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雄要动迁的第三户是一个郎中世家,一家老少四辈,住在一个两层的木楼里,前面没有铺面,只是一个门楼。
太爷80多了,叫董健,爷爷60多了,叫董思康,孙子40多了,叫董乐,重孙子20多岁了,叫董继藐。祖孙四代都是单传,楼上4个房间,住着9口人。楼下是一个诊堂,一个药房,一个厨房,一个饭量。
老董健看到前两家都建了三层楼,放出话来了,只要给他建三层楼,他也把门脸让出来,一层当诊所,二层、三层分四家住。
正当添雄要动工时,乡纪高官带着调查组来了。原来,有人举报添雄利用职权搞开发,出售门市房牟取暴利。
添雄不得不停下来接受组织调查。调查组先找每个党员谈话,党员们对添雄都很信任,说他在运用经济手段,推进村里的规划落实。
调查组又找李俊海、李俊山、李俊山舅子、董家四代人调查。这些人对动迁都十分满意,说添雄虽然赚了钱,但都用在了动迁上了。
调查组开始和添雄谈话了,让他交出帐目。添雄心里无私天地宽,把帐目都交了出去。调查组把帐目带了回去,让添雄听候组织结论。
资金被冻结了,火热的动迁停了下来,添雄不怕受委屈,对耽误他的工期却心急如焚。
陈景泉大楼是请紫金矿业集团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设计建造的。框架起来后,外墙都用绿有机玻璃围了起来。
南方日照光线强,用这种滤色玻璃可以减少紫外线照射,营造楼内的小气候。
陈景权一家老少四辈,十多口人,有钱了,造这么个住宅无可厚非。但是,他也被告了,说他大建豪宅,财路不明,有侵吞公款之嫌。
因为添雄涉及了这个案子,县纪委又下来调查了。一时间,寨背不平静了。
老支书回来了,他住进了添雄家,跟添雄说:“你不要怕,一切有我担着呢?我去跟调查组说清楚。”
老支书把他珍藏的规划图拿回来了,他从建商超开始,一直讲到了利用陈景泉的资金,建商业街。县乡调查组被他的智慧折服了。
接下来,他讲了添雄的奉献,他说:“添雄从建桥开始,己经干了六年建筑了,建的楼有20多座了,建的桥和路你们也看见了。你们再去他家看看,他还住着一个土房和楼座子。都说一桥、二路、三建楼,他却除了辛苦钱,什么都没赚到。这就是我发展他入党,推荐他担任村支书的原因。这样的接班人我放心。”
调查组出于对老支书的尊敬和信任,把两次接到的匿名信给他看了。
老支书一眼就认出了匿名信上的笔迹,说道:“原来是这个小人在兴风作浪。”
他说的是陈文武。原来,这个陈文武找添雄建楼,添雄没理睬他,农贸市场建完后,他的“三干合作社”就关闭了,他对老支书和添雄开始怀恨在心了。
引进外面工程队后,他虽然建了楼,但是,他的地点是孤楼一个,买卖都移入广场了,又加剧了他的仇恨。
他不敢惹老支书,因为他有小辫子抓在他手里,老支书一走,他便向添雄发起了报复。
调查组弄清楚了事发的原因后,决定把反映陈景泉的匿名信转给紫金集团纪委处理,将反映添雄的匿名信做销案处理。
老支书对纪委领导说:“以后你们接到匿名信,不要这么兴师动众的,让一些躲在阴暗处的人渣,用你们的手去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
纪委领导虚心地接受了他的意见,在寨背党员大会上为添雄正了名,表态支持他完成村委会的规划。
调查组走后,一些党员提出要给陈文武点颜色看看。添雄说:“他不敢站出来,我们就不要理他,多行不义必自毙,让他自毙去吧!我们才没时间和这类人周旋呢。”
添雄建起了铝合金铺和门窗铺后,从县城来客商把这两个铺面买下来了,他们看好了寨背建楼的商机。
第五家是开豆腐作坊的,己经买了农贸市场的豆腐铺,这里是他们的豆腐加工基地。因为买了农贸市场的铺位,建房子的钱不够了。
他们有自己的算计,建一座三层楼,少说也得40万,省下40万,以后开个饭店,又多个营生,要那个门市有啥用呢?
添雄把一个门市开了家具铺,一个门市开了建筑五金铺。
第六是把头的,处于丁字路口,这家原就是建材商铺,经营水泥、钢筋、白灰、碎石等大宗建材。该户己经建了门市楼,后面是一个20米乘12米的大院子。
添雄就是从这个铺面经营的火热程度,来确定这条街的经营选项的。至此,建材一条街形成了产业链,这个产业链又催生了若干个建筑工程队。
寨背的楼房饱有率经过5年的发展,达到了50%,添雄把西边定为服务一条街后,采取了因势利导,顺其发展的战略。
新建的两个门市还是由村委会经营,一旦出售,他就会马上找老支书还钱。
添喜今年并不轻松,他仍然肩负着20多亩地的翻地、耙地活儿,因为婶婶、嫂子、弟妹们租了他的拖拉机。
一亩地翻一次耙一次就200元,种两季稻,就要翻两次,耙两次,说400元,仅一次机耕费就超出了直补的额度。
插秧收割又雇他,一亩又是200元,她们只干买种子、吸秧苗、追肥、除草、灭虫、脱粒的活儿,还累了够呛。
化肥、农药都是添喜买来后分给她们的,每亩地又花了400元。
种油菜还需要一次犁地,每亩又是200元,施肥,洒药每亩再花200元。
一年下来,机耕费每亩花了800元,化肥农药每亩花了600元。再看收获呢,每亩800斤早秈1000元,1700斤晚稻2200元,油菜600元,总计3800元,加上直补,也不到4000元。
就算收入4000元,收支相抵,才赚2600元,如果租给添喜,每亩地净收2000元的话,她们忙了一年,等了才赚600元,在城里打工,一个月挣的也比这个多呀!
于是,她们纷纷跟老公抱怨,老公们听了她们算的帐,便去找添喜。
添喜一亩地要比她们多挣800元的机耕费,再加上15亩地的代耕费1.2万元,一年收入了3万元,给添雄4800元,还赚2.5万元,卖了5头牛,收入4万元,加上山上的水果收入,保住了他收入7万元的目标。
此时,听各家又要把地包给他,脑袋摇得象拨浪鼓似地说:“如今不酿酒了,我要那么多田做什么?你们看到不赚钱了就给我,良心何在啊?”
叔叔、哥哥、弟弟们都叫他说得脸红了。但是,他们宁可不赚这两千多元钱,也不让自己的女人受这般苦,去做赔本的买卖了,决定弃田而走。
添雄见此情形焦虑万分,马上召开支部大会,和党员们商量对策。支部做出决议,把田地向种田大户手中转移,谁种田,土地直补就给谁,谁弃田,就停止谁的土地承包权。
这一决议通过村委会和村民代表大会向村民们公布后,激起了种田大户的积极性,20亩田地没有任何租金地回到了添喜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