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际有本人就支持蒲松龄写小说，主动提供素材。他告诉蒲松龄：当年他的父亲毕自严（毕民部）到陕西做洮岷兵备道，千总杨化麟来迎接。有人在路旁小便。杨千总射出支羽箭，把那人吓得边跑边尿了一地：
毕民部公即家起备兵洮岷时，有千总杨化麟来迎。冠盖在途，偶见一人遗便路侧。杨关弓欲射之，公急呵止。杨曰：“此奴无礼，合小怖之。”乃遥呼曰：“遗屙者，奉赠一股会稽藤簪绾髻子。”即飞矢去，正中其髻，其人急奔，便液污地。
（《聊斋志异·杨千总》）
寥寥百余字，一个下级军官逼真活跳，既是武艺高强射箭高手又是可恶的卖弄专家，为在新上任的长官前露一手，把普通百姓性命当儿戏。
毕际有大概觉得这样还不过瘾，干脆亲手写两篇，放进《聊斋志异》：有一只聪明的八哥在主人遇到困难时，想将困难“嫁祸”有权有钱者，“教唆”主人假装将自己卖给亲王，再金蝉脱壳，回到主人身边。聪明机智的小鸟跃然纸上，成为聊斋别具一格的美妙生灵。这篇《鸲鹆》和《五羖大夫》，蒲松龄都在篇末注明“毕载积先生记”。载积，是毕际有的字。
本来毕际有在通州被冤枉罢官，上司调查后翻案，毕际有可复职。其妻王氏劝他：既知道宦情险恶，就不要再重涉官场，追求什么“舞彩之乐”啦。毕际有接受夫人意见，高卧园林，享受天伦之乐。王氏对家庭教师宽厚和气，从不对蒲松龄提任何严苛要求，蒲松龄形容她对自己“岁容南郭滥竽吹，日依东窗布被拥”。王氏喜欢夜晚坐灯下边喝茶边谈古事，或让孙子在灯下读野史听。她也是聊斋创作的热心支持者。
《聊斋志异》写到王家一些趣事，如《四十千》：
新城王大司马有主计仆，家称素封。忽梦一人奔入，曰：“汝欠四十千，今宜还矣。”问之，不答，径入内去。既醒，妻产男。知为夙孽，遂以四十千捆置一室，凡儿衣食病药皆取给焉。过三四岁，视室中钱仅存七百。适乳姥抱儿至，调笑于侧，仆呼之曰：“四十千将尽，汝宜行矣！”言已，儿忽颜色蹙变，项折目张；再抚之，气已绝矣。乃以余资置葬具而瘗之。此可为负欠者戒也。
欠债还钱，理所当然。生儿育女是正常人生经历，儿女是家庭希望和乐趣，《四十千》却说儿女是讨债的。这个故事会不会是毕际有夫人絮絮叨叨给毕家子孙讲的“因果”，再由学生传给教书先生？蒲松龄到西铺坐馆时，王氏的从侄王士禛正在写《池北偶谈》。而《池北偶谈》与《聊斋志异》有不少篇章取材类似。王氏内闱免不了亲戚女眷来来往往。女人们见面免不了说东家道西家，家长里短、飞短流长，耸人听闻、添油加醋。她们的见闻传给毕际有或毕家子弟，由他们传给蒲松龄，再容易不过。这样一来，毕府女眷岂不也成了向蒲松龄提供写作素材的女性“文化沙龙”？
连毕府佣人也参与到给蒲先生讲故事的行列。一位女仆讲了个她自己家的怪事：大伯哥祝老头死了，放心不下老伴，怕丢下她一个人，落到儿子媳妇手里，吃饭穿衣都靠儿辈施舍，活着没啥意思。祝老头又活转来，要老太婆跟他一起死。老太太在老头身边躺下，子女还笑他们。哪想到，一会儿，老太太笑容忽敛，接着两眸俱合，好长时间没动静，好像睡着了。子女近前一看，身上都凉了！蒲松龄在《祝翁》篇末注明：“康熙二十一年，翁弟妇佣于毕刺史之家，言之甚悉。”
《祝翁》这个似乎怪异的故事引起蒲松龄对“老有所养”社会难题的深入思考，创作了俚曲《墙头记》，成为最有影响的聊斋俚曲，至今仍是吕剧、五音戏、梆子戏、柳子戏、茂腔等多个地方剧种的保留剧目。
二 为毕际有易菊与《黄英》问世
仅仅爬梳类似《鹆鸲》《杨千总》等琐闻轶事，毕府对《聊斋志异》的影响只算浅层次，如果注目《黄英》等聊斋名篇，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傲霜挺立的菊花，向来是中国文人高洁秉性和高雅生活的象征。屈原以“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表达道德的勤修。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辞去彭泽令，隐居躬耕，采菊东篱下。菊花最贴近蒲松龄思想趣味，蒲松龄认为它是脱离世俗的隐逸花，有欺霜雪的傲骨和不以脂粉取悦于人的冷艳，“犹存傲骨欺霜雪，羞散柔芳较麝兰。”“不似别花近脂粉，辄教词客比红妆。”蒲松龄终生爱菊，聊斋诗记载，蒲松龄年轻且经济条件较好时，在自家院里栽培菊花，重阳时节与朋友在自家菊畦旁边喝酒赏菊，喝得醺醺大醉，连鞋子都掉了。分家之后，蒲松龄不能在父亲羽翼之下舒服度日，只能外出“打工”，为糊口到缙绅之家坐馆，连自己孩子的课业都顾不上，更甭说回家种菊了。
蒲松龄到西铺后，遇到毕际有这位痴情“菊友”，是意外之喜。
蒲松龄替毕际有到济南寻找菊种，启发聊斋新构思，更是喜上加喜。
康熙三十年（1691），毕际有听说济南东流水某家有好菊花品种，请蒲松龄跑趟济南，带着毕家稀有菊花品种，前去交换。蒲松龄写下《辛未九月至济南，游东流水，即为毕刺史物色菊种有小引》送给东道主：
主人亭榭近芳洲，竹树苍苍景物幽。
院背高城临户见，溪穿小苑入墙流。
菊畦恨不宽盈亩，山色何当更满楼？
鸡犬遥闻仙境异，桃花疑在水西头。
东流水人家耐人寻味。他“胜传东国无双地”，在山东首屈一指，因为什么？菊花。这家有异种菊花者，既非达官贵人，亦不像读书士子，倒像做生意的。官员书生爱菊花，会互相饮酒赏玩，友情赠送，不会采取交换方式，商人却可以，交换是金钱交易的补充形式。这户人家住的五龙潭旁东流水，恰好是旧时济南商户聚集之地。古人做官的门前需要有通衢大道，便于走八抬大轿。经商者所居街道却要窄隘，便于聚宝，免得财气外溢。这户东流水人家“扉临隘巷”，符合古代对商铺所在地的要求。蒲松龄夸奖这户人家亭榭楼台，竹林小溪，主人是否官高位显、学富五车、出口成章，是否冠带中人、风雅中人、读书士子？无一字题及；蒲松龄远道而来，主人也不设宴招待，只给上茶。按照蒲松龄的习惯，如果对方是官员或书生，他写诗时总得有一两句称赞其为官清正或文章高明。关于东流水的诗里，这类常规客气话一句也没有。这就说明，这户人家“特长”不是做官，不是读书，关于官员和书生的恭维话一句也用不上。蒲松龄不是代表毕际有拜谒官员或老友，只是来交换菊种。毕际有酷爱菊花，而这一家可以给他不断提供新品种。这家的菊畦虽然不是很大，但是种了很多菊花，其门前，有长者之车、达官之马。他们来做什么？难道这么多人都拿着自家菊花来交换吗？不可能，那么……
只有一个解释：这些人是来买菊花的！
东篱黄花可以卖钱？卖菊花可以发大财？就像这东流水人家？！
可以想象，终生爱菊的蒲松龄发现了卖菊花的CEO，如何百感交集。
说与蒲松龄打交道的人是因为卖菊花发财致富的商人，是否牵强附会？应该不是。因为蒲松龄诗句提供了清楚明白的“证辞”：“携来佳种容相易，金谷重寻太尉家”。“金谷”是对晋代巨富石崇的称呼，这是恭维东流水人家像石崇那样有钱；“太尉”乃兵部尚书，此处代指户部尚书毕自严。蒲松龄来办事，打的不是毕际有的刺史旗号，而是刺史他爹的尚书旗号。这两句诗对东流水主人带点儿“忽悠”之意，“我带了好的菊花品种来与你交换，你这有钱人的花可就改换门庭进尚书府啦！”
为刺史物色菊种闯进菊花种植专业户，对“万物皆可为小说家负弩前驱”的蒲松龄说，真是见世面、开思路的旅行！《黄英》破土而出。
与许多聊斋故事类似，《黄英》新酒装在聊斋书生与精灵爱情故事旧瓶中。但菊花花痴马子才与菊花花神黄英的故事，与一般爱情故事迥然不同。他们是恩爱夫妻，却没有一见钟情、两地相思，没有卿卿我我、吃醋拈酸，没有父母棒打鸳鸯……聊斋爱情故事的通常纠葛，哪样也没有。他们之间却有持久的思想交锋：菊花就不能卖吗？穷就清高、富就恶俗吗？用个人能力致富有何错？男人和女人谁是家庭主宰？
这种交锋结婚之前先在两个朋友间展开。酷爱菊花的马子才把有同样爱好的黄英姐弟请回家居住。陶三郎把马子才低劣菊种理得异彩纷呈。黄英姐弟穷，马子才常接济他们。陶三郎说可以卖菊花过日子。马子才说“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陶生说：“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陶三郎艺菊致富，把卖菊事业发展到全国。马子才娶了黄英后，黄英继续做菊花生意，家里越来越富裕，享用超过王侯。马子才却不自在了：
马不自安，曰：“仆三十年清德，为卿所累。今视息人间，徒依裙带而食，真无一毫丈夫气矣。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黄英曰：“妾非贪鄙，但不少致丰盈，遂令千载下人，谓渊明贫贱骨，百世不能发迹，故聊为我家彭泽解嘲耳。”
马子才持传统男性观。封建社会女性“嫁汉嫁汉，穿衣吃饭”。黄英不仅养活自己还养活了丈夫，反而伤害了马子才男子汉自尊心。按士子传统观念，金钱是污人清白的“阿堵物”，从商是追逐铜臭，躬耕南亩才清高。黄英表示：劳动致富，活得舒心，为陶渊明争气，何耻之有？
《黄英》给人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菊花花神现身：
陶起归寝，出门践菊畦，玉山倾倒，委衣于侧，即地化为菊，高如人，花十余朵，皆大于拳……九月既开，短干粉朵，嗅之有酒香，名之“醉陶”，浇以酒则茂。
“醉陶”是不是蒲松龄用毕刺史菊花从东流水交换来？可能吧。
康熙四十三年（1704），毕际有已离开人世十一年，蒲松龄又游东流水，再次来到财大气粗的艺菊人家。石崇般主人没出面，一个拖着鼻涕、邋遢傲慢的仆人给访客打开大门。蒲松龄诗歌题目《邱子行素师弟邀游东流水》，再次证明，东流水人家不是达官贵人，不是读书人家，是可以“邀游”的菊花市场。有谁能想到，一家气焰熏天的商户，竟影响到优美深邃的《黄英》产生？
三 由《黄英》及《小二》《刘夫人》《王成》
追索《黄英》可能的构思过程，我们可以体会到，天才作家如何从别人看过一千次的东西，与时俱进发现完全不同的内蕴？如何从日常生活似乎微不足道的事比如文人爱菊，延伸到社会重要问题比如经济发展如何颠覆封建家庭伦理关系？蒲松龄真不简单。马子才和黄英之争，不是夫妻小口角，是新旧思想交锋。吴组缃先生《颂蒲绝句》点明含义：
封建之基是小农，抑商政策致贫穷。
黄英艺菊食其力，甲第连云气若虹。
因一次似乎风雅的寻菊之行，构思出既优美又深刻的《黄英》，说明作为名标青史的作家，蒲松龄的思想多具有穿透力和前瞻性。清初社会发展的形势，社会生活的本质，时代的、思想的新桃换旧符，在《聊斋志异》尽收眼底。马克思说，英国小说家狄更斯、萨克雷向世界揭示政治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道德家合起来还多。恩格斯说，巴尔扎克的创作比当时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统计学的大量统计更有力。从蒲松龄的创作看，这些话真有道理。
巴尔扎克说过：“从来小说家就是同时代人们的秘书。”蒲松龄这位“秘书”，用《黄英》写商品经济的“新绿”，写商品经济冲击下知识分子的不知所措。与《黄英》类似的还有《小二》《刘夫人》《王成》。这几篇作品都说明穷居乡村的蒲松龄如何在经济繁荣场景上挥动自己的如椽巨笔。终生乡居的穷秀才如何能有这样的观念？不能不考虑蒲松龄所处的时代和地理位置。清初，齐鲁之邦经济上率先繁荣。这里水陆交通发达，京城数日可至，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贸易接五湖四海。在经济动力的推动之下，人们的思想、观念自然会发生相应变化。这些变化被敏感的作家蒲松龄捕捉到聊斋里边。
《小二》实际是农民起义失败者的创业故事。少女小二和丁紫陌从白莲教营垒逃出，迁居益都西鄙，办陶瓷工场。因为小二擅长经营，工场越办越大。小二的工场以奇取胜，及时推出新产品，她的产品价格贵却卖得快。赏罚分明的管理，使她的事业如旭日东升。年轻慧美的小二俨然女强人，懂经济，善管理，谙心理，会调剂：
女督课婢仆严，食指数百无冗口。暇辄与丁烹茗着弈，或观书史为乐。钱谷出入以及婢仆，凡五日一课，女自持筹，丁为之点籍唱名数焉。勤者赏赍有差，惰者鞭挞罚膝立。是日，给假不夜作，夫妇设肴酒，呼婢辈度俚曲为笑。
这个崭新的聊斋女企业家形象是商品经济繁荣的产物。《小二》之深刻，在于映现了传统守财地主向享乐型资本家过渡。同样深刻的，还在于《小二》反映了两性因经济地位变化渐趋平等的家庭生活。男女经济地位的平等，使小二不再是男人的附庸。
《刘夫人》是人鬼合作经商创业故事，人鬼同心，其利断金。廉生读书考不上功名，偶然遇到的刘老太，把自己积攒的八百两银子交给他，让他经商。廉生成了巨富，娶了美妻。他每次向刘老太汇报经商收获，刘老太都未卜先知。最终刘老太将廉生经商赢利的五分之二分给她两个不成才的孙子，其余留给廉生。此时廉生才发现，刘老太是妻子的外祖母，去世已久。刘老太拜托他代为经商求利时的大宅第是坟墓。《刘夫人》创造了历经沧桑、成熟老练、智谋过人的“女鬼强人”形象。她是鬼，却担负起人世间男子未必能担当的责任，像在大帐里摇羽毛扇的诸葛亮，指点廉生商海冲浪，运用超强能力帮助不成器的后代兴旺家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