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典文献考证“黄土高原上的孙行者故乡”
孟繁仁
海内外的中华同胞都知道脍炙人口的中国古典小说《西游记》，男女老少的中外读者都熟悉作品里的那个神通广大、鲜活灵动的“美猴王”——孙悟空。但是，人们一定不会想到“孙行者”的故乡，是在今黄土高原山西省娄烦县（古称“楼烦”，见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的“花果山”。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大学者傅山先生
一、“孙行者，楼烦人”文献有载
最早记载楼烦“花果山”“孙行者”信息的，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傅山先生，他在《傅山全书》卷三十八杂记（六）中记载：
静乐县志人物中收孙行者，每以为笑谈。往在淮干，又闻一游客争之曰：“孙行者是敝乡人，敝乡见有花果山水帘洞，如何得香贵乡也！”吾唯唯，曰：“若尔，自当奉让。”
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上面这条杂记，是他在清顺治十六年（1659）“南游浮淮、渡江”，返回山西后所记。循此条记载追踪考证发现：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刊《静乐县志》卷十杂记里，果然有关于“孙行者”和“花果山”的记载：
花果山：南乡近龙和者有“花果山”，取春、夏间花果满山为名也。或者附之以“水帘洞”，谓“孙行者，楼烦人”……
到娄烦县民间考察发现：这里不但有“花果山”，还有“孙行者”的遗迹，民间还流传着不少相关传说。
傅山笔记和《静乐县志》所记的这座“花果山”，亦称“龙和山”，位于1971年从静乐县分出的娄烦县县城西南二十里的马家庄乡境内。在这座山顶上的“龙和寺”（即猴王庙）门前，原来立有两条石刻楹联“东胜神洲地，悟空旧居址”；“龙和寺”内原来还供奉有“孙行者”石刻雕像，但它们都已经在“文革”十年内乱中遭受破坏，不知去向。
关于这座“花果山”的得名时间，在龙和寺门外一块立于“大明正德四年（1509）”的石碑上的《重修清凉山记》碑文中，有“古记静乐城南花果山清凉院历年纪久”之语；在《静乐县志》卷三寺庙中，还有关于“龙和山寺”始建于元成宗大德（1297—1307）年间的记载，可见这一带民间有关“孙行者”和“花果山”的传说，时间可以追溯到小说《西游记》成书前二三百年的元代前期、中期。
二、“孙行者故乡”有迹可循
据当地民间传说：“孙行者”是这座“花果山”所产生的一个天生“石猴”，他刚出世时，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时过不久，他就给当地官员带来不少苦恼和麻烦。当年这里气候温和，花果满山。山下东南方的潘家庄村盛产“蟠桃”，是专供天宫“王母娘娘”御用的“桃园”所在。“孙行者”出世后，由于无父无母，无人管束，不但自己随意进入桃园采吃蟠桃，破坏“皇家禁苑”的管理秩序，而且还把他的猴子、猴孙都带入“蟠桃园”内赖着不走，随心所欲地采食享受，把皇家专用的“蟠桃园”搅了个乱七八糟，致使王母娘娘的“蟠桃圣宴”无法举行。
又据传说：古代楼烦森林密布，水草丰富，乃是历朝皇家牧马的“禁苑”，牧养着许多皇室和军队征用的良马。但是天性顽劣、喜好作恶的孙行者，却经常率领他的猴子、猴孙追逐马群，驱马竞驰，破坏放牧，令掌管放牧马匹的长官无比烦恼又无计可施。
玉皇大帝闻报下界妖猴孙行者造反作乱、屡肇事端，无比震怒，便派太上老君率领天兵天将前往捉拿。时值阳春三月，风和日丽，孙悟空正带领手下猴兵在“大圣堂”后面的山坡上操练玩耍，忽然被从天而降的天兵天将包围了个水泄不通。孙悟空见此情况，立刻率领部下猴兵奋起迎击。双方打到太阳快要落山，仍然不分胜负。太上老君恐怕孙悟空趁天黑逃走，抛起“浑天金钵”捉拿孙悟空，顿时，天空大地陷入一片黑暗。孙悟空见万道金光从天而至，直射自己，急忙化为一道闪电遁形逃走。太上老君以为大功告成，收起金钵一看，不料里面尽是些枯木、乱石，根本没有孙悟空的身影。当时已是日落西山之际，太上老君寻思回到天宫无法交差，一怒之下，叫来专司时辰的“太极神”，怒责关键时刻太阳落山，贻误战机。“太极神”有口难辩，只好遵太上老君之命，施展法力，让落山的太阳重回天际。一刹那，只见“龙和山”顶再现绚丽晚霞，遥遥天际重洒万道金光。太上老君急令天兵天将四处搜寻，却根本见不到孙悟空的身影，这才放令“太极神”落日收工。以后“龙和山”就出现了著名的“楼烦八景”之一“龙和晚照”。
太上老君征讨无功，恐怕回到天庭不好交代，又考虑孙行者不过是一个天生无知的石猴，即使捉拿归案，也不能将他如何。于是就采取抚慰、哄骗的办法，假托玉皇大帝名义，委任孙行者为掌管天下马群放牧、饲养大权的“弼马温”大元帅。但时过不久，孙行者就发现：“弼马温”只不过是“不入流”的“饲养员”一类的低微职务，十分恼怒，于是重新造反，自封为“齐天大圣”，并修建“大圣堂”宫殿……
三、“楼烦监牧”和“弼马温”文化
除以上传说之外，“花果山”四周的村名也与孙悟空的传说有关，“花果山”东南方的“大圣堂”村名，传说是由于当年孙悟空在此修建宫殿和训练猴兵而得名；附近“潘家庄”村则是由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变名而来，“潘家庄”的村民没有一个姓“潘”，大部分村民姓“孙”，据说都是赖在那里定居的孙悟空的后裔；“马家庄”乃是当时的皇家“马苑”；“花果山”南方的“道人沟”村，则是当年“太上老君”的修道、炼丹之地……
夏、商、周时期，今娄烦是“楼烦国”所在。古代“楼烦部族”属胡族，以畜牧为主，产良马、精骑射，到春秋战国时，才被赵武灵王所灭。“楼烦马”乃是西域马和汉地马的杂交种，“卧而显小，立而显大；能驮善走，体格健壮；力大无比，性情温良；不拣水草，不畏风沙；耕不知疲劳，战可避刀枪”。所以，从汉高祖刘邦起，这里就是皇家放牧御马的“禁苑”。据传在“鸿门宴”上忠勇救主的樊哙曾在楼烦担任过“监牧”官；汉代名将霍去病、卫青，隋、唐名将秦叔宝、单雄信、罗世信，宋初杨家将等杀伐征战、驰骋疆场的坐骑，都是楼烦所产的马。所以直到唐、宋两朝，这里一直是为皇家放牧、饲养良马的“监牧”所在。唐朝时，边境养马达“七十万，色别为群，望之如云……各处监吏虽分，而统系于楼烦。”
据《太平环宇记》卷四十二记载：“宪州：旧楼烦监牧也……牧马之地，无所出。”又据《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唐代设“太仆寺”专掌厩牧、辇舆之政，“总乘黄、典厩、曲牧、车府四署诸监牧”。又以牧养马匹多少的不同分为“上监牧、中监牧、下监牧”，“凡马五千为上监牧，三千为中监，不及为下监。”其监官的官秩、品位各有不同。正因为今娄烦县是汉、唐历代管理牧马的“监牧”所在。独具东南沿海地区根本没有的“弼马温文化”基础，所以在这里产生了有关“花果山”“孙行者”以及“弼马温”的传说。
又据考证：“东胜神洲”“南瞻部洲”“五行山”等等《西游记》里的地名，都是从隋、唐到辽、金时期几百年中，黄土高原山西地区曾经沿传、使用过的“佛名”。从这些情况看，曾经是唐、宋时期“监牧”所在的古楼烦（今娄烦）“花果山”，确实就有早期“西游记”故事中的“孙行者故乡”。
1998年10月
古代官方典籍关于“孙行者，楼烦人”的记载
谷成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是一部神魔小说，其中的人物都是虚构的艺术形象，但是任何虚构的艺术形象都源于现实社会中的生活原型。小说中唐僧的生活原型就是玄奘，他是历史上确实有过的真实人物，本名陈祎，他的籍贯是隋代洛州缑氏县的陈堡谷，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偃师县缑氏镇陈河村。那么，《西游记》中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孙悟空即孙行者有没有生活原型和籍贯呢？明清之际的大学者、大思想家傅山（1607—1684）为我们研究这一课题留下了非常宝贵的信息资料。傅山，明亡清廷建立后，着朱衣、居土穴，自称道士。清顺治十一年（1654）因宋谦反清案入狱，得门人相救出狱。清廷开博学鸿词科，请傅山为师，他以死拒不应征。根据傅山的这一信息资料，我们查找到了古代官方典籍中关于孙行者籍贯的记载是：“孙行者，楼烦人。”
《傅山全书》卷三十八杂记（六）载：
孙行者
静乐县志人物中收孙行者，每以为笑谈。往在淮干，又闻一游客争之曰：“孙行者是敝乡人，敝乡见有花果山水帘洞，如何得香贵乡也！”吾唯唯，曰：“若尔，自当奉让。”
此说是傅山在清顺治十六年（1659）“南游浮淮、渡江”，返回山西后所记。今日的“娄烦”古代称作“楼烦”，在唐代已经建县，但明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71年曾一度归属过静乐县。傅山所说的这部《静乐县志》无疑是撰写在清顺治十六年以前。经查《山西文献总目提要》，此前共出过两部《静乐县志》。第一部是明代永乐十九年（1421）至正统六年（1441）编修的《静乐县志》；第二部是明代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瑛编撰的《静乐县志略》。可惜这两部县志均已失传，今人难以见到。傅山所说的是哪部县志，我们不知。现在就以距他生活年代最近的明万历三十九年的《静乐县志略》说起。我们能够见到的保存至今的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河南长垣人黄图昌编撰的《静乐县志》“序”中有这样的叙述：旧志修于前万历三十九年，新志重修于康熙三十九年，新志原本旧志，不相矛盾。鄙谬者删之，若“孙行者，楼烦人”。这段话的意思是：清代康熙三十九年《静乐县志》是在明代万历三十九《静乐县志略》的基础上编修而成的，本来不应该有矛盾，但编修者认为前志有些提法鄙谬，在修新志时就删去了，如“孙行者，楼烦人”。这个记载足以证明傅山所说《静乐县志·人物》部分确实有过“孙行者，楼烦人”的记载。尽管没有亲眼见过，但这已经是确凿证据。这是迄今为止，在全国所发现的古代官方典籍中有关孙悟空籍贯最早的，也是唯一的记载。经查史料，明代万历三十九年的《静乐县志略》的编撰者是曾经担任过四川成都府通判和重庆府知府的李瑛（1552—1634）。明代万历二十八年（1600）太原知府湖南长沙人黄洽中，组织人才编撰《太原府志》时，慕名征召静乐才子李瑛参与。李瑛在参与撰写《太原府志》的同时，经黄洽中知府和京城学者万仰山先生的指导和终审，完成了《静乐县志略》的撰稿工作，使之成为官方公典。
我国明代中叶嘉靖、万历年间的各级政府修志，为当时国家最高统治者统一组织实施，较为严谨，要求做到“循名责实，而后无讹传；义正词确，而后无赘语”。由此可见，明代万历年间《静乐县志·人物》收编“孙行者”一定是很慎重的。清代康熙三十九年《静乐县志》的重修者，即当时担任静乐知县的河南长垣人黄图昌对明代万历三十九年《静乐县志略》中记载“孙行者，楼烦人”的贬低评论是他的一家之言。但我们还是要感谢他为我们传达了明代官方典籍中，确实有过“孙行者，楼烦人”的记载。
那么，黄图昌为什么认为明代《静乐县志略》记载“孙行者，楼烦人”鄙谬，甚至是“痴人说梦”，并且要删除掉呢？黄图昌在静乐县担任知县并编修《静乐县志》之时，正处于清王朝入关不久，统一全国之初。从顺治元年（1644）到康熙六十一年（1722）的七十九年里，全国反抗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的反清战争此起彼伏。南方“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是人民反清斗争中最惨痛的历史，广西、云南等地由李定国领导的抗清斗争到康熙元年（1662）才告失败，而今山西娄烦（当时静乐南）、交城一带由李述孔、李宗盛和傅青山等领导的交山农民军抗击清军直到黄图昌来此上任前不久的康熙十年（1671）才被“血染山林”镇压下去。在军事镇压的同时，清政府还采取了焚烧篡改历史文献，特别是焚烧篡改明代文献，严禁文人结社，大兴文字狱的压制思想文化反抗的严厉措施。康熙二年（1663）的“明史案”“所杀七十余人”，“受株连的近二百人”。从康熙、雍正到乾隆时期，杀人焚书已成为平常之事。被焚烧销毁的反对专制统治和民族压迫的历史文献，特别是明代文献等图书不计其数，这些图书在当时被列为“禁书”，有的虽然没有被全书焚毁，但也遭到了抽毁和横加删改的厄运，记载叛逆和造反的孙行者的《静乐县志》更不会幸免。
这就是黄图昌于康熙三十九年重修《静乐县志》时不仅删除了明代三十九年《静乐县志略》中关于“孙行者，楼烦人”的记载，而且还写进：花果山：南乡近龙和者有“花果山”，取春、夏间花果满山为名也。或者附之以“水帘洞”，谓“孙行者，楼烦人”……的同时又加了一句“何异痴人说梦”的原因所在：标明他这位维护清统治的政府官员已经与有悖清统治的明代文献划清了界限。但他毕竟是一位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在当时的政治压力下又委婉地为我们保留了明代万历三十九年《静乐县志略》中确实有过“孙行者，楼烦人”的记载。
我们的结论是：在明代万历三十九年的官方典籍《静乐县志略》中确实有过“孙行者，楼烦人”的记载。这是这部县志的编撰者以当时所掌握的翔实可靠文献资料，将原生于本地的《西游记》中“孙行者”原型人物载入了官方典籍。只不过这些可靠的文献资料连同这部明万历《静乐县志略》，在清代的顺治、康熙、雍正、乾隆时期的大搞“文字狱”和“焚烧”明代以前文献的“焚书”运动中被焚烧佚失了，清代重修县志的官员又将此记载篡改了。
2013年10月
“孙悟空”的原型是山西娄烦人
李国成
《太原日报》编者按：我们喜欢就艺术创作的原型进行考证和论证，被指为原型或者说拥有原型似乎是一项荣耀。先前，我刊曾对《小兵张嘎》的人物原型进行过一番探查，今天，又有研究者提到了孙悟空——这个最著名的虚幻艺术形象的原型问题。我们且将该学者的论述列出以供闲谈或是争论。对其观点，我刊虽亦有保留，但对古典名著的《西游记》和艺术典型的孙悟空，作者的一个基本判断，我们是赞赏的：西游记故事在小说出现以前就以平话、戏剧等各种形式在民间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并以不同的方式综合了一些其他的故事，最后汇集成一篇丰富多彩的大故事。小说是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和再创作完成的完整的艺术作品。
众所周知，中国古典神话小说《西游记》的故事，是根据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代贞观年间高僧玄奘到天竺（印度）去寻取佛经的真实故事演变而来的。小说中唐僧的原型就是玄奘，他是历史上确实有过的真人，本名陈祎，出生在隋代洛州缑氏县的陈堡谷，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偃师县缑氏镇陈河村。尽管唐僧是《西游记》中的主要人物，但还不算主角，人人都知道《西游记》中的主人公是孙悟空。故事也不是从取经开始，而是开始于孙悟空的出世和他“大闹天宫”。那么，孙悟空这个神话人物，艺术形象有没有生活原型呢？这是多年来我国研究《西游记》的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认为他与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猴子王国的哈奴曼有“血缘”关系，因此说孙悟空是“进口货”；也有人说他是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猴精猿怪的化身，是“国货”，但他的原型是猴不是人；还有人发表意见说孙悟空不一定有一个真实的生活原型。
根据我们二十多年的考察研究认为，孙悟空和唐僧一样也是由现实生活中确实存在过的真实人物、生活原型，演变、塑造而成的。这个生活原型是中国人，很可能是山西省娄烦县人。
从《西游记》的产生经过说起
我国古典小说中的四大名著，只有《红楼梦》是曹雪芹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进行构思独立创作完成的；而包括《西游记》在内的其他三大名著，都是作者在长期民间流传故事的基础上和原有底本材料上收集整理加工而成的。就《西游记》而言，从唐贞观十九年（645）玄奘西天取经的结束，到明嘉靖末年吴承恩开始写作小说，经历了九百多年漫长的时间。此间《西游记》故事也经历了产生、发展和逐步完善成熟的过程。
真实的玄奘和其百折不挠的取经事迹，在当时轰动了长安。他取经归来后，受到了空前的欢迎。唐太宗李世民对玄奘的壮举十分赞赏，亲自召见了他。玄奘把他游历西域各国的经历向太宗做了详细的汇报。在这以后玄奘就在长安定居下来，专门从事翻译从天竺带回来的佛经工作。他还和弟子一起，编写了一本《大唐西域记》。在这本书里，他把亲自到过的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地理情况、风俗习惯记载下来。这本书成为重要的历史和地理著作。
由于玄奘只身赴天竺去取经本身就带有传奇色彩，他历时十七年，行程数万里，历尽艰辛，几经死里逃生，所见奇闻逸事举不胜举。这个惊人的壮举引发了人们的好奇、兴趣与幻想，于是在民间出现并流传着许多关于唐僧取经的各种神奇传说。这些传说离真实事件愈来愈远，后来逐步地演变成为光怪陆离的神话故事。现存南宋时刊印的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我国的“章回小说之祖”，也是最早记载唐僧取经的神话故事。故事虽然相当粗糙，想象还不丰富，但书中开始出现了猴行者，他化身为白衣秀才，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来助三藏法师取经。他神通广大，有胆有识。从这个人物身上可以看到后来《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影子。到了元代，西游记故事有了很大的发展。经过许多无名的、优秀的民间说书人的组织和加工，它的情节丰富了、人物增多了、故事性加强了。为帮助说书人记忆使用和供人阅读欣赏，经人笔录后，便出现了《西游记平话》的文字稿本。吴承恩百回本《西游记》中的重要情节，在《西游记平话》里大体上都已出现。
在吴承恩《西游记》小说出现以前的金、南宋和元代，《西游记》中的许多片段故事就在戏剧舞台上演出。元末明初的杂剧中已经有了孙悟空的人物形象，并且已经成为主角。西游记故事正是以平话、戏剧等各种形式在民间不断地丰富和发展，并以不同的方式综合了一些其他的故事，最后汇集成一篇丰富多彩的大故事。
吴承恩（1510—1582），正是这样一位集大成者。他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文学大师、优秀小说家，就是因为他将流传于民间粗糙的、简单的、零乱的西游记故事，以他非凡的创作才华加工整理成一部规模更加巨大、艺术更加完美、内容更加丰富的优秀神话长篇小说《西游记》。
综上所述，孙悟空人物形象不是吴承恩写作《西游记》时才塑造出来的，《西游记》中孙悟空故事的起源地也未必在吴承恩的家乡淮安府，即今日的江苏省，也未必是吴承恩亲自去过的地方。
有文献记载
孙悟空的生活原型是今山西省娄烦县人，孙悟空故事的起源地在山西省娄烦县的花果山。研究这一说法最有权威性的资料是傅山先生留给我们的。
傅山（1607—1684），山西阳曲人，明、清之际著名的大思想家，文采风流无所不能，对诸子学说研究贡献最大，工书善画，亦精通诗文金石，妙解医理。清末的学术界曾把傅山推崇为启迪一代学风的大宗师。《傅山全书》卷三十八杂记（六）载：
静乐县志人物中收孙行者，每以为笑谈。往在淮干，又闻一游客争之曰：“孙行者是敝乡人，敝乡见有花果山水帘洞，如何得香贵乡也！”吾唯唯，曰：“若尔，自当奉让。”
此说是他在清顺治十六年（1659）“南游浮淮、渡江”，返回山西后所记。今日的娄烦县尽管在唐代已经建立，但明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71年曾一度归属过静乐县。傅山所说的这部《静乐县志》无疑是撰写在清顺治十六年以前。可惜这部县志至今未曾见到，可能已经失传。我们无法知道写于何代何年，也无法看到人物部分对孙行者是怎样介绍的。顺治十六年前夕，清政府刚刚入关，国内忧患颇多，统治者尚未站稳脚跟，根本不具备“盛世修志”的氛围。全国也未曾见过写于此时的任何方志。据我们推测，傅山所说的这部《静乐县志》可能是写于明代中叶的嘉靖、万历年间。因为当时的最高统治者大力倡导修志，出现了“今天下自国史外，郡邑莫不有志”的盛况。当时修志，国家统一组织实施，较为严谨，要求做到“循名责实，而后无讹传；义正词确，而后无赘语”。由此可见，傅山所言《静乐县志·人物》中收入孙行者在当时一定是很慎重的，一定是当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真实人物，不可能有名无实给后人造成讹传。
我们可以查阅到的保存至今的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黄图昌编撰的《静乐县志》卷十杂记里，对“花果山”在娄烦县、“孙行者”是娄烦人有着更加明确的记载：
花果山：南乡近龙和者有“花果山”，取春、夏间花果满山为名也。或者附之以“水帘洞”，谓“孙行者，楼烦人”……
现在的娄烦县位于原静乐县的南部，上述的“南乡”即指南部。这部《静乐县志》编修年代距傅山介绍的人物部分收入孙行者的《静乐县志》仅相隔四十一年，所以两部静乐县志所载的“孙行者”无疑是不分轩轾的。既然提到花果山与水帘洞，此孙行者无疑是指孙悟空。
除此之外，早在南宋时，诗人刘克庄（1187—1269）曾写过“取经烦猴行者”（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四十三《释老六言十首》之四）的诗句。笔者认为，诗中的“烦”字应该是地名。娄烦县在唐宋时写作“楼烦县”。据我们查实，唐宋时乃至现在，全国县级以上地名中有“烦”字的除“娄烦”外再无第二。
有口碑为证
在娄烦县，直至今日有关孙悟空的民间传说口碑很多，但大部分是带有浪漫色彩的神话与幻想故事。其中有一个现实主义色彩很浓、具有史料价值的故事，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这个故事是马家庄乡大圣堂村的八旬老人周海生与米峪镇乡兴旺村五十余岁的原党支部书记李根栓为我们讲述的。他们又是从他们爷爷的爷爷、奶奶的奶奶那里一代又一代地听下来的。故事的梗概是这样的：
也不知是哪朝哪代，也有人说是唐朝，马家庄乡潘家庄村出了一个叫孙大庆（姓名不可考，以同音字代替）的读书人。他能文善武，力大无穷，武艺高强，考中秀才后本想通过科举实现仕途，但屡试不第，因而对官府怀恨在心。恰遇连年干旱，于是他率饥民揭竿而起，以附近的花果山为根据地占山为王反抗官府。当时娄烦县的花果山森林茂密，山中栖息着许多猴子。孙大庆除了有“人兵”外，还训练了许多“猴兵”。每当官兵前来剿灭时，“猴兵”与“人兵”密切配合，利用山林洞穴的有利地形，以敏捷、凶猛的动作屡屡击败官兵。因此，孙大庆被人们称为“猴王”。但是最终孙大庆起义军因寡不敌众，被迫接受了“招安”。“招安”以后，孙大庆不愿意去做官，就在花果山的清凉寺出家当了和尚，师傅给他赐的法名叫“悟空”。因为他姓孙，人们也叫他“孙悟空”。悟空法师道心坚定，精研佛法，最后成为一代高僧，周游各地取经弘法，直到圆寂。
我们认为，孙大庆率猴兵造反，后来出家成了孙悟空的现实主义传说故事，不是凭空产生的，应该有过历史事实，也应该有过文献资料，可能这些资料在沧桑变迁中失传了。如果将这样的人物编入县志的人物部分是当之无愧的。为此，我们判断傅山所介绍的《静乐县志·人物》中的孙行者可能就是孙大庆。孙大庆出身秀才，比《西游记》成书早三四百年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的化身也为“白衣秀才”，很值得人们深思和考究。
现实主义的孙大庆变为孙悟空的传说与浪漫主义《西游记》神话中的孙悟空有许多极为相似之处：同样是胸怀大志不得志而奋起造反；同样是搅乱过统治者的统治秩序；同样是占据山林洞穴率领猴兵同统治者打过仗；同样是在造反初期屡屡得胜，使得统治者“奈何不得”；同样是后来力不从心“逃不出如来佛的手掌”被迫接受招安皈依了佛法；同样是最后因弘扬佛法维护佛教被人们顶礼膜拜。因此笔者认为，出家后的孙大庆，即孙悟空应该是《西游记》神话中孙悟空的最早生活原型。他之所以由凡人演变成为神猴，是因为他领过猴兵，当过猴王。《西游记》中有关孙悟空出世和大闹天宫故事最早的起源地，也应该是孙大庆的故乡今山西省娄烦县。这样的源头，哪怕是一股小溪，由它最初涌流出去，才能不断地汇集成为波澜壮阔的江河湖海。
有文物遗迹考证
在娄烦县，有关孙悟空和《西游记》的自然景物、人文遗迹与故事传说很多。整个娄烦县犹如是一处参观研究孙悟空与《西游记》文化的博物馆。
马家庄乡大圣堂村西北部有座花果山，又名龙和山，海拔一千八百零五点九米。龙和山夏秋之交出现的奇美壮观的“龙和晚照”，原为静乐县“八景”之最。当日落以后，站在山顶上西望群峰，只见周围高山已是黑影幢幢，唯有花果山有阳光照耀，山后霞光四射，五彩缤纷，令人赏心悦目。金末元初著名诗人元好问曾慕名而来观赏此景，并吟《登龙和山》诗一首：“悬麻白雨映层崖，过尽行云晚照开。可是登临动高兴，马蹄新自太行来。”
关于“龙和晚照”的由来，据当地传说是因孙悟空大闹天宫回到花果山后，玉帝请太上老君捉拿到此，斗到太阳落山天黑无法下手，玉帝命太阳神返回所致。
在娄烦县罗家岔乡蔡家庄村，村民们今天还保存着一口战乱年代从花果山搬下来加以保护的明代庙钟，钟上面所铸的文字记载：“夫龙和山者唐朝创建大定年重修清凉圣境”。说明山上的清凉寺始建于唐代，金代的大定年间（1161—1189）进行过重修。可见娄烦县民间有关“孙行者”和“花果山”的传说，时间可以追溯到小说《西游记》成书前八九百年的唐代。钟上还有非常清晰的唐僧师徒四人拉着白马西天取经的凸形铸图，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只是孙悟空拿的兵器还不是金箍棒，而是禅杖。钟上铸着铸钟的时间是“弘治十一年四月吉日”，弘治十一年为公元1498年，此时比《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出生还要早十三年，比《西游记》成书大约要早七八十年。
花果山的清凉寺不知毁于何年，但是堆满破碎瓦砾砖块的废墟今日还在。在废墟旁至今保存着一座用方石砌成的八卦形小庙，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作“猴王庙”。猴王庙外壁上《重修清凉山记》碑文中有“古记静乐城南花果山清凉院历年纪久”和“圣帝齐天”之语。此碑立于“大明正德己巳年”即正德四年（1509），此时《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还未出生。笔者1977年上山来此庙时，庙前还立着两个石柱楹联：“东胜神洲地，悟空旧居址”，庙内还有孙悟空的石刻雕像。但这些文物在后来不断遭到破坏，以至最终不知去向。在花果山重重的山岭中，有相隔数里的几个洞口，当地老乡说这是“水帘洞”。因植被和地下水遭到破坏，洞中已没有水，但仍能听到酷似流水的哗哗响声。据附近村民介绍，洞内宽敞深不见尽头，能从这个村通到另一个村，可能是个天然岩石溶洞。但近年来还没有人敢下去探险。花果山溶洞使我们联想到，这就是当年孙大庆率猴兵同官兵作战时利用过的有利地形，是《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所提到的“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中的紫云洞。也是塑造神话孙悟空、花果山水帘洞的最早雏形。
在花果山的东端是马家庄乡的大圣堂村，村名是根据该村过去有过纪念孙大圣的庙宇殿堂而来的。花果山下南北两端的马家庄乡潘家庄、苇院坪两村的村民绝大部分都姓孙，并且都是世代居住在这里。民间传说后来出家成了孙悟空的孙大庆就是潘家庄人。花果山的西端是道人沟村，原来有过道教始祖太上老君的庙宇老君庙，传说是《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炼丹之地。潘家庄村无一户潘姓人家，而自古就有种植蟠桃的习俗，传说这里原来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大圣堂村高姓较多，这里也许是《西游记》中高老庄的生活原型地。
花果山西南部二十公里是海拔两千七百米的云顶山。云顶山至今森林茂密，飞瀑流泉，怪石嶙峋。娄烦县民间流传着许多唐僧等师徒四人西天取经路经这里时孙悟空降妖伏魔的神奇故事。大自然形成的孙悟空升天石、猪八戒坐化石、通天河千年老鼋石，天工神造，呼之欲出。
有历史背景
娄烦县之所以成为孙悟空原型的故乡和孙悟空故事的最早起源地，不是偶然的，与这里具有悠久的历史、曾有过的辉煌年代和深厚的佛教文化基础息息相关。
《晋乘蒐略》卷三十二（下）载：“周王绘图有楼烦国。”西周至春秋时的楼烦国绝大部分疆土位于今天山西省的中北部并延伸到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和陕西、河北省境内。都城曾一度建在今日的娄烦县。公元前306年楼烦国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灭掉后，“楼烦”这个地名就以郡、州、县、镇一直延续至今（明以前为“楼烦”，明以后为“娄烦”）。隋大业四年（608），隋炀帝看准楼烦这块风水宝地后便在这里建了一处行宫，并派李渊为楼烦郡的太守。李渊上任时，把九岁的儿子李世民也带来了。唐、宋时期楼烦一直是为皇帝饲养军马的“监牧地”。《旧唐书》载：“龙纪元年置宪州于楼烦监。”《新唐书》载：“宪州下本楼烦监牧。”唐玄宗李隆基时曾派三品官王毛仲到楼烦任知监牧使，专管养马。唐朝时，北方边境最多养马达“七十万，色别为群，望之如云”。“各处监吏虽分，而统系于楼烦（《旧唐书·地理志》）。”所以历史上曾有过“楼烦骏马甲天下”的美称。《西游记》中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被迫将他封为“御马监”的“弼马温”去专管养马的情节。如果回到现实社会中来，在中国历史上最能具备“御马监”的地方，恐怕只有今娄烦了。娄烦县关于孙大庆的传说中说：孙大庆被招安后，皇帝要他在就地做官，他不干，出家为僧了。就地的官，可能就是专管养马的“监牧使”，由此而又演变为《西游记》中贬义的“弼马温”。直到现在，娄烦县带“马”字的地名还很多，诸如：策马村、走马湾、马道沟、老马坪、老马沟、马家庄、马家岩……
娄烦县的佛教文化自古以来一直很昌盛，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全县大小寺庙共有七十多处，僧尼一千多人。据我们考证，这些寺庙大部分是在唐朝开始建的，有不少是“贞观年间赦旨”建的，也就是说是，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下圣旨建造的。这可能与李世民小时候随父母在楼烦生活过，对楼烦略有偏爱有关。他像支持玄奘取经与译经一样，关心着佛教在娄烦的弘扬。《西游记》以取经为题材，是一部肯定佛教、宣传佛教、充满佛教色彩的小说。它产生和发展的沃土非佛教文化昌盛的地区莫属，而包括娄烦县在内的山西黄土高原地区，从东汉明帝永平年间佛教正式传入中国开始，近两千年来一直是这样的地区。
《西游记》中除了佛教色彩很浓外，在一些特定的场景情节中，也为我们展现了一幅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凝结图式。比如孙悟空大闹天宫，破坏了儒家王权至上、等级森严的礼法秩序后，就遭到了道祖太上老君、佛祖如来，以及他们部将们的一致围攻。在取经路上，每当孙悟空与强妖决斗遇到危险时，也是佛教的佛菩萨与道教的星官们前来助战。《西游记》的这些描写，正是对既代表中国传统文化，又长期相互矛盾排斥的佛、道、儒三教文化的融合、提炼与概括。在娄烦县至今还保存着一所始建于北周，兴盛于唐代，宋、金、元、明、清各代都进行过修葺的庙宇“三教寺”。寺内供奉着佛祖释迦牟尼、道祖太上老君和儒祖孔子的塑像，这样的庙宇在全国并不多见，《西游记》所表现的“三教合一”倾向，应该是具备这种独特的地区环境与文化氛围的反映。
综合以上的材料分析研究后我们认为，《西游记》是以唐僧取经为主线，又通过孙悟空和唐僧两个人物线索在民间经过长期的幻想、加工、发展后，融合在一起形成的一部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浪漫主义神话故事小说。小说中唐僧的原型无疑是现实社会中的唐代高僧玄奘；孙悟空的原型则应该是山西省娄烦县的古代农民起义领袖孙大庆，山西省娄烦县也应该是《西游记》中孙悟空故事的最早起源地。
2000年10月
傅山：孙悟空原型“山西说”第一人
李情波
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一的《西游记》，堪称永恒的经典，四百多年来影响日甚。“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是《西游记》里的主要“人物”，最受读者和观众的喜爱，由此改编而来的漫画、电影、电视剧不计其数。然而，就孙悟空这个艺术形象的生活原型研究虽然年代已久，虽然有中国国学和文学大师的研究考证，但在学术界终未达成一个一致的看法。
近年来，孙悟空原型的研究形成了一个空前繁荣的局面，江苏、河南、山东、陕西、甘肃、福建等许多地方相继发现了与《西游记》和孙悟空有关的资料和遗迹，甚至有的地方在进行学术研究的同时，已将本地自封为《西游记》中花果山的原型地，并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和旅游开发。
一、孙悟空原型研究各地“说”
从20世纪20年代起，《西游记》中孙悟空的形象来源开始引起学者们的关注。鲁迅先生提出了“本土说”，他认为孙悟空的形象取自唐传奇《古岳读经》中“状若猿猴”、“神变奋速”的水怪无支祁（《中国小说史略》）。与此相反，胡适先生针对鲁迅先生的“本土说”提出了“外来说”，他指出：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一个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的影响而仿造的，即印度最古老的纪事诗《罗摩衍那》里的哈奴曼（《中国章回小说考证》）。
综合以上两位大师的考证，中国语言学家、文学翻译家季羡林先生在他多年研究考证大唐玄奘西游取经的大量资料和精心翻译《罗摩衍那》的基础上提出了“混血说”，即孙悟空形象是《西游记》作者将无支祁和哈奴曼糅合而成的新形象。根据众多专家学者的研究结论和近年来各地发现的大量古迹、史料来看，众多研究走向鲁迅的“本土说”已成为趋势。
我们简介一下各地“说”的由来：
1.江苏说：江苏连云港有座云台山，早在三百年以前，云台山四周还是汪洋大海，清康熙七年（1668）的一次大地震，将云台山下的海岸线迅速向北推移了十四公里，加之黄河改道，逐渐淤塞成陆地，现在云台山东部仍与大海相连。从地理上说，他与《西游记》里描写的东胜神洲——傲来国十分吻合，加之作者吴承恩是江苏人，所以认为云台山即是《西游记》里的花果山的原型，也应是孙悟空的老家。
2.甘肃说：有人在甘肃榆林石窟中发现一幅壁画《唐僧取经图》，画中有一位紧随唐僧的“胡人”，长得尖嘴猴腮，可能是孙悟空的原型，据此说明孙悟空的原型是本地人。
3.福建说：专家在福建顺昌宝山上发现有两块墓碑，其一上书“齐天大圣”，其一上书“通天大圣”.并发现有二圣姐姐的石刻像。据考证，这些遗址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加之山上奇岩怪石嶙峋，山下有万亩竹林环绕，山中猕猴桃、山桃、柿子等随处可见，因此认为这里应该是孙悟空的老家。
4.陕西说：陕西有资料说，悟空和尚的俗名叫车奉朝，是陕西泾阳人，生于唐开元十八年（730），早年是唐朝的军官，唐天宝十五年（756），他二十七岁时，便奉旨随中使张光韬出使西域各国，途中得病，留在犍陀罗国养病，即现在的巴基斯坦白沙瓦附近。估计是病情比较严重，因此他在病中发愿，如能痊愈，愿意出家为僧。后来，他的病真的好了，便拜当地的三藏法师为师，正式剃度出家。此后，他在西域周游列国，访师问道，转眼过去十几年。将近六十岁时，征得师傅的同意，带了一枚舍利佛身和许多经书回国。公元790年，唐德宗召见了他，褒扬了他的行为，并赐他法号“悟空”。他的许多经书译作全部收录在高僧圆照奉旨编纂的《贞元释教录》中。
5.山东说：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杜贵晨教授根据自己的史料研究和山东泰山特有的地理风景，认为山东泰山有《西游记》里所描写的很多山水物貌，应是花果山的原型，因而这里与孙悟空的原型也应有着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各地说法对于《西游记》里孙悟空和花果山原型的研究都表现出了侧重面，在侧重面中又表现出了证据的单一。而孙悟空原型“山西说”却以其全面而完整的证据引起了广大专家学者的兴趣，经过他们深入细致的史料研究和实地考察，大家认为“山西娄烦说”在众多的说法里依据较全，属各地说法之首。
二、孙悟空原型“山西娄烦说”第一人
位于太原市西北部，吕梁山区腹地的娄烦县，历史悠久，《晋乘蒐略》卷三十二（下）载：“周王绘图有楼烦国。”《史记·匈奴列传》载：“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胡。”西周至战国时的楼烦绝大部分疆土位于今山西的中北部并延伸到内蒙古自治区南部和陕西省、河北省境内，都城最后建立在今日的娄烦县。公元前306年，楼烦国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灭掉后，楼烦这个地名就以郡、州、县名一直延续到明初，明初废县为镇，划归静乐县后，又将“楼”字去“木”旁写为“娄烦”。1971年经国务院批准，恢复娄烦县。
2000年，时任娄烦县文联主席、娄烦县文物局副研究员的李国成先生在《历史文化研究》《山西日报》等多家报纸杂志发表了《孙悟空的原型是娄烦人》的研究文章，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李国成先生从《西游记》的成书经过，从娄烦的悠久的历史，从多种史料分析，从《西游记》中佛、道、儒思想文化的交融发展，特别是从娄烦实地遗迹的考证中得出了孙悟空原型为娄烦人的结论。
早在1983年，1986年版电视连续剧《西游记》开拍时，江苏淮安举行了《西游记》研讨会。会上，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仁博士第一次提出了孙悟空原型为娄烦人。据此，有人认为“孙悟空原型是山西娄烦人”这一提法的首创人是孟繁仁先生和李国成先生，其实，三百五十多年前的傅山先生早已提出了这种说法，所以，应该说提出“孙悟空原型为娄烦人”的第一人是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傅山先生。
傅山（1607—1684），山西阳曲人，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书法家，对诸子学说研究最大，工书善画，亦精通诗文金石，妙解医理，著述颇丰。与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李颙、颜元合称为“清初六大师”，清末的学术界曾把傅山推崇为启迪一代学风的大宗师，也是明末清初保持民族气节的典范人物。
在《傅山全书》卷三十八杂记（六）中载：
静乐县志人物中收孙行者，每以为笑谈。往在淮干，又闻一游客争之曰：“孙行者是敝乡人，敝乡见有花果山水帘洞，如何得香贵乡也！”吾唯唯，曰：“若尔，自当奉让。”
此说是他在清顺治十六年（1659）“南游浮淮、渡江”返回山西后所记。今日的娄烦县在明初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71年曾归属静乐县，傅山先生所说的那部静乐县志，我们已经考证清楚是明代万历三十九年（1611）由曾担任过四川重庆府通判和成都府知府的李瑛编纂的。这是一部官方的史志编集，正是在这部官方的史志中有“孙行者，楼烦人”的记载。另外，保存至今，我们可以查阅到的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由黄昌图编纂的《静乐县志》卷十杂记里，对“花果山”在娄烦，“孙行者”是娄烦人又做了第二次记载：
花果山：南乡近龙和者有“花果山”，取春、夏间花果满山为名也。或者附之以“水帘洞”，谓“孙行者，楼烦人”……
笔者认为：1.傅山先生带着自信的表情笑着向别人介绍《静乐县志》记载孙行者为娄烦人，并将此事记入自己的《傅山全书》，肯定有自己的理由和看法，那就是肯定和赞许。
2.李瑛《静乐县志略》和黄昌图的《静乐县志》虽然都有“孙行者，楼烦人”的记载，但这只能作为“山西娄烦说”证据整体的一部分，即文献证据，我们应该更重视现存的、真实的文物遗迹，从这里寻找最具说服力的证据。任何为了把孙悟空据为己有而错解和曲解史料、根据一鳞半爪的遗存做出肆意随意的推断，都不符合学术研究的原则，是极不负责任的态度。
我们还是来看看娄烦境内与《西游记》更多的相关内容吧。
1.娄烦县马家庄乡大圣堂村西北部有座花果山，又名龙和山，（上引黄昌图《静乐县志》所载“龙和山”即此）海拔一千八百零五点九米，上有被称为静乐县“八景”之最的“龙和晚照”之美景。据传说是因为孙悟空大闹天宫回到花果山后，玉帝命太上老君捉拿到此，斗到太阳西落天黑无法下手，于是玉帝命太阳神返回所致。
2.娄烦县马家庄乡蔡家庄村曾保存有一口战乱年代从花果山搬下来的明代庙钟，钟上面所铸的文字记载：“夫龙和山者唐朝创建大定年重修清凉圣境”。说明山上的清凉寺始建于唐代，金代的大定年间（1161—1189）进行过重修。可见，娄烦县民间有关于“孙行者”和“花果山”的传说，时间可以追溯到《西游记》小说成书前八九百年的唐代。钟上还有非常清晰的唐僧师徒四人拉着白马西天取经的凸形铸图，形象逼真，铸钟时间是“弘治十一年（1498）四月吉日”，这比《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出生还早十三年，比《西游记》成书还要早七八十年。
3.花果山上的清凉寺不知毁于何年，但是堆满破碎砖瓦的废墟今日仍在，废墟旁至今保存着一座用方石砌成的八卦形小庙，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作“猴王庙”。“猴王庙”外壁上《重修清凉山记》碑文中有“古记静乐城南花果山清凉院历年纪久”和“圣帝齐天”之语。此碑立于“大明正德己巳年”，即正德四年（1509），此时，《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还没有出生。“猴王庙”前还立有两根石柱，其一上书“东胜神洲地”，其一上书“悟空旧居址”，庙内还立有孙悟空的石刻雕像。
4.在花果山山岭中，有几个洞口，当地老乡说是水帘洞。据附近村民介绍，洞内宽敞，深不见尽头，能从这个村通到另一个村，可能是天然岩石溶洞。
5.大圣堂村村名是根据该村过去有过孙大圣的庙宇殿堂而来的。花果山下南北两端的潘家庄村和苇院坪村的村民绝大部分都姓孙，并且都是世代居住于此。花果山的西部是道人沟村，原来有过道教始祖太上老君的庙宇——老君庙，传说这里是《西游记》中太上老君炼丹之地。潘家庄村无一户潘姓人家，而自古就有种植蟠桃的习俗，传说这里原来是王母娘娘的蟠桃园。大圣堂村高姓较多，这也许是《西游记》中高老庄的生活原型。
6.花果山西南部二十公里处是海拔两千七百米的云顶山。云顶山至今森林茂密，飞瀑流泉，怪石嶙峋。娄烦民间流传着许多唐僧师徒四人路经此地时孙悟空降妖伏魔的神奇故事。大自然形成的孙悟空升天石、猪八戒坐化石、通天河千年老鼋石，天工神造，意象逼真。
7.在历史背景与思想文化方面，娄烦历史悠久，西周即有“楼烦国”；隋朝炀帝于此建有行宫，并任李渊为此地太守；唐宋时期，娄烦一直是为皇家饲养军马的“监牧地”，史书有“望之如云，色别为群”的描写，因马群中还有个上蹿下跳的猴子，后来这里还建过弼马温像、御马庙等，这些可能成为弼马温的原型条件。
娄烦县的佛教文化自古以来一直很昌盛，在抗日战争爆发以前，全县大小寺庙七十多处，僧尼一千多人，据考证，这些寺庙大多是在唐朝时修建的。《西游记》中又可见佛、道、儒三教融合描写的场景，这些描写是三教文化既相互排斥，又相互渗透的形象概括。在娄烦县至今还保存着一所始建于北周，兴盛于唐代，金、元、明、清各代都进行过修葺的庙宇——三教寺，寺内供奉着三教之始祖。《西游记》中三教合一的描写，应该是具备这种独特的地方文化氛围和地理环境特点的现实原型在书中的反映。
8.孙大庆其人。马家庄乡潘家庄村有一个现无具体朝代可考的叫孙大庆的读书人，能文善武，力大无穷，只中秀才。因仕途不顺，便啸聚山林为王，与官方作对。他手下既有人兵，也有训练有素的“猴兵”，所以被称之为“猴王”，后敌不过官兵，被迫“招安”，在花果山上的清凉寺出家当了和尚，师傅赐名“悟空”，因姓孙，便称为“孙悟空”。这与《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猴行者的化身“白衣秀才”相吻合，这也为孙悟空原型的研究提供了很有考究价值的材料。
9.娄烦县民俗文化专家张贵桃先生在掌握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西游记》原著进行了逐字逐句的研读，从地区文化特色、地理环境、风物气貌、世俗习惯、言谈口语等多方面从书中抽取了大量的例句，论证了《西游记》的成书与娄烦地区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极像一部出自本地的著作。
将娄烦县境内这些与《西游记》中人物、情节、环境密切相关的史料、古迹综合起来分析，可以给出一个基本结论，那就是：孙悟空原型“娄烦说”，相比于其他地方，在证据的表现上要多一些，而且较为完整。全国《西游记》研究的不少专家学者在娄烦实地考察之后，都有同感，就连连云港的某些专家也不得不承认这点。
当我们在如此充实的史料、古迹面前打消了对两部静乐县志的粗略记载所持的怀疑态度的时候，我们也完全可以自信地说，大思想家傅山留给我们的不是笑谈，而是多么珍贵的史料，也许，他还没有来得及收集这么多翔实的古迹资料，但即便如此，他已然称得上是“孙悟空原型山西娄烦说”第一人。当然，在今后娄烦县志的编纂中，除了“孙悟空，娄烦人”的简记之外，还有必要附上那么多真实存在于娄烦大地上的、已被全国广大的《西游记》研究的专家学者认可的翔实的资料。
三、孙悟空原型研究之浅见
学术界对《西游记》、对孙悟空原型的研究还将继续，今后还会有其他的说法出现，这是文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气象。形成来源或原型的澄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揭示《西游记》的题旨和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隐藏在《西游记》背后深厚的文化背景和文化意义，正是肩负了这样的使命，因而，在这项研究中坚持学术研究的科学性和严谨性，才能使研究得到纯正和健康的发展。
近来，翻看了不少这方面的资料，生出几句感慨之言顺便说说。
其一，为什么近年来《西游记》和孙悟空的研究这么热闹，功利目的是其原因之一。江苏连云港的云台山因《西游记》的拍摄和连续的播放已中外闻名，旅游收入可观。连云港的一些专家到娄烦考察后说过：娄烦的西游记文化证据比我们多，就是宣传和利用的力度远远不如我们。
其二，各地均发现了有关的史料和古迹，但存在错解与曲解，有许多“据说”“相传”之类的传闻和不少根据需要妄言的推测，都需要做出进一步的考证落实，使证据链条进一步地丰满和牢固，那些经不住考证、不能自圆其说的所谓研究都将成为“笑谈”，是不可取的。
其三，从作者经历、成书经过，从地域特点，即人文、地理、习俗多方面，从确凿的史料和古迹……总之，是要使证据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支离破碎、一鳞半爪的发现，牵强附会、生拉硬扯的论证都与科学的学术研究相去甚远，断然不会得出任何可信的结论。
2013年4月
山西娄烦的“《西游记》文化”不仅仅是一个传说
尹爱忠
有人说，娄烦的“《西游记》文化”只是一个传说，其实探究《西游记》的历史文化素材，会发现与娄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家都知道，《西游记》中的许多形象都是经过群众初期加工创造的，因此需要有一个现实的自然环境做依托，而娄烦历史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依山傍水，森林茂密，花果满山，故而，孕育《西游记》文化也就不足为奇了。
对于娄烦的“《西游记》文化”到底是不是仅仅只有一个传说，本文将从《西游记》故事的起源、《西游记》故事的遗址、关于《西游记》的典籍记载、《西游记》中方言的运用等方面来做一个深刻的剖析。
一、《西游记》故事的创作背景
众所周知，大约距今一千三百多年前，即唐太宗贞观二年（628），年仅二十九岁的玄奘法师离开京城西安，只身到天竺（古代印度）游学。他从长安出发，大致沿丝绸之路，历经艰难险阻，最后到达印度。
他在那里认真研读深钻佛经典籍后任主讲，受到了赞誉。贞观十九年（645），四十六岁的玄奘回到长安，带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他这次西天取经，前后共十七年，行程几万里，是一次传奇式的“万里长征”，在当时，轰动中外。后来玄奘口述西行见闻，由弟子们整理成《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但这部书主要讲述了路上所见林立小国的历史、地理、物产及交通，没有什么故事，直到他的弟子慧立、彦琮撰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才为玄奘的经历增添了许多神话色彩。从此，唐僧取经的故事便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尔后，南宋有《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金代有《唐三藏》、《蟠桃会》，元有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等。这些都为《西游记》的创作奠定了基础。吴承恩也正是在民间传说和话本、戏曲的基础上，经过艰苦的再创造，完成了这部令中华民族为之骄傲的伟大文学巨著。
二、《西游记》故事在娄烦起源
娄烦之所以成为孙悟空故事的最早发源地不是偶然的，与娄烦曾有过辉煌的历史——楼烦古国和有过古老灿烂的佛教文化息息相关。
《晋乘蒐略》卷三十二（下）载：“周王绘图有楼烦国。”西周至春秋时的楼烦国绝大部分疆土位于今天山西省的中北部并延伸到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和陕西省、河北省境内。楼烦国最后的都城建立在今天的娄烦县。其遗址2013年5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公元前306年楼烦国被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灭掉后，楼烦这个古国名就以郡、州、县、镇等地名一直延续至今。隋大业四年（608），隋炀帝看中楼烦这块宝地后，便在这里修了一处行宫，并派其表兄李渊为楼烦郡的太守。李渊上任后，把九岁的儿子李世民也带来了。唐宋时期楼烦一直为皇家饲养军马的“监牧地”。唐、宋、金、元时期，娄烦地区就广泛流传《西游记》的故事。
娄烦的佛教文化在古代很昌盛，20世纪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曾有大小寺庙七十多处，僧尼一千余人，寺庙绝大部分都是唐朝开始修建的，有不少是在贞观年间敕旨建的。古代娄烦庙宇林立，几乎村村都有寺庙，其中娄烦镇的三教寺、西街的禅院寺、盐市崖的崇文寺、周洪山的普净寺、花果山的清凉寺等，规模宏大，影响深远。为《西游记》故事的民间创作提供了基础。而《西游记》故事是一部相信佛教，肯定佛教、宣传佛教、充满佛教色彩的故事。由此可见，娄烦成为《西游记》故事的起源地，是有娄烦特有的历史渊源所在。再者，古代中国历史、经济、政治、文化重心一直都在我国北部，经济文化重心南移是在南宋完成的。
三、《西游记》遗址在娄烦出现
娄烦县马家庄乡大圣堂村西南部有座花果山，花果山又名龙和山，花果山至今还保存着一口明朝庙钟，钟上所铸文字载：“夫龙和山者唐朝创建大定重修清凉圣境”。这说明山上的清凉寺开始修建于唐代，金代的大定年间进行重修。钟上有非常清晰的唐僧师徒四人拉着白龙马西天取经的凸行铸图，形象逼真，栩栩如生。当时孙悟空手里拿的还不是金箍棒，而是禅杖。钟上铸着铸钟的时间是“弘治十一年四月吉日”。弘治十一年为公元1498年，比《西游记》作者吴承恩出生还要早十三年，比《西游记》成书的时间大约要早七八十年。寺旁保存着用方石砌成的八卦形小庙，庙外墙壁上有《重修清凉山记》碑文，碑文中有“古记静乐城南花果山清凉院历年纪久”和“圣帝齐天”之语，此碑刻于明朝正德四年，就是公元1509年。庙前还立着两个石柱楹联：“东胜神洲地，悟空旧居址”。庙内还有孙悟空的石刻塑像，在石像背后还有孙悟空到“灵台方寸山，三星斜月洞”拜师习武时师父菩提祖师的石壁线刻画像。
以上可说明，西游记文化在娄烦历史久远，比《西游记》作者的出现还早。
四、《西游记》故事在历代官方典籍中有记载
明代万历三十九年（1611），官方典籍《静乐县志略》载：“孙行者，楼烦人”。该县志作者李瑛（1552—1634）曾经参与编写《太原府志》，并担任过四川成都府知府、重庆府通判。
明清之际著名大思想家傅山先生，在他的著作《傅山全书》卷三十八“杂记”（六）载：
静乐县志人物中收孙行者，每以为笑谈。往在淮干，又闻一游客争之曰：“孙行者是敝乡人，敝乡见有花果山水帘洞，如何得香贵乡也！”吾唯唯，曰：“若尔，自当奉让。”
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黄图昌编撰的《静乐县志》卷十杂记里，对“花果山”在娄烦县，“孙行者”是娄烦人有记载：
花果山：南乡近龙和者有“花果山”，取春、夏间花果满山为名也。或者附之以“水帘洞”，谓“孙行者，楼烦人”……
其中还载有一不知名的古洞：“洞门、石柱、石梁、石椽刻画甚工，又因山架木为阁，其势若飞。洞中有佛像、有灶、有炕、捷穿石为之，密如缝裂。迤东有石泓，不盈不沽。（曾）有异僧坐定洞中，历五载，后不知所之。”这些记述又与《西游记》中水帘洞的描写相差无几。
研究过去，考证历史，除文物、古迹外，文献记载是我们获取史料的主要来源。上述典籍中有关“花果山”“孙行者”在娄烦的记载是有史可查、令人信服的，这对某些学者所写的或所说的“山西娄烦西游记文化仅仅是个传说”是一个有力的反驳。
五、娄烦的地域方言在《西游记》中被广泛采用
地域方言是一个地区特有的语言，是在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中，人们在长期交往过程中逐渐形成并广泛被大家所接受而运用于生产生活中的具有地域性特征的语言。《西游记》中，娄烦的方言有很多，如表称谓的有：娘、丈人、丈母、女婿、外甥、大爷、姐夫、伯伯、婶婶等；表农作物的有：豆子、黍子、麦子、山药等；表食物的有：麻油、卷子、点心、油糕等。《西游记》运用了大量民间俗语，简直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娄烦及至晋北陕北的俗语集。
娄烦县文物局文博专业副研究员、娄烦县作家协会主席李国成先生研究娄烦历史三十余年。他主编的《娄烦史话》《娄烦古今人物》《娄烦沧桑录》等书籍成为研究娄烦历史的最好的教材。他于2000年在国内多家报刊发表的《“孙悟空”的原型是山西娄烦人》一文所提出的观点，证据充足，令人信服，极具说服力。
六、研究《西游记》文化的意义
综上所述，娄烦的“《西游记》文化”不仅仅是个传说，娄烦确实具有与《西游记》故事关联的历史文化，有过与《西游记》有关的、文献记载的地名遗址、文物古迹、历史背景和口碑资料。
《西游记》故事是虚构的，但是真真实实的客观存在不会随着时间而消逝。虚幻的故事一般都是借以实在的地名、人名、方言、习惯等完成整个创作。
但所有这些都不是我们研究《西游记》文化的目的，当今我们研究《西游记》文化的目的就是为了弘扬传统文化。所有中华儿女都有一颗热爱祖国的心，我们作为其中一员也可以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提供一些资料，做一些贡献。娄烦是《西游记》文化的发祥地之一，除了《西游记》文化，还有其他许多历史文物古迹、文化传统。她不仅能为《西游记》文化的研究提供可考的材料遗址等，还会为其他历史故事的渊源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4年4月
话说“楼烦骏马甲天下”与“弼马温”
李向阳
楼烦是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早在夏朝就以夏的附属国或诸侯国存在于中原以北，与北方的少数民族杂居，现在的娄烦文化是古楼烦文化的传承者。古楼烦境内森林茂密，牧草广阔，水源充足，秦汉至唐宋一直是皇家牧苑，隋唐设郡、县、监牧，唐宋为宪州，均为皇家养马的特区。古代的楼烦庙宇林立，几乎村村都有寺庙，其中娄烦镇的三教寺、西街的禅院寺、盐市崖的崇文寺、周洪山的普净寺、花果山的清凉寺、双井的宝峰寺等规模宏大，大雄宝殿、万佛殿、罗汉殿、地藏菩萨殿、天王殿、关帝庙、伽蓝庙等几乎每个寺里都有。所有这些，都给《西游记》故事的民间创作提供了基础。“楼烦骏马甲天下”，虽然已经成为传说，但娄烦的民风、民俗与“弼马温”有永远解不开的渊源。
一日，网上浏览，无意间看到有位学者的一篇文章《“孙悟空原型为楼烦秀才”说不足信》，文中有段话，令我感到惊讶，不解与困惑萦绕心头。请看原文：“娄烦不争黄帝、不争老子、不争屈原、不争孙武、不争李白、不争诸葛亮、不争关公、不争朱熹、不争西施和貂蝉、不争水泊梁山、不争董永故乡，更不争臭名昭著的西门庆和潘金莲。要争，就和玉皇大帝争，把孙大圣户口迁到娄烦。”孙悟空到底是哪里人，众说纷纭，各执其词。我以为，这不仅仅是学术界的问题，更涉及历史和地域问题。当然，此事不是某些人说了算，我们应该尊重事实，还原历史。娄烦（古称楼烦）人研究孙行者原型，是有事实依据的。娄烦的许多学者，有识之士已经说得非常明白，因为我们的祖先创造了历史，留给了我们娄烦人太多的记忆和骄傲。
凡读过《西游记》的人都明白，《西游记》中的孙悟空形象，是经过群众初期创作与作家后期加工而产生的。其原型是猴子的人格化和人物的猴性化的产物。塑造这个特殊的艺术形象，需要有一个适合的现实环境，即要有一个崇山峻岭、森林茂密、花果满坡、细水长流，适合猴子生活的地理环境；又要有一个水草丰盛、马匹肥壮、宗教盛行，适合人们生活的社会环境。而这样的环境在娄烦历史上都具备了。
首先从中国的文明史说起。早在奴隶社会的第一个朝代，“楼烦”就以一个国家（夏的附属国或诸侯国）存在于中原以北。
历史的车轮滚进了周朝，楼烦也在进化。西周至春秋时的楼烦国相当于今天北起呼和浩特市，南至雁北朔州一带，后扩展壮大，其范围大致包括北至现在的内蒙古清水河一带，西达阴山之南，南到山西灵石，东迄河北境内，东南边缘太原市区。战国时期，楼烦国为赵武灵王所破，归属赵国，楼烦这个地名就在这一带以郡、州、县、镇名一直延续使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先把中国划分三十六郡，汉时扩展为四十六郡。西汉因置楼烦县，治所在今朔城区夏官城村。今太原市的楼烦县在汉代属汾阳县地，魏晋南北朝时期为牧苑。西晋末，因战乱刘琨徙楼烦县民越过陉岭重置楼烦县，县址在今原平市大阳村。北齐县废。隋大业四年复置楼烦郡，辖静乐、临泉、秀容（今忻州市）三县，筑楼烦城，其地址在今娄烦县境旧娄烦镇旧址（今汾河水库淹没区）。唐代郡废。唐武德四年（621）设州，名为宪州。龙纪元年（889）在宪州城又增设楼烦县，成了州县两级所在地，史有记载，不须赘述。
李氏唐朝是楼烦最为耀眼的时代，唐初宪州辖楼烦、天池、玄池三处牧马监，为唐北边疆军马主要来源地，时有“楼烦骏马甲天下”之谓。今太原市的娄烦县唐初为楼烦监牧地，置监牧使。五代北汉宪州与楼烦县沿唐制。
说到孙行者的故里，许多有识之士研究、考察发现：早期“西游记”故事里的孙行者故乡，是在黄土高原山西省太原市娄烦县的龙和山，又名花果山。这是有据可查的，最早透露这一信息的，是明清之际著名的思想家傅山先生。他在《傅山全书》卷三十八杂记（六）中记载：
静乐县志人物中收孙行者，每以为笑谈。往在淮干，又闻一游客争之曰：“孙行者是敝乡人，敝乡见有花果山水帘洞，如何得香贵乡也！”吾唯唯，曰：“若尔，自当奉让。”
到了宋、元、明时期，楼烦虽然变更了属地，但也为孙行者的故事提供了丰富多彩的创作素材。北宋及金，楼烦改属岚州。到元代至元二十二年（1285），楼烦县并入管州，改置楼烦巡检司。元仁宗延佑三年（1316），楼烦县改属永宁州。明初废县为镇，并入静乐县，设巡检司，属太原府。清延明制。雍正二年（1724）楼烦为镇，属忻州府静乐县管辖。傅山生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卒于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上面这条杂记，是他在清顺治十六年（1659）“南游浮淮、渡江”，返回山西后所记。据此考证发现：清康熙三十九年（1700）刊《静乐县志》卷十杂记里，果然有关于孙行者和花果山的记载：
花果山：南乡近龙和者有“花果山”，取春、夏间花果满山为名也。或者附之以“水帘洞”，谓“孙行者，楼烦人”……
可见，古人对此已有定论，今人在这里说三道四，有意义吗？
山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孟繁仁教授在他的《也说孙行者的故乡》文中明确提出：傅山笔记所记载的这座花果山，又名龙和山，位于现已重新立县的娄烦县城西南二十里的马家庄乡境内。在这座山顶上的猴王庙原来是清凉寺的一部分，庙门前，原来立有两条石刻楹联“东胜神洲地，悟空旧居址”﹔庙内原来还供奉有孙行者石刻雕像，但它们都已经在战乱中不知去向。在庙门外有一块立于“明代正德四年（1509）”的《重修清凉山记》碑文。碑文中记有：“古记静乐城南花果山清凉院历年纪久。”
此外，花果山四周的不少村名也与孙悟空的传说有关：花果山东南方的“大圣堂”村名，是由于当年孙悟空在此训练猴兵而得名﹔附近的“潘家庄”村则是由王母娘娘“蟠桃园”变名而来﹔“潘家庄”的村民没有一个姓“潘”，大部分村民姓“孙”，据说他们都是孙悟空的后裔﹔马家庄苇院坪村更是没有一家杂姓，全部姓孙。“花果山”西南方的“道人沟”村，则是当年道教始祖“太上老君”的修道、炼丹之地……
更令人感到有趣的是：今娄烦县在唐、宋时期，一直是为皇家养马的“楼烦监牧”所在。据《太平环宇记》卷四十二记载：“宪州：旧楼烦监牧也……牧马之地，无所出。”又据《新唐书·百官志三》记载：唐代“太仆寺”专掌厩牧、辇舆之政，“总乘黄、典厩、典牧、车府四署诸监牧”。正因为楼烦县是唐代管理牧马的“监牧”所在，独具东南沿海绝对不会具备的产生“弼马温文化”的基础，所以在这里产生了有关“花果山”“孙悟空”以及“弼马温”的传说。
历史告诉我们，娄烦自古为军事重地。程怀仁墓塔位于娄烦县米峪镇乡国练村南，为方形石塔，约高五米，加顶帽共七层。相传墓主程怀仁为隋末瓦岗寨农民起义军将领程咬金的后人，程咬金曾追随唐高祖李渊在楼烦郡驻守多年，在这里留下了子孙。此塔建造于明代万历十二年（1584），是佛教道教文化相融合的产物。
杨雄《河东赋》的注解释说：“翠龙，穆天子所乘驰”，山西自古为河东之地，这里所指“河东”当然是山西了，而古代山西养马之地为并州，楼烦又是太原属地，况且云顶山山顶平缓开阔，为一小型草原，草原中有多处清澈如镜的天池。古代草原上骏马奔驰，此情此景现在我们只能在文献中看到。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历来关注娄烦的动植物保护，近年又从青藏高原引进白色牦牛，因此，云顶山又被称作是“太原市的青藏高原”。这里满山松涛云海，飞瀑流泉，到处古树参天，松柏苍翠，盛夏仍有万年冰川，是绝好的避暑胜地。照此说“楼烦骏马甲天下”，自然有据可查了。
中国历朝历代都有管理马的官员，《智取威虎山》里，土匪许大马棒手下还有个司马副官胡彪。可是，任何一个王朝的官制里，都没有“弼马温”这么个官职名称。“弼马温”听着就不像那么回事儿，不伦不类，确实让人弄不明白，我们还是看看历史学家怎么说。
我国台湾历史学家、掌故家苏同炳先生写过《“弼马温”释义》一文，文中说：明人赵南星所撰文集中，曾有这么一段话，说：“《马经》言，马厩畜母猴辟马瘟疫，逐月有天癸流草上，马食之永无疾病矣。《西游记》之所本。”原来古代有这么一个传说，说的是母猴每月来的月经，若流到草料上让马吃了，就可以使马避开瘟疫。有些地方的拴马桩上常雕个石猴，也就是这个意思。
读罢这一段豁然开朗。“弼马温”不过是“避马瘟”的同音而已，“猴”“侯”同音。古代有个习俗，认为马和猴在一起，寓意“马上封侯”，讨升官晋爵的口彩，也常常将猴子与马画到一起。即使是现代，我们娄烦也有养马时在马圈门上挂上猴子的画像，并不是想封侯进相，而是用来避马瘟。人们常说：女人多难，骏马多病。
我们再看我国近代也有此等故事流传。话说张作霖时代，东北的“二把手”是黑龙江省督军吴俊升，这人在皇姑屯事件中让日本人当场炸死。吴督军马贩子出身，后当骑兵，特别喜欢马，他还在寒冷的黑龙江养了许多从南方弄来的猴子。有人说，吴大帅也爱猴子。其实不是，他养猴子是为了避免马瘟，目的还是为了马。
我国古代有在马厩里养猴子的习俗，认为这样可以使马不生瘟疫。成都出土的东汉画像砖里，有这样一幅图：马厩里一只猴子蹲坐在高处，手握缰绳。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中记载：“常系猕猴于马坊，令马不惧避恶，消百病也。”对这一习俗的解释，从生活经验上说，源于猴子和马的性格可以互补。马本性安静木讷，但又很容易受到惊吓，因此会有炸群现象。而猴子生性好动，难得片刻安静，有它频频打破马厩的宁静，马群增强了对突发声响刺激的心理承受力，也就减少了惊群的发生概率。
明代著名医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更具体写道：“马厩蓄母猴，可避瘟疫。”这是说，如果在马厩里放上母猴，就可避免马发生瘟疫。显然，“弼马温”不过是“避马瘟”的谐音而已。玉皇大帝封孙悟空为“弼马温”，除欺他不懂外，还有些嘲弄的意思。悟空因此在取经途中被八戒和妖精多次取笑过。难怪猴王怒火中烧，要大闹天宫了。《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给雄性的孙猴子安上这么一个怪头衔，无疑是幽了一默。在他的笔下，“弼马温”居然是出自玉皇大帝的御旨，这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
马匹早期多用于祭祀，后来广泛用于交通运输和骑兵作战，因而关系国计民生和国防战备。为此，中国历代王朝都十分重视养马，并多专门设置养马官员。早在西周时期，周王朝就设置牧人之职。《周礼》记载：“牧人，掌牧六牲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周礼注疏》则解释说：“六牲，谓牛、马、羊、豕、犬、鸡。”这时候马匹尚与牛羊等为牧人一同饲养。到汉代，专门的养马官就固定下来。据《汉书》记载，当时中央政府共有龙马、闲驹、槖泉、騊駼、承华等五处养马之所，设立了五位监长、监丞。同时在地方上还设立边郡六牧，各设一位苑令、三位苑丞。这些监长、苑令就是最高层次的养马之官，而监丞、苑丞是他们的副手。
《周礼·职方氏》指出上古中国本部产马的分布：如豫州、兖州（今河南、山东等省）其畜宜六扰（指马牛羊猪犬鸡），雍州（今陕西甘肃等省）宜牛马，幽州（今河北省境）宜四扰（指马牛羊猪），并州（今山西省境）宜五扰（指马牛羊猪犬）。说明并州产马。
唐、宋时期楼烦一直是为皇家饲养军马的“监牧地”。唐朝时，最多养马达“七十万，色别为群，望之如云”，历史上也曾有“楼烦骏马甲天下”之美称。《西游记》中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被迫封他为“御马监”的“弼马温”去专管养马的情节。如果回到现实社会当中，在中国历史上能具备“御马监”的地方，恐怕只有山西楼烦了。
明末清初的著名学者、大思想家傅山所著的《傅山全书》卷三十八中曾经透露过孙行者是山西省静乐人。娄烦在明以后曾属静乐县，是1971年分出去的，今娄烦境内有弼马温像、花果山、御马庙，还有唐代的御马街。
事实上，不只是娄烦，山西各地都有关于孙悟空的传说，还存有壁画、古石碑刻。而这其中最有利的证据是明代官方典籍静乐县志记载的：楼烦有花果山与铁钟。楼烦境内的花果山下几个村内人家都姓孙；在楼烦境内有一明代庙钟，刻有孙悟空四人取经之图，铁钟上刻有铸造时间为明弘治十一年（1498），比《西游记》成书早七八十年，比吴承恩出生还早十三年。
在楼烦的花果山下，有一个御马场遗址，是唐朝时期皇家养马的地方。相传在唐朝时期，牧监内饲养着千余匹千里马，有一只猴子不停地在马中间上蹿下跳。史料上记载，这就是弼马温。
据《新唐书》中记载，李渊曾为楼烦太守，李世民的六匹千里马都出自楼烦。《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记载：孙悟空九见黄河清。这也说明了孙悟空与黄河有关系。
在吴承恩出生之前，楼烦境内就出现了很多关于孙悟空的传说，他的原型是孙大庆。娄烦的地方方言、地名、村名、寺庙名等，在《西游记》里均有体现。猪八戒沟、大圣堂，在明代现存的石碑上都有记载。
《西游记》的作者为江苏淮安人士吴承恩，他是如何跑到山西太原娄烦并写成《西游记》的？这还有待考证。但专家们认为，对于山西来说，明代庙钟早于《西游记》成书七八十年等证据已证明《西游记》成书前，楼烦已有西游传说。在铁的事实面前，那位学者《“孙悟空原型为楼烦秀才”说不足信》这个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是的，研究孙悟空原型娄烦说的学者们不求金，不求银，更不贪图名与利，只求为世人还个公道，尊重事实，还原历史，这就是进行这项学术研究的根本动力所在。
2009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