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低头看看手里的报告，又抬头看着皱着眉头的谢绾，不好意思的问，
“阁下，您怎么知道情况会好转？”
谢绾扭头看了一眼俾斯麦，苦笑道，
“你觉得黑市上的粮食从哪儿来的？”
俾斯麦摇头。谢绾这才解释道，
“普鲁士政府压制了价格，粮食供给就失去了信号。
黑市上有粮食，说明是有粮食藏在普鲁士境内或者欧洲某个地方。过去粮食进不来，是因为行政压制了利润，没有超高的利润，需求信号就传不远，或者得到信号的人没有动力。
只有黑市上的超高利润才能撬动供给，而政府的惩罚加剧了黑市中的权力寻租，官商勾结导致黑市供给被垄断，所有粮食入口都被堵死。
我放开价格，就是放出需求信号，扩大供给动力，也解除获取超额利润的风险。
信息在商人间传播也是有壁垒和延迟性，一旦信号使他们大规模动起来，那就只有当利润跌到很微薄的情况下，商人们才会完全失去动力。这一来一回，就给了我们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去等待秋天粮食收获。”
“哦。”俾斯麦若有所思的点点头。
“没事了，你去继续监控价格吧。”谢绾重新伏案，俾斯麦放下报告，悄悄退出了他的办公室。
接下来的难题，是解决普鲁士的失业问题。
失业问题是1846年饥荒及经济危机以来，大量生产企业倒闭造成的结果。要想让这些企业重新恢复生产，最直接的办法是通过并购或者贷款，注资给那些已经或者濒临破产的企业。如果要尽快见效，那就由联邦政府出资贷款，包括俾斯麦在内的许多联邦官员都是这个想法。
这种方式谢绾当然不认同。
这些企业的业主们本来就是依靠权力垄断赚钱的贵族，在即将一体化的德意志市场中，竞争不过西德意志的企业，就算获得资金也只是苟延残喘，很可能最后还是个死字。别说各联邦不可能愿意掏钱，就算愿意，这也是个填不满的坑。
同样是这个原因，普鲁士以外的企业主们也不会注资给这些企业，他们比官员们更在乎资金的安全，嗅觉也更加灵敏。
然而如果不救助这些企业，仅依靠市场自己是无法重建秩序的，恐怕未来几年问题还会继续恶化，谢绾感觉到政府被绑架在了官商们的贼船上。
想到这里，谢绾拿起俾斯麦之前送来的报告，仔细的看着。他突然注意到其中的一段话，
“……市民们已经没有钱购买粮食，他们把家里的铁锅、皮鞋甚至酒桶都拿去换取粮食——只顾得上眼下的一餐，完全无法考虑明天……”
话写的挺煽情，不过谢绾却读出了另一些东西。他叫来普鲁士国王银行的总经理，询问了他一些问题。
一周之后，由联邦资助的普鲁士军队改用德意志联邦马克发薪水。
联邦马克在1840年以前已与鲁尔工业银行券统一，成为德联邦统一货币。1846年以前，普鲁士马克对联邦马克是1:1固定汇率，在1846年经济危机以后，普鲁士马克的真实汇率就一路走低。虽然在普鲁士国王银行兑换仍然是1:1，但在黑市却早就超过了5:1的水平。
由于军队的薪水是按1:1水平直接改变单位用联邦马克发放，所以中下层军官感到欢欣鼓舞，士气大振。
紧接着，普鲁士贵族在经济活动中原有的垄断特权被取消。虽然大量资源和市场渠道已经被瓜分殆尽，掌握在贵族手里，但他们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开始商量着该怎么联合起来反对谢绾的政策。
仅仅又过了几周，还没等贵族们有什么反应，普鲁士国王银行突然宣布，原有普鲁士马克不再与普鲁士国债挂钩，普鲁士将使用联邦马克以一比十的兑换率回收普鲁士马克。
谢绾搞得这场突如其来的废币行动，将此前围绕在普鲁士马克上的矛盾彻底暴露出来。
普通民众手里本来就没几个钱，到了1850年开战以后更是普遍的以物易物，纸币都集中在大大小小的贵族手里。
国王通过发行货币回收贵金属，用纸币对全社会盘剥，到1850年后已经变成了主要对贵族的盘剥，只是因为贵族们利用特权掌握了大量资源，双方冲突才没有彻底爆发。
谢绾开始废币之后，普通民众没什么太大反弹，而由于普鲁士马克兑换价格比黑市价格还低，握有大量纸币的普鲁士贵族阶层深受打击，还误伤了不少中产阶级，一时间又是一波波针对谢绾的暴风骤雨。
好在此时的军队已经被谢绾用联邦马克收买，除了少数几个军事贵族用自己的亲兵闹了几场不成气候的叛乱，大多数军队官员都保持了平静。
两个月后，货币作废带来的风波基本平息。由于贵族们资金链断裂急于抛售资产，加之失去了特权之后企业盈利能力明显下降，普鲁士市面上以联邦马克计价的资源和企业股权价格暴跌，普鲁士商品价格和劳动力薪酬同样也间接下跌。
乍一看，谢绾不仅没救助那些官办企业，反而加速了这些企业的破产倒闭。此时不仅普鲁士，全联邦从上到下都弥漫着对他的反对声音。
但几个月后，人们意外的发现，价格下跌就好似一发信号弹，西德意志的资本开始迅速涌入普鲁士，资本的涌入也同时带来了技术和就业岗位。普鲁士资源、企业、劳动力变成了地摊货，但市场却逐渐恢复了生机。
如果不通过这种与抢劫差不多的操作，谢绾无法让普鲁士已经在贵族手里僵硬的各种生产要素重新自由流通。
当然比起明火执仗的抢劫，这种依靠市场自由交易形成的解决机制，还是更温和，也能够更平滑的过渡到新的市场秩序之中。
在谢绾对粮价和货币的“暴力改革”中，普鲁士经济获得了新生，但其社会也受到了巨大的短期伤害。
在进行这一系列冒险之前，谢绾并没有必胜的把握，也无法避免在达成目标之前的各种牺牲。
在旁人看来，他以一种近乎疯狂的偏执来推进自己的政策；谢绾心知肚明代价巨大，却兴奋异常。
自从担任了德意志联邦的康茨勒，他总是控制不住自己所谓的“历史使命感”，有“力挽狂澜”的强烈欲望。
他经常想起当年接过二战之后烂摊子的总理康纳德·阿登纳和接过两德统一后同样烂摊子的总理赫尔穆特·科尔——男人内心总是有些英雄主义，只看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方式爆发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