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创办人约翰·哈佛毕业于剑桥大学，所以说我们今天的演讲者，和本校的渊源深厚。除了在哈佛担任教授，我们的特别来宾在经济学领域中，也得过几项殊荣，在此我仅列举两个例子：美国经济学会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以及富布赖特学者称号。他的著作包括《通往均衡的替代路径》《短期定价策略》以及其他许多出版物。同时，他也为《国际评论》期刊执笔撰写专栏。”
“我很荣幸能够代表经济学演讲社，为各位介绍亨利·斯皮尔曼教授。他同意遵照我们平常的形式进行：先是三十分钟的演讲，再接着三十分钟的问答时间。”
结束开场介绍后，学生社团主席让出讲台的位置，坐了下来。
斯皮尔曼演讲的场地，是剑桥大学的达尔文厅。阶梯式的讲堂内挤满了人，没有座位的学生，则站在教室后方，或是坐在两条从讲台向外呈扇形扩张的走道上。沿着最远的那端墙壁，靠墙排列着档案柜，里面存放的学校信件，年代可以上溯至一百年前；烟草形成的薄雾，在天窗射进的光线照射下，高高浮散在椭圆形的天花板上。
从他所占据的有利位置，斯皮尔曼的视角往前延伸，看着前方呈半圆形排列的一排排座位，每一排座椅的后背向后延展，成了下一排学生的桌面；在后墙的档案柜上方，看不到传统的教室时钟，而是一枚相当大的达尔文纪念奖章。突出悬吊于后墙上方的，是一个小包厢，可以容纳将近二十五人的座位，那里同样也坐得满满的。如同斯皮尔曼所预期的，主要由学生组成的听众，一如平常，吵吵闹闹地闲聊着，直到主持人站起来介绍讲者，然后英国人彬彬有礼的气质开始发挥显现，斯皮尔曼起身对着全神贯注的听众致词。
由于主办单位没有在演讲台设置加高的垫脚装置，以至于靠近讲台的部分听众，只能看见斯皮尔曼光秃的头顶。
“早期的几个经济学家试图预测未来：杰文斯预测煤的短缺，将使这种能源在英国的价格攀升至天价；李嘉图预测英国的劳动力分布中，农业人口的比例将会增长；亚当·斯密预测，个别存在的独资企业，将会取代商业组织中的股份有限公司形式。上述经济学家都是思想界的巨人，但是他们都错了。”
“杰文斯没有估算到技术的进步，产生了引进替代能源的重大变革；李嘉图无法预见科学与工程技术在农业上的运用；亚当·斯密没有料想到，金融市场和法律机构最终会向大型企业提供内部控制机制。”
“这几位经济学家，每一位都是最出色的学者，然而每一个人的预测都不正确。”
“我当然不会自认有资格和上述几位学者平起平坐，但是我却对自己的预测很有信心，我相信我的预测和他们不一样，最终会证明是对的。”
“这不是因为我比他们更有学问，也不是因为我能够获得的信息比他们多，甚至也不是因为，从他们的时代到现在，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有了长足的进步。所有这些人的错误，其实是可以原谅的‘非战之罪’，他们没有看到的，其实是没有人能够预见的因素，也就是所有经济体系都会遭遇的，随机的外生冲击（Exogenous Shock），也就是来自外部的冲击力量。”
“无论这些不可预料的因素如何变化，我的预测都将维持准确：某种社会制度的未来绝不会受到科技进步或发展迟缓的影响，不会受到良好的气候或自然灾害左右，也无须担忧战争或和平，或甚至政府领导人是贤是愚。重要的是，一个经济体系的制度，是否能够引导其中的人，走向更具生产力、更能满足自身欲望的道路，用亚当·斯密的话来说，就是‘让人活得更好’。”结束了开场白，斯皮尔曼停顿了一段颇长的时间，低头看着讲桌，仿佛在继续往下述说之前，要先看一下笔记，但是这并不表示，他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开场白所造成的效果。
有时候在演讲当中，身体所感觉到的气氛，会比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更加真实；而此刻，在斯皮尔曼演讲的教室中，便可以明显感受到听众之间的张力正在升高，虽然这种气氛并没有诉诸嘲弄的行为展现，甚至也没有反映在坐立不安或交头接耳的窃窃私语当中，但从许多听众脸上的表情，就可以充分感受到那股紧张气息，他们的表情明明白白在说：“你不是认真的吧？”
清楚意识到听众情绪的斯皮尔曼继续演讲，阐述他的论点。他知道剑桥大学曾经是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活跃的学术据点，今日则是阿吉·陈代瓦可、奥莉维亚·海尔、奈吉尔·哈特等人的根据地；这些都是左派的经济学家，支持全面的政府干预与计划经济。据斯皮尔曼所知，其中有些人根本就是马克思的忠实仰慕者，另一些人则偏好无所不包的社会福利政府。
这些教师对剑桥大学的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并不是什么令人意外的事，年轻人本来就容易受到影响。学生都急着拿这位美国访客的演讲内容，与自己导师的教诲相比较。这种气氛并没有让讲台上谈得起劲的斯皮尔曼感到担忧或畏怯，他热爱与人辩论，在唇枪舌剑中如鱼得水。
“看来我所分配到的三十分钟即将结束，所以且让我在此下个结论。我知道我所提出的看法，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但是事实并不能够经由投票表决验证；残酷无情的历史，将会裁定谁是对的，谁是错的。”
斯皮尔曼停顿片刻，继续补充说明：“在美国，有种流行的说法：‘东西没坏就别急着修’，我想这句话可以推而广之，引申得出：‘已经坏了，有时候也就不用修了’。我把这称为‘蛋头先生定理’[7]，详细的概念请听我解释。”
“问题不在于蛋头先生从墙上摔下来之后无法复原，这根本不是问题所在，问题是在蛋头先生本身的基础结构。从最开始，他就不应该坐在墙上，但他却在墙上来回摆荡，摇摇欲坠。主政者每一次过犹不及的校正，都只是离均衡越来越远，直到蛋头先生掉下来，摔成碎片。就算出动国王所有的马儿，出动国王所有的部下，或是倾尽商业化的公司企业、政府机构或大型基金会的全力，也没办法让蛋头先生复原，让他回到墙上……”
这个时候，斯皮尔曼中断了他的答复，转身背向听众，假装正在把一颗超大型的蛋，放在高墙上，然后再转身面向观众，停了一下。
接着，他以舞台独白的方式，夸张地撮唇发出“砰！”的一声。
奥莉维亚·海尔从座位上站起来：“斯皮尔曼教授，如果我们可以把戏剧表演和童谣先放在一边，我想要请问一个和经济学有关的问题。你的整个命题假设的前提是，资本主义比共产主义更有效率。首先，我想我们必须明确定义何谓效率。一种常见的解释是，效率代表生产力的充分发挥，以最低的合理成本生产制造，商品得以广泛流通，让所有消费者享受。但是在我们现在所享受的体系当中……”当奥莉维亚讲到“享受”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有种微妙的强调，接着又以加上引号似的嘲讽口吻，补充说道：“如果我们现在可以说是在享受的话……”她停顿了一下，接受零星的掌声，然后继续往下说：“……在劳动力与资本两方面，现在都有尚未使用的资源，生产成本高昂，商品流通分配不均，只顾及有钱人的需求。在这个资源极其珍贵的世界里，如此浪费的系统，应该没有什么足以幸存的价值。”
她指向后墙上的达尔文纪念奖章说道：“看到这个，就会想起适者生存的理论；难道经济学所告诉我们的，不是最有效率者生存的概念吗？”
斯皮尔曼猛烈地左右摇着头：“不，不，不，我不接受你对私有化市场经济体系的描述。在私有化的市场体系中，资源会用在消费者最迫切需求的部分，而消费者的喜好并不完全相同。你称之为浪费的，我会说那是多样化所必须付出的成本。只要人有不同的喜好与品味，就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产品，来满足这些需求。”
斯皮尔曼回答的时候，奥莉维亚·海尔始终保持站立的姿势。“真是太有启发意义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富人开跑车，穷人骑自行车，完全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品味。”
“问题不是品味不同，或收入不同，或品味与收入结合之后的结果。”斯皮尔曼回应，“重点是，在市场体系中，收入不是静止的。有收入，也会有损失。我们全都可以举出许多案例，有钱人变成穷人，或是穷人变成有钱人的例子。”
奥莉维亚的手臂向外朝着观众一挥，像是她正对着这群听众演讲示意，而不是在对斯皮尔曼说话。“啊，是的，斯皮尔曼教授所赞扬的，资本主义中崇高的平等，在我小时候读到的一首诗里面，是这样描述的：‘正直的或不正直的人，头上都有雨点落下，但是雨大多落在正直的人头上，因为正直的人的伞，在不正直的人手上。’”听众里面的学生发出表示欣赏的轻笑，奥莉维亚·海尔脸上掠过一抹满足的神情。
奥莉维亚·海尔还想反唇相讥，斯皮尔曼却转身不再看往她的方向，发话表示：“请右边这位男士发问。”这个年青人名叫戴摩·凡尔。
凡尔提出问题的过程中，并没有站起身，而是一直坐在位置上，但是全体听众都可以听到他所说的话：“有个部分我不太了解。根据我所读到有关苏联经济体的数据，统计数字显示他们的国民生产值（National Product）在不久的将来，将会超越美国的国民生产值，我记得是这样没错。我的问题是：这些统计资料，似乎与您今天所提出的分析不一致？”
斯皮尔曼朝凡尔的方向，严肃地点点头：“你刚才所说的完全正确，我一点也不怀疑，你曾经看过这样的统计数据。但是我必须提醒你，统计资料有两种：一种是调查所得来的资料，另外一种是编造出来的资料。在苏联的生产统计数字中，那些编造出来的数据根本不值得参考，你所查到的是无意义的数字。”
等到斯皮尔曼的回答结束，学生社团主席从座位上站起来，身体向前倾，越过演讲台。“各位先生女士，只能够再提一个问题了。我们好像还没点到包厢里的人。梅兹格博士？”
阿诺·梅兹格在伊曼纽尔学院教授法学，他先是伸手拂过额前头发，然后身体向前靠在包厢栏杆上，紧张兮兮地用手指扭着一绺头发。“斯皮尔曼博士，我不是经济学家，但是我认为你的逻辑很有说服力。然而，有件事让我感到困惑，至少在英国，与你持同样看法的人可说是凤毛麟角。”
“不知道阁下的意思，是说我是个怪胎，还是说我物以稀为贵？”斯皮尔曼幽默地表示。
听众的笑声，传到斯皮尔曼耳中如同仙乐。他在演讲前就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一群批判性很高的听众，斯皮尔曼很早以前就学会了，幽默是化解敌意的最佳方式；但是幽默有时也会带来相反的效果，遇到听众彻底的沉默以对，只会使情况更糟。不过他的冒险通常会有回报，预期见到山精鬼怪的听众，发现他其实是个活泼的小精灵。
接着他换上严肃的面容，看着阿诺·梅兹格的方向。“你刚说到知识分子的态度，其实没什么好惊讶的。说到人性，有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人永远会把自己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