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1]
——习近平
一、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
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本质要求，是一个根本要求，也是一个总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本身就是先进文化，为什么还要强调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它总是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和国内的文化环境，有西方文化的冲击渗透，传统文化的牵扯羁绊，更有敌对文化的否定拆解，所以，如果不强调坚定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就会在激荡中失去定力，无法面对风险和挑战。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一定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2]。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在“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一节中，再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也特别指出，“要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4]。这就为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指明了航向。
（一）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
科学理论对于实践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实践，须以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文化作为价值观的重要载体，其繁荣发展尤其需要遵循精准把握了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论。加快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只有在这一科学理论的指导下，文化建设才能做到始终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实现科学发展。
自觉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切实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全过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体现，在整个文化建设中处于统摄和支配地位。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建设、培育、弘扬和传播作为核心内容，通过文化的传播和影响，在全社会形成统一的指导思想、共同的理想信念、强大的精神支柱和基本的道德规范。
坚持正确方向，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科学认识和把握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的关系至关重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化产品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特殊商品，其商品属性、产业属性、经济属性的实现不能以扭曲或淡化其意识形态属性为代价，也不能因为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排斥其产业属性。正确把握二者关系，处理好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是文化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的关键。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任何时候社会效益都是第一位的，必须始终把社会效益摆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
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进程中取得的宝贵经验。什么时候二者坚持和贯彻得好，二者之间的关系处理得好，文化就发展繁荣；什么时候二者被忽视甚至被抛弃，或二者中某一方面被偏废，文化就枯萎、凋敝。坚持“二为”方向，弘扬主旋律，是社会主义制度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本质要求，是社会主义文化必须担负的社会责任，也是文化社会主义性质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生命所系；贯彻“双百”方针，提倡多样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对文化建设提出的客观要求，是由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方面的精神文化需求决定的，是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的活力所在。这两个方面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因此，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一方面要提倡多样化，鼓励文化产品对现实生活的全面的反映，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要弘扬主旋律，旗帜鲜明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二）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始终贯彻以民为本、以人为本
文化是以人为根本的。人创造文化，文化体现着人的本质力量；同样，文化也塑造人，人体现着文化的最终目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必须始终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这是文化自身发展的前提和要求，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特质所在。坚持以人为本，要深入研究人民群众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新期待，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积极反映人民生活，反映人民实践，反映人民吁求，推出更多深受群众喜爱、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相统一的精品力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必须切实发挥文化“以文化人”的功能，以优秀的文化产品鼓舞人、教育人、引导人，弘扬人间正气，塑造美好心灵，培育优良品德，养成良好风习。坚持以人为本，还要对损害人、贬低人的文化现象保持高度警惕，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真正使文化产品成为丰富人民群众生活、提高人民群众境界的精神食粮。
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同时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和主体地位，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必须把人民群众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扎扎实实地虚心“向人民群众问计”“听人民群众意见”“向人民群众请教”[6]。这样，我们建设的文化才能包含人民群众的自主选择和实践智慧，才能凸显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地位。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还应充分调动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关键在人才，动力在改革创新。文化体制改革必须有利于构建一支结构合理、梯次分明、素质优良、勇于创新的文化工作者队伍，有利于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和谐氛围，有利于建立和完善优秀人才健康成长与脱颖而出的体制机制，以期形成人尽其才、各展所长的良好局面。
（三）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富于改革创新精神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在国际发展竞争日趋激烈和我国发展动力转换的形势下，必须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架构，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发展也是如此，只有紧紧扭住创新这个理念和环节，实现文化的创新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才能在国际文化的剧烈激荡中站稳脚跟，才能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吸引力和竞争力。
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鲜明主题，改革创新是加快文化发展的强大动力。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改革创新是必由之路。当前，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体制环境、社会条件都在发生着深刻变化。必须按照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清醒认识存在的问题，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创造有利的环境和条件，这也是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的根本途径。
以改革创新为强大动力，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科学发展，最根本的是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转变观念，树立起新的、科学的文化发展观。要自觉把思想认识从不符合文化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思维定式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从不符合文化科学发展的做法和规定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从不符合文化科学发展的传统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由之路，其重点和难点在于不断推进文化的体制创新、机制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传播方式创新、科技创新，切实增强文化发展的生机和活力。体制、机制是关键。解决制约文化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关键要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体制机制创新。内容、形式是基础。必须准确把握社会文化生活的新特点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在内容上和形式上进行积极探索与大胆创新，努力增强文化产品的表现力，不断创造新的文化样式，催生新的文化业态。传播方式、科技是手段。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取决于文化内涵魅力的大小，而且取决于其传播手段的强弱，我们要着眼于提高文化传播能力，大力推进传播方式创新；科学技术对于提高文化生产和传播效率具有决定性意义，推动科技创新，也是推动文化发展繁荣、增强文化影响力、提高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条件和必然要求。
（四）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要善于吸收借鉴
文化发展的根在生活，在人民群众的伟大社会实践，但吸收借鉴作为“流”的有益文化成果对文化发展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大作用。文化之所以为文化，就在于其恒久的历史传承性。继承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吸收借鉴世界有益文化成果，是推动文化发展繁荣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大力推进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切实创造条件，既大力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把丰富的民族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优势；又坚持对外开放，积极借鉴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
任何民族和国家文化的发展，都是在既有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文化传承、文化变革与文化创新。离开传统、割断血脉，无疑就会迷失方向，丧失根本。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是我国文化发展进步的深厚根基和不竭资源。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必须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必须始终保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大力繁荣发展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
每个民族和国家的文化都有自己的优势和长处，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学习和借鉴是文化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世界的优秀文化成果，不仅在文化产品、文化影响上，而且在形成这些文化产品、文化影响的体制机制上，都需要我们认真揣摩，潜心研究，对其优势和长处加以吸收，为我所用。在日益开放的当今时代，文化的发展繁荣离不开同世界各种文明的对话。文化建设既要以我为主，自立自强，又要放眼世界，广纳博采。要积极适应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的新趋势，着眼于中华文化的长远发展，“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使中华文化能够得到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世界优秀文化的多重滋养。这样的中华文化，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既是胸襟博大的又是自强不息的，必然有着光明的前途和无限的希望，也必然能够为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为世界文化的丰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二、文化建设中的“五个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着很多的元素、层次和维度，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文化建设过程中，对这些主要元素、层次和维度，既要抓住重点，又要统筹兼顾，以免形成短板，使文化建设出现错位、扭曲或其他不平衡现象。就此而言，文化建设应立足实际、遵循规律、明确方向、坚定信念，正确处理好先进与丰富、精神与主体、传承与创新、快速发展与社会效益、激发文化企业活力与保障国家文化安全五个方面的辩证统一关系，按照党的十八大精神要求，扎实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一）先进与丰富的统一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8]这里内在地蕴含了先进与丰富相统一的思想。在笔者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先进，二是丰富。落后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贫乏也不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就是要在先进和丰富两个方面大力推进文化建设，使之与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相适应，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样化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是先进和丰富相统一的根本保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是先进与丰富相统一的基本内容；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是先进与丰富相统一的根本要求。反映人民精神世界、引领人民精神生活，就能使文化产品的人民性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使人民的历史主体、价值主体和实践主体地位得以彰显，这是先进文化的本质特征和基本内涵。同时，人民精神世界的丰富和人民对精神生活的多样需求，也必然要求文化产品的多样和丰富。“三贴近”原则中的“实际”“生活”“群众”都是最丰富和最多样的，贴近它们本身就意味着一种丰富性的诉求。
在先进与丰富这一对关系中，先进是灵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体现，是更为根本的方面；丰富是在先进指导下的丰富，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摄之下的丰富。同时，丰富对于先进又有正向推进作用，丰富的不断积累和提炼，可以为先进提供更为坚实的支撑。可以说，没有先进性的丰富，不是真正的丰富；同样，缺乏丰富性的先进，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先进。
（二）精神与主体的统一
党的十八大报告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部分，提出了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的基本要求。[9]这意味着，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已成为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基本目标之一。建设文化强国需要一定的主体条件，需要进行人的人民性素质和公民性素质的建设与培育。文化强国的落脚点是在人民上的，是在人民的精神上的，其着力点应放在以文化来立人、强民，通过立人、强民来实现我们的文化强国梦上。这就要求在文化建设中始终坚持精神与主体的辩证统一，使主体成为摆脱动物性的文化主体（或文明主体）、摆脱物质性的精神主体，实现赋精神予主体。优秀文化产品是人类灵魂的钟声，它可以加强和推进对主体的心灵建构与精神提升，因此，文化建设必须激发其自身立人的理想和热情，充分发挥其对于人的建设的重要作用。
坚持精神与主体的统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德教来从精神上化人、育人，使主体统一于精神，或使精神统一于主体，弥合主体与精神之间的裂隙。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应培育主体的美德认知能力，使其知真假、晓善恶、识荣辱、辨美丑。要积极培育人们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能力，社会生活中不乏假以真出、恶以善出、辱以荣出、丑以美出的现象，要引导人们注意现象和本质的区别，不以现象遮蔽对本质的认知。其次，应培育主体的美德践行意志。意志源于责任，责任感愈强则意志力愈强。在我们这个时代，美德不仅仅是一种修养、一种教养，更是一种责任、一种使命。因为美德不仅对于肯定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通过肯定人来肯定社会、推动社会不断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最后，还应营造一种崇尚美德的社会氛围，培育一种朝向真善美的时代风尚，实现社会环境要素对人的肯定性精神要素的积极配置。
（三）传承与创新的统一
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传承与创新的统一。一切文化都是当代文化，传承是其基因，创新是其生命。没有传承，文化就没有积淀和底蕴，就会失去历史血脉；没有创新，文化就不能很好地跟现实结合，其意义的生长与丰富就会受到阻碍，就会失去时代精神。建设文化强国必须坚持传承与创新的统一，既要注重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内涵的传承，建设其传承体系，弘扬其思想精髓；又要在尊重命意传统和历史语境的前提下，以一种当代视野、前沿方法、世界眼光、未来关怀和问题意识来理解与把握传统文化，从中提炼、挖掘出新意蕴、新向度、新品格，使传统文化在保持精华的基础上被赋予崭新的时代意义。传承是蕴含创新的传承，也只有蕴含创新的传承，才能更加有效地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始终保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心、自豪感，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魅力和生命力。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关键是增强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10]文化创造活力着眼于创新，但其内涵也离不开传承，是蕴含传承的创新。文化只有不断创新，不断地跟新时代、新实践、新主体、新需要、新思想相结合，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满足人民需求。文化创新同科技创新一样，也要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创新，提高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更加注重协同创新。可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当代实质上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不断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的传承创新发展过程。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是文化强国建设的发动机，因此，必须深化文化体制改革，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发扬学术民主和艺术民主，为人民提供广阔的文化舞台，让一切文化创造源泉充分涌流。
（四）快速发展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要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化产业快速发展。[11]这些要求内在地蕴含了快速发展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辩证法，主张要把文化发展和文化效益有机结合起来。效益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坚持快速发展和社会效益的统一呢？应该说，由于产业资本的逐利本性，快速发展，尤其是更多地受市场调节的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与经济效益是必然地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有快速发展一般就会有经济效益。而社会效益则不然，它不必然地和快速发展联结在一起，二者不一定是成正比的，有时反而是成反比的。因此，对于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必须一再强调，反复强调。
坚持快速发展与社会效益相统一，首先要明确只有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的快速发展才是良性的、好的快速发展，才是可持续的发展。从实质看，从长远看，社会效益都是比经济效益更能推动文化发展的动力之源。因此，既要在快速发展中为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划出底线，更要对其做高标准要求。这是我国近十年来文化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如果有的文化生产部门只注重追求发展速度，至于社会效益、精神效益方面则以不碰触、不突破底线为限，不是向高标准看齐，而是着眼于最低标准，坚守的是道德底线而非道德高原，这就会使部分文化产品的社会效益始终在底线徘徊。因此，即使发展文化产业，也必须坚持内容为主，坚持正确的价值观导向，勇于承担社会责任，以始终坚守精神高原为荣。只有这样，文化才能真正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12]，才能真正具有恒久的家园魅力，才能真正聚心、化人、立民、强国，也才能真正形成富有竞争力的国家文化软实力。
（五）激发文化企业活力与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统一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13]。对于国有文化经济同样如此。
一方面，发展国有文化经济要激发国有文化企业活力。通过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通过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放大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提高国有文化企业活力和竞争力。要进一步深化国有文化企业改革，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要加快国有文化企业同市场经济相融合，适应市场化、国际化新形势，以规范经营决策、资产保值增值、公平参与竞争、提高企业效率来激发和增强文化企业活力。
另一方面，发展国有文化经济要保障国家文化安全。要完善国有文化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文化资产监管。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文化战略目标，更多投向关乎国家文化安全、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文化行业和关键文化领域，重点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文化产业，确保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价值观安全和文化安全。
可以说，国有文化企业没有旺盛的活力，国有文化经济就不可能实现发展，就会失去作为企业的经济学意义；而文化企业如果不能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甚至对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核心价值观起了消极的或拆解的作用，那么其发展就将失去建构民族文化及国家意识形态的意义。因此，建设文化强国，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坚持激发文化企业活力与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统一；只有这样，国有文化企业才能发挥其思想文化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文化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
三、构建文化中华性
在我们这个时代建构文化强国，最大的课题可能就是我国文化产品的鲜明的中华性或中华特质的确立。因为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在于凸显文化的原创性及其影响力，而不只在于文化产品数量的激增或文化经济总量的扩张。文化产品宏富、文化经济总量高企，可以是文化大国的标尺；而文化强国的判断指标则离不开文化的原创性和影响力，它是一国文化的内核。就中国文化而言，这个内核就是中华性或中华特质。我国文化界在近代以来经历了欧风美雨的长期激荡，可以说，在文化生产中确立起现代语境中的中华性既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重点，又是其难点所在。
（一）中国文化鲜明的独立性——中华性
中华性首先表现为中国文化的鲜明的独立性或区别性。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和发展，既为各种文化和文明之间进行交流与对话创造了一定条件，同时也给世界文化多样性带来了威胁和挑战。经济全球化趋势内在地对文化具有一种同化力，使彼此异质的文化同质化。因此，任何一种民族文化要想在全球化浪潮中不被淹埋或吞噬，就必须确立起精神文化品格的鲜明的独立性或区别性，并且还要使这种独立性或区别性尽可能地得到强固和深化。当然，独立性或区别性并不是孤立性，在全球化时代，文化的发展都必然带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开放性视野也是民族文化独立性或区别性的基本要求之一，因为只有在交流、比较和对话中，独立性或区别性才能真正得以显现。同时，真正的文化交流、比较和对话，也都应是以文化独立性或区别性为依据和前提的。
我国有学者在文章中提到这样一个事例：某音乐学院曾与德国学者合作“中国—德国音乐教育比较”研究项目。在非正式场合，德国学者开玩笑说：“你们采用的完全是德国音乐教育体制（中国音乐教育仅仅是中国版的德国音乐教育，从基本乐理、视唱练耳，到作曲‘四大件’——和声、复调、曲式和配器，无不是欧洲古典音乐的教育），因此不存在‘中—德比较’，而只有‘德—德比较’。”[14]这就意味着没有实质上的独立性或区别性就没有真正的文化比较，也不会有真正的文化交流和对话，更不会有文化强国。在文艺理论领域，当我们谈到中外文艺理论的比较时，往往是把中国的古典文艺理论同西方文艺理论相比较，而不是拿今天或当代的中国文艺理论与之对话，原因就在于当前我们的文艺理论西方化得太严重，我们的具有独立性的文艺理论患了失语症，如果拿当前的中国文艺理论去跟西方比较，那同样是“西—西”比较，而非“中—西”比较。
（二）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是中华性的基本内涵
中华性内容涉及广泛，大体应包括中华民族总体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话语方式、行为方式、思维方式等维度的特质，其核心在于渗透于这些方式之中的价值观系统。笔者根据自己的理解，把这一传统价值观系统概括为四个方面：人与自然的方面，代表性价值观念是和谐共生、天人合一；人与社会的方面，代表性价值观念是以民为本、天下大同；人与人的方面，代表性价值观念是重义轻利、思利及人；人与自身的方面，代表性价值观念是制欲贵节、尚礼厚德。这个价值观系统与西方社会的以个体为中心的价值观系统是区别性的，显示了中华文化精神的特殊品质，是中华性的基本内涵。在文化产品中蕴含和弘扬这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系统，是确立其中华性的根本所在。也只有立足于这一基础，文化强国建设、对外文化交流与对话才能真正得以进行。中华文化产品讲求道存、讲求自然、讲求无我、讲求含蓄、讲求境界，这些都是以上述价值观系统为依托的。
文化的中华性不是抽象的，它必然体现在文学艺术等文化产品中。建设文化强国，也是要靠文化产品说话的，最终也必须落实到具有原创性及影响力的文化产品中。离开文化产品空谈文化强国和文化的中华性，那只是理论上的或想象中的文化强国和中华性。那么，如何区别是否是中华特质或中华性的文化产品呢？最根本的也要从价值观的层面去看待。比如，花木兰代父从军这个典型的中国传奇故事，1998年被好莱坞动画影片制作公司迪士尼制作成长篇动画巨片《花木兰》，其主要情节虽然还是木兰代父从军，但无论故事的主题还是人物形象的刻画都被涂上了强烈的美国色彩：影片中，她不但谈起恋爱、与皇帝拥抱、和父亲亲吻，就连她的老祖母也具有了美式幽默，在得知木兰遇到如意郎君时高呼“下次可要招我去当兵”。同时，故事主题也发生了改变，中国传统的木兰从军突出的是一个“孝”字，但是动画片里的木兰已经成为“女性自我价值的追求者”，在木兰的性别被曝光后，她承认自己这样做并不仅仅是为了父亲，而是为了“实现自我”。这样的传播着美式价值观念的《花木兰》，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发挥着美国文化软实力功能的影像符号。不同于美国版的《花木兰》，我们的《花木兰》建构、宣扬和维护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价值观体系——“孝”，它强调的是一种以他人为主的“利人”或“重义”观念，而非西方的以我为主的“自我”观念。“孝”体现了中国社会语境中人的文化精神的价值取向，而迪士尼制作的《花木兰》则是对这一中华传统价值观的遮蔽、改写与瓦解。
中华性文化产品与中华民族之间具有一种互文性，即中华性文化产品与中华民族二者有着相互确证和相互体现的关系。我们的人民能够从文学艺术等优秀民族文化产品中寻找到一种深刻的中华性认同感。这种认同不仅是指语言上的认同，更重要或者说更基本的是价值观的认同，中华性是我们民族文化产品的灵魂所在，是根脉之所系，只有具有充分的中华性或中华特质的文化产品才真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故乡，读者才能从中找到真正的归属感。文化强国建设所依托的正是这样的文化产品。
（三）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文化是传统文化发展的现代形态
文化强国建设最根本的是要以包括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这与建构中华性是矛盾的吗？这会不会形成对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系统的颠覆呢？答案是否定的。毛泽东指出：“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15]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被接受，乃至融入民族文化，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指导思想，除了它适应了改造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念的主要方面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系统具有兼容性，二者是顺向的。比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的追求，与我国传统文化中追求“大同世界”的理想境界相通；马克思主义的站在大多数人民群众利益方面的立场、站在工人阶级利益方面的立场，与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相通；马克思主义对资本、对剥削的批判，与“重义轻利”这一中华民族文化价值伦理选择相通……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中提出的“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等理念，更是直接对传统文化基本范畴与命题的创新发展。应该说，如果没有这样的共通性或兼容性，马克思主义思想不可能在中国发挥这样深广的影响。所以，可以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价值观融入中国文化，使中国文化的面目也焕然一新。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从价值观系统方面看，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形态。
当我们谈到中国文化的时候，常常把传统文化与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分别开来，把传统文化与先进文化分割开来，这既不利于先进文化的中华化、不利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也不利于作为总体性范畴的中华性的建构。在价值观系统上，把先进文化理解为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形态或现代化形态，一方面可以更好地衔接文化发展的血脉，另一方面也能够弥合古典与现代的裂纹，确立起一个内在统一的、有机的、总体性的中华性，从而为文化强国建设确立“主脑”。事实上，中华文化的生命力也正表现在其强大的涵容力上，价值观念上与中华传统价值观系统相顺应，具有相当程度的同构关系，是外来文化思想深层次融入中华文化，甚至最终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必要条件。
（四）建构现代语境中的中华性：势所必然、任重道远
为回应全球化进程对世界文化多样性带来的巨大挑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11月2日在第31届会议上发布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文件以明确的语言从人权的视角、创作的视角、国际团结的视角阐述了文化多样性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它指出：“文化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方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这种多样性的具体表现是构成人类的各群体和各社会的特性所具有的独特性和多样化。文化多样性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对人类来讲就像生物多样性对维持生物平衡那样必不可少。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多样性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考虑予以承认和肯定。”“文化多样性增加了每个人的选择机会；它是发展的源泉之一，它不仅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且还是享有令人满意的智力、情感、道德精神生活的手段。”[16]这就在认识上超越了19世纪以来的“欧美文化中心”观念，是人类文化观、文化发展观的一个巨大进步。以确立当代文化中华性为重心的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意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凸显出来的。可以说，在当前情境中，强调艺术生产和文化发展的中华性，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势所必然。
实际上，整个20世纪，在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进程中，一方面对中华化（当时更多被称为“民族化”）的探索和追求从来没有停止过；另一方面，当时大多的时期，西方化的趋势也从未歇息，以致确立现代文化中华性的路途至今仍显得漫长。有位音乐学学者指出：“尽管20世纪上叶以来就一直强调‘中体西用/西体中用’‘洋为中用’‘借鉴西方技法，创作民族风格的音乐’等等，如今的中老年作曲家并非没有接触民族民间音乐，但实际上起决定作用的思维方式明显由西方专业作曲技术主宰。这种历史造成的西方作曲思维，是全球现象。正因如此，才有‘民族化’一说。所谓‘民族化’，就是将西方的东西改造为和民族音乐相容的东西。于是就有后来的和声民族化、十二音民族化等集体行为。长期以来，用西方技法或改造过的西方技法写中国风格的作品，成为作曲家们的共识或共同遵守的信念。”[17]但“西方专业作曲技术主宰”的基本趋势和方向并没有太多改变，依然是“新音乐”的道路，思维方式依然是西方占主导。这表明，在这样一个走向世界的进程中，即便我们有了对中华性的自觉，以中华性来统摄文化生产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在理论上明确了中华性的方向是一回事，在文化生产中真正实现中华性是另一回事，它需要众多的文艺家和文化工作者的切实努力。对于文化强国建设来说，这确乎是一件“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要做”[18]的大事情。
建构现代语境中的中华性，要求在民族文化发展上防止庸俗进化论的发展观——视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新质对旧质的不断取代的过程，否则不利于文化传统价值观的涵养与保存。在一些人“欧美中心论”的主导下，现实中往往会滋生“被殖民”倾向，视文化发展的过程是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奴役或取代过程，是现代对传统、新对旧的替换。然而，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表明，这一过程不是这种淘汰取代的过程，文化发展的特征是“积累”式的；文化的每一步发展，都是文化传统的延伸和对传统资源的“保存”与“添加”。[19]这一发展特征形成的根本原因也正在于文化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上的东西，它承载着蕴含整个民族生存意义的稳定的价值观系统，可以说，这从根本上决定了文化发展的以“累积”和“添加”为表征的传承性。显然，文化“保存”的核心也应是价值观的“保存”，它是民族文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决定着文化发展的基本内容。
（五）凸显中华性必须处理好外向性与内向性、传承性与开放性的关系
中华性不是一个排他的保守主义概念，它既有坚守，又有汲取；既有沿袭，又有对话；既有内向性，又有外向性；既是传承性的，又是开放性的。那些对坚守、沿袭、内向和传统具有颠覆性的汲取、对话、外向和开放，是我们要坚决排斥的。就当前一个时期以来的文化生产来看，凸显中华性必须处理好外向性与内向性、传承性与开放性的关系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外向性、开放性已经成为中华文化产品创作的一个重要特征和趋势，成为文化产品生产者的自觉追求。从发展的角度看，任何创作的民族特质都应是外向的、开放的，自我封闭的特质是没有前途的，那将窒息其生命活力。然而，任何创作的民族特质的外向性或开放性也都不是没有限度的，这个限度，在这里就表现为中华性或中华特质本身与其他民族特质的明显区别性。无限度外向或开放的中华性最终将会失去其自身的血统规定性，甚至走向其血统规定性的反面。正如文学理论中所说的“无边的现实主义”就等于取消了现实主义一样，中华性的外向性或开放性如果没有了与自身不同甚至相逆反的他者特质的界限，与取消中华性的做法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文化产品的中华性如不具备外向性或开放性品质，其活力就会日益枯萎；而无限的、过度的外向或开放，以致使异质的文化基因发挥了支配性影响，其产品就将失去对于民族文化的建构性意义。文化生产能否在中华性的外向性与内向性或传承性与开放性之间把握好分寸与尺度，不仅考验着文化工作者的真诚和智慧，而且也预示着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群落发展中的历史命运，关系着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的前途。
四、文化建设要助力中国梦
201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将文化尤其是文艺的重要作用提高到了一个关乎民族复兴的新高度。可在当下的社会现实中，有人将文化作为赚钱的工具，有人将文化当成自娱自乐的玩具，有人将文化作为装点门面的道具，还有人将文化当成遮丑的面具。这都是不正确的文化观。文化不能做时代的“看客”。只有融入火热的社会现实和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中，文化才能走得远，走得久。文化建设只有围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为之鼓劲增力，为之提供思想动力和精神助力，才会不偏离正确的道路和方向。
（一）文化要为实现中国梦提供内驱力和外助力
人们常说“诗必盛唐”，没有唐诗就没有盛唐，正是唐诗的大豪迈、大气度、大光焰、大悲悯形成了盛唐精神。盛唐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伟大振兴，而以诗为核心的盛唐文化对于这次振兴，不仅是一种表现和摹写，更是一种深度参与创造的精神性、灵魂性力量。“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义以为质”“民胞物与”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的历史，见证了中华文化基本精神的顽强生命力及其对于民族进步的强大推助力。
在任何国度，文化都扮演着为时代进步提供能量的角色。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期间，美国的作家索尔·贝娄、约翰·厄普代克、海明威等人，积极描写处于逆境中的普通人，表现他们如何顽强奋斗，最终摆脱困境，成为主宰自己命运的主人。海明威研究专家卡洛斯·贝克说过，在美国，“你可以跟任何一个开电梯的人或出租汽车司机谈论海明威，因为他们都读过一点海明威的小说”[20]。这些正体现了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对于当时困境中的美国人的感染和鼓舞。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社会的复苏和复兴，美国人在逆势中始终葆有的信心和坚持，与这些优秀文艺作品所发挥的积极影响和有力支撑是分不开的。
那么，文化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进程中应当承担怎样的历史使命和责任？答案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鼓舞全国各族人民朝气蓬勃迈向未来。这是对优秀文化产品，特别是文艺作品作为推进民族复兴强大动力的有力肯定，也是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文艺创作者提出的新要求、新期待。优秀文艺作品以其动之以情、劝之以美的特性，“入人也深”“化人也速”，既可以动员、鼓舞本国人民，形成民族、国家发展进步的强大内驱力；又可以打动、感染和悦服国外读者和观众，形成实现中国梦的善意的外部助力，使民族复兴的前景越来越美好。
（二）文化生产要高扬“脊梁”精神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写道：“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21]文艺创作就是要高扬这种“脊梁”精神，以文艺的方式增强人们的民族自信和民族认同，增强他们“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增强民族自信，要求文化工作者在自己的作品中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并以之影响和引导读者。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坚持和表现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呢？在我看来，最核心的就是要做到始终和人民在一起，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因为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就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22]。文化工作者、文艺创作家不仅要眼中有人民，更要心中有人民，思虑民瘼，笔系民生，文会民意，使自己的心和着人民的脉搏一起跳动。这样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就会驱散虚无主义、个人主义的阴霾，确立起人民本位的清新、朴实、宽厚、刚健、阳光的艺术风格。
增强民族自信，文化工作者要把爱国主义作为文化生产的主旋律。自古及今，爱国主义几乎是每一个民族国家的光荣传统和存续依据，是民族自信和民族凝聚力的最重要的体现。我国有“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的李陵，有“爱国如饥渴”的班固，有“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曹植，有“位卑未敢忘忧国”的陆游，有“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有“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顾炎武，有“我以我血荐轩辕”的鲁迅……西方国家有把“保卫祖国的荣誉”当作“最大的荣誉”的亚里士多德，有重视祖国的利益“甚于自己的生命”和儿女的莎士比亚，有把爱祖国视为“政治上的美德”的孟德斯鸠，有“爱祖国高于一切”的肖邦，有把“为祖国而死”当作自己“最美的命运”的大仲马……正是这样的爱国主义主旋律，正是这样的文化思想中的民族魂，让文化成为民族的文化、国家的文化、人民的文化，确立着人民对于自己民族、国家的自尊和自信。
（三）文化建设要修复人们破碎的道德感
人们常说，随着经济的繁荣发展，必须要有一个文化的繁荣发展与之相匹配。其道理就在于如果只着眼发展经济，文化上的建设跟不上，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失去平衡，就会导致物欲的非理性膨胀，从而引发诸多社会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对于人的品德养成而言，没有节制的物化扩张和与之相伴的私欲膨胀是有毒的，而作为一种精神救赎的文化建设则是其解毒剂。有一个时期人们讲道德滑坡，为什么道德会滑坡呢？就是强有力的文化建设没跟上，对物质欲望的管控节制机制失灵了。文化建设的根本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也就是德的建设。文化建设作为德的建设，其主要价值就是在经济成长的进程中抑制泛滥的物欲，净化人们的心灵，修复人们破碎的道德感，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使我们的民族能够树立起一种理性精神和崇高品质，找到正确的前进方向和道路。
一个民族如果没有真善美的道德境界，无论其物质生产如何发达，物质积累如何丰富，都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为衡量一个民族的伟大与否，不仅有经济上的指标，更有文化上、精神上的指标。当然，提升民族境界是一个艰难的道德爬坡的过程，不是只搞几项文化工程就可以实现的。一个民族的道德境界，是这一民族成员的道德境界的集中体现。因此，一种价值观要真正在民族境界的塑造和提升上发挥作用，就必须融入社会生活，与民族成员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起来，让民族成员在实践中能够体验它、感知它、领悟它。而形象、生动、细腻反映人们现实生活的文艺作品，在这方面显然具有更为独特的长处和优势。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像蓝天上的阳光、春季里的清风一样，能够启迪思想、温润心灵、陶冶人生，能够扫除颓废萎靡之风。[23]通过这样的文艺作品，民族成员就会为核心价值观的意蕴和魅力所吸引，疏瀹五脏，澡雪精神，获得情感的共鸣和心灵的洗礼，进入一种较高的道德境界。随着这样的文艺作品、文化产品的繁荣发展，民族成员就会得到普遍的精神滋养，民族的道德境界也会随之得以不断提升。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60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3]同上书，533页。
[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60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5]《列宁选集》，3版，第1卷，1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57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7]《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载《人民日报》，2015-11-04。
[8]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9]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0]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1]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2]《鲁迅全集》，第1卷，25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3]《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51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14]宋瑾：《关于“新音乐”美学基础若干问题的思考》，载《人民音乐》，2000（7）。
[15]《毛泽东选集》，2版，第4卷，15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6]Universal Declaration on Cultural Diversity,adopted by the 31st Session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UNESCO（Paris,2 November 2001）,Article 1-Cultural diversity:the common heritage of humanity.
[17]宋瑾：《民族性与文化身份认同——当今中国作曲家思想焦点研究之二》，载《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10（1）。
[18]《鲁迅全集》，第6卷，119~1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9]参见何晓兵：《殖民主义阴影下的音乐学》，载《中国音乐》，1999（1）。
[20]转引自杨仁敬：《60年代以来美国的“海明威热”》，载《译林》，1989（1）。
[21]《鲁迅全集》，第6卷，1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2]《鲁迅全集》，第6卷，1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23]参见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5-10-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