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直到这年的十一月初才从广州启程，赴武昌上任。
八月初，在从北京返回广州的路上，邸钞上发表了两广总督由李鸿章的哥哥李瀚章接任。但李瀚章在原任上一时难以脱身。新任未到，旧任难卸，张之洞就利用这段时间来处理离任前的善后事务。其中第一件大事就是军费报销。张之洞中法战争期间从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战争虽然早已结束，可是他经手的军费却一直没有向户部核销。战争期间的军费开支庞杂，咸丰、同治年间对太平天国作战和“剿捻”均已形成惯例，地方督抚向户部报销军费都只需按大项“开单”，而无须“造细册”。这样的变通自然有它合理的地方。战争期间军情瞬息万变，军费开支也大多非常规化，几乎不可能“造细册”。张之洞就按“前朝惯例”给朝廷上了一道《军需善后各案请开单奏报免造细册折》。但“惯例”却在张之洞这儿行不通了，他的奏折在户部吃了个闭门羹，被驳了回来。这时候张之洞才明白，他把户部得罪了。
原来张之洞犯了个大忌：他在奏折中一面向皇帝请求“开单奏报”，一面却揭露指责户部“书吏作奸”，贪赃索贿，矛头所指，便是所谓的“部费”。“部费”是户部在审核报销地方督抚申报的各项公费中，按“百抽四”的比例额外抽取的回扣。名为补贴“部用”，实则很多都进了官员的个人腰包。“部费”是清末官场公开的不成文的“潜规则”、“陋规”，包括太后老佛爷和光绪皇帝对此都只能睁只眼闭只眼。中法战争的军费开支两千五百万两，按照“百抽四”的比例，两广财政就需向户部多交一百万两的所谓“部费”。张之洞对官场巧取豪夺历来深恶痛绝。这些年他在两广督任上锐意兴革，大刀阔斧向“陋规”宣战，裁革了地方上几十项不合理的规费，现在他竟然要不自量力地向中央的“陋规”发起挑战了！挑战的结果，是奏折被户部驳回，光绪皇帝亲自下谕训斥：“冀免造册，殊属非是，……所请开单奏报之处，着不准行！”张之洞结结实实地碰了个硬钉子。其实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张之洞这道折子是冲着户部尚书翁同龢去的。
张之洞与翁同龢不和，早已是清末官场中的公开秘密。但要说到起因，还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时人唯一能猜测到的，是光绪初年在朝野广为流传的一段佳话。那时张之洞还是有名无实的小京官，“清流”党人中的佼佼者，敢于蔑视和挑战权贵，人称“青牛角”。平日这帮“清流”书生们喜欢聚在一起，高谈阔论，纠弹时政，联诗作赋，卖弄文采。某日某君别出心裁地出了个上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向同僚征集下联。这里的“宰相合肥”指的就是李鸿章，李鸿章籍贯安徽合肥。清朝不设置宰相，但是官拜大学士后通常被认为视同宰相，所以时人称李鸿章为“傅相”。这个上联融人事和籍贯于一体，尤其是“肥”、“瘦”二字更是精妙无比，回味无穷，让满座喝彩，拍案叫绝！以后很长时间，这个上联都无人能对出，被誉为“天下第一刁联”。据说最后还是张之洞想出了下联，联曰：“司农常熟小民荒”。这里的“司农常熟”指的就是翁同龢，翁是江苏常熟人，户部堂官古代亦称“大司农”。此一联巧用籍贯，说的亦是当朝人事，而且对仗工整、文意连贯，在京中不胫而走，时人广为传诵。这出上联的某君没人记住，反倒是对出下联的张之洞却声名鹊起。本来只是个文字游戏，倒不一定确有其事，谁知翁同龢却当了真，从此以后牢牢记在了心里。在后来的那些年月里，只要有机会他都没有少难为张之洞。如今翁同龢既是户部尚书，又兼着光绪皇帝的老师，是满朝瞩目的显赫人物。朝廷中有这样一位人物跟自己作对，他张之洞将来在湖广办铁还能有好日子过吗？怪不得他临离京前要向慈禧讨“尚方宝剑”的。他那时担心的也许就是户部的刁难和掣肘，只是不好在太后老佛爷面前点破而已。张之洞的担心并非多余，日后的事实也证明了，就是这位身为“帝师”的翁师傅，让他在湖北吃尽了苦头。
光绪皇帝的上谕仿佛当头一记闷棍，把张之洞敲醒了。他从圣谕的后面分明看到了那位“帝师”的身影。打不着狐狸反惹下了一身骚，他不明白自己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干下了这么件蠢事？那些天张之洞把自己关在两广总督衙门的签押房里，闭门检讨思过。难道说仅仅是因为跟翁同龢的个人意气吗？按理说这些年张之洞在官场上摸爬滚打，熟谙官场之道，精明练达，游刃有余，早已不是当年那个书生意气的“青牛角”了；况且“部费”既不需要他自己掏腰包，他也马上就要拍屁股走人了，何苦非要在这时候上这么一道不合时宜的折子，把户部从上到下得罪个干净？眼下他即便不去设法缓和跟翁同龢的关系，可那也不至于去捅马蜂窝呀！张之洞不可能会意气用事。可如果不是一时意气，那又会是因为什么呢？难道说……是因为这次“两路之争”，他一举挫败了李鸿章，深得朝廷的倚重和信任，自己有些得意忘形、忘乎所以了吗？想到这里，张之洞惊出一身冷汗。他想起了京中那位老哥的谆谆训诫，想起临别前张之万亲笔书写赠送给他的“舌以柔而存，齿因刚而亡”的条幅，赶忙找了出来，让手下赶快拿去裱糊了，端端正正地挂在督署签押房的墙上。张之洞这时想后悔已经晚了。
可是军费报销案却不能不了结。按部章制度“造细册”，二千多万两银子的军费开支，即使有个庞大的工作班子，那也得弄上个三年两载；而且事过境迁，很多开支已经不可能造明细了。即便是造好了“细册”报上去，也难保户部不会刁难挑刺，随便找个借口发回来返工重报。如此反复来往，他张之洞就陷在原任的泥潭里，别想走了。张之洞无奈，只好找来文案赵凤昌商量对策。赵凤昌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人极聪明，机敏，有主见，此时已经是张之洞的心腹幕僚和智囊，张之洞很多大事难事都跟他商量。本来这件事此前赵凤昌就曾提醒过他，别去捅户部的马蜂窝，可是张之洞没有听进去。
“要想打破眼前僵局，务必请一个人出面说话，斡旋。”赵凤昌说，“这个人说话得有分量，既能在皇上面前说得上话，翁同龢也不敢不买账。”
张之洞：“哪有这样的人？”
赵凤昌：“人倒是有一位，只怕他不肯出面。”
“你是说——醇亲王奕譞？”
赵凤昌点点头，“醇亲王是皇帝的本生父，又是海军衙门领衔大臣，铁路归海军衙门管，于公于私他都可以出面说话。只是他不赞成芦汉铁路。”
“这个好说！”张之洞兴奋起来，“老醇王为人厚道，是老好人，和事佬，他虽然一时附和津通铁路，但只要朝廷作出决断，他绝对只会尽职尽责、不折不扣执行！我自然有办法说服他，打动他。”
接下来张之洞亲自拟了一份电稿，字斟句酌，绞尽脑汁。一方面是大吐苦水，说明自己眼下的苦衷；另一方面给醇亲王戴高帽子，言明眼下铁路为朝廷大局，恳请老王爷出面转圜通融，挽救困局云云。电稿行文得体，言辞肯切，入情入理，张之洞当即让电报房发往海军衙门。果然，几天后回电来了：户部同意军费开单奏报；“部费”采取折中的方式，按“百抽二”的比例减半。大家各退让了一步，一天的乌云就此散去了。
还不仅仅是户部。离任前张之洞处处感受到了来自中央的阻力，动辄就受到皇帝的上谕训斥。比如从前督抚调任，可以添带亲兵随同履新，现在到了张之洞这儿也行不通了。圣谕训斥说：“……近来总督赴任，辄复添带亲兵前往，既多糜费，且与定制不符。该督所奏请添招亲兵五十名，著不准行；其原有之二百名，即著管带官吴良儒带回广东，不准随往湖北。……倘再行渎请者，定即予以惩处不贷。”不准带亲兵卫队随同赴任，张之洞就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还有幕僚随调问题。本来幕宾都是官员私聘，薪俸也由私人开支，应该跟朝廷没关系，但很多幕僚都有候补的官衔，指省候补，在广东候补的官员如今要去湖北候补，自然要奏请吏部批准。吏部也是百般刁难不肯通融，张之洞经过反复争取，朝廷最终只同意赵凤昌和梁鼎芬两人随调湖北。如此一来，张之洞就只能解散广东的幕府了。朝廷把一份偌大的差事交给了张之洞，可是却并没有给他大开绿灯。
最后还有一件需要了结的事，那就是广州炼铁厂的善后。
原来张之洞在两广督任上就有创办铁厂的计划，并且付诸了实施：在广州城珠江南岸的凤凰岗选定了厂址；托驻英使臣刘瑞芬在英国的谐塞德公司订购炼铁机炉和一批配套设备，货款总价八万三千多英镑，已预付定金二万七千多英镑，合银十三万一千余两，是向英国汇丰银行借的款。现在张之洞离任，牵涉到广州铁厂何去何从的问题。铁厂是否继续留在广州，继任者是否愿意接手承办，那得由李瀚章说了算。于是又是一番电报往来协商。李瀚章对办洋务素来毫无兴趣，一生做官但求安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加之广东境内无煤无铁，办铁厂本就是无米之炊，所以从内心来说，他一百个不愿意接这个烫手的山芋。可是他又不愿轻易撒手，原因就是广东方面已经垫付的那十三万多两银子的定金。铁厂移鄂，广东就得继续承担这笔银子的还款义务。湖北办铁却让广东出钱，这着实让李大先生心里不痛快。几番协商，张之洞又坚持不认这笔账，事情就这么僵持住了。后来还是李鸿章给他哥哥发来电报，一语点破厉害，言明铁厂将来就是个大包袱，就让张之洞去背这个包袱好了；劝兄长认清时势，不要在定金问题上再纠缠了。原来李鸿章已断定了张之洞好大空言、难成实事，兄弟俩正等着看他的笑话呢！李瀚章终于不再犹豫了，一咬牙同意了铁厂移鄂，订购机炉的预付款由广东偿还、余款由湖北承担的协商方案。海军衙门批准了这个方案。十月底李瀚章到粤接篆，张之洞交出两广总督印信。
启程前，张之洞又分别给李鸿章和海军衙门发电，邀盛宣怀专程来上海会晤，商谈大冶铁山一事。原来早在光绪初年，盛宣怀就奉李鸿章之命，带领洋矿师在鄂东的广济、阳新、大冶一带进行过详尽的煤铁勘察，对那里的矿脉、地理和民情都非常熟悉；而且由直隶出官本购买了大冶铁山的产权。张之洞移督湖广办铁，开发大冶铁矿自然就成为他的首选。不久海署和李鸿章均回电，称已奏准盛宣怀前往上海，不日将启程南下，在沪专候晤面。
等到办好这一切，已经到了农历的十一月初，岭南已是深秋时节，木棉树上开始飘飘落叶了。张之洞率领家小、幕僚和少数随从，在黄埔港登上了招商局的“海晏”轮。伫立船头，望着渐渐远去的广州城垣，想着离任前的种种不顺利，张之洞的心里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不知道此去的前程中还会有多少明枪暗箭、惊涛骇浪，他也不知道未来将要开创的那番前无古人的惊天伟业，将会是怎样的困难险阻，荆天棘地！
海上的航程也不顺利。
船从珠江口一出来，就遇上了大风大浪。正是深秋时节，东南季风在南海上频频掠过，海面上巨浪滔滔。“海晏”轮的吨位不大，但船上的设施不错，原属美商旗昌洋行，盛宣怀创办轮船招商局时并购旗昌，“海晏”轮就改成了现在的名字。“海晏”轮在风浪中颠簸，时而抛上波峰，时而又跌入浪谷；加上张之洞包租的是顶层船舱，颠簸摇晃得就更厉害了，连船顶旗杆上悬挂的“钦命一品京堂、湖广总督”的衔旗，有好几次险些被大风折断。这些年张之洞在两广督任上没少坐海轮，他已习惯了海上的颠簸，可是这却苦了他的家小。小妾彩云和一双年幼的子女都是第一次乘海轮，两个孩子都在岭南出生，还没走出过广东。风浪颠簸中他们搜肠刮肚地呕吐，吐出来的都是胆汁苦水；坐在餐厅里却毫无胃口，吃不下饭；船倾斜摇晃得厉害，躺在床上睡觉，一不留神就被风浪掀下床来。几天几夜的海上航行，让彩云和孩子们吃尽了苦头。
进入台湾海峡后又遇到了台风，“海晏”轮泊在泉州港避风。张之洞和家小、随从这才有了上岸修养喘息的机会。自然是泉州地方官接待的，公馆驿站，鞍前马后，极尽盛情。张之洞让赵凤昌给上海的轮船招商局发了封电报，转告盛宣怀“途遇台风，船不能行，在闽盘桓数日。”以张之洞的年龄、资历、官场品级，他本来是用不着发这封电报给一个小小的四品道台的；而且盛宣怀本来就是轮船招商局的督办，“海晏”轮途中航行的情况自然有下属随时向他禀报。但张之洞还是屈尊向他通报行程，可见他对这次与盛宣怀在上海会晤的看重。
“竹君，”张之洞叫着赵凤昌的字，“这次与盛道在上海会晤，讨还大冶铁山，你说少荃（李鸿章字）会不会放手？”
“痛痛快快地放手是不可能的。”赵凤昌沉吟了一会儿说，“中堂李大人有志于办铁久矣，光绪初年就开始在湖广试办，可惜没有成功；如今倘若大人您成了，朝堂之上他颜面何在？单凭这点他就不希望您成功。再加上这次的‘两路之争’，心里的怨气总是难免的。”
张之洞点点头：“这点我也想到了。本部堂移督湖广办铁是朝廷的最高决策，大冶铁山虽直隶官产，但毕竟地属湖广，不归还无论如何说不过去。李鸿章不糊涂，尽管心里不愿意，可这面子上的文章他还是要做的。”
赵凤昌：“所以卑职以为，中堂李大人这次的难题，恐怕不会出在大冶铁山是否归还的问题上。”
张之洞：“你以为他还能出什么难题？”
赵凤昌：“没见到盛杏荪之前，不好说。但不管怎么说，这次会谈只谈大冶铁山赎回，商讨赎回方式，别的附加条件一概不谈，以免日后受制于人。”
张之洞：“对！以不变应万变，就这么办！”
提起赵凤昌，倒不能不说说这个人。他是常州府武进县人，跟盛宣怀同乡。如同绍兴府出师爷，常州府也是个出幕僚的地方，晚清的很多“名幕”都出自于常州。当年盛宣怀入参李鸿章幕府自不必说了，比如曾国藩帐下有位赵烈文者，据说就是赵凤昌的族叔。赵烈文名重一时，最有名的是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他在和曾国藩的一次私下谈话中，曾断言满清王朝的气数最多不会超过五十年。后来的辛亥革命惊人地应验了他的预言，可见他的眼光与远见卓识。赵凤昌家贫，少年辍学，进了无锡的一家钱庄当学徒“跑街”，后来因为挪用了钱庄的钱被东家辞退。这时候赵凤昌“跑街”结识的一位梁姓雇主，看出赵凤昌的聪明能干，将来必成大器，就自愿出钱替他捐纳了一个小小的候补县丞，指省到广东候补。赵凤昌在广东穷困潦倒了几年也没能候补上，这时他遇上了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张之洞赏识他的才干，把他揽入幕中。这赵凤昌读书不多，但记忆力惊人，博闻强记，过目不忘。张之洞爱丢三落四，大量的奏折、文牍、电稿转背就忘记，都是由赵凤昌替他整理保管。只要张之洞需要哪份文件，赵立马就能说出它的内容和日期，并很快送到张的手边。赵凤昌成了张之洞须臾不可离的助手。赵凤昌天资聪颖，这些年跟着张之洞，读书，混迹官场，眼观心记，学问和见识渐渐出类拔萃。几年后，赵凤昌在“张之洞大参案”中受到牵连，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他这辈子虽然最终也没有“成大器”，但却成就了一个天才的幕僚：洞悉天下世事，眼界开阔，思维精辟，见识超群。若干年后，赵凤昌以平民身份闲居上海做寓公，他又成了民国政坛的幕后高参，民国的很多风云人物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张謇、黄炎培、陈其美、唐绍仪等人都跟他过从甚密交谊深厚。他在上海南阳路十号的寓所“惜阴堂”，成了南方革命党人的参谋本部，经常高朋满座。辛亥武昌首义后，孙中山匆匆回国，第二天就去“惜阴堂”拜访了赵凤昌，向他讨教天下方略，这就是著名的民国版本的“隆中对”。再比如南北停战议和、敦促袁世凯转向共和，也是在赵凤昌的谋划下一手促成的。因此时人恭称赵凤昌为“民国接生婆”、“布衣诸葛”。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几天后台风过去了。经过几天陆上的调养休息，大家渐渐恢复了体力，孩子们也恢复了活泼好动的本性。张之洞率家小和幕僚、随从重新登上“海晏”轮。在泉州港上来的乘客中，有一个人很引人注目，那人的长相和装扮很怪异：三十出头的年纪，深目隆鼻，黄头发黄皮肤；西装革履，手拄文明棍，脑后拖着一条细长的猪尾巴似的小辫子。
台风过后台湾海峡风平浪静，海碧天青，阳光灿烂，“海晏”轮鼓轮向北驶去。这天，小妾彩云带着两个孩子在顶层甲板上玩耍，孩子们嬉闹奔跑玩得十分开心。张之洞的这双年幼的儿女，大的是次女仁准，十二岁；小的叫仁侃，刚刚五岁，是张之洞的第九子。仁准是张之洞的第三任夫人王夫人所出。张之洞一生婚姻不幸，屡遭丧妻之痛。他一共娶过三房正室夫人，元配石夫人，继配唐夫人，都跟他生活了不长时间先后去世。光绪初年，张之洞在四川学政任上娶了第三任夫人王氏。王夫人娘家家世显赫，书香门第、世代官宦，胞兄王懿荣是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名人，时任国子监祭酒，著名的金石学家，也是晚清收藏和研究甲骨文的第一人，被后世称为“中国甲骨文之父”。张之洞在京时曾与王家做过邻居，与王懿荣交谊甚厚，对王家女也颇有了解。王夫人熟读经史，知书达理，婚后与丈夫相处甚欢，是三位夫人中与张之洞感情最好的。但是很不幸，婚后不过几年，王夫人就抛下幼小的女儿，也命赴黄泉了。这件事对张之洞的打击尤大，相书中说他“命相克妻”，从此他就不再立正室了。小妾彩云本来是王夫人的陪嫁丫头，几年前被张之洞收房，九子仁侃就是为她所生。
彩云陪着孩子们玩“抓羊”的游戏玩得正兴起。随着裙裾的翻飞，她足下的一双穿着绣花鞋的小脚时隐时现。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彩云的身后已悄悄地站着一个人——正是从泉州港上船的那个人。因为没有带亲兵卫队，顶层甲板并未戒严，只在顶层甲板的旋梯旁摆着“肃静”、“回避”牌，不知怎么他就擅自闯到上面来了。他睁着浅灰色的狼一样的大眼睛，贪婪地直勾勾地盯着彩云脚下看，目光随着她翻飞的裙裾频频移动。
“小娘！……”仁准最先看到了那个怪人，吓得欲言又止。
仁侃也随后看到了，一把紧紧地抱住了娘。
彩云这才转过身去，看着那人的怪异长相，不禁吓了一跳。
“你是谁？”彩云壮起胆子问，“你怎么上来了？”
“夫人，对不起，惊扰你和孩子们了。”那人很礼貌地鞠了一躬，操着一口闽南官话，“我听到上面有孩子们的笑声，就上来了。如果我没有猜错，你应该就是制台张大人的如夫人，这是他的公子和小姐对不对？”
彩云：“我不认识你。请你下去，你吓着孩子们了。”
“我没有恶意，我一直对女人的小脚感兴趣。……啧啧，真正的三寸金莲，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一双小脚！夫人，您跑起来的样子太别致好看了，像风中摆柳。所以我在西方一直主张，女人都应该缠足。……”
“胡说八道！”彩云脸孔涨红，拉着两个孩子转身就走。
“夫人，请等等！”那人追了上来，挡住去路：“可以让我再仔细看看您的小脚吗？我纯粹只是出于好奇和欣赏。”
“……放肆！”彩云受了侮辱，气得浑身发抖；此时孩子们也因为这个人的纠缠吓得哭了起来。“来人哪！——”彩云大喊了一声。
几个带刀戈什哈跑了过来，领头的是张之洞的贴身侍卫张彪。
张彪：“夫人，怎么了？”
“他！……”彩云指着那个人，说不出话来。
张彪顿时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你真是吃了豹子胆了！——拿下！”他恶狠狠地一挥手。
几个戈什哈如狼似虎地拥上，扭住了那个人。
“放开！不用抓，我自己去见张大人。”那人拼命挣扎着。
接下来，事情的变化就有些戏剧性了。
当张之洞听那人报出自己的姓名“辜鸿铭”三个字后，不禁愣了愣神，态度立马来了个大转变，一迭连声说着“得罪！得罪！”，一面斥退下人，恭请辜鸿铭落座，上茶，奉若上宾。
辜鸿铭，字汤生，公元1857年出生于马来亚槟榔屿一个英国人的橡胶园内。祖籍福建泉州府惠安县，祖上迁居南洋，父亲是那座英国橡胶园的总管，母亲是爱尔兰人，讲英语和葡萄牙语。辜鸿铭自幼天资聪颖，尤其具有语言方面的天赋，从小就阅读莎士比亚、培根等人的作品。英国庄园主非常喜欢辜鸿铭，在他十岁的时候把他送到了英国上学。在游学西方的十四年时间里，辜鸿铭先后在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德国的莱比锡大学等著名学府攻读西方哲学、文学，共获得十三个洋博士头衔，通晓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腊文等九种外语。精通西方文化的辜鸿铭在二十四岁回国后，师从侨居新加坡的国学大师马建忠，一头扎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典籍里，埋头苦学，比较研究。和当时许多崇尚西方文明的中国知识分子不同，辜鸿铭是在完全西化后转向中国传统文化的。1883年，辜鸿铭在沪版的英文报纸上发表《中国学》，开始用贬低西方文化的方式来翻译、传播东方文化。辜鸿铭是东方文化的卫道士，他鼓吹、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到了极致。比如他曾在公众场合倒读英文报纸嘲笑英国人。又比如他鼓吹女人缠足男人纳妾，认为男人纳妾就像一把茶壶配几个茶杯一样自然合理。辜鸿铭后来在北大教授英国文学，一直到民国建立后好多年，他的装束仍然不改：长袍马褂瓜皮帽，脑后拖着那条终生不剪的小辫子，成为未名湖畔的一道独特风景。
这天晚上，在“海晏”轮的头等舱里，张之洞和辜鸿铭彻夜长谈。他们从宋明理学谈到乾嘉学派，从读书治学到经世致用，当今天下大势及洋务的势在必行，越谈越投机，越谈越兴奋。张之洞对这位学贯中西的青年才俊早有耳闻，辜鸿铭则对眼前的这位国学大师充满了崇敬之情。他告诉张之洞，他对中国儒家经典的学习和研究，就是在张之洞《书目答问》的指点下完成的，这让张之洞感到很高兴。更让他高兴的是，辜鸿铭正在着手将《论语》、《中庸》和《大学》翻译成英、德两个文本。辜鸿铭对“中学”的推崇，正符合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历来主张。两个人竟都有忘年知音、相见恨晚的感觉。
谈着谈着，东方已渐渐发白，张之洞这才想起来问辜鸿铭：“先生此行这是去哪里？干什么事情？”
“也没什么事，去上海访友。”辜鸿铭说，“这次从南洋回乡探亲，马先生给我介绍了几个上海的朋友，都是搞洋务的，去看看他们。”
张之洞：“你说的是马眉叔（马建忠字）吧？我知道他，光绪初年留学法国，给驻法公使郭松焘当通事（翻译）。后来回国入了李鸿章幕府，协助李鸿章办理外交和洋务，出任过轮船招商局会办和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是个洋务干才呀！只可惜他现在去职，侨居海外了。”
辜鸿铭：“马先生侨居新加坡，是为了专心著述。他要写一部了不得的大书，填补中国现在的空白。”
张之洞：“哦？那究竟是什么书？”
辜鸿铭：“《马氏文通》。以拉丁文法研究汉文经籍的语言结构规律，是中国迄今为止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
“好啊！马眉叔真是干了一件前无古人的大好事啊！”张之洞由衷赞叹说，转而神情有些惋惜：“如此说来，本部堂无缘能请动马眉叔了。”
辜鸿铭：“请马眉叔？”
张之洞：“实不相瞒，我本来打算抵鄂后托人去游说马眉叔，请他重新出山来鄂相助的。”
辜鸿铭：“据我所知，书稿未完成，他是不会出山的。”
“马眉叔不能来，阁下呢？”张之洞的眼前忽然一亮，双目炯炯有神地盯着辜鸿铭，“阁下愿意屈就幕下吗？”
“我？”辜鸿铭根本没有思想准备。
张之洞：“本部堂奉旨督鄂办铁，需要大批的洋务人才；汉口乃通商口岸，华洋杂处，更需通晓洋文之人，阁下是再合适不过的人选了。——如蒙不弃，就请阁下为幕下洋文案。”说着起身，弯腰打了一拱。
“大人，不敢！不敢！”辜鸿铭赶忙起身还礼，“能在大人的麾下效劳，时时聆听教诲，长进学问，正是晚生所求之不得。”
“辜汤生能屈就，太好了！”张之洞捋髯大喜，“今夜当面一拜，算是定下来了。明天我就给你一纸正式聘书！”
张之洞还未从广州动身时，盛宣怀就已经在南下的海轮上了。
盛宣怀这次来上海是公私兼顾。公事，关于与张之洞的会晤，临行前李鸿章已对他面授机宜；私事有两件，一件是李鸿章交办的，托盛宣怀在上海买块地，他准备在上海盖房安顿丁香。当然这也是丁香自己的意思，她坚持要回南方来住。另外一件是盛宣怀自己的私事，奉父命回常州订婚。
这一年，四十六岁的盛宣怀已经娶过一妻一妾，膝下共有三子四女。元配董氏，名婉贞，娘家也是常州城里的名门望族，现已过世。她婚后与盛宣怀共生有长子昌颐、次子和颐、三子同颐及三个女儿。董氏夫人体弱多病，与盛宣怀共同生活了不到二十年。同治九年（公元1870年）盛宣怀入参李鸿章幕府，长年奔波在外，董氏带着孩子们一直住在常州老家。同治末年，单身在外的盛宣怀纳了第一房妾，妾名刁玉蓉。盛宣怀把她单独安顿在上海居住，妻妾分开，两不相扰。刁氏为盛宣怀生下一女，此后就再也没有生育。这个女儿取名盛樨蕙，就是后来上海滩上鼎鼎大名的盛四小姐。
关于刁氏的身世，盛氏族谱中多有隐讳：“咸、同战乱频仍，流离失所，……故不能详其系。”据考实际上刁氏出身青楼，是上海“长三堂子”里的“女校书”。同治末年盛宣怀奉李鸿章之命赴上海筹办轮船招商局，费尽周折磨难，最终大功告成。盛宣怀本是首功之人，但朝廷委任的招商局总办却落到了买办唐庭枢身上，盛宣怀仅忝列几个并列的会办之末。他感到委屈、郁闷，情绪低沉，他就是在那时候认识刁玉蓉的。据说有天晚上，盛宣怀不知道怎么一个人醉倒在街头，恰逢这时来了一乘四抬呢轿，几个跟轿的龟奴前呼后拥，轿首还挂着一盏白纱灯笼，上面写着“公务正堂”四字，轿子里坐着的正是刁玉蓉。那时上海滩上高等妓女出行，都是这样的排场。再后来的事情就是盛宣怀给刁玉蓉赎了身，正式纳她为妾，在苏州河南岸四马路景云里租了一幢三开间的两层楼房，安顿了刁氏，这里从此成为了盛宣怀在上海的家。盛宣怀在上海的纳妾遭到父亲盛康及整个家族的反对。盛老太爷其实并不是反对纳妾，他自己就娶了六房姨太太；他反对的是纳“身家不清白之人”。但盛宣怀却对刁玉蓉情有独钟，宠爱备至，相处甚欢。刁氏通文墨，晓事理，性温婉内向，人也很贤惠。有一年盛宣怀奉旨北上赈灾，朝夕驰驱于雨雪风霜之中，因劳累过度加上露宿风寒，哮喘病大发，不能平卧床上。刁氏日夜服侍在旁，衣带不解，为其按摩平喘，一连数日不停，到后来以至于臂痛不能举，落下终生的毛病。刁氏还是盛宣怀事业上的好帮手，帮他出谋划策。几年前盛宣怀击败对手，夺回招商局总办的宝座，据说这其中就有刁氏的功劳。光绪朝以来的前十年是盛宣怀人生的低谷时期，不论经商还是做官都不顺，其中败得最惨的当属光绪初年开采煤铁矿，长达八年，事未成，他受到了朝廷和中堂李大人的训斥不说，户部还要追偿亏空的官费，由他个人掏腰包偿还。刁氏对丈夫自是好言慰勉，同时倾囊而出，拿出自己从前的积蓄替盛宣怀偿还官债。这样的情义盛宣怀当然铭记在心，曾因此发誓：“刁氏在，不再娶！”董氏夫人光绪四年去世，距今已近十二年，盛宣怀信守承诺，从未提过娶妻纳妾之事，由此可见他和刁氏感情之深。当然，刁氏也从未提过“扶正”的话，也许她知道自己的身世不为盛家所容，不愿意太为难丈夫。如今老太爷却把这个问题摆到了桌面上来，理由有三：其一，盛宣怀是长房老大，虽有三子，但次子和颐已移继二房作嗣子，作为长房长孙，人丁毕竟清冷了些；其二，近年来盛宣怀已渐渐走出人生低谷，坐上了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宝座，朝廷还授了实缺道，商场和仕途已渐有起色，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了；其三，盛宣怀已人到中年，这个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已到了刻不容缓的时候。但是父亲给他的信上却并未明说娶妻续弦，只说“纳妾”，而且居然已在常州城里物色到了两户“身家清白”的人家，“双妾齐纳”，约定到时候谁先得子就扶正谁，现在就等着他回去省亲下聘了。父亲如此煞费苦心地安排，也许是怕过于刺激刁氏，才想出了这么一个和缓之策？但将来不管扶正谁，都肯定要伤害到刁氏。刁氏已年近四旬，少妻老妾，她将如何面对这尴尬的局面？她能承受这样的打击吗？还有当年盛宣怀的承诺和誓言，难道现在不作数了吗？盛宣怀心里茫然无措，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怀着对刁氏的深深愧疚，替她抱屈，可是另一方面却又父命难违。在从天津南下的海轮上，他一路上冥思苦想了几天几夜，还是找不到一个万全之策。
抵达上海后，盛宣怀先去了外滩9号的轮船招商局大楼，处理了一些局务，然后坐着轿子回到了景云里的家。刁氏此前已得到轮船招商局转来的电报，知道丈夫因公回上海，家里早已做好准备，虚席以待。刁氏今天还刻意打扮了一番：盘龙髻上罩细线网罩，额前勒着两道珠饰，白绸围巾，身着一件新制的鹅黄缎子细腰身落脚背长旗袍，足下露出一对尖尖的三寸金莲，华贵雍容，时髦新潮。盛宣怀自上次离开上海已有小半年光景，小别胜新婚，夫妻间自然有说不尽的话。四小姐盛樨蕙已经十三岁，长成了亭亭玉立的少女，在教会女校上学。一家人和和美美地坐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当晚夫妻房事，刁氏也格外温存，曲意逢迎，盛宣怀几次想跟她提回乡订亲之事，却始终难以启齿。
第二天，上海道台派来了一艘官船，船头上高张“分巡苏松太兼兵备道衙门”的旗帜，停在苏州河边，接送盛宣怀去沪西的淮军老营旧址。同治元年，李鸿章率八千淮勇开赴上海与太平军作战，当时的上海知县在徐家汇划了一块十几亩的官地，供淮军安营扎寨，这地方后来就成了淮军的老营盘，保留至今。李鸿章的意思是，现在以他个人的名义把这块地买下来，盖私宅安顿丁香。那地方是他的起家之地，他对那里有感情。
肇家浜在沪西漕河泾与龙华港相接，转而向北，与蒲汇塘交汇。因为此地是明代大学士、科学家徐光启的故乡，故得名徐家汇。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淮军老营还在，只是营舍已经破败不堪。陪同盛宣怀视察的上海道告诉他，前些年英租界越界修了一条大马路直达徐家汇，俗称英筑徐家汇路，引得许多精明的商人阔老纷纷在此买地建宅。现在淮军老营附近，早已没有了李鸿章记忆中的“田野空旷，板桥流水，茂林修竹”的田园风光了。中堂李大人要买这块地，对上海道来说当然是个难得的巴结机会，地价仍按当年的官价转让不说，还答应办好一切手续，亲自送到盛宣怀府上，免得他跑路。几年后，李鸿章果然在这块地上盖了一座花园别墅，中西合璧，园林按苏州园林设计，房屋则由美国著名建筑设计师爱塞亚·罗杰斯设计，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卫生、通风设备。这一切都由盛宣怀亲手张罗操办，成为后来名闻沪上的“丁香别墅”。
盛宣怀就在此时忽然动了个念头：自己何不也买块地以备将来之需呢？想着就要娶妻纳妾了，将来家眷及子孙肯定来上海定居，需要一个容纳大家庭的地方；再者近年来仕途顺利，宦囊也较为充实，有条件考虑这个问题了。聪明的上海道自然看出了盛宣怀的心思，虽然同为道台，但他更愿意屈尊巴结中堂李大人跟前的这位红人。只是徐家汇一带已经没有合适的地块了，上海道便建议，既如此何不去静安寺附近的斜桥一带看看？那里地处法租界之南，暂时还不是洋人蚕食的目标，田园风光保持很好，地价也较为低廉。盛宣怀欣然应允。于是众衙役摇动船橹，官船沿肇家浜往东，在今打浦桥处向北拐，到了靠近上海县城西南的方向，肇家浜两水分流急转弯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斜桥”了。原来这是一座古老的木桥，顺着水流的方向斜架在肇家浜上。盛宣怀很满意这里的环境，看中了一块风水宝地。接下来就是跟农户商谈买地事宜；上海道也凭借官府势力帮忙打压地价。买地的事后来总算是办妥了，遗憾的是，在这块宅基地上还圈有一块不满七分地的坟地，坟主软硬不吃，拒绝搬迁。直到几年后盛公馆建起来了，这块坟地还在，最后是盛家花了大价钱，想尽办法，才将坟地迁走。
几天跑下来，轮船招商局忽然转来张之洞的电报，盛宣怀这才知道“海晏”轮在路上躲避台风耽搁了。掐指算算轮船的行期，盛宣怀决定改变原计划，先回常州老家去一趟，他原本是打算跟张之洞会谈结束后再回常州的。临行前的那天晚上，他鼓起勇气跟刁氏说了回乡的原因。不想刁氏听了一点也不恼，淡淡愁容中浅浅一声苦笑说，其实她早就知道了。原来刁氏此前从常州老家来沪的仆人中，已经打听到了这件事。
“这并非是我的本意。”盛宣怀急忙申辩说。
刁氏：“不怪老爷。老太爷这么想也在情理中。”
“你放心，我不会自食其言，做对不起你的事情。这次回乡只是父命难违，我去敷衍敷衍。”盛宣怀有些违心地说。
“妾身早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的。”刁氏轻轻叹息一声说。
第二天，盛宣怀带了仆人、随从，登上小火轮沿苏州河西去，走吴淞江进入南运河，然后过苏州、无锡，到了常州。
青果巷是常州城内一条长不过五六百米的小巷，紧傍古运河。盛家老宅就在巷内，是一幢九进的深宅大院，盛宣怀的父亲盛康辞官后重新扩建翻造。说起这小小的青果巷，真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久负盛名，中国近现代的很多历史文化名人都是从这条小巷里走出来的。盛宣怀自不必说，另如晚清的谴责小说作家李伯元，画家刘海粟，语言文字学家赵元任，革命家瞿秋白、张太雷，“爱国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剧作家吴祖光、音乐家吴祖强兄弟……等等。盛宣怀的元配夫人董氏，娘家也是青果巷的名门望族。
盛宣怀已经一年多没回家了，回到家中先去上房拜见了父母。老太爷盛康，道光甲辰科进士，曾官至湖北粮道和武昌盐法道。想是久任肥缺宦囊充实之故，告老还乡之后不仅大兴土木，重新翻盖祖宅，而且还买下了苏州的留园作为别墅和家祠。盛老太爷又说起给儿子纳妾的事，希望他这次回家能够完婚以后再走。盛宣怀推托说这次有公务在身，新任湖广总督张之洞途经上海，他奉中堂李大人之命与张大人在上海会谈，因而不能在家久留。但是老太爷坚持，这次即便不迎娶，也必须上门定亲下聘。盛宣怀拗不过父亲，只好勉强答应了。拜见完父母，盛宣怀又登门看望了几房姨娘。接下来就是兄弟相见，长子昌颐和三子同颐各率家小来拜见父亲。这一年昌颐已近而立之年，长房还未添孙男，只有三个孙女；三子同颐也已娶亲成家。
择了个吉日良辰，盛宣怀遵父命去下聘定亲。他没有穿官服，身着一身簇新的湖蓝宁绸夹袍，外罩浅紫红的一字襟坎肩，坐着家中自备的四人抬绿呢大轿。按官制道台可坐八抬绿呢大轿，但老太爷盛康回乡后为免招摇，改成了四人轿班。盛宣怀是在任的实缺道，但他今天是私事，不以官仪出行，所以轿子前面没有鸣锣开道，没有衔牌和“肃静”、“回避”牌。前面是媒婆乘坐的两抬蓝布小轿带路，绿呢大轿后跟着十几挑聘礼。盛府的家人前呼后拥，吹吹打打，在青果巷里浩浩荡荡，逶迤而行，也煞是排场热闹。
队伍停在了庄府的门口。说起这青果巷庄家，更是常州城赫赫有名的大家族，世代读书做官，科场显赫。明代庄家出了九名进士，到清代出了二十九名进士，乾隆年间，庄培因、庄存与曾双双名列“状元”、“榜眼”，而且兄弟俩同为乾嘉常州学派的创始人，名盛一时。盛宣怀科场上并不得意，迄今为止还只是个秀才，连考三届乡试连个举人都没中，这也成为他终身的遗憾。这样的身份按理说应该为庄家所侧目，但常州学派一贯倡导“经世治学”，也许正是盛宣怀在实业上的斐然业绩，才使得庄家对他刮目相看，允下了这门亲事。庄小姐名德华，字畹玉，是状元公庄培因之后。盛宣怀与庄小姐在庄家匆匆见了一面，甚至连她长什么模样也没留下印象。后来盛宣怀又去了城南的刘家，以同样的礼节定亲下聘。刘家也是有模有样的人家，盛宣怀也同样是匆匆见了刘姑娘一面。等到做完这所有的应景文章，盛宣怀就辞别父母，带着堂侄盛春颐返回了上海。盛春颐字我彭，是盛宣怀堂兄的儿子，在盛家颐字辈子侄中，盛春颐最为精明能干。此前盛宣怀已在信函电报中与张之洞商定，举荐盛春颐入他的幕府。
当晚，盛宣怀对刁氏说了回乡定亲下聘的经过，他说得很简略很笼统，就连刁氏问他两位姑娘的长相时，他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盛宣怀安慰刁氏，我对你还是那句话：“刁氏在，不再娶。”亲事虽然定下来了，但什么时候迎娶还难说，能拖就拖下去吧。盛宣怀心里的想法是，如果哪天实在拖不过去了，就还像从前董氏夫人那样，把庄氏和刘氏安顿在常州老家，决不能让她们搬到上海来同住。这是此时他所能想到的唯一的退路安排。让盛宣怀没有想到的是，几天后发生了一件事情，正是刁氏自己，亲手把这个难题彻底解决了断了。
两天后“海晏”轮抵达上海，停靠在外滩轮船招商局专用的金利源码头上。盛宣怀率领轮船招商局和中国电报总局会办以上的官员，亲临码头迎驾；上海道也率领属下的府县州官到码头恭迎。盛宣怀早已为张之洞备下了公馆。是夜，盛宣怀以轮、电二局名义举行宴会，为张之洞接风洗尘。出席宴会的除地方官员外，还有正在上海的原轮船招商局总办、现任开平矿务局总办的唐庭枢；以副都御史衔出任中国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的薛福成，他刚好途经上海准备放洋出国赴任；刚刚卸任台湾布政使、正准备赴湖南巡抚上任的劭友濂；以及原轮船招商总局会办徐润、电报总局总办经元善以及买办郑观应等人，中国洋务方面的官员和干才几乎齐聚一堂。席间，张之洞简略地谈起他到湖北后的打算，“第一要务就是办铁，为芦汉铁路轧制铁轨”。湖南巡抚归湖广总督节制，新任上司和新任下属都未上任就在异地先见面了，所以张之洞交代劭友濂，赴任后务必选调精干人员，沿湘水在辰州、宝应一带勘察煤矿，并随时回禀。劭友濂喏喏点头。席间张之洞还托请薛公使出洋后，代为物色和预定矿山采掘、熔炼钢铁以及轧制铁轨的成套机器设备，薛公使欣然应允。张之洞还注意到了席间的另外一个人物，他年约四旬开外，寡言，但说出来的话却很精辟有分量，尤其是对中外洋务对比总结出来的经验和教训，自有独特的见解和想法，这引起了张之洞很大的兴趣。盛宣怀介绍他们认识，说此君名叫蔡锡勇，字毅若，福建龙溪人，同治年间先后在广州同文馆和京师同文馆学习，从光绪初年起担任驻日、美、秘鲁等国公使通事（翻译）和参赞，将近十年，精通英文、日文和拉丁文，候补知府衔，新近任职期满，刚刚从海外回国。
“不知毅若回国后有何打算？”张之洞不露声色地问。第一次见面就称呼对方的字，张之洞语气中显露出亲切。
蔡锡勇谦恭地回答说：“回制台张大人的话，下官说不上有何打算，只是在恭候朝廷指省候补。”
“职道已经将毅若推荐给了中堂李大人。”盛宣怀赶忙插话说，“只等这次与张大人会晤完毕，职道返回天津复命时，带毅若一同去面见中堂大人。”
“哦？”张之洞微微有些失望的表情，“这么说毅若要去直隶候补了？不知中堂大人是否已向朝廷奏准？”
盛宣怀：“暂时还没有。中堂大人说，要等见了面后再奏请朝廷。但是中堂大人很赏识毅若的才干，说他是个难得的洋务人才。”
张之洞就此打住，不再说什么了。
第二天正式开始会谈，地点在张之洞下榻的公馆里。
张之洞首先详细询问了解光绪初年盛宣怀在鄂勘察煤铁矿的情况。原来早在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盛宣怀就奉命开办湖北矿务，同年年底成立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总部设在鄂东广济县的盘塘，聘请洋人马师立为矿师。不想这马师立是个冒牌货，折腾了两年一事无成。广济一带根本就没有铁矿，所产煤也是量小质次，连轮船招商局的火轮船都不合用，更不用说炼铁了。光绪三年盛宣怀重新聘请洋矿师郭师敦，对鄂东的大冶县、兴国州一带进行煤铁勘察，结果发现大冶的铁山不仅铁矿石储量大，而且含铁量高，品质优良，足以与当时英国著名的克利夫伦大铁矿相媲美，遂以湖北开采煤铁总局的名义买下大冶铁山的产权。随后的几年，盛宣怀率员溯江西上，从当阳、荆门直至上游的宜昌、施南二府找煤，跋山涉水，风餐露宿，备极艰辛，却没有找到合适的煤矿。最后还是在徐州的利国驿找到了合用的煤矿，终因煤铁相距太远、水运不便而作罢。随后湖北开采煤铁总局撤销，李鸿章和盛宣怀第一次的办铁梦想，到此宣告终结。
“这么说，当年办铁之所以败，皆因为煤？”张之洞问。
盛宣怀：“正是。炼铁所用之煤，要求极高，磺重灰多者皆不合用，因为煤中要提炼焦炭后方可作冶炼之用。”
张之洞：“本部堂在两广时曾听洋矿师说过‘煤铁互生’。大冶既富藏铁矿，如何会没有煤？许是当年盛道勘察不细，抑或是所请洋矿师非善类。洋人中也是良莠不齐，滥竽充数者不乏其人。当年盛道所请的那个马师立不就是此类吗？”
“……也许吧。”盛宣怀红着脸呐呐地说。他不好在这个问题上争辩。
张之洞：“不知中堂大人对湖北办铁有何高见？”
“李大人有一封亲笔书信托职道带来，面呈张大人。”盛宣怀直到这时候，才从身上掏出了那封信。
张之洞仔细阅读李鸿章的信，读毕半晌沉吟不语。李鸿章的信中对湖北办铁提出了两条原则性的意见：其一，两家合办，直隶以大冶铁山产权入股；其二，建议“仍用旧人”，委任盛宣怀为湖北开采煤铁总办，理由有二：一是盛道通晓洋务，已多有建树，且在湖北勘察煤铁多年，熟悉地舆民情；二是当年矿务未成，盛道倍偿辛劳，拉下巨额亏空，由私人赔垫，于情不合，于心不忍。如果能由他担任总办，也算是一种补偿。李鸿章在信的末尾还说，如果张之洞能同意这两条，他建议由南北两位总督联名会奏。
张之洞双目炯炯地盯着盛宣怀：“中堂大人信中举荐你做湖北开采煤铁总办，不知盛道本人意下如何？”
盛宣怀：“这是中堂大人的垂爱和好意。如蒙张大人不弃，职道亦愿驱驰于麾下，殚精竭虑，完成前所未竟之大业。”
张之洞笑道：“这么说，盛道早已有意于此了？”
盛宣怀：“实不相瞒，当年办铁之事未成，职道一直耿耿于怀，心有不甘。近年来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揣摩，职道对湖北办铁已略有成见。”
“哦？”张之洞来了兴趣，“如果让盛道主持湖北铁政，你当如何办？”
“首先当确定根本，制定章程。”盛宣怀不假思索，“根据当今世事及潮流，未来之铁厂不宜官办而宜官督商办。官督商办者，即官家督办，商家募股；先由官家垫出官款若干，待铺开局面后再募集商股，然后逐年返还官款……”
张之洞打断盛宣怀的话：“假如本部堂决意要官办呢？”
盛宣怀愣了愣，说：“大人，千万不可呀！铁厂耗费巨大，官费短绌，官办必致困难重重！当年已有前车之鉴，轮船招商局初办时名为‘轮船招商公局’，几乎难以为继，后来把‘公’字去掉了，商民方才踊跃入股。”
“盛道别忘了，轮船招商局是轮船招商局，湖北铁厂是湖北铁厂。”张之洞冷冷地说，“湖北办铁的经费不成问题。芦汉路每年二百万两的官款，十年建成，两千万两银子，难道还建不成一座铁厂？”
盛宣怀被噎得说不出话来。
“当然，”张之洞的语气缓和下来，“未来之铁厂究竟该如何办，中堂大人信中所提到的这两件事，本部堂还得仔细琢磨权衡后方可定论。”停停，又问道：“这信上所说的欠下巨额亏空由个人赔垫，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到这事盛宣怀就有一肚子的苦水和怨气。原来当年湖北建局开办矿务，经费都由直隶垫资，共制钱三十万串，从直隶练饷中挪用。后来事未成局子也撤了，经费已花去了十五万多串。其中上报户部被驳回不予报销的有一万六千多串，由盛宣怀私人赔偿。余下的十四万多串本来是存在胡雪岩的阜康钱庄里，生息还本的，谁知阜康钱庄一夜倒闭，这十四万多串也随之吃了倒账。朝廷下旨，所有的亏空概由盛宣怀偿还。当时银贱钱贵，户部在追偿时只要钱不要银，内外一算汇率，又亏了不少。总算下来，约合银十六万两。
“我从同治末年奉中堂大人之命办理洋务，迄今已十六载，正好亏空赔垫了十六万两。”盛宣怀苦笑着说，“无处筹措，只得央告慈严，变卖祖产，赔累已罄。今父已古稀，他日恐无田归也。盛某从此出为负欠官债之员，入为不肖毁家之子。”说到委屈处，盛宣怀的眼圈不禁有些红了。但他并没有对张之洞说实话，其实他偿还的官债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刁氏如夫人的私蓄。
“原来如此。”张之洞同情地点点头。
盛宣怀告辞后，张之洞马上叫来赵凤昌，给他看李鸿章的信。
“看出这里面的文章了吗？”张之洞问。
赵凤昌：“李鸿章想插手湖北办铁。”
张之洞冷笑：“他李少荃的手也太长了吧？从几千里外伸到湖北来了。合办断无可能！”
赵凤昌：“不过他信中举荐盛杏荪来主持湖北铁政，倒是举荐对了人。平心而论，杏荪是湖北办铁的最佳人选。”
“不行！”张之洞斩钉截铁地说，“他是李鸿章的人。本部堂今天探听了他的口气，他打算未来之铁厂要搞成官督商办。”
赵凤昌：“当年轮船招商局就是这样搞起来的。所以我听到外界有一种说法，说盛杏荪‘挟官以凌商，挟商以蒙官。’”
张之洞：“铁厂毕竟不同于轮船招商局。轮船招商局成败与否，不过影响与洋人争利；铁厂成败则直接关乎芦汉铁路，关乎国计民生、朝廷大局。未来之铁厂，只能官办而非官督商办！本部堂与盛杏荪道不同，不与谋。”
赵凤昌：“湖北铁政，毕竟缺少杏荪这样的干才。”
张之洞：“本部堂心中已经有了人选。”
赵凤昌：“谁？”
张之洞：“蔡毅若。”
“蔡锡勇？”赵凤昌愣住了，“他不是要去投靠李鸿章吗？”
张之洞笑了笑：“精诚所至，金石为开。你马上跟我走一趟。”
张之洞当即换了青衣小帽，乘一顶两人抬的肩舆，带着赵凤昌，来到蔡锡勇下榻的驿馆门前，通报进去。
不一会儿，蔡锡勇慌慌张张地跑了出来。制台张大人屈尊微服私访，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正要倒头便拜，张之洞一把拉住他：“纯属私访，免礼，免礼。”说着笑呵呵地拉着蔡锡勇的手，进了驿馆。
宾主刚刚坐下，仆人进来上了茶，张之洞便道：“上次在席间，听毅若说到芦汉铁路‘三不’，很有见地，今日来愿闻其详。”
“那只不过是下官的一点想法而已。”蔡锡勇谦逊地说，“其一，不举洋债。现今外国银行放贷，无一例外都需以物抵押，开矿以矿山抵押，筑路以路权抵押，如此易失主权，遗后患无穷。其二不购洋轨，堵塞漏卮，免致利益外流。宁可用其器，不取嗟来食。意思是说宁可花钱去买西方的设备技术，也不拿钱去买他们现成的成品。其三，用洋人而不依赖洋人。用洋人乃权宜之策，而非长久之计。中国之洋务，非有大批自己的洋务人才不可。其实不仅仅是芦汉铁路，大凡洋务，管见以为都离不开这‘三不’。”
“毅若所言极是，极是。”张之洞频频点头，“你所说大批自己的洋务人才，从何而来？”
蔡锡勇：“一则自己培养，在干中学；二则送出去培养。同治末年送往美国的首批留学幼童，如今期满学成。下官在美国公使馆时跟他们多有接触，其中有几个学矿政、路政的，如果张大人有兴趣，下官可代为联络举荐。”
“好啊！湖北铁政初开，正需要这样的人才！”张之洞兴奋地说，“毅若在美多年，一定对美国的铁厂有所了解吧？”
蔡锡勇：“西洋各国，无不以钢铁工业为强国之本。实不相瞒，下官亦有心于此，在芝加哥总领馆时，曾对芝加哥和匹兹堡的钢铁厂进行过详尽研究。”
张之洞向赵凤昌使眼色：“怎么样，本部堂的眼光没看错吧？”
蔡锡勇莫名其妙地看着他们。
赵凤昌捅破窗户纸：“毅若兄，你想不到吧？制台张大人今天亲自登门，是想请你随同赴鄂，主持湖北铁政，不知可否？”
“啊？不可，不可。”蔡锡勇意外之余连连摇头摆手，“多谢张大人的抬爱！只是蔡某才疏学浅，恐难当此重任！”
张之洞一语道破：“毅若推辞，想必是担心李鸿章那边不好交代吧？”
“毅若，你想想，”赵凤昌在旁鼓舌，“中堂大人麾下洋务人才济济，你去了直隶，即便不被埋没，论资排辈，没个八年五载的也轮不到你施展拳脚。俗语云‘宁为鸡首不为人后’，这道理你不会不知道吧？况湖北铁政为亘古未有之大业，天下瞩目，毅若兄已年过不惑，有此人生良机，岂容错过？”
蔡锡勇沉默着，似乎已有所心动。
赵凤昌：“湖北铁政百业待举，正在用人之际；张大人求贤若渴，屈尊拜访，此番诚意，毅若不可辜负。”
张之洞：“毅若肯去湖北，本部堂一定委以重任，让你独当一面。——对了，你至今还是候补知府衔吧？”
蔡锡勇点头，“是。”
张之洞：“毅若肯赴鄂屈就，一俟湖北铁政稍有眉目，本部堂即向朝廷保举你为候补道，日后亦可相机授实缺道。”
“蔡某不才，蒙大人如此厚爱，再推辞便是不识抬举了。”蔡锡勇万分感激，又作难道：“只是……下官允诺直隶在前，盛杏荪一番好意举荐，中堂大人也不日就要召见，如此朝秦暮楚，我蔡锡勇岂不成了反复无信小人？”
赵凤昌：“毅若言重了。鸟择良木而栖，人之常情。你投直隶只是个人意向，并未形成定局，另作他选情理亦然。现在你只需点个头，余下的事情我们来办。张大人自然会对杏荪和中堂大人那边有个交代的。”
蔡锡勇沉吟着，却左右为难，始终难以点头。
“毅若为人敦厚守信，一下子难以作决定。要不这样吧，你让他再好好想想。”张之洞知道不能逼急了，顺势找了个台阶，起身告辞离去。
后来张之洞又去了两次。“三顾茅庐”使蔡锡勇大受感动，终于点头应允。张之洞事不宜迟，马上让赵凤昌拟了两份电报，一份抢在李鸿章之前先给了海军衙门，奏请“调候补知府蔡锡勇到鄂协办铁政路政”；另一份给了李鸿章，言明“经再三挽请，万难辞却”，蔡锡勇已同意不去直隶，改赴鄂省候补，并已奏明朝廷，请傅相“高抬贵手”。接到这份电报，李鸿章对张之洞的“挖墙脚”很是有些生气，但也并未太在意，一则向他举荐人的事太多了，二则他对蔡锡勇也本来就知之不多。现在他更关心的是盛宣怀在上海会谈的结果。
事情不能久拖不决，接下来，就该对李鸿章的信作出回应了。
“大人，”赵凤昌担心道：“合办的事情还好说，公事公办，随便找个理由就推掉了。可盛杏荪是中堂大人亲自举荐，你如何驳他的面子？”
“好说好说。”张之洞笑笑：“我自然有办法让盛杏荪自己打退堂鼓。”
这天张之洞把盛宣怀请了来，正式答复他：未来之铁厂跨省合办弊大于利，易致双方权责不清、推诿扯皮、相互掣肘；经反复斟酌，最好还是事权专一，由湖北独家承办为宜。大冶铁山现为直隶官产，由湖北方面负责赎回，赎回方式从每年开采的铁矿石中提银若干，分期分批偿还本息。
盛宣怀不吭声。张之洞不愿合办铁厂，此举早已在李鸿章和他的预料之中。他在等着张之洞的下文。
“至于盛道来湖北主持铁政一事……”张之洞沉吟着。
“这是中堂大人的美意，有意成全职道。”盛宣怀赶忙申明，“职道平生办理洋务，唯有受挫于湖北，心有不甘，亦想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既然张大人那里有难处，那就……作罢吧。”
“不，不，盛道误会了。盛道乃当今中国洋务第一干才，才能见识无人企及。中堂大人忍痛割爱，举荐盛道，此番好意本部堂感念万分；若得盛道来鄂相助，更是本部堂朝思暮想，求之不得。”张之洞说了一番面子话，接着说：“只是湖北铁政初开，千头万绪，繁难巨重。盛道目前身兼轮、电二局重任，又刚刚放了实缺道，地方民政事务缠身，不知盛道何能分身有术？”
盛宣怀：“张大人什么意思？”
张之洞：“请盛道辞去本兼各职，专来湖北主持铁政。”
“啊？”盛宣怀愣住了，他没想到张之洞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张之洞：“请盛道勿要见怪，这并非本部堂苛求，实在是因为湖北办铁事关重大，不敢掉以轻心，非有专人专事不可，盛道当可谅解。”
盛宣怀沉吟着，不吭声了。
“怎么，盛道很为难？”张之洞不露声色，“要不再想想吧，想好了再回话也不迟。本部堂可以暂时为盛道保留这个位子，虚席以待。”
盛宣怀心里明白，张之洞这一手太厉害了，他找的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他无话可说。因为他既不可能轻易放手好不容易到手的轮、电二局的宝座，更不愿舍弃他梦寐以求的实缺官位。
“……当然，”张之洞又退一步，“万一盛道难以取舍决断，盛道当年在湖北的个人亏空，于情于理当由湖北方面来补偿，决不食言。”
“婉拒”了盛宣怀，再给他一点甜头，聪明人就都知道进退了。
盛宣怀起而作揖：“多谢大人的关怀体恤！职道身兼多职，确实分身乏术，既如此，就只能抱憾终身了。”
“不不，何谈抱憾终身？日后倘有机会，湖北铁政还得借重盛道！”张之洞不经意间的一句客套话，想不到一语成谶，若干年后果然成为了事实。
接下来的话题，转到了大冶铁山赎回的具体事宜上。
张之洞：“盛道以为，以每吨矿石提银多少为宜？”
盛宣怀在心里算了算账，正要回答，不想家里的一个仆人在赵凤昌的带领下，匆匆地走进来。那仆人脸色戚惶，进来就哭喊道：“老爷，家里出事了！”
盛宣怀愣住：“什么事？”
家仆：“二奶奶她……寻短见了！”
盛宣怀如雷轰顶，脸色煞白，一阵头晕目眩！
等盛宣怀匆匆地赶回景云里家中，家里已经乱成了一锅粥。
刁氏的遗体静静地摊放在床上，盛四小姐正在一旁哭得死去活来。刁氏死后神态平静安详，没有显露出一点痛苦。家里的下人告诉盛宣怀，二奶奶此前一点征兆也没有，今天她把仆妇丫鬟借故支开后，不到一袋烟的工夫就悬梁自尽了。盛宣怀看到了刁氏留下的绝笔，遗书中她回顾了十五年来夫妻间相濡以沫的共同生活，感谢盛宣怀厚待了她，“人生中有此十五年足矣，死而无憾”；又说“老爷身处两难之中，拖延毕竟不是长久之策，”她说她曾经想过了很多别的办法，都无法解开这个难题，不足以让老爷收回“刁氏在，不再娶”的诺言，惟有“解铃还须系铃人，妾身先走一步。”刁氏在遗书中唯一托付盛宣怀的后事，就是希望老爷善待四小姐，将来在终身大事上多给她一点关照，不要让她受人轻视看不起。盛宣怀捧读刁氏的遗书，泪如泉涌，痛彻心肺。
第二天，盛宣怀在《申报》上刊出一则讣告，称刁氏为“继室夫人”、“亡妻”，末尾落款为“不杖期生盛宣怀泣告”。这是明明白白告诉世人，盛宣怀是以正室夫人之礼为刁氏发丧，就是上海人俗称的“两头大”。当时礼制，夫为妻守丧须满一年，称“期服”。如父母亡故，期服中可以用杖，自称“杖期生”；父母在，不得用杖，故称“不杖期生”。既是正室之丧，沪上的很多亲友同僚、达官显贵都纷纷赶来捧场。盛宣怀是沪上名人，实缺道台，又是李鸿章跟前的红人，洋务大员，实业巨子，想要巴结他的人自然也不少。一时间小小的景云里车水马龙，川流不息，为之途塞。刁氏的丧礼延续了一个月。盛宣怀大操大办，并非是要做表面文章，首先是他心里怀着对刁氏的深深愧疚之情，想要借此来补偿刁氏；此外更重要的，也是为了给盛四小姐一个名份。若干年后，盛宣怀与时任台湾巡抚的劭友濂豪门联姻，盛四小姐以“嫡出”身份嫁入邵府。在盛家的八位小姐中，盛四小姐是嫁得最近的，盛公馆与邵公馆在上海静安寺路仅一路之隔。盛宣怀把四小姐放在眼前，是为了便于时时关照。他自己也信守承诺，为刁氏超期守丧，直到两年后才正式迎娶了庄氏和刘氏。
遇上了这么档子事，上海会谈自然不得不终止。不过这也给张之洞解了围，免得双方在大冶铁山赎回的具体细节上一直纠缠下去。张之洞准备离开上海了，临行前他置办了一份丧礼，亲往景云里吊唁了一番。身为朝廷封疆大吏，张之洞是所有来吊唁的官员中品级最高的，给足了盛宣怀面子，盛宣怀自然感激不尽。张之洞还告诉盛宣怀，要他安心治丧，有关大冶铁山赎回的未定事宜，他将直接与中堂大人函电相商。两天后，张之洞就带着随行人员，登上了轮船招商局为他准备的“江永”号江轮。上海会谈达到了预期的结果，而且途中还意外地收下了辜鸿铭、蔡锡勇两员大将，这让张之洞的心情很好，他凭栏远眺，欣赏景致，与幕僚们纵古论今，谈兴大发。
“江永”轮鼓足马力，迎着入冬后第一场纷纷扬扬的雪花，溯江西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