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贡院的前身，可追溯至宋代的建康府贡院；明清时经多次重修、扩建，成为全国十七座贡院中规模最大的一座。它不仅是读书人放飞梦想的地方，对南京社会、经济、文化等的建设、发展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在人们对科举制度的认识与反思越来越趋于理性的今天，作为民族历史和人文血脉的记忆，江南贡院的历史文化价值正日渐得到重视。
建康府贡院：江南贡院的前身
江南贡院坐落在南京城南的秦淮河北岸，是明清时期江苏、安徽两省举子参加乡试的考场，因清初改南直隶为江南省而得名。它始建于明景泰年间，当时叫应天府贡院。它的前身，则可追溯至宋代的建康府贡院。
贡院最早出现在唐玄宗开元年间，是省试的管理机构和考试场所。进入宋朝，随着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不断增多，一些地方也建起了贡院，但早先只有福州贡院、泰州贡院等少数几座。从南宋孝宗朝（1163—1189年）开始，州郡创建贡院逐渐普遍。孝宗乾道四年（1168年），南京也出现了贡院，称“建康府贡院”，由建康知府史正志所建。据成书于南宋景定二年（1261年）的南京地方志《景定建康志》记载，建康府贡院共有房屋一百一十间，“面秦淮，接青溪”，远挹方山，气象雄秀。由于当时这里只是建康府、县学的考试场所，因此它的规模还不大。后来的南宋绍熙二年（1191年）、嘉定十六年（1223年）、咸淳三年（1267年）等时期，南京的地方官多次对贡院进行过修缮、扩建。如南宋绍熙二年，知府余端礼“以贡院湫隘，修而广之”。时任江东转运副使的杨万里还为之撰写了一篇《重修贡院记》，其中有对贡院的布局与规制的记载：“考官有舍，揖士有堂。爰廊四庑，爰拱二掖。可案可几，可研可席。堂之北堧，中闑以南，前后仞墙，内外有闲。自闑之表，缄封之司，写书之官，是正之员，左次右局，不殽不并。”从这段文字中我们看到，贡院内有官员办公场所、考生应试考场，内帘区、外帘区以垣墙隔离开来。
距余端礼增修三十余年后，建康府贡院经历长期的风吹雨打已开始倾圮。这时的建康府知府是余端礼的儿子余嵘，余嵘同样十分重视贡院，于南宋嘉定十六年（1223年）也对其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修建，不但增建了贡院房舍，还改进了它的形制。其具体结构与布局，我们可通过一幅幸运留存下来的古代贡院地图做一番直观的感受。这幅地图名为《重建贡院之图》，详细地描绘了建康府贡院全貌，保存在《景定建康志》中。它也是一幅如今能见到的最早的古代贡院地图。图上显示，建康府贡院的建筑配置与空间分布是：沿着一条南北向的中轴线，由南往北依次排列着贡院大门、中门、箔水正厅、衡鉴堂等建筑。整个贡院共有三个功能区，分别以大门内的三座建筑为核心。中门处是外帘办公区，包括弥封所、交卷所、誊录所、对读所等；箔水正厅是贡院的中心，两侧有数条长长的廊屋，为考试的场所；衡鉴堂及两侧建筑组成内帘办公区，衡鉴堂是批阅试卷的地方，两侧建筑则为监视官、主文官、考试官的办公室。贡院四周缭以围墙，南面东西两端设有高高的瞭望楼。从其结构形态与功能分区可见，有一些被明清时的贡院继承和吸收了下来。如考试区、外帘区、内帘区等功能区的设置；主要建筑沿中轴线安排等。不过明清贡院的布局更加合理，最明显的例子是把考场移到了最前面，并在大门前设置候场区，考生进入大门后不必穿过办公区，直接就可到达考场。
元朝统治者不重视科举制度，且对南人实行歧视政策。建康府贡院在这一时期可能消失了。《至正金陵新志》中记载，元至元年间这里已被改建为集庆路的一个政府机构——管理丝织工匠的东织染局。
应天府贡院：天下贡举之首
明初，南直隶乡试和全国会试在南京举行，永乐迁都后这里仍为乡试之地。起初的时候，考试没有固定的场所，多是借用场地，搭盖苫舍，条件很是简陋。洪武初，考场设在北城演武场；永乐中，移到府学文墀宫；正统间，又迁至武学讲堂，此处虽供给便利，“然士多地隘，非辟庑毁垣不足以致容焉”。这种状况既不利于考场的监督、管理，也“虚耗财力，贻累民难”。于是明景泰年间在秦淮河畔建设了固定的科举考场，使江南乡试场所在几经迁移后，终于稳定下来。
景泰四年（1453年），应天府尹马谅筹建贡院。在选择地址时，经向南京耆老咨询，得知“秦淮之阳有地廓如，前武臣没入废宅也，鞠为氓隶之圃久矣，若葺而理之可办也”。于是上疏奏请以其地为址新建贡院。得到批准后，他立即筹措经费，鸠工庀材。很快，贡院建筑群便在原先的荒废宅基上矗立起来。
应天府新贡院的建筑过程，以及其规模、布局，国子监祭酒吴节在撰于天顺元年（1457年）的《应天府新建贡院记》中做了详细描述。新建贡院以至公堂为中心，左右夹室为弭封、对读、誊录之所；堂前的一片开阔地上，相向排列着三千余间考舍。从南面大门进入贡院，但见“重门萦纡，护之以棘，所以防搜检而严更仆也。与凡庖湢之房，饩廪之库，各有位次。而什物之需，几案之用，又皆因时而为之庋置者也”。
新贡院落成后，适逢大比之期。这一届中试者多于往届，盛极一时。春风得意的新科举人们在放榜后“相与列宴于新堂之上，时《鹿鸣》兴歌，笾豆有践，流观焕彩，文物交并，京闱科贡之盛，于斯为备矣”。
应天府贡院在明后期的嘉靖十三年（1534年）、隆庆年间（1567—1572年）、万历八年（1580年）、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等时期都进行过增扩改造。现存的明远楼就建于嘉靖十三年。“楼凡三层，作四方形，下檐出甍，四面皆窗”，是贡院的中心建筑，也是最高建筑，既可号令、指挥全场，也是监临、监视考场之处。
经过这几次增修，应天府贡院的功能和形制渐趋完备，为各地贡院所效仿。《应天府新建贡院记》中说：“南京应天府为天下贡举首，其制度亦必为四方所取法。”
鼎盛：曾国藩、李鸿章增修江南贡院
江南贡院在清朝康熙、雍正、道光等时期又经历多次重修、扩建，规模不断扩大，成为江南考试中心。特别是经晚清时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主持的几次增修，占地面积达十余万平方米，有考试号舍两万余间，可供两万多名考生同时应试，为南京城里占地面积最大的建筑群之一，也是清代全国十七座贡院中规模最大的一座。
清咸丰三年（1853年）二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后，江南乡试被迫停止，江南贡院建筑也遭到严重破坏。至同治三年（1864年）曾国藩率湘军攻下南京时，虽明远楼、衡鉴堂、至公堂等建筑尚存，但“监临主考官及各所片瓦无存”，一副衰败景象。
此前的十余年间，江南乡试已停考四科。苏皖人才济济，他们的上升通道被阻断了这么长时间，举子们对恢复江南乡试愿望极其迫切。曾国藩理解他们的心情，他自己就是经由科举之路而从荷叶塘的一个农家子弟成长为今天的封疆大吏的。另一方面，曾国藩的湘军在攻占南京城、清剿太平军时，大肆杀戮、抢劫，给古城带来了一次空前浩劫，使之几成一片废墟，在民间落下“曾剃头”“曾屠户”的恶名。恢复江南乡试给他提供了一个笼络士子、争取民心的好机会。
于是，在百废待举的残局中，他果断决定立即修复江南贡院。其时正是乡试之期，全国各省都已在八月按时举行了秋闱，唯独苏、皖二省例外。曾国藩希望工程能尽早完工，补上当年的江南乡试。修建过程中，他几次到工地视察，督促加紧施工，务必赶在十月底竣工。为适应江南人才众多的需求，他还把贡院的规模作了扩大。
江南贡院按期修竣，曾国藩征得朝廷同意，“遂定本年十一月举行乡试，一以慰群士进取之志，一以招转徙无归之氓”。
消息公布后，苏、皖举子激动万分，积极应考。一时间“两江士人，闻风鼓动，流亡旋归，商贾云集”，光是涌进江宁城的考生就有两万多人。
曾国藩在重修了江南贡院后即被调走，李鸿章继任两江总督。他对江南贡院同样十分重视，亦于同治五年（1866年）对其扩而大之，“凡增二千八百十二间、厕房八十一所、官房四区”。贡院后又经同治八年（1869年）、同治十年（1871年）、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几次增扩，规模达“房屋四百九十九间，披厂七十四间，号筒二百九十五字，共号舍二万零六百四十四间”，成为天下第一大考场，和北京的顺天贡院并称为“南闱”“北闱”。
了解江南贡院在晚清从凋敝走向全盛的最直观、准确的资料无疑是地图作品了。幸运的是有两幅那个时候的江南贡院地图保存至今，一幅是《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另一幅是《江南贡院全图》，它们形象地摹绘了江南贡院重修后的面貌。《重修江南贡院号舍全图》描绘的是江南贡院被太平军战火损毁，于同治三年（1864年）在曾国藩主持下重修后的崭新面貌：房舍整齐，规制严整。作者李精阳还简述了贡院修建经过，该文附于图的右上角。绘制于同治十二年（1873年）的《江南贡院全图》，则展示了全盛时的江南贡院全貌及号舍编号等内容，图右下角有一篇“贡院图说”，交代了该图的测绘方法及贡院房舍详情。
随着西学东渐和新式学堂的兴起，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朝廷废除了自隋唐以来延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度，贡院从而被废弃了。在新旧思潮的激烈交锋中，人们对科举制度陡然变得无比痛恨，并将仇恨倾泻在贡院建筑上，于是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各地一处处庞大的贡院建筑群平夷殆尽。这样大规模的建筑群如此快速被毁灭，在历史上可谓前所未有。1918年江南贡院也大部分被拆除，只保留了明远楼、至公堂、衡鉴堂及少量号舍，贡院旧址被建成了商业市场。“数百年文战之场，一旦尽归商战”矣。
影响：南京的文化地标
江南贡院虽然只是一座国家选拔人才的考场，但它却给南京带来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体现在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民俗等许多方面。然而在人们对科举制度怀有强烈偏见的年代，江南贡院的价值与意义长期未得到重视。
旧时每逢大比之年，成千上万的举子怀揣着“朝为布衣，夕为卿相”的梦想，与随同的陪读、陪考人员奔赴南京。乡试之前的当年二月还有预考，一些外地的考生往往会在前一年便赶过来了。届时，江南贡院、上江考棚、下江考棚附近，士子如云，热闹非凡。他们在这里学习、生活、娱乐、拜师、访友，使得旅店、茶社、酒楼、书肆、娱乐、文具、古玩等行业的生意红红火火，带来极其可观的商机和利润。
对于应试举子来说，虽然考试内容以四书、五经为主，但决定最终结果的主要还是看八股文写得如何，因而八股文文选是图书市场上需求最旺的品种之一。明末时期南京出现了一批专门批选时文的名家，他们严批妙选，编成程文墨卷，极受广大举子追捧。此外，话本传奇、稗官野史等也是举子们喜爱的读物。他们成天摇头晃脑于枯燥的四书五经、时文八股中，这些通俗读物能给他们带来“轻松一刻”。各类图书的畅销促进了刻书、印刷业的发展，带动了书坊、书铺的兴盛。早在明朝时南京三山街、状元境一带便书肆众多、店铺密布，经销的“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等各种书籍，应有尽有，就像《桃花扇》中那个二酉堂的主人蔡益所炫耀的：“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
住宿、饮食方面同样生意兴隆。尽管夫子庙等地区旅店、客栈遍布街巷，但在需求旺季仍供不应求，有些百姓人家便将自己住的房子腾出来以供出租。秦淮河两岸的河房，因紧挨贡院、学宫，又处于繁华如梦之地，更是举子们的寓所首选。明代吴应箕在《留都见闻录》中记载说：“过学宫则两岸河房鳞次相竞，其房遇科举年，则益为涂饰，以取举子厚赁。”
考试结束后，有的考生还会在这里滞留一些日子，享受一下大都市的繁华生活。有的落榜生则干脆不走，留在这里为下一届考试准备。因此即使在非考试的日子，贡院附近依然需求旺盛，街市繁荣。
古时举子赴考旅途有特别优待，他们乘坐的车船“沿途关卡免验放行”。有些商贾便免费为考生提供车辆船只，借机贩运大量货物来到南京。此举虽是钻了政策的空子，却也活跃了地方的商品贸易。
江南贡院、科举文化对南京城市文化的影响更是深入骨髓，不但积淀在南京的地名、建筑、文艺、风俗中，也渗透在南京的文化品格和文化气质里。每届乡试，有数以万计的文化精英、知识分子为科举考试来到南京，同时还有大量的文人雅士被吸引过来，以文会友，切磋交流，使南京成为南方文人的主要聚集地。他们在这里舞文弄墨，吟诗作赋，丰富了南京的人文气息和文化内涵。
从贡院建筑自身来说，作为国家的抡才重地，它们不仅仅是珍贵的科举文化遗产，其庞大的建筑群曾经是南京城里一道精致、深邃的城市景观，是城市文化的一种具体形象。如今江南贡院遗址已被公认为南京的文化地标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