学术之新变、创新的重要原因。反之，思想统一，独尊一家学说、一个主义，势必窒息思想、学术的发展。汤用彤从汉魏思想史、学术史的发展、变化来论述王弼的思想特征及其意义，有“王弼之伟业”之盛誉，并且对其“自由精神”再三致意，所谓“其思想之自由不羁，盖因其孤怀独往，自有建树而然也”，当有文外之寄意欤？而这不就是陈寅恪所谓的“自由之思想”的意义吗？
《易》曰：“天地盈虚，与时消息”；“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天道之兴废，士人之出处，此乃魏晋玄学的核心命题之一，亦有其特殊的政治意义。《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一文，以论述王弼的这个思想而结束。汤用彤说：“夫盈虚消息之义，清谈人士之所服膺。辅嗣为玄宗之始，于此曾三致意。”接着连举数例来说明这一点，然后以这样一段议论结束全文：
辅嗣于君子不遇之时，而特重其行义不屈。比于山涛之告嵇绍，不亦胜之远乎。盖玄风之始，虽崇自然，而犹严名教之大防。魏讽死难，汉室随亡。何晏被诛，曹祀将屋。清谈者，原笃于君父之大节，不愿如嵇绍之靦颜事仇也。王弼虽深知否泰有命，而未尝不劝人归于正。然则其形上学，虽属道家，而其于立身行事，实仍赏儒家之风骨也。
这一段话不仅指出了王弼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而又被忽略的特征，亦指出了正始、永嘉玄学与魏、晋政治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区别，而与陈寅恪的著名论文《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思想是基本一致的。所谓“辅嗣于君子不遇之时，而特重其行义不屈”，这不是表彰王弼特意树立独立之人格的思想吗？而这岂不就是陈寅恪所谓的“独立之精神”吗？
《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与《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思想息息相通，相互发明；汤用彤之推崇王弼，犹如陈寅恪之表彰陶渊明，亦与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之说相呼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