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宪平
一、从史志的存史特点看孙悟空的现实原型
地方志书作为国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具有很强的纪实性，即对辖区内具有存史、资政、育人价值的地理环境、人口状况、历史上和现实中发生的重大事情以及具有较大影响的人物等进行如实全面的记述。特别是人物部分的记述不能有半点虚假的成分。古代志书在这方面其严谨性更为突出。所以，傅山先生在他的著作里写道：《静乐县志·人物》里记载有“孙行者，楼烦人”，我们完全应该相信。
傅山先生对“孙行者，楼烦人”持有肯定的态度。他在《傅山全书》里说的那段话的意思应该是：静乐县志中的人物部分收录有“孙行者，楼烦人”。为此，这常常作为人们美谈的话题。一次我在淮干，谈及孙行者是楼烦人时，就有一位游客争辩说：“孙行者应该是我们乡的人，我们家乡有花果山、水帘洞，孙行者怎么会是你们那里的呢？”我只好开玩笑地说：“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让给你们吧。”傅山先生把这件事写进《傅山全书》里，就是要告诉后人一个事实：山西娄烦有个“孙行者”。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静乐县志》的编纂者黄图昌对“孙行者，楼烦人”持有怀疑态度。因此，他将“孙行者，楼烦人”放到了“杂记”部分。杂记的内容是什么？就是“裒集旧闻，考信而质疑”。也就是说，所发生的事情不在本地，但与本地有关；有不系于本地而习惯认为在本地；有专在本地但所说的事情存在不存在，没有考证清楚。但是作为修志者，他还是很负责地把这件事记载下来。为什么呢？因为史料有载，民间有传。为了进一步证实，他还“张令下车，既询行者所，不知果何所见”。
作为一方之志，所载人物根本不可能凭空捏造。也就是说，傅山先生所见到的那本《静乐县志》人物志里边的“孙行者，楼烦人”，绝不是捏造出来的。
二、从史志研究的角度看“孙行者”出现的年代
傅山先生所见的《静乐县志·人物》里记载的“孙行者”是何朝何代人，由于原志失传已无可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其人肯定是明代以前的楼烦人。史料记载，元太祖十六年（1221）楼烦废县入管州，四十四年之后的元至元二年（1265）复置楼烦县，一年后再度废县入静乐。从楼烦废县到傅山先生生活的年代（1607—1684），前后有380—460年的历史。所以笔者认为，傅山先生所见的那个《静乐县志》里所记载的内容是元代也不无可能，里边的“孙行者”生活在元代以前乃至更早也不无可能。
最近，潘家庄村孙氏族人发现了一幅孙氏神轴，据说，在上面找到了孙大庆的名字，而且从所在世系推出，孙大庆生活的年代在明朝以前。如果确是这样，结合当地有关孙大庆的传说故事，我想能够进一步印证孙大庆和孙行者的关系。
在这里我顺便提一句，宋代诗人刘克庄（1187—1269）在《释老六言十首》（其四）里这样写道：“一笔受楞严义，三书赠大颠衣，取经烦猴行者，吟诗输鹤阿师。”这首诗里提到的“猴行者”，我认为也可作为孙悟空原型的佐证。也就是说，早在刘克庄生活的宋代以前，就已经有“猴行者”协助唐三藏取经的记载。这个猴行者我理解就是一个似猴非猴的行者（人），也就是《西游记》里的孙悟空的原型。“取经烦猴行者”中的“烦”字，极有可能是指地名，即“娄烦”。
三、民间口传也是史志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史志研究不仅需要查看历史文献，寻找文物佐证，民间口传也是很有必要参考的。老百姓们祖祖辈辈口传下来的东西，绝大部分是有事实依据的。上面提到的“孙大庆”，是一个在娄烦民间流传久远的传奇人物，我们虽然不能确认他出现的确切年代，但孙大庆的不凡经历与《西游记》中的孙悟空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个民间传说，完全可以为研究《西游记》的专家学者们提供一个有参考价值的线索，也可以作为“孙悟空原型在娄烦”的一个佐证。当然，这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考证。
今日的娄烦县（明代以前，娄字有“木”旁，为“楼”；明代以后，逐步去“木”旁，为“娄”）地名源于夏代，兴盛于春秋战国时期的古楼烦诸侯国。古楼烦国人靠游牧为生，善骑射。早在隋唐时期，在现今的娄烦县境内就设有监牧，配有监牧使。所养之马“色别为群，望之如云”。规模宏大，其景壮观。在唐代官品中，凡管马五千者为上监（五品），三千者为中监（六品）。落草为寇的孙大庆被招安封官，当三品的“监牧使”似乎与孙悟空的“弼马温”难以相提并论，但当个“上监”或“中监”倒很恰当。所以，给孙大庆封官的情节与《西游记》第四回给孙悟空封官的故事确实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四、谈谈庙钟的存史价值
钟本为一种金属乐器，而庙钟由于有不易腐蚀、磨损，保存年代久远等的特点，如果上面铸上文字或图案，便会产生一种特殊的功能，它不仅具有反映时代进步的文物价值，更重要的是和石碑、谱牒、牌匾一样具有一定的历史研究价值。这是因为上面的文字和图案反映的是该寺庙发生过的或与本寺庙有紧密相关的历史事实。有学者披露，元代瓷枕上早已出现过孙悟空师徒四人西天取经的图案。有人认为，元代瓷枕是一个纯艺术品，其特点只不过具有艺术欣赏和存藏价值。为了增加其欣赏价值，图案的选择范围特别广泛，只要图案精美能够吸引人们购买欣赏和存藏就行了。其实不然，我们从史志研究的角度看，只要上面刻绘上任何图案和文字，就产生了史志研究价值。比如元代瓷枕上面刻绘的图案，必然反映的是元代以前刻绘的艺术水平和特点，更重要的是，上面反映的故事情节一定是元代以前广泛流传的故事或者事件。而庙钟更是如此，它除了有其艺术价值和实用价值（一种乐器）外，只要上面铸上文字和图案，就会产生珍贵的历史研究价值。如果用那件纯艺术品出现的年代和上面的图案来说明“元代民间关于唐三藏取经的轮廓和《西游记》已一致”的话，那么，铸造于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娄烦花果山清凉寺的那口庙钟上的唐僧师徒四人拉着白龙马取经图案就更具有说服力。瓷枕上孙悟空持的是《西游记》成书后的金箍棒，而在庙钟上孙悟空持的是最早在现实生活中的禅杖。这就给人们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明代人要在这口庙钟上改变在元代已经定型了的《西游记》故事情节呢？笔者认为，这就是“源”与“流”的问题，也就是具有特殊功能的庙钟历史研究价值的体现。庙钟上故事情节早于元代，与傅山先生见到的那本《静乐县志》里的“孙行者”和“孙大庆”的不平凡经历联系起来，大概就是人们为什么要为孙悟空建庙铸钟的原因吧。
五、再谈文艺创作的现实环境
所有的文艺作品都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任何文艺创作都离不开现实生活。严格地讲，任何一个艺术形象都是多个现实原型综合升华的产物。《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是在一个适合创作的现实环境中经过群众创作与作家创作长期结合融汇而产生的。其原型不仅是人，也是猴，是猴子的人格化和人物的猴子化的产物。塑造这个特殊的艺术形象，需要有一个适合的现实环境，即要有一个崇山峻岭、花果满坡、细水长流，适合猴子生活的地理环境，又要有一个牧坡广阔、水草丰盛、中华传统宗教盛行，适合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而这样的环境在娄烦历史上都具备了。且不说娄烦历史上有茂密的森林，汤汤的水源，且不论娄烦历史上曾为有名的皇家牧苑，有“卧而显小，立而显大，能驮善走，力大无比，不拣水草，不畏风沙，耕不知疲劳，战不避刀枪”的良马，单就娄烦历史上为佛道儒三教胜地就有十足的证据。娄烦有个三教寺，始建于北朝北周，到隋代就已金碧辉煌。三教寺碑文记载，隋大业中置楼烦郡，郡治左设三教寺，宋改熙贞观，清移宝峰寺佛像于山门内。其规模盛大不亚于交城卦山，方山北武当；娄烦西街村有个禅院寺，占地十五亩，有大雄宝殿、万佛殿、罗汉殿、地藏菩萨殿、天王殿、关帝庙、伽蓝庙、钟鼓楼以及经堂、僧院等前后两院十个殿堂二十三间；周洪山普净寺，原名普净院，唐朝贞观年间，一处三院共有十二个殿堂。多少年来，每年在这里都要举办端午节和盂兰盆节庙会。在山坡茂密的灌木丛中，还有明万历年间建造的“正宗临济得法师、周洪山普净寺住持辉天和尚”的舍利塔。此外，还有唐代建造的花果山清凉寺，有不足十平方米的八卦石庙猴王庙等。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以前，娄烦境内就有大小寺、庙、观、院一百多处，几乎村村都有各种寺庙。
在娄烦境内和周围县区，与《西游记》相关的东西还有很多，如：白道村与周家掌村之间有天然石猴山；郭家庄村有玉帝庙，村后山有九龙洞；兴旺庄村有和尚泉；马家庄乡有八戒沟；杜交曲村有座白龙庙；静乐县境有天柱山、黑风山、黑风洞等等。
盐市崖村过去有座始建于北齐之前的寺院叫崇文寺，寺内有正殿、观音殿、阎罗殿、天王殿、伽蓝庙、钟鼓楼、土地庙、火神庙、老爷庙、药王庙等，另外还有五间房，内搭列陈，塑有唐僧取经、九妖十八洞、山水洞穴、花草树木、神仙、观音、妖魔鬼怪和唐僧师徒四人及白马。正台上塑有佛祖、菩萨等。楼顶外脊檩中间砌一瓦制骑马人，就是唐僧。
由此可见，历史上的娄烦，为《西游记》的创作提供了一个最为理想的环境。《西游记》中孙悟空形象的群众创作的“源”大概就在这里。
六、试谈对有质疑的历史事实的考究方法
不同的学者对有质疑的历史事实的考究方法不同，但必须有一个严肃的态度、严密的逻辑思维和科学的研究方法。笔者认为，李国成先生对“孙悟空的原型是娄烦人”的研究思路和考证方法是比较科学的。早在1977年，他就发现娄烦有个花果山，花果山上有个“猴王庙”，庙前立有两桶石柱，上面刻有“东胜神洲地，悟空旧居址”的对联，山下还有一个“大圣堂村”。为此，他开始研究娄烦的历史，从清康熙《静乐县志》里发现了“花果山”“水帘洞”“孙行者”等记载。他带着“孙悟空怎么可能是娄烦人”的质疑在花果山周围跋山涉水，走村串户，进行了艰苦的考查。同时，跑遍省内外的图书馆、阅览室和书店、书摊查找资料，购买书籍。他还多次带着疑问专程去各地拜访请教了不少专家、教授和其他学者。直至2000年，他终于在史料里查到了很有价值的历史资料，在实地发现了更多的遗迹和文物，搜集到有关的民间传说。他把这些成果与当地的村名、地名、地理环境和历史紧密地联系起来，得出了“孙悟空的原型是山西娄烦人”的结论。在后来的十几年里，他在国内知名《西游记》研究专家李安纲、孟繁仁、杨兆清、冯巧英等学者的支持指导下，不断有新的发现和新的研究成果。虽然论点还有人提出质疑，论据还有待更加完善，但终归在学说界无疑是一大贡献，为专家和学者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证据和线索。他考证思路和方法是：发现遗迹—提出疑问—查找依据—核对证实—得出结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较为科学的考证方法，值得广大学者借鉴。
为了传承古代地方志编纂前辈们研究“娄烦西游记文化”的执着精神，弘扬他们的研究成果；为了将当代“西游记与娄烦”研究学者们的研究成果传播给更多的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人们。娄烦县地方志办公室委托谷成先生主编了这本《古国沧桑话西游——〈西游记〉与山西娄烦论文集》，书中汇集了二十多位学者的三十多篇研究文章。这些资料不仅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在文学批评与评论领域有重要价值，而且在史志研究角度更具有很珍贵的史料价值、理论价值和研究价值。
2014年4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