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这样的情形，在我国历史上，在当今世界上，都屡见不鲜。[1]
——习近平
一、培育和发扬社会主义精神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文化建设之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2]因此，文化建设必须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实质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基本体现，是社会主义精神在社会伦理和价值取向上的表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以培育和发扬社会主义精神为内在理路与导向。
（一）社会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
2013年3月17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一论断为中国梦的实现指明了正确方向，同时也为我们各项建设事业的科学发展确定了航向。对于思想文化建设来说，实现中国梦的关键在于培育和发扬社会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精神反映中国道路，体现中国精神，汇成中国力量，是中国梦的精神内核和精神实质所在，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所在。思想文化建设围绕和着力于培育、发扬社会主义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要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也是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基本要求。
中国梦的核心要义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理论体系，是各项建设事业的指南；在实践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当代亿万中国人民建设祖国的伟大创建活动；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一种精神、一种人格，它具有崇高的品质，也体现着坚定的价值理性。从精神向度上去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为我们的文化建设找出新的生长点和着力点。我们知道，美国梦走的是美国道路，其背后演绎的那些成功故事，所体现的是资本主义的伦理和精神。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正是资本主义精神支撑起了美国梦。中国梦与美国梦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精神力量的不同，支撑中国梦的精神力量是社会主义精神，社会主义精神为中国梦确立起精神上的自觉和自信。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精神呢？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样，其确切内涵也需要一个不断凝聚和提炼的过程。就笔者现在的理解而言，总体上看，社会主义精神的基本内涵应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优先，二是人民本位。这区别于资本主义精神的资本优先和个人本位。需要说明的是，社会优先和人民本位，是在伦理层面和价值取向上的规定或原则，这种社会主义精神是生活化的、贴近现实的，它往往诉诸现实生活中人们的义务感和责任心。我们在文化建设上强调注重文化产品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意义，文化生产社会效益优先于经济效益，文化工作者要坚持下基层，走群众路线，为人民服务，这些都是社会主义精神的重要体现和发扬。
社会优先是指我们的实践活动、思想判断、情感倾向要首先有利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完善和发展，在价值倾向上，始终坚持社会价值、社会意义、社会效益为上、为重、为先。严格地说，社会优先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才可以真正地、完全地实现；在资本控制下的社会，以资本为优先，资本排斥甚至颠覆社会价值的现象层出不穷，不可能真正地、完全地实现社会优先。人民本位是指人民主体地位（包括历史主体、实践主体和价值主体地位，特别是指价值主体地位）在社会现实中的真正确立，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利为民所享、情为民所系、心为民所向。它要求政府在经济、社会及管理活动中，首先要确保人民意志，特别是基层民众意志在整个社会公共管理中的决定性地位；要确保人民，特别是基层民众的利益，追求基层民众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优先与人民本位是有机统一的，社会优先是人民本位的必要前提和具体体现，社会效益与人民利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人民本位是社会优先的内在规定和要求，社会的本质在于人民，社会优先必然内含着人民本位之义。
社会主义精神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伦理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的基本体现；同时，它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时代回响，是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地跟新时代、新实践、新主体、新需要、新思想的结合。马克思1881年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借用摩尔根著作中的话说：“现代社会所趋向的‘新制度’，将是‘古代类型社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式下（in a superior form）的复活（a revival）’。因此，不应该过分地害怕‘古代’一词。”[3]马克思在这里讨论的是当时俄国农村公社的命运，笔者觉得，对于古代思想的现代命运来说，马克思的论断可以同样适用。当然，这种“复活”不是一种简单的重复再现，而是要在当代现实语境中，经过发展之后的“复活”。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伦理要求和价值取向，比如天下为公、以民为本、民胞物与、义以为质、见利思义等，在当代语境中，经过科学理论对其内涵的阐释和发展，就会“在一种高级的形势下复活”，并体现出一种具有民族文化底蕴的社会主义精神。
（二）培育和发扬社会主义精神的意义
那么，社会主义精神对于我们的人生伦理有什么规定呢？或者说它将以怎样的内在驱动力注入人生的发展呢？首先，社会优先原则，表明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人生发展的动力不是或主要不是来自利己主义，而是来自社会公共利益、人民集体利益的诉求。其次，人民本位原则，表明在社会主义精神的支配下，人生发展是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即始终把自己作为人民群体中的一员，把人民群众的利益视为自己的利益所在。同时，也把自己的人生发展视为人民群众事业的一部分，视为人民利益结构中的要素。
可以说，培育和发扬社会主义精神，是实现中国梦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之一。中国梦的基本内涵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那么，怎样才算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呢？我想，这里面既有可以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那些物质文明建设方面的指标，也有体现于各种“意识形态的形式”的精神文明建设方面的指标。只有有了强大的、科学的、先进的精神内核，才会真正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可以说，中国梦、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以崇高的社会主义精神的发达和高扬为前提、为支撑、为基本内涵。伟大的梦想不可能植根于一个孱弱的民族，物质上的孱弱、精神上的孱弱都不可能构筑起通往伟大梦想的坦途。
培育、发扬社会主义精神，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与基本要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三个倡导”都是社会主义精神的体现，并且，也只有从社会优先、人民本位的社会主义精神出发，这“三个倡导”才可能得到正确的理解和把握。因为，很明显，从资本优先和个人本位出发的自由与平等，不同于从社会优先和人民本位出发的自由与平等。
培育和发扬社会主义精神，也是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基本内容和基本要求。文化软实力建设不仅仅是文化走出去的数据堆积，也不单是某些中国文化符号的国际化，更重要的是要培育我们以社会主义精神为核心的强大的精神力量。以文化产品的形式讲述体现社会主义精神的成功故事，这样的具有精神影响的文化产品才会具有真正的软实力。如果只是以汉语的形式讲述了资本主义精神支配的成功故事，那么这样的产品即便获得某些西方学者的赞许和认同，也发挥不了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功能。
应该说，资本主义精神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发挥了非常重要的积极意义，它所支配下的民主、人权、自由、法治等等，也都发挥过历史性的正能量。但资本主义精神正在走向衰落也似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当民主、人权、自由、法治这些概念由底层社会解放的武器变成资本社会奴役的工具，当其意义日益由具体上升到抽象、由大众收缩至小众、由实践抽离为理念，它所发挥的作用就走向了其反面。当资本处于被奴役的地位的时候，它所支撑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含义，与它当上主人之后，开始奴役大众及其他弱势民族国家时所支撑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的含义是截然相反的。就像持枪权，其早前作为人民革命的权利，与它现在作为军火资本追逐利润的工具，其含义截然不同。从培育和发扬社会主义精神的视角来看，我们所主张和实行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其内容、原则和实质与资本控制的国家是根本不同的。所以，在这样的精神层面是不应也不能取法西方的。
（三）培育和发扬社会主义精神的路径
那么，我们该怎样培育和发扬社会主义精神呢？首先，应坚持科学理论，即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坚持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的社会发展理论是社会主义精神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基石，只有坚持科学的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才更有底蕴和说服力。当然，社会主义精神本身也是一种理论，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伦理层面和价值取向上的体现或具体化。
应当说，坚持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这样的科学理论，不应只是停留于口头上，也不应只是停留于笔头上，而是要将其散播于人民群众之中，以之教育人民，提高人民群众的自觉意识和思想水平。那么，如何切实有效地做到这一点呢？在人民的日常生活中培育、传播和践行社会主义精神是一条重要的或基本的路径。不是纯粹理论的思辨和说教，也没有方法论的抽象难解，社会主义精神将马克思主义生活化、伦理化了，把马克思主义转化为生活的伦理原则和道德操守。从这个意义上说，只有在群众中培育起社会主义精神，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才能在社会上得到真正的现实的坚持和贯彻；同样，也只有深刻把握和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会有对社会主义精神的正确阐释和说明，社会主义精神才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
其次，应加强研究宣传。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现代史、当代史，我们的人民群众生活，我们的根本政治制度，我们的国有企业，我们的主流文化产品，都蕴含着社会主义精神，但这种精神某种程度上还只是自在地存在着，还没有走向自觉。这就需要我们加大研究和宣传力度，从历史和现实中提炼社会主义精神，使之由自在走向自觉。
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精神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社会主义精神跟基层群众有着天然的联系，只有在基层群众中，才能找到社会主义精神的要旨、精髓和真义。文化建设跟经济建设一样，在扩大“外需”的同时，更需要努力扩大“内需”，首先要在中国的广大人民群众中站住脚。这样才不会外国人一肯定，我们就多了虚荣；外国人一摇头，我们就失了自信。人民群众的支持和赞许是我们自信的源泉。当然，走群众路线还是一个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过程。由于社会主义精神的生活化品质，更由于它跟人民群众利益的高度一致性，在基层，社会主义精神更容易被接受，并转化为一种实践力量。
最后，应着重历史建构。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是历史地形成的，滥觞于新文化运动，发展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形成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其后其内涵逐步走向丰富、完善和成熟。培育和发扬社会主义精神必须以史为鉴、以史为证，回归历史，找回社会主义精神的历史感和历史内容。以文学为例，“革命文学”和“十七年文学”可以说促成并见证了社会主义精神的孕育和发展。在文学史写作上如果忽略或歪曲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只从个人的审美立场出发认为这一时期的作品没有审美意义或没有文学性、艺术性，用所谓的“审美的筛子”将这些作品筛出文学史去，这显然就是对那段文学史所采取的虚无主义的态度，这对社会主义精神的历史建构显然是一种损害和拆解。
着重于历史建构，应充分尊重历史、尊重客观。就我国“革命文学”和“十七年文学”来说，它们所发挥的启蒙大众、鼓舞精神、改造现实、构建人民美学的历史效果是有目共睹的。从政治美学、社会美学和历史美学的视角看，从人类精神和思想发展史来看，我觉得，它们确乎达到了一个高峰——是艺术的高峰，也是精神和思想境界的高峰。研究历史需设身处地，如果离开当时当地的语境，戴着有色眼镜看历史，就只能是割裂历史发展，难免得出歪曲事实的结论。显然，在社会主义精神的建构中，这些现象与倾向是我们应当加以注意和避免的，那些把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史虚无化的意识形态叙事都将掏空社会主义精神的历史意蕴，削弱社会主义精神存在的合理性。
二、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四个维度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培育作为“文化建设之魂”的核心价值观显然是重中之重的工作。党的十八大报告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4]，既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体现了优秀民族传统的精神追求，也体现了对世界文明成果的借鉴和融汇。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全面部署。这就从顶层设计上既解决了培育和践行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的问题，又解决了如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问题，为文化建设的“铸魂工程”指明了方向。我们知道，培育核心价值观的一个重要前提是要正确理解和把握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与实质，只有正确理解，才能正确落实。实际上，正确落实的过程也就是一个正确理解的过程。总体来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主要体现为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中国与世界的统一四个维度，培育核心价值观同样要立足于这四个维度，从这四个维度出发去建设、去弘扬、去践行。
（一）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维度
价值观是对价值现象的总的看法，是一定历史时期价值主体的意识形式。价值观内在地体现了主体和客体之间一种特定的关系，即客体以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或主体需要被客体满足的效益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价值观应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方面是主体的需要或要求；另一方面是客体的某种性质、功能。价值观就是在二者之间的关系中酝酿、发生和形成的，既有主体性，又有客体性，二者内在地统一于价值观本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是人民，客体是社会。核心价值观就是对人民与社会二者关系的集中反映，培育核心价值观既与主体有关，同样也离不开客体的建设。以民主和平等为例。人民具有民主和平等的观念与意识，这只是民主和平等的价值观建设的一个方面——主体的方面；同时还必须有社会为这个观念的生长和实现提供环境与土壤，从一定意义上说，正是具有民主观念和平等观念的社会造就了民主和平等的主体意识。因此，培育核心价值观既要在主体建设上下功夫，同样，也要在客体，即社会建设上下功夫，实现核心价值观主体与客体的统一。没有以客体为基础的核心价值观是虚妄的，只是停留在空想中的概念；没有主体的价值观，是隐秘于社会土壤之中的自在的价值观，是潜在的价值观而非现实的价值观。只有主客体统一的价值观才是自觉的价值观，才是内在蕴含规定性与外在形式规定性相契合的价值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是这样的主客体统一的价值观，它既体现了人民群众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在新的历史阶段上社会发展本身的要求。可见，主体与客体相统一的维度鲜明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的科学性。
（二）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维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我国优良价值观传统的血脉延续，也是当下时代与人们生活的写照和反映；它既有历史传承的一面，也有现实生成的一面，是历史与现实的统一。比如，和谐这一核心价值观，我国已有不少学者探讨中华和谐文化的思想资源及其现代意义，认为儒家倡导以“仁”“和”为核心的仁爱和谐观，道家崇尚自然和谐观等，从而体现了中华文化“和而不同”的根本特点和一脉传统。中华和谐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也形成了我国文化重要的传统价值观念。当前，我们党倡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倡导建设和谐世界，则是一个时期以来社会现实发展的重要诉求，是时代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提出的新的要求。这反映在人们的观念上也就会生成和谐的价值观念和和谐的价值诉求。可见，和谐作为核心价值观之一的提出，正体现了历史与现实的统一。离开历史，核心价值观就会失去血脉和底蕴；离开现实，核心价值观就会丧失基础和活力。培育“和谐”这样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既要讲清我们的历史传统，又要讲清我们的现实需要、时代要求，这样才会使人们更深刻地理解它，更深刻地把它融入我们的血脉、精神，从而更好地在实践中加以落实。可以说，历史与现实相统一的维度鲜明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性。
（三）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维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富有力量的价值观，其力量体现为科学理论与社会实践的统一而生成的一种巨大的推动社会进步发展的力量。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有一个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这里不是说有部分人高高在上，提出核心价值观，然后用这个核心价值观去教导群众。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核心价值观是来自人民群众的，是群众，尤其是基层群众的呼声和思想的反映、总结与概括，所以对这个核心价值观的理解就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的实践。一旦离开基层群众的利益诉求、价值诉求，这些价值观的概念就很容易被空洞化、抽象化，成为被西方的价值观系统所同化的东西。从群众中来，提升到理论的层面，形成核心价值观，再以这个自觉了的核心价值观去培育主体；到群众中去，使之转化为人民群众的行动和实践，提高人民实践活动的价值观自觉。这里，理论是站在人民立场、代表人民利益的理论，实践是人民的实践，是劳动大众改造社会、创造新生活的伟大实践。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体现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培育核心价值观必须以这个过程为根本点，以形成价值观的向心力和人民性。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基本表现形式的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维度鲜明地显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人民性。
（四）中国与世界相统一的维度
价值观应该是独立的，即便在名称概念上是相同的，其内涵、其文化意味也应该是不同的，它应该有着独特的中国性格、中国韵味和中国表情。我们说建设国家文化软实力，重点在差异性建设，而不是同质性建设，如果是同质性建设，就无所谓国家软实力了。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在于价值观的构建，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之魂，魂愈独立、愈强韧，文化软实力便愈强大。价值观的独立并不意味着自闭和封闭，而是以我为主，吸收借鉴全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培育我们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这既是价值观自立、自强的要求，也是其影响世界，为全人类进步发展做出贡献的要求。价值观是一个核，它是要凝聚民族力量的，是民族向心力之所在。所以，世界性文明要素，必须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即被中华民族内化的过程，这是中国与世界相统一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相统一还表现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向世界、影响世界、为人类文明增加新的内涵。我们很难想象只有本国人民认同，而为其他国家人民反对的价值观。当然，这是说其他国家“人民”反对，而非那些带有民族和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政客或策士们的反对。培育核心价值观，不仅要向本国人民讲清其内涵和实质，还要向其他国家的人民讲清其内涵和实质，并讲清楚我们的核心价值观跟其他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之间的关系、区别及相同点，以寻求其他国家人民的理解和认同。在这样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更好地培育我们独立的且具有开放性品质的核心价值观，并以之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树立社会主义中国的良好形象。显然，中国与世界相统一的维度鲜明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培育过程中必须坚持以内涵培育为中心，凸显其科学性、深刻性、人民性与时代性，以人民立场为根本，以具有开放品质的独立性为基本要求，注意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统筹上述四个培育维度，开拓培育路径，形成培育合力，不断增强核心价值观培育的实效，充分发挥其在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高举旗帜、引领思潮、达成共识、凝聚力量的重要作用。
三、以核心价值观打造民族品格
文化建设的最高境界是形成坚毅而高尚的民族品格，凝聚起强有力的民族魂。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民族品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旨归。民族品格是民族文明素质或素养的集中体现，是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精神表征，也是一个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道德支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要有伟大的民族品格与之相依托。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基本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确立，为我们民族品格的当代革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契机。可以说，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民族品格，既为构建和发展民族品格指明了方向，也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了相应的要求。
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化或生活化来打造民族品格。民族品格往往显现在族群成员的个性特质上，但它不是族群成员本身所固有的品性。民族品格是在社会生活中现实地生成的，凝结了人民对生活的体验、认知、思考、判断和期许，归根结底是现实生活（物质实践）的产物。因此，打造民族品格就需要通过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化或生活化从根本上去影响它、改造它。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提出，“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中”，“确立经济发展目标和发展规划，出台经济社会政策和重大改革措施，开展各项生产经营活动，要遵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做到讲社会责任、讲社会效益，讲守法经营、讲公平竞争、讲诚信守约，形成有利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良好政策导向、利益机制和社会环境”[5]。这就把核心价值观现实化、生活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现实化、生活化，也是与其本质属性相一致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层面都是面向现实并参与现实存在的。比如，对于作为国家层面价值目标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其前提是以人民为主体，它关注的不是个人的抽象的或理念的需要，而是最广大的劳动人民在社会生活中的现实需求，以及他们对于未来的期待。显然，只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走向现实化，它才能成为现实的核心价值观；而只有现实的核心价值观，才可能真正成为民族品格的依托和源泉。
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来打造民族品格。民族品格的主体是“大众”，不是“小众”，只有由一个个个体组成的最广大的人民才拥有民族品格主体的地位。打造民族品格关键要通过凝聚和引领作为其主体的人民群众来实现，而同样以人民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这方面正有着突出的优势。核心价值观的大众化就是跟人民群众结合起来，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跟人民大众的思想情感打成一片。只有这样的核心价值观才能为人民所认同，被人民所接受，才能融入人民的思想情感，成为人民的真诚向往。伟大的民族呼唤崇高的大众，而崇高大众的培育正是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旨归，这对于民族品格的打造与养成具有根本性的意义。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作为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准则，如果真正做到了大众化，真正融入大众的思想、情感与精神，大众就会成为由崇高的公民个体所形成的崇高群体。我们既然已经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中概括出了或者说升华出了这样的核心价值观，那么，就应该以之去引导人民群众，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引导国民精神的前途的灯火”。可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大众化来打造和培育民族品格，就是为民铸魂、为民育魂，是对沉默的“民魂”的发掘和发扬，是“民魂”走向自觉的过程。
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化来打造民族品格。核心价值观是历史性范畴，其基本内涵，比如民主、平等、公正等等，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有着不同的内容。因此，只有从具体的历史语境出发，即历史化，才能正确把握其内涵，发挥其时代功能。历史化就是要把握核心价值观内涵的不断丰富发展的特质，把握其与语境特征、人民愿望、时代诉求和社会需要相结合的程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可以在我们源远流长的民族传统中找到基因；它们在近现代以来，特别是在20世纪初叶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逐步发育成长；在新中国6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得以丰富和深化。新世纪以来，党在基本文献中相继明确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6]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7]，这标志着我们的价值观建设已经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已经走向自信和自觉。民族品格的形成也是一个长期的历史传承与积淀过程，在核心价值观的发展进程中，它对于民族品格的影响也在不断加强和深化。以历史化的核心价值观打造民族品格，会更加符合民族品格生成的规律和特点。同时，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化来打造民族品格，还可以让人们认识到打造过程的历史性，这个打造不是现在才开始的，也不是打造一次就可以完成的，它是一个历史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是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的，民族品格也必将随着核心价值观发展所达到的高度而达到自己应有的与时代进步相契合的高度。
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化与信念化来打造民族品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人们心中不能始终只是知识化、理论化的存在，而应是情感化、心灵化的存在，最终转化为精神化、信念化的存在。信念是品格之母，一个民族的精神信念是其品格形成的重要支撑和依据，核心价值观应通过精神化、信念化来打造民族品格。比如社会层面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这些价值取向大家基本上都明白，道理没什么好讲的，关键在于要将这些价值取向和道理转化为人们的精神与信念。那么，如何实现这个转化呢？这里有两个互相联系的向度和方式，即体验和感动。体验，就是让人们在生活境遇中亲身感受、体验到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感动，就是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事迹去感染、打动人们。这样的方式更容易使人们在潜移默化中把这些价值取向上升为精神和信念。实现核心价值观的精神化和信念化应注意处理好核心价值观与利益的关系。虽然利益是人们行动的重要动力，人们的奋斗都与自己的利益有关；但作为一种精神的、道德的诉求，核心价值观始终具有一定的超越性。“在鸟翼上系以黄金，鸟便不能飞翔于天空。”[8]在精神和信念上，我们必须抛开极端物质主义的纠缠，将核心价值观作为民族品格的精神性、信念性存在。应该说，作为一种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培育人的高尚情操，对于人性、道德和欲望都是一种深刻的救赎力量，它能将人们从专注于现金交易的货币化生存与充满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拯救出来。优秀的民族品格应该具有比感官享乐、金钱和物欲更高尚的追求。把核心价值观作为自己的道德信念，是引领一个民族经受各种考验和磨难，朝向真善美顽强探索前进的原动力和内驱力。
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民族品格，实际上也就是在进行一次国家或民族总体层面的“公共教育”，即以核心价值观教育民族或国家的全体成员，努力形成一种民族的或国家的价值观认同。马克思早年在为《科隆日报》写的一篇社论中指出：“实际上，国家的真正的‘公共教育’就在于国家的合乎理性的公共的存在。国家本身教育自己成员的办法是：使他们成为国家的成员；把个人的目的变成普遍的目的，把粗野的本能变成合乎道德的意向，把天然的独立性变成精神的自由；使个人以整体的生活为乐事，整体则以个人的信念为乐事。”[9]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内容的三个层面，既规定了国家、社会的合乎理性的公共存在，也规定了与这个合乎理性的公共存在相适应的对于国家成员的教育内容。它一方面形成着个人的品格素养，另一方面也形成着民族的或国家的品格特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际上也就是在打造着我们民族的应有品格。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一庄严举措，不仅承担着“公共教育”的历史使命，而且承担着构建先进品格与崇高信念的民族责任。
塞缪尔·斯迈尔斯在《品格的力量》一书中指出：“如果一个民族的品格不是心胸宽阔、忠贞、诚实、善良和勇敢，那么它就会被其他民族所轻视，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无足轻重。”[10]“哪一个民族缺少了品格的支撑，那么，就可以认定它是下一个要灭亡的民族。哪一个民族如果不再崇尚和奉行忠诚、诚实、正直和公正的美德，它就失去了生存的理由。”[11]一个国家的民众一旦抛弃了荣誉、忠诚、美德等情操，而只热衷于追求财富和感官享乐，那么，这个民族就将堕落毁灭。就此来看，对于我们的民族复兴而言，对于我们的文化建设而言，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强调到何等重要的程度都是毫不为过的。
四、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生产
核心价值观是文化软实力的灵魂、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重点。这是决定文化性质和方向的最深层次要素。一个国家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取决于其核心价值观的生命力、凝聚力、感召力。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必须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中心，只有这样才能发挥其价值引领作用，实现其以文化人的目标。关怀价值，或者说，给价值观以关怀，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生产，应成为我们文化工作者的基本取向和姿态。
（一）个人主义价值观的张扬及其消极影响
应该说，当前我国文化建设中的价值观总的倾向是积极健康的，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根本要求的。在文化工作者的努力下，出现了不少反映时代、心系人民、崇尚真善、形式优美的优秀文化作品（或产品），丰富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提升了人们的精神境界，激发了人们的精神力量。然而，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在一定范围内也出现了一些值得关注的消极价值取向，其中影响较大的是个人主义价值观。
个人主义价值观在文化作品（或产品）中的主要表现，是个体人物形象的抽象化和平庸化。文化作品（或产品）是要表现个体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表现什么样的个体和如何表现个体。个体是具体的，这个具体主要表现在他与社会、与集体的联系上，表现在个体的历史生成上。而在一些文化作品（或产品）中，个体是孤立和抽象的，即割断了人物与社会、与集体的联系，取消了人的历史性。不是以历史、社会的需要来揭示个体的动机，而是以个人单体的需要来揭示。一个时期以来，尤其是在网络文化作品（或产品）中，平庸崇拜的“渎圣”写作已经成为一种思潮。这些写手认为，崇高、伟大、壮烈、理性等品质是压抑个人的，只有平庸化才能凸显个人的存在。所以，在他们灌水式作品（或产品）中，以拒绝深度、淡化意义、贱视神圣、消解崇高为价值取向，封堵了文化作品（或产品）通往历史承担、价值理性和终极意义的路径。甚者对历史名人、革命英雄、榜样模范进行平庸化“恶搞”，消解其中蕴含的科学的价值取向，为个人主义的出场打扫舞台。
在个人主义价值观念中，价值的唯一主体是个人。当今社会，个人的价值主体地位是被一般地承认了，个人利益诉求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个人与集体等量齐观，更不意味着可以以个人来排斥、拆解集体。当前有的文化作品（或产品）表现的倾向，不是在追求社会价值或集体主义价值中来获取个人价值的实现，而是以个人主义价值，甚至以极端个人主义价值来排斥集体主义价值。这在作品（或产品）中常常体现为一种恶劣的个性化描写或表现。个人在这里带有一种异质性，是与民族国家、人民、集体和传统相分离的。这种个人主义价值观在文化作品（或产品）中虽非主流，但其消极影响却在不断扩散。
（二）资本逻辑对价值观的渗透与扭曲
文化建设中的价值观倾向主要导因于文化工作者的价值观倾向。当前，个别文化工作者的价值观被资本逻辑所渗透和扭曲，价值观成为利润化的价值观，追求利润成了他们生产文化作品（或产品）时的自觉遵循。近来，这种利润化价值观倾向对科学的价值观倾向的解构作用越来越明显。比如，有的文化媒体，不追求文化超越性的精神价值，不追求作品（或产品）对人精神境界的提升，只注重作品（或产品）的娱乐性、“可读性”，即只注重作品（或产品）的卖点，只注重作品（或产品）的经济效益。至于社会效益、精神效益方面则只以不碰触、不突破底线为限，不是向高标准看齐，而是着眼于最低标准，这就使不少文化出版物的思想倾向始终在底线徘徊，它所追求的道德、精神和价值的层次难免趋于低下。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对立的一面。以前我们对统一的一面强调较多，仿佛经济效益一出来，社会效益自然就有了。所以，出版宣扬印刷数，影视宣扬收视率，网络宣扬点击率，而较少有人讲文化作品（或产品）的社会效益如何。这表明在文化价值导向上，一些人有意无意地遵循了市场的选择。这实际上就体现了价值观利润化对文化作品（或产品）社会效益的解构。庸俗、低俗、媚俗文化作品（或产品）的不断出现正是价值观利润化对科学的价值观的解构功能日益凸显的表象。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艺术和诗文相敌对，马克思的这一论断意味着经济生活并不总是有利于审美或艺术创造，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经济生活有可能对审美或艺术创造形成障碍或敌对关系。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同艺术和诗文相敌对的生产方式的根源性因素已被降解，但由于商品经济日益繁荣，资本逻辑对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渗透已不可忽视，所以我们的经济效益也并不总是有利于文化艺术生产，不总是有利于实现文化艺术的社会效益。我们国家的经济领域正在调结构、转方式，文化建设领域亦有此要求，在现阶段文化建设上，GDP思维同样可谓“闯进瓷器店的公牛”。
（三）“去价值化”的虚无主义倾向
在当前文化建设中，由于诸多因素影响，个别文化作品（或产品）呈现出明显的“去价值”“去意识形态”“价值中立”，乃至“价值平均主义”的虚无主义倾向。有些文化工作者为了使文化“独立”，避免意识形态干扰，避免成为其附庸，强调文化应该走向自身，走向“自律”，反对将文化与意识形态联系起来。
后现代主义“去价值化”理论的蔓延是导致我国文化建设中价值虚无主义倾向滋生的一个原因。在后现代主义理论中，任何价值标准的确立都意味着一种权威主义话语，一种宏大叙事的渴望。后现代主义坚持绝对平面化，削平所有深度模式，拒绝超越性、创造性，不再对精神、价值、真善美、终极关怀等抱有兴趣，不再有是非对错，不再有真理，一切都只是语言能指游戏，从对意义的追寻走向浅层语言狂欢，以作品（或产品）表达的翻新代替思想内涵的开掘。对英雄、理想、真理、进步等宏大叙事的消解极易导致怀疑主义、虚无主义，消弭善恶美丑的界限和评判。
就文化领域中的文学史、文艺理论学科来说，它们既是科学知识，又充满价值关怀，所以，在文学史和文艺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中，坚持认识论和价值论、科学理性和价值理性有机统一的方法，是至为重要的。然而，部分研究者却主张“文艺理论学科的目的只是学概念、范畴、方法，掌握思维工具”。这就把文艺理论工具化了，忽视了人的精神存在，忽视了人文价值、人文积淀对文艺理论教学与研究的重要作用，把文论教学与研究降低为一种纯知识传授、纯技术手段。比如，有的教师讲表演，就只讲技巧，不讲理想情怀和精神境界。这样往往导致学生不注重演什么，只关注怎么演。教学中的价值观培育、人文社会科学的育人功能实质上就被排斥掉了。
（四）把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生产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落实。怎么落实呢？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领域，就是要自觉地把这个核心价值观融入文化生产，融入文化理论与批评，融入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研究和教学。这样，核心价值观建设才会是具体的、扎实的、触摸得到的。在此，我们可以以文艺为例来做一说明。
文艺以其特有的审美特质，在传播价值观方面有着独特优势。什么样的价值观融入文艺作品，文艺作品在读者那里就会发生什么样的影响。比如，中央电视台播出的《奠基者》《毛岸英》《长征》等剧作，表现的虽是个人，但带给人的却不是个人主义的影响，而是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这些剧作中主要表现的个人是带有人民性的个人，他们身上体现的不是个体意志，而是集体意志，是人民的意志。它们的播出在观众中产生了非常积极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功能得到有效发挥。
在文化生产领域落实核心价值观培育和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文化生产领域价值观的倾斜，从根本上讲是社会生活领域价值观倾斜的精神折射和形象反映。文化作品（或产品）中价值观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纸媒、广播、影视、网络（包括手机），文化生产、文化评论、文化理论、文化相关学科教学（包括相关学科史编写），要分类研究，总体关注，强化引领。经济社会建设，要扎扎实实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在文化领域落实过程中也应体现出一种高水平的科学化管理理念，充分认识到文化生产往往作为一种个体创造形式的复杂性，按照文化生产和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形成系统性的引领机制，要有促进科学的价值观融入文化建设的长远统筹，强化与文化流通相关的比如传媒、出版、网络、院线等部门或企业传播科学的价值观的自觉意识，使它们明确责任、承担使命。
注释：
[1]《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68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168页，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57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参见《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2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5]《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58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
[6]2006年10月，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这个重大命题和战略任务。
[7]2012年11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三个倡导”，即“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新概括。2013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
[8][印]泰戈尔：《飞鸟集》，46页，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译文略不同。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1卷，2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10][英]塞缪尔·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25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
[11]同上书，29~3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