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对于我来说一直是个神秘的怪物，就是在决定自己命运最关键的中考和高考的两个前夜，我都神使鬼差地坐到电影院里看电影，落得班主任一顿臭骂。但是到了2000年的初冬，当某个电影节带着十几个城市的余味，终于来到南宁的时候，我对中国电影的兴趣已经大大地打折扣了。
在南宁铺上几百米长的红地毯挤眉弄眼地迎接电影嘉宾的时刻，我和《花城》杂志社的主编田瑛却乘坐潘红日派来的小车，往刘三姐的故乡——宜州市进发了，那里正准备召开桂西北作家群的研讨会。这当然不是一个奢侈的会议，但却比那些正在放着的烂片更具想象力。一路上，我们都在抱怨国产片，觉得大部分片子都没什么看头，虚构的故事甚至无法超越生活，就连教科书里“创作要源于生活而且高于生活”这个基本的道理，都被那些弄电影的像抛弃配偶一样给抛到爪哇国去了。抱怨声中，田瑛突然问我：《没有语言的生活》到底拍没拍成电影？我说没有。他说我倒是可以推荐推荐。
田瑛一直牵挂这个小说，几年前他曾萌生过向他朋友推荐的念头，但当时小说已先被称为中国第六代导演的阿年看上。阿年邀请我和他一道编剧，并试图把它拍成电影。由于投资方的突然放弃，《没有语言的生活》在一场欢喜之后沉寂下来。这期间我和田瑛没少见面，但谈的都是牌艺，却从不顾及文学。如果不是因为桂西北路途遥远，也许我们的话题还是不会绕到文学上。不过这一次，在小车绕来绕去的同时，我们再也不能把文学绕过去了。他告诉我有一位小兄弟，十年前去了日本，在今村昌平的电影学校攻读导演专业，后又拿下了一个电影硕士文凭。十年来他们至少有九年保持着联系，而那位导演也一直期待着有意思的小说，想回国拍片。
说真的，我对田瑛当时的所谓推荐并不在意，更不知道他的那位兄弟姓甚名谁。因为我晓得在中国，一个无名的导演要想弄成一部电影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光是找钱就不亚于攀登珠穆朗玛峰。但是田瑛却信誓旦旦，认为他有可能促成此事。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让他把我的小说集带回广州。
没想到第二天他就从广州打电话给我，说这事真是奇巧了，仿佛连他也想不通。他回家不到两个小时，就接到了那位导演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田瑛特别强调你要知道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联系了，像是懂得我要找他似的，电话说打来就打来了。从接到电话的那一刻起，这个一直喜欢预感，而且碰巧预对过几次的田瑛，就始终坚信这个电影一定会弄成。
2001年1月，田瑛去北京参加书市活动，顺便带上了我的小说。那位导演当时正在为中央电视台六频道做《走进黑泽明的世界》后期，这个长达四个多小时的纪录片正是他在日本拍摄的。由于导演晚上要加班，田瑛到了北京两天之后的一个深夜，才跟他见上面。导演当晚就读了小说，并于第二天清晨打电话给田瑛，说读了这个小说后兴奋不已，一个晚上都没睡好。田瑛认真地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还是没太当一回事，但心里已为拥有一位新的知音而隐隐地感动。
春节过后，田瑛约我于蛇年正月初五到广州跟那位导演见面。见到导演的第一眼，我的脑子立即就蹦出一念头：此人值得信赖。这时我才知道，他叫蒋钦民，未婚，生于1964年，去日本之前曾是潇湘电影制片厂的年轻编剧，写过好几个剧本。1999年，他在东北深山的一个小火车站执导了中日合拍片《葵花劫》。当时这个电影还没上映，我和田瑛都不知道他导得怎么样。正好他带了一盒该片的录像带，我们找了一台放像机，在宾馆里看了起来。跟我们一起看片的还有一位在广州搞音乐的朋友，看到一半时他的手机突然响了，就跑到走廊去听电话。出去了大约十分钟，他又才回到房间，然后不顾我们的情绪，强行把带子倒回去，直到接上他看过的画面。田瑛说黄兄，你怎么这样呢？黄兄发出一声感慨，说我好久没看到这么好看的国产片了。
如果不是因为这个《葵花劫》，也许我和蒋导的合作不会这么顺利。他的这个影片是我看过的出生于六十年代的导演导得比较好的一部，尽管是低成本，但还是看出了导演精益求精的努力。别的暂不表扬，仅故事一项他就说得很地道，悬念不断，节奏很快，而且有深度，把一个日本人的生命和四个中国人的生命一同放到天平上称量，让你不得不思考谁重谁轻？片中翻译官的那一句追问：“难道你们没有杀他的动机吗？”尤其叫我兴奋。很可惜这样的影片和那些烂片一样，在中国同样没有好的市场。不知道是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
我的这个小说是写一个瞎子、聋子和哑巴组成一个家庭的故事，应该说这样的故事是很难拍电影的。坐在宾馆的沙发上，我清清嗓子，问蒋导你到底对作品的哪一个方面感兴趣？他说爱情，王家宽对朱灵的那种执著的爱情，一个聋子的爱情。他的回答多少让我有些惊诧，因为这只不过是小说中的一条线索，而且还不是主线。我们三人漫无边际地聊起来，聊着聊着，慢慢地有了一点儿艺术上的兴奋。但是我明确地告诉蒋导，现在的电影圈都很黑，在没拿到定金之前，我的创作激情上不来。他表示理解，并答应在理出一个眉目之后，就去找钱。
经过两天的磋商，我们初步得出一个理念，那就是聋子王家宽追求漂亮的朱灵，而朱灵的心却不在王家宽的身上，从安徽来的住在王家的哑巴姑娘蔡玉珍被王家宽的执著感动，与王家宽的瞎子父亲王老炳一道，三人合力向朱灵求爱，一直爱到朱灵惭愧为止，最后朱灵反而觉得自己不配，乘着气球飘走。这时人们才发觉蔡玉珍和王家宽的和谐。影片到此戛然而止，避免三角恋爱。蔡玉珍到故事结束时，只是情窦初开。透过这个故事的表层，我们不得不往深里想，朱灵和王家宽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世界，我们在朱灵的世界里看到了欺骗和疼痛，而在王家宽的那个世界里却看到了纯洁和美好。当生活在都市里的人整天抱怨没有爱情的时候，想不到却在遥远的地方，有三个看不见、听不到、说不出的人演绎了一段纯美的爱情故事。
带着这个不能当饭吃的理念，我们告别了田瑛，各自回到了工作的地方。蒋导不时地给我打一个电话，说正在找投资。而我则十分平静地坐在电脑前，为一个付了我定金的投资商写电视剧提纲。
2001年3月，我交完那个电视剧的提纲，就接到了母亲病重的电话，于是跟单位请了公休假，从南宁回到我的家乡天峨县去看母亲。天峨县地处桂西北，是一个不太被外界所知道的县，但是因为现在正在那里兴建中国的第二大水电站——龙滩水电站，慢慢地有了一点儿名气。我回到天峨的第一天，就接到了田瑛的电话，说他和蒋导都将赶到天峨来，在不影响我陪母亲的情况下一起创作剧本。他们分别从北京、广州赶到天峨，这种不把事情做成绝不罢休的精神就像影片里王家宽的那种执拗，使我大为感动。正是因为这一份感动，在没有一分投资，没有任何合同的情况下，我们三人住进了天峨县政府招待所，开始了剧本的创作。
眼看就要在电脑上打第一个字了，蒋导突然提出先到下面转转，看看外景，以便在创作时根据环境写戏。我们去了天峨著名的景点川洞河，那里有一个几百米长的石洞，河水从洞中流过，人们进出都得划船，颇有世外桃源的味道。但看过之后，我们都觉得太江南水乡了，没有更鲜明的特点。于是吃了一餐那里的河鱼，就回到了县城。第二天，我叫表哥开车到乡下去接母亲，蒋导和田瑛一定要跟我同行。一座座山从窗外晃过，当轿车爬到丢草坳的时候，蒋导被面前壁立千仞的群峰吸引住了，忙叫停车。我的脑子一热，脱口而出：干脆把这个故事放到天上得了，也就是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这个想法一下激动了我们，我们爬上山，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山尖尖，一看就有天上的感觉。外景就这么定了，田瑛用总结的口吻说一切都是天意，假若今天我们不来看你妈妈，也许就把这地方和这种想法给错过了。冥冥中，我突然感到是有一种东西在保佑我们。
除了吃喝拉撒睡，以及每天用一个多小时陪母亲聊天，其余的时间我们全都贡献给了剧本。十天之后，剧本的第一稿完成，天峨县领导请我们吃了一餐饭，并叮嘱我们一定要把这个电影拿到天峨来拍。我们哼哼地应着，却还不知道钱在哪里。
乘着完成剧本后的余兴，我们在河池地区住了一晚，把剧本送给我的朋友河池地区电视台台长李昌宪检验。他是这个剧本的第一个读者。第二天早晨，我们即将离开河池时，他请我们喝早茶，并告诉我们昨晚他看了两遍剧本，觉得很好。他复述了一遍剧中精彩的细节，表示愿意参与这部片子的拍摄。这个意外的消息，又被田瑛归纳为天意的一部分。
蒋导回到了北京，还去了一趟日本。几经周折之后，他跟中国文联音像出版社接上头。出版社看完剧本，同意投资，但也对剧本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7月份，我和蒋导在南宁明园饭店封闭了十天，完成了剧本的第二稿。经过蒋导的牵线搭桥，文联音像出版社和河池电视台也达成协议，双方共同投资拍摄该片，文联方面出资三分之二，并且得到了日本方面的支持，影片在日本制作后期。
后来，每隔几天我就接到蒋导的一个电话，他告诉我一些关于电影筹拍的情况。比如音乐已经落实人选了，由叶小钢来做；男主角也定了下来，是演过《蓝宇》的刘烨；女主角也定了，董洁演蔡玉珍，陶虹演朱灵……
8月底，蒋导带着他嘴里挂着的那些演职人员全体开进天峨，开始了电影的拍摄工作。这部电影就这样诞生了，在慢慢地离开我的时候诞生，成为众人的孩子。但是它还不断地有消息传来，2002年10月的一个深夜，与刘烨一道参加东京第十五届国际电影节的蒋导给我来了一个长途，告诉我《天上的恋人》荣获本届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这是本部电影到目前为止一记最有力的回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