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教物理的老师，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他的率真和不修边幅。说话直来直去，不会拐弯抹角。课堂上如果有谁交头接耳，做个小动作，一定会被他毫不留情地训斥一顿，学生都有点怕他。不过，老师说完就完了，课后依旧和你又说又笑，像个朋友似的。或许老师是学农机出身，加之当时号召学工学农，他就教有所长，有了用武之地，教物理的同时教我们农机。从拖拉机的构造原理，到农村电工常识，尽量让我们学到一些实用技术。后来学校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老师就现身说法，跳上去教我们实际操作，如何摇动发动机，如何踩动油门，如何把握方向，如何紧急刹车，如数家珍，讲深讲透，直到我们学会为止。
说到老师不修边幅，让我想起一件往事。一次放学之后，老师的小儿子因为调皮，撞倒了别人的一辆自行车，车主很不高兴。虽说老师再三道歉，车主还是不依不饶，说老师的小儿子“没长眼睛，撞坏了车子赔得起吗？”老师就火了，一下从上衣口袋掏出一沓钱，在车主眼前晃晃说：“别看我衣裳穿得烂，一掏就是五十三。”当时的五十三元，对我们来说的确不是个小数目。
还有那个地理和珠算老师，任何时候都是笑容可掬的，亲切得很。老师一口江苏口音，说话不紧不慢，调子拉得长长的，就像唱歌一样。“来，大家跟我一起学。一下五去四，三去七进一……六三添作五，八三下加六……”老师原本是会计出身，算盘拨得噼里啪啦的，老练得很。教起珠算口诀，那也是滚瓜烂熟。我不是学珠算的料，倒是地理课上受益匪浅。一本世界地图册让我翻得有皮没边，并且从此养成习惯，对世界各地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偏爱有加。如今家里书架上，摆放着整整十本地图册，一有工夫，总要去翻上一翻，就像妻子戏称的那样：“胸怀祖国，放眼世界。”
还有那个身姿矫健的体育老师。身手不凡，腿脚麻利，一年四季一身运动服，走到哪里就把体育课带到哪里。老师有两个著名的口头禅，一个是操场上的，叫作“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另一个是会场上的，叫作“全国形势一派大好，我们体育界也是形势一派大好”。还有那个亭亭玉立的生理老师，皮肤白白的，眼睛大大的，梳着两个小辫子，一笑两个深深的酒窝。还有一揉就是一案板面，一炒就是一大锅菜，年复一年保证我们一日三餐的食堂大师傅，还有教会我们修渠打埂、种菜种粮的老校工。他们都是我们敬仰的老师，为了一代新人茁壮成长，蜡炬成灰、春蚕到死，让人铭记在心。
四
除了学习和劳动，我们当时还有一项重要的课程，就是军训。教官是附近部队上请来的，认真严肃，不苟言笑，动作达不到要求，一律不准解散。
先是队列练习，立正、稍息、向前看齐；齐步走、向左转、向后转。虽说都是基本动作，却很难做到步调一致。不是这个走错了步子，就是那个转错了方向，一时乱了队形，让教官好不生气。“你们都是咋搞得嘛，怎么连个路都不会走撒？”教官是个四川小伙，一着急家乡口音也出来了。教官这么一嚷嚷，大家都觉得有些奇怪，平时不就是这么走路吗，怎么一正规就乱了手脚，不成个样子。那时我们最怕单兵操练，尤其是正步走，甩臂抬腿，落地有声，难度很大。一边听着教官“抬腿、甩臂”的严肃口令，一边高度紧张向前迈进。然而越是想走好，越是中途要掉链子，只得从头再来。如果被教官揪了辫子，让你高抬着腿停在空中，那个难受劲真是难以形容。太阳暴晒，腰酸背疼也就罢了，问题是大庭广众之下让大家看了笑话，面子上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虽说队列练习单调枯燥，同学们依旧听从指挥，早出晚归，让汗水和泪水洒在操场上，让毅力和斗志留在骨子里。掌握了作为战士的基本要领，训练才会进入相对实质性阶段——俯卧、端枪、瞄准、射击。在接触真枪实弹之前，要有一个过渡适应阶段，用木枪练习打靶。于是，就有同学调侃说：“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今天就要发枪了，一人一杆枪——那是不可能的。两人一杆枪——还是木头的……”
到了实弹射击的时候，所有动作要领必须完全符合要求。从提枪装弹，到卧姿瞄准，全由教官逐一把关，做到万无一失，才能发令开枪。这个时候，射击场早已严密封锁，山坳里连一个放羊娃都找不到。每个人只有宝贵的三发子弹，而且是在三番五次做了动员，表了决心之后，临到射击之时才发到手的。只听得“砰砰”一阵枪响，继而远处靶子下伸出一个靶杆，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来回摇晃着。有击中三四环的，有射在靶中央的，而更多的则是脱靶，打了光头。因为都是平生第一次实弹射击，同学们既高兴又紧张，心跳加速，浑身发颤。甚至有的女同学连子弹怎么飞出去的都不知道。
有了第一次的射击经验，再拉出去打靶的时候，大家就不再像先前一样怯场了。一个个动作熟练，沉着冷静，虽说不是弹无虚发，却也八九不离十，几乎不再有打脱靶的，让教官一口一个“对头，对头！”夸个不停。
如此训练有素的队伍，不要说是支援春种秋收了，就是配合乡里完成突击任务，也是招之即来，战之必胜。那些年，每到重要庆祝活动，都要对所辖地区的流动人口进行遣送。由于担心走漏风声，遣送行动都是夜间秘密进行。有一次我们接到乡里通知，要求晚上对学校附近煤窑突击检查，凡发现流动人口，必须立即带到乡上，然后统一集中之后，连夜送至城里收容遣送站，遣返回家。
学校后面的山上有几个煤窑，离煤窑不远有几孔窑洞。当我们摸黑来到之时，果然听到鼾声传出。随着老师一声令下，我们打开手电筒冲进窑洞。正在酣睡的一对夫妻以为来了强盗，猛地翻身的同时，一把操起一根大头棒，大喊一声就冲了过来。然而当看到站在面前的是一群荷枪实弹的武装民兵时，一下扔了大头棒，蹲在地上可怜巴巴开始哀求了。
因为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尽管丈夫再三解释妻子刚刚流产，需要静养一段时间，我们还是不予理睬，让他们匆匆收拾了东西，随我们一同来到了乡上。这时乡上的大卡车已经准备停当，连同其他几个流动人口，一起被我们推到车上，连夜向着城里进发了。
我记得非常清楚，当时那几个外乡人背靠在前车厢板上，而我们这一干人马，围了一圈，和他们面对面坐着。那一晚月亮很圆，很大，我们可以看得见彼此的面部轮廓。或许是皎洁的月光触动了离乡人的情感，那个一路让我们行行好的丈夫，慢慢不再哀求，而是一边把妻子搂在怀里，一边亮开嗓子唱了起来。“山里来的野鸡娃红冠子/我给尕妹妹别簪子/山里来的野鸡娃白脖子/我给尕妹妹戴镯子/……”浓郁别致的花儿腔调，缠绵悱恻的真情表白，回荡在月夜的上空，有一种令人心酸的感动。人总算是悉数送到目的地了，可我们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第二天一大早，当我们在乡里干部带领下，斜挎着长长的“七九”式步枪，一路纵队沿街寻找饭馆时，真有点八路军进城的感觉。
同样必须是晚上完成的任务，下夜护校就显得愉快轻松多了。到了高二年级的时候，学校的学生数量已有所增加，从一开始的四十多人增加到了八十多人。因为学校没有围墙，菜地又隔着一条马路，护校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依旧以班为单位，几个人一组，轮流在菜地和学校之间转悠。这个时候已经刀枪入库，手里只有手电筒和一根棍子，因为都是结伴而行，说说笑笑的，意思是告诉别人，小心点，我们人不少呢。
我们的菜地实在是诱人，经常有人半夜三更顺手牵羊，摘上一筐两筐。仅仅是偷一些菜也无所谓，就是破坏太严重，还没长好的辣子茄子撒得到处都是，如不加紧看守，就接不上茬了。还有食堂和麦场，都是学校的防范重地，被人偷了盗了，学生只有停课回家了。
问题是我们毕竟是瞌睡了找枕头的年龄，到了后半夜，眼皮重的石头似的，不耷拉都没有办法，说着话的工夫，人就睡过去了。等早晨突然醒来再看，这躺着一个，那睡着一个，头上都是草叶子，脸上硌得坑坑洼洼的，好像放羊娃一样，一个个都是灰头土脸的，没有一点学生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